一幅乡土中国的“清明上河图”——评《石榴红栀子白》
周文的长篇小说《石榴红栀子白》，苍劲简古，腴润醇厚，以剀切沉郁的问题意识以及圆熟精到的审美经验与叙事个性，在现实主义叙事传统的延长线上，通过实验性书写展开新时代乡土中国的景观再造与历史重访。
对于乡土的怀想与书写，一直是中西文学萦绕不去的文化原型和叙事母题，中国文学尤甚。中国文学的乡土想象谱系，取径多元，未曾或已。既有陶渊明、王维、苏轼等古典文人对于“桃花源”“辋川”“东坡”的审美救赎和自我治愈，也有“彷徨于无地”的启蒙者鲁迅对于“鲁镇”“未庄”的文化批判和自我放逐；既有废名、沈从文一脉对于“桃园”“湘西”的原乡复魅和自我安顿，也有左翼文学以及当代农村题材小说对于“生死场”“山乡巨变”的革命形塑和自我重构；既有路遥对于“陕北高原”的身份疏离和自我逃逸，也有刘亮程对于“一个人的村庄”的诗意栖居和自我皈依。
在写作取向的脉络上，周文宛若“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扎根贴近乡土大地，看取和借镜以上诸多乡土精神资源与叙事范式，构造了独特的乡土叙事空间。一方面，它是自洽性所在，以江左省湖右市德川县吉沣镇禾口村为核心空间，兼及周遭区域；另一方面，它是溢出性的，在“世界中”的新乡土，朝向北京、上海、杭州、厦门等都市远景，投射出地方全球化的时代症候。
周文尊崇素朴的现实主义法则，把乡土世界作为社会学观察的对象，以扎实细腻的美学趣味、汉语经验和叙事技法构筑小说，彰显出鲜明的历史化特征。作者以切近期颐之年的唐士豪家族的“一门三状元，两代五博士”为叙事聚焦对象，描述了百年中国“大历史”景深与地方、家族“小历史”往事之间的耦合互渗的历史情境。从“大历史”层面看，作者以感时忧国、躬身入局的叙事姿态，以凌厉峻拔的叙事声音，对自民国以降的重要历史议题进行了总体性重审。这些温故的议题驳杂多元，穿插着“民国历史”“工农兵学员”“人民公社”“改革开放”“两岸关系”“反腐问题”“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振兴”等陈述。在舒徐有致的叙述节奏中，不时渗入作者叙事化身或分身的老人群体的议论性话语，点染出幽深的历史感与浓郁的时代感。
借着这一老人形象序列的形塑，作者对于德川县吉沣镇乡土历史的处理方式，采取了回溯性的书写策略。作为“一部生动丰富的史书”的唐士豪，隐身于喧嚣的吉沣中学，且有保姆夏维英的服侍，以及小女唐小红夫妇的不时奉亲，他从“阳台”瞥见的世界风景无疑是有限度的，便以独坐、沉思、内省、安静的方式将往昔唤回现在。他对妻子宋甄茵50多年前的离奇死亡事件一直讳莫如深，然而记忆暗流潜藏其下。多次复现的“石榴红栀子白”意象，以内蕴诗意的命名方式造境生情，在色彩互文与语义翻转中，交织着唐士豪与宋甄茵、个体爱情与历史遭际之间的微妙互动关系：一方面，绚然如火的“石榴红”唤起一种不可重返的往昔爱欲世界；而另一方面，坟头凄然绽放的“栀子白”，则透露出惘惘的历史创伤气息。宋家“雕花嵌琉璃拔步大床”，别具历史况味。尽管宋甄茵的父亲宋锦魁“他自己一天也没睡过这张床”，却依稀折射出“宋半城”曾经的煊赫家世。缭绕唇间的白梅酒、高汤雪花丸、爆炒三鲜，随身佩戴的亡妻赠送的瑞士手表，藤条箱里珍藏的亡妻的绿裙子与身体创伤标记，日历上诡谲的家族数字和古诗集句，泛黄的老照片，空无一物的荒岭坟茔，以及博物馆、家谱、祠堂里尘封的档案，绵延相属，纷然杂陈，呈现出宋甄茵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迥异于一般知识分子书斋虚构式的乡土想象，周文丰赡的人生积淀与沉潜的生命感悟，使得其乡土书写负载着书写者在场的肉身经验，或曰在地性维度。循此逻辑，或是对于德川旧城景观的灵韵附魅，或是对于民国私塾教师苏丰的掌故往溯，或是对于禾口村唐氏族谱的命名系统的文化寻根，或是对于散落乡野的生猛野性的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方言声腔、语体语感的回收征用，或是对于基层干部的形象塑造以及基层治理的观察摹写……文本褶皱里的烟火人间，剪影式重塑出温煦乡土中国的“清明上河图”。
经由这种历史化、回溯性、在地性的乡土叙事装置与话语策略，年近古稀的周文复活了那段渐行渐远的雾中风景。在乡土景观与历史景深的交错互动之间，在“栀子白”与“石榴红”的修辞嬉戏之中，似水流年的乡土过往纷然涌溢。这种携带着生动个体生命经验、充盈学养性情的叙事追摹与表意实践，恰是现实主义的精魂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