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当代都市生活中，如何将看似琐碎的日常行为上升为有意义的价值实践？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在《日常生活》一书中，对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做了系统观察和思考，强调微观层面的个体实践对社会变革的基础作用，进而探究日常生活中人道主义实现的可能，以及日常生活本身的意义。马笑泉的长篇小说《日日新》借助阳明心学“知行合一”的思想资源，将传统道德理念注入当代生活场景，探索个体如何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实现精神成长，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渗透和回响，也是对城市化进程中市民文化精神重塑的探索与回应。

《日日新》以城市中一个普通小区“银峰佳苑”为主要叙事空间，在这里城市与乡土的各种观念互相碰撞，勾勒出时代变迁的纵向轴线，家庭琐事及社区各种矛盾冲突，构成城市生活的横向肌理。小说聚焦当代都市社区日常生活，通过对生活琐事的耐心书写，深入探讨了代际伦理、邻里关系、社区治理、两性交往等严肃主题，表现出对“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城市文明与日常审美”的细致观察和理性思考。小说中的日常伦理叙事主要围绕以下几个维度展开，一是赋予日常琐事以伦理意义，使日常生活成为多元化价值实践的场域；二是对都市社区共同体的书写，特别是其中的群体文化与社区治理的文学呈现；三是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所体现的文化张力，包括代际伦理冲突、性别伦理关系及人物主体的更新；四是小说内在的思想哲学根基—阳明心学“知行合一”理念的文学重构，以及赵汀阳所谓“可能生活”的问题延伸。

一、日常生活的伦理叙事转向：从“生活琐事”到“价值实践”

自20世纪末以小说《红蛇男孩》（1999年）登上文坛以来，马笑泉在二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学世界：湘中梅山地域深厚的巫傩文化，小镇狂躁迷惘的“愤怒青年”，体制内的银行和官场，民间的武侠传奇，都市的凡俗人生，共同构成了他小说细密嵌合的文化版图。迄今为止，马笑泉已出版长篇小说《巫地传说》《银行档案》《迷城》《放养年代》《日日新》，短篇小说集《幼兽集》《回身集》，中篇小说集《对河》《愤怒青年》等多部作品。作为一位具有诗人气质的小说家和深受湖湘文化滋养的作家，马笑泉的小说创作有着鲜明的艺术个性和丰富的文化价值，《日日新》是对传统文化与现代社群关系的书写，在伦理叙事层面，马笑泉的思考获得了新的思想支点和文化延长线。

（一）城市发展与日常生活叙事

2025年7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作出一个重大论断：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

在这一背景下，深入探讨大文化视野中的城市文明新形态书写，显然很有必要。一座城市的精神高度，不仅体现在高楼大厦与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更蕴藏于其历史积淀的人文精神、伦理观念与美学追求。无论是“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和而不同”的包容理念，还是“邻里守望”的社区伦理，这些文化基因都能有效中和现代城市发展中的功利、疏离和同质化倾向，使城市文明更具人文关怀与地域特色。一座真正成熟的现代城市，是能让居民在传统中找到归属感、在创新中看见未来感的城市。正如卢桢在《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城市文学》一文中谈到的：“21世纪城市文学凸显出多向跨界的特质，涵盖跨文化、跨文明、跨媒介、跨文本等要素。城市文学的言说方向多聚焦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城市形态、社区生活、人物心灵，既展示冲突和差异，也谋求对话与融合。”“日日新”取自《礼记·大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蕴含着持续自我更新、自强不息的哲理意涵，也暗示作品的价值旨归，即在日常生活中实现道德养成与精神生长。当代文学正在经历一种“日常生活的伦理转向”，越来越多的作家选择以社会结构的日常性和生活世界的复杂性为描写对象，并于人性细微处折射社会伦理与价值追求。《日日新》正是这样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二）日常生活的伦理价值

中国传统哲学强调“道不远人”，“道”就在日常生活之中。文化塑造了一个群体的生活世界，个人的生活世界从属于其所依存的社会语境。世俗社会是本真性的，在后人类社会原有的伦理传统差不多都已断裂，社群自发构建的道德秩序并不具有整体性，很多个体游离其外，很难进行简单的文化诠释和价值评判。那么，日常生活中的善如何得以体现？或者说，能够维护日常生活伦理价值内核的精神资源是什么？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认为是德性，德性使我们能够克服自己所遭遇的伤害、危险、诱惑和涣散，并且在善的追求中支撑我们。这也就给写作者提出了新的问题，即日常生活叙事的伦理价值不是被规训的，而是源自更高的内在的价值认同。

《日日新》中，琐碎平凡的日常生活不再被视作无意义的背景噪声，而是上升为道德实践与价值本身。小说通过日常生活叙事流，折射深层的价值抉择，使读者在认知、思维和观念的分裂中，理解重建伦理认同的难度。它开篇即以周建成母亲梁春花在小区翻垃圾捡废品形成第一个话题焦点，看似微不足道的“生活琐事”却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反应，聂爱红的嫌弃，刘冰的尴尬，周建成的火冒三丈，梁春花的淡定坚持，这一矛盾凸显了代际间、邻里间价值观的差异。小区内接连发生的“违规停车”“遛狗拴绳”“两性交往”等琐碎事件，表面上只是邻里间的小摩擦，实则隐含着对规则意识、公德心与相互尊重的考验。小说将停车纠纷演绎为对公私界限和规则公平的讨论；将宠物拴绳之争延展为对责任意识和邻里体谅的拷问；通过打探2103业主身份这一情节，引发对社会普遍信任与信息透明度的思考。凡此种种，作品有意将日常琐事转化为价值实践，每件小事的处理方式，都体现了普通人的道德立场与人格修养。正如王阳明所强调的“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知”与“行”须统一于具体情境中的抉择和行动。银峰佳苑小区业主在柴米油盐的考验中将内心价值判断付诸行动，在日常选择中实现自我反思和思想提升，这正是“知行合一”的当代实践。

（三）器物层面的文化隐喻

在叙述日常琐事时，《日日新》保持了克制而松弛的姿态，通过超写实的场景和原生态的对话，凸显日常生活的文化伦理纵深。小说开篇捡废品话题之后，客厅竹椅成为新的矛盾焦点，这把来自三百里外老家的竹椅，出自名扬本乡的篾匠师傅之手，因为有了岁月包浆而油润生光（事实上很多独门手艺在时代浪潮中都被淘汰了）。梁春花与竹椅称得上人椅合一，但竹椅与欧式风格的客厅很不协调。小说借物象写文化，一个客厅里，乡土中国，城市中国，西式审美，彼此相斥又奇怪地融为一体。小说还写到小区里的铁艺靠背长椅，给阳阳的原木色小板凳，梁春花手里的大蒲扇，聂爱红的团扇和折扇，这些器物如舞台布景构成一种复合文化语境，其中的价值尺度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确定的。马笑泉试图为我们呈现非均质化的伦理价值纽带。价值转移关联社会责任，重建值得信赖的文化共同体，有助于理解每一个人真实的处境和选择，以及其中蕴含的道德分量。梁春花坚持使用现金，执拗地认为“看得见摸得着，才是钱”。这一生活细节展现了老年人在数字时代的观念滞后，但小说并不嘲讽，而是赋予其正当性——在卖废品所得款项用手机支付时，梁春花反复确认金额，体现出对新事物的不安与谨慎。在突出代际差异的同时，也在追问：科技便利是否有必要完全取代传统生活经验？在新旧观念冲突中，是否仍旧应允许主体选择自由？

小说通过日常场景的文化反思和伦理追问，使读者意识到削平深度的世俗生活也并非思想虚空，相反，其中充满了“为善去恶”的抉择与“慎独”的考验。日常生活由此成为精神修炼的场域，人物在“事上磨炼”的过程中，实现了价值观的锤炼和自我成长。《日日新》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完成了从“生活琐事”到“价值实践”的提升，这种伦理探索不仅丰富了小说的思想内涵，也彰显出现实生活中自我践履道德的可能性，正是在经年累月的细微言行中，个体人格得以塑造，社会的价值底色方能“日日新”。

二、社群与社区治理的文学指向：作为生活共同体的银峰佳苑

后人类社会的大众生活日趋离散化和平面化。如何重新认识“日常生活”的文学价值，发掘平凡人生蕴藏的时代精神密码，通过对日常伦理的捕捉，拓展文学的现实主义深度；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借用，赋予现实主义以新的伦理维度，这种探索为当代文学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写作路径，即从生活细微处入手，开掘公共空间与个体空间相互塑造的深刻命题。麦金太尔、查尔斯·泰勒、桑德尔等人以社群的共同实践和交往活动来说明个人权利的产生和基础，以社群的历史传统来说明自我人格的生成，否定先验的自我人格，“社群主义”强调拥有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和信仰，包含共同理解的意义和价值。《日日新》中呈现的社区共同体具有一定的现实镜鉴意义，即城市基层社会的重建与治理模式，可在文学与现实的互动中得到启迪。

（一）矛盾冲突中的群体成长

《日日新》以银峰佳苑小区为缩影，多维度展示当代都市社区文化和治理图景。小说以一个普通的住宅小区为空间叙事主体，讲述业主、物业、邻里等多元主体在社区事务中的互动博弈。在情节推进中，一系列事件接踵而至：针对违规停车占用他人车位的“枣核”，邻里间的冲突和论辩，反映出大众对社会秩序和权益保障的要求；针对神秘业主2103的身份，邻里间的猜测议论和窥探，反映出对社区安全与信息透明的诉求；围绕养狗不拴绳引发的纠纷，则引来众人各抒己见，争论何为文明养宠的规范。这些琐事在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小说不止于展示事件本身，且深入挖掘事件背后的社区治理逻辑，还原居民自治的过程。从最初矛盾的产生，到矛盾逐步化解，直到成立业主委员会，有人倡议联络，有人持不同意见，有人斡旋调停。在这一过程中，各色人等粉墨登场：有热心直率号召力强的聂爱红，有头脑冷静处变不惊的梁春花，有跃跃欲试的林律师，有场外指导的热心业主，也有冷漠观望的普通住户。通过他们的言行，反映了社区民意生成和公共意识提升的状况，这些事件让住户们逐渐认识到，小区不仅是栖身之所，更是利益与责任的共同体，每个人都有义务参与治理。

（二）社区治理的普遍意义

小说后半部重点讲述业主委员会的成立与运作，这是社区治理迈向成熟的标志。在聂爱红的积极推动下，男主人公周建成被推选为业委会主任，他从开始的举棋不定到最终毅然担起重任，完成了从普通业主到社区领导者的角色转换。这个过程对应“公民意识”自觉，周建成从旁观者变为组织者，学会倾听不同声音，统筹各方利益，在处理纠纷中，逐渐发挥重要作用。银峰佳苑也在发生变化，一个松散冷漠的邻里集合，逐渐转变为守望相助的社区共同体。小说通过周建成组建业委会，召开业主大会，协调物业矛盾等细节，展现出基层民主协商的实践过程，居民们在意见碰撞中学会妥协与合作，开始为共同的居住环境承担责任，使社区形成友善相助的伦理氛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小说中得到生动印证。梁春花对孙辈阳阳无微不至的照顾以及对邻里长者的尊重，感染着周围人；聂爱红虽然爱出风头，但她也多次主动关心周家老小，意欲将梁春花视作“新闺蜜”并融入自己的社交圈。当个人的小爱延展为群体的大爱，社区生活便有了人情温度和道义黏合剂。这种精神滋养，使银峰佳苑从冰冷的钢筋水泥空间变为一个有机的“生活共同体”，提供了当代社区良性秩序建构和人性化管理的有效路径。

（三）以周建成为代表的个体成长

小说对业主与物业之间关系的处理也颇具深意。现实生活中，业主和物业往往是对立关系，银峰佳苑也是如此。物业对停车、养犬的管理不到位引发民怨，小区保安对梁春花摆摊无理驱逐，保安私下收取好处，业主抱团向物业讨说法，周建成打着单位旗号与程经理交涉其态度才变好等情节，真实反映出现实中小区管理的痛点。随着业主委员会的成立，矛盾有了缓冲的平台。周建成作为业委会主任，既代表业主争取合理权益，也主动与物业沟通，体现了中国当代社区治理从他治走向共治的转变，居民不再只是管理对象，而是主动参与规则制定与执行的主体。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周建成不再把社区问题视为与己无关的琐事，而是勇于承担责任、服务众人。通过银峰佳苑的家长里短，小说思考当代城市社区实现和谐治理的可能道路，即在传统人情与现代公民意识的结合下，每个人都成为社区的建设者，从而营造出温馨而有序的公共生活秩序。

三、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中的文化张力

经验断层与技术变革带来新的代际冲突，文化代际差异往往比自然代际差异更为显著。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认为，代际冲突是文化变革的引擎。现代世界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承认各代之间的断裂，承认每一代新人都将经历技术不同的世界。“价值观的代际分化和代际整合是现代社会，特别是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价值观变迁的一种重要变迁形式。”银峰佳苑社区的日常生活图景由众多家庭单元组成，其中，周建成与阮中华这两个家庭是小说的核心，作品通过对婆媳、母子、祖孙等关系的细腻刻画，揭示当代中国家庭内部所蕴含的文化张力，以及个人在其中经历的冲突与成长。

（一）家庭中的代际伦理冲突

祖母辈梁春花来自乡村，保持着勤俭持家的传统观念和生活方式；儿子周建成和儿媳刘冰受过良好教育，在城市有体面的工作和现代生活追求。这种背景差异导致生活细节上的频繁摩擦：梁春花念旧，舍不得丢弃从老家搬来的竹椅和旧物；而媳妇刘冰觉得竹椅有碍美观，多次将其从客厅移到卧室、再从卧室赶到阳台。这“一把竹椅”的去留折射出两代人审美趣味和情感价值的冲突。两代人的分歧还表现在消费观念上，梁春花舍不得花钱买新衣，给她添置的衣物总要“等出门才穿”，平日在小区买菜、捡破烂仍穿旧衣。刘冰对此颇有微词，嫌婆婆不体面。一次梁春花外出给邻居送东西时将家门反锁，导致屋内小孙子阳阳独自在家大哭，刘冰回来后对婆婆大发脾气。小说没有把代际矛盾简单处理为对错之争，而是让角色在冲突中逐渐体谅彼此直至和解。面对妻子的指责，周建成一方面安抚孩子和母亲的情绪，另一方面努力缓和夫妻矛盾。这一细节处理耐人寻味，周建成看似在偏袒妻子，其实是委婉提醒她体恤长辈；而梁春花在经历这次失误后也深感自责。正是这些生活琐事，使家庭成员学会换位思考，最终代际间达成新的平衡。这种代际伦理的动态调整，体现出中国家庭伦理文化的柔韧性和自我修复功能。

（二）家庭及社区关系中的性别伦理

这里的性别伦理，既指家庭内部的夫妻、婆媳权力关系，也指社区交往中不同性别角色的影响力消长。周建成与刘冰这对中年夫妻在小说中被塑造为平等互爱的关系：周建成温和儒雅，尊重妻子；刘冰贤惠通情达理，也支持丈夫的事业和家庭决策。作为当代知识阶层，夫妻间虽偶有矛盾，但总能及时沟通化解。婆媳关系上，性别权力的不对称依然存在。梁春花作为婆婆，天然拥有家庭长辈的权威，但因身处城市生活的新环境，加之文化水平不如儿媳，实际上处于弱势地位。刘冰虽尊重婆婆，但也常因观念差异而不自觉流露不满。在处理婆媳嫌隙时，周建成扮演了“调停者”角色：他体贴妻子的情绪，又暗中维护母亲的尊严，实现了家庭内部微妙的性别与辈分权力平衡。孟清的身份被邻里关注议论，甚至私生活被偷窥，而最集中的攻击来自同性别，这意味着在性别伦理层面，女性面临的多重困境。孟清作为自由作家，在公共话语空间，有能力为自己代言；在日常生活中，有足够的魅力获得男性的强有力保护。与小区物业的对抗，充分体现了她作为公众人物的身份优势和女性的性别优势。

小说塑造了两位性格鲜明的中老年女性，聂爱红精明强势，虽年过五旬仍精力充沛，积极活跃于小区的各类社交和健身活动，俨然社区里的“意见领袖”。她争强好胜，凡事喜欢出头，在邻里圈中追求话语主导地位。这一形象可视为传统观念中“权力婆婆”的都市升级版：在家庭内部有着明确的掌控欲；在社区公共事务上，也不甘居人后，主动推动业委会成立，提名周建成为主任，在许多议题上充当组织者，充分展示了女性在公共领域的参与热情和影响力。相比聂爱红，梁春花质朴宽厚，能包容他人的缺点，又善于在冲突中缓和气氛。在小区拴狗纠纷中，梁春花利用自己在双方家庭（孟家与易家）都说得上话的优势，从中斡旋，平息了冲突。她身上带有朴素的民间智慧：不善雄辩却明白事理，以德服人而非以势压人。两位女性在社区事务中形成有趣的张力和互补。通过二人互动，小说揭示了当代社区生活中女性力量的重要性及其局限：女性往往更关注人情细节并热心公共事务，这赋予她们在社区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但也常因个人好恶使事务偏离轨道。《日日新》以立体的笔触揭示了性别在家庭与社区中的权力流动，既表现了传统性别秩序的延续（如婆媳关系的敏感），又看到了现代社会性别角色的转变（女性在公共领域的积极作为）。

（三）代际与性别张力作用下的主体更新

“日日新”不仅指社会生活的日新月异，也指人物主体不断自我更新、成长的过程。周建成无疑是其中变化最显著的一个。一名普通科级干部、小区里的普通业主，对母亲的乡下作风感到丢脸，对占用车位的邻居伺机报复，对社区公共事务并不关心；随着邻里关系出现各种纷争，加之好友陆宗明的思想影响，周建成开始反思自身角色，责任意识也被唤醒，逐渐从“小家”走向“大家”，精神境界显著提升。梁春花的主体更新体现在她实现了从“乡下人”到“社区人”的蜕变，这个城市社区的边缘人，捡破烂，卖废品，被嫌弃；后来，凭借善良和智慧赢得了邻居的尊重，以直爽公道获得众人称赞；她帮助调停邻里纠纷，被大家视为有威信的长者；用自己的勤俭教育孙子阳阳，连周建成夫妇也开始认可母亲身上闪光的品质。同样，聂爱红也在变化，经历了各种社区风波后，她的锋芒有所收敛，开始反思自己，在与梁春花从明争暗斗到坦诚相待的过程中，学会了欣赏梁春花的温厚质朴。这些角色的成长，使小说最终实现多元文化融合：传统与现代、男性与女性、老一辈与新一代，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寻找到了新的契合点，回应了当代中国社会在急剧变迁中对于“家庭共同体”“社群共同体”的关切，只有在代际互鉴、性别平等的基础上，实现每个主体的自我更新，才能真正构建家庭与社区生活的理想生态。

四、“日日新”之内在哲学：阳明心学与“知行合一”的当代实践

列斐伏尔的“城市社会”理论总结了城市化时代的整体特征和发展趋势，以及这一趋势带来的复杂问题，并提出了整体性批判和总体性反思。城市文明新形态不仅意味着各种景观更新和技术进步，还包含对传统文脉和城市要素的多样化保存，以及不同文明体、城市体的个性生成与多元共存。空间只有被赋予从文化或历史环境中提炼出来的文脉意义时才能成为场所。如果说社区日常生活浮世绘是《日日新》的表层叙事纹理，那么贯穿全篇的思想主线则是其内在的哲学意蕴。小说题旨“日日新”直接引用儒家经典《礼记·大学》，显示其精神内核与中国传统思想的一脉相承。作品以阳明心学为思想核心，通过日常生活实践，实现“知行合一”在当代生活语境下的重新诠释和文学重构。

（一）知易行难与知行合一

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核心在于“知行合一”，强调真正的“知”必须落实在“行”，人的良知需在实践中磨砺。周建成正是“知行合一”的践行者，他在目睹并参与一系列社区事件后，内心产生触动，并时时自省。这一精神历程，与他的大学同学陆宗明关系密切。陆宗明崇尚阳明心学，多次向周建成阐发良知和实践的道理，通过陆宗明这个“智者”形象，阳明心学被巧妙地引入小说，周建成不断以儒家信条对照自身行为，进而产生知行合一的动力。当小区如一盘散沙、矛盾丛生、亟须有人出面解决时，周建成忆起陆宗明谈及“人人皆有良知，事上才能磨炼”的观点，不再袖手旁观，体现了王阳明“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之义。内心良知促使他走向行动，而行动的反馈又强化了他的道德认知，形成了一个知行相长的良性循环。每一次反省和实践，他的精神境界都随之提升。

周建成的“日日新”，集中体现在他同意出任业委会主任后。协调邻里纠纷，走访业主争取支持，与物业公司斗争，拒绝领导要他放弃折腾专注仕途的暗示，表现出难能可贵的静气和定力；“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周建成正是在现实磨砺中不断革除心中的犹疑和私念，不断告别旧我，成就新我。小说结尾具有隐喻意味，清风拂过，周建成深深吸气，只觉身心充实，从未有过的平静满足油然而生。这也正是阳明心学所追求的境界—当一个人心中的道德认知完全化为行动，他便获得了内在的安宁与强大。

（二）论心不论迹与论迹不论心

后疫情时代，现实生活中充满无处不在的压力，太多人的拼命努力不过是为了生存，就像小说中的黄家奶奶。聂爱红摇着扇子健身是因为有退休保障，梁春花捡废品是因为惜物和节俭，而黄家奶奶每天翻垃圾桶则是为了生活。《日日新》带有道德理想主义气息，作者对笔下的主要人物均寄予向善的期望，为现实预留了向上的精神通道。小说没有让陆宗明高谈阔论心学义理，而是在与周建成的对话中，强调其重道不重技的人生追求。通过喝茶、读书和买书，设定了与都市日常生活相对照的带有超越性的精神生活维度。周建成对陆宗明不事生产不顾孝悌，其实颇多腹诽，却又时常在经济上接济这位俨然国学大家的老同学，这就给了我们更多思考，如何重建世俗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的关联。周建成和陆宗明去新华书店时，流连在历史著作、国学典籍、古典文学区域；而不远处，就是孟清的签售和读者见面活动现场，孟清的《不即不离》是当代城市风情，这一场景，构成了多元文化对话场域。周建成付款时，又看了一眼《不即不离》，脚步停顿了一下，终于还是擦了过去。电梯里的目光在书册上逗留，人群中遥遥相视两个人心照不宣，正如那本书名，很多时候，我们与世界，与他人，秉持的都是一种不即不离的人际伦理尺度。

小说提供了一种生活理念，即在日常生活中实现心灵的修炼与超越。阳明心学主张在平凡事务中锻炼心性，日积月累达到道德自觉。《日日新》正是这一理念的文学表达：小区里的一桩桩小事，都是个体修身立德的道场；每一天的平凡日子，汇成了精神境界不断提升的阶梯。作者把传统文化中的人生哲理内置于当代城市社区这一“场域”，古典人文精神与现代公民意识、都市文明与乡土文化、个人自觉与群体互鉴三条线索交汇，共同扎根于传统文化伦理之中，对于当下的城市文脉传承和文明新形态构建，无疑具有启示意义。

五、结语

《日日新》的语言肌理平实细腻而又富有地方韵味，叙述视角多重聚焦与散点透视相结合，叙事结构接近生活流本身的节奏高低起伏、回环停顿错落有致，风格上现实主义底色与温情关怀相融汇。小说以都市社区日常生活为载体，熔铸了自觉的伦理关怀与哲学思考，通过银峰佳苑一隅，映射出现代人在追求美好生活过程中的精神生态和价值选择。在思想上守正出新，将阳明心学等传统文化精粹巧妙融入现实语境，展现了传统道德在当代社会的创造性转化与持续生命力。作品不仅描绘了家庭和社区日常生活众生相，同时思考当代社区生活的文化向度和精神谱系，为转型时期的城市社会注入了内蕴深广的人文关怀。

作者单位：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