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摘 要：中国当代动物叙事深植于远古神话的动物原型母题。以生命共同体理念为价值基点，依托谱系学方法追溯其情感基质与结构原型，聚焦其叙事艺术对人、动物与自然之间伦理关系的审美重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该叙事通过“创伤记忆”的具象呈现、“仪式重构”的叙事策略以及“兽性—人性”互为镜像的隐喻体系，深刻揭示了人类现代性进程中所遭遇的精神困境与生态异化现实，并致力于修复被工具理性割裂的生命关联；其在叙事实践中融汇历史记忆、地域经验与个体生命感知，超越类型化局限，从民族精神史的高度构建了具有本土特质的生态叙事范式。由此确立的“创伤—仪式—镜像”三维阐释模型，不仅为中国生态批评话语的范式创新提供了支撑，也为全球生态文学注入了中国经验与东方智慧。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动物叙事；生态批评；“创伤-仪式-镜像”模型；本土范式

回溯人类文明的起源，“人类镶嵌在万物互动的生活世界中，并不是孑然独立的自足个体。”[1] 人类与动物之间始终相互依存，构成一部不可分割的共生历史，如果未深入理解动物的世界，我们就难以真正把握人类存在的本质，也难以从根本层面去重新思考“人”这一概念。有关动物的议题涉及“道德、政治、法律、历史、社会、文化和环境等诸多层面”[2]，无疑具备了突出的跨学科特质，其影响力辐射到道德哲学、政治伦理、生态批评等多个研究领域。而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提出“动物叙事”这一概念，意在提供一个独特的论域，着重探讨动物题材作品如何通过特定的表述方式，呈现人与动物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并引导我们深入思考那些无法回避的动物伦理议题。作为一种深度介入现实的话语实践，当代动物叙事的根本价值，在于激发我们对既有伦理秩序的反思，这不仅关乎动物，也关乎我们如何理解与重新定义自身，最终指向一种对“何以为人”这一根本问题的更深层次的回答。

动物叙事作为一种重要的叙事类型，其独特叙述魅力在《七叉犄角的公鹿》《狼图腾》《豹子的最后舞蹈》等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些作品以敏锐而细腻的笔触，生动描绘了人类对动物世界的丰富想象，也揭示出“人类、动物与自然”之间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引领我们思索彼此共生的可能。尤其当我们将人与动物的关系置于“共同的历史”[3]维度中加以审视，便更能理解动物叙事溯源研究的重要性。方克强的《现代动物小说的神话原型》首开先河，探讨了动物叙事的文化根脉，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而近期学界的动物叙事研究则更进一步，不再停留于一般性的文化溯源层面，而是深化为一种批判性视角，用以剖析现代文明中人类所面临的精神困境。作为一种独特论域，动物叙事借助“动物表述”引导人类返观自身，重构物种关系的伦理认知，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深化与完善自身的话语体系。动物的伦理问题，终将成为人类伦理自觉的镜子，为人类提供“自我反思与批判的契机”[4]。正如曹文轩所言：“动物小说之所以能够作为小说的一种样式存在，并且越来越牢固地成为不可替代的一支，是因为这种小说能够给予我们特殊的精神价值。”[5]这种精神价值的核心在于映照人类自身的生存境遇，同时展现出跨越文明界限的镜鉴意义。

当代动物叙事的叙事根基深植于神话历史资源之中，其原型可追溯至萨满文化中的变形叙事与图腾崇拜。在这些古老的思想和信仰体系中，动物作为集体无意识的象征载体，承载了人类对自然与自我的最初认知。这种脱胎于远古神话的思维形态，在人类思想的漫长流变中历久弥新，特别是在当代生态批评兴起的背景下，它与现实之的联结也愈发清晰而深刻：既是对人类中心主义展开批判的有力工具，又为重建人与自然之间的精神纽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其母题演变可归纳为两类基本原型范式：其一，作为人性镜像的动物符号，依托集体无意识的象征机制，将人类的生物本能、精神困境与生存焦虑投射为动物意象，在人性与动物性的对话中达成共情与观照；其二，作为自然表征的动物隐喻，聚焦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共生与冲突，动物既是自然伟力与严酷性的化身，也是生态智慧的转喻载体。在生命共同体的视野之下，两类叙事范式重新唤醒了人与自然在远古缔结的精神契约，在文学的诗性想象中勾勒出生态文明的伦理愿景。

一、溯源与转化：神话原型、现代困境与生态伦理的范式生成

在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对自然生态的征服与改造始终如影随形，“扭曲了人的内在自然即人类天性，从而酿下自然界与人类内在精神的双重危机”[6]。如今，人类活动对自然边界的持续突破，已引发了全球气候异常、生物多样性锐减与土地荒漠化等一系列连锁危机，将整个生态系统推向了承受的临界点。然而，现代科技在生态修复方面却常常显得力不从心，这种控制与失控的辩证关系，将人类同时置于施害者与受害者的双重困境之中。正是在此背景下，史怀泽（A. Schweitzer）强调“敬畏生命”，将促进生命可持续发展视为“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理”[7]；利奥波德（A. leopold）的“大地伦理”则呼吁“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8]。它们共同指向一个核心议题：如何在批判现代性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础上，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这一思想脉络，也与生态批评的兴起以及动物叙事的繁荣形成共振，从文化与观念的深处，滋养着现代人生态意识的觉醒。如方敏《大绝唱》[9]中河狸种群与人类之间对生存空间的惨烈争夺、姜戎《狼图腾》[10]中所动情吟唱的一曲草原生态的挽歌，均深刻反思了现代性所带来的后果，并执着探寻着生态失衡的出路。

在人类文明的溯源视野中，原始自然神话所蕴含的独特认知模式，揭示了先民们在面对自然时的复杂心路历程。其中，神话扮演的角色远不只是单纯的故事讲述，更是一种带有精神原动力意义的“激励力量，它赋予仪式以原型意义，又赋予神谕以叙事的原型”[11]。换言之，神话为原始的仪式注入了超越具象的精神内涵，也将神谕熔铸为恢弘的叙事表达。在对生存焦虑的叩问中，先民们将其升华为神圣的故事，不仅实现了精神的超越，也映现出人类主体意识的最初光芒。这一辩证认知衍生出两类原型母题：一是体现天人合一的“图腾崇拜—和解叙事”，二是强调生命自主的“生存抗争—对抗叙事”。“神话有建立习俗、控制行为准则，以及赋予一种制度性以尊严及重要性的规范力量。”[12]由此，这两类叙事母题沉潜为一种深远的观念根基，持久地影响着人类的社会行为与价值判断。

中国当代动物叙事正是在重拾万物共生、天人合一古老智慧的基础之上，融入现代情感认知与伦理关切，通过激活并重组这些古老意象与象征，赋予其当代生态伦理新意，将生态整体观内化为一种新的美学追求，从而完成了一场深刻的精神回溯与灵魂对话。在人类不断追求发展的当代语境中，“打破人与自然之间的人为界限，使人们认识到，两者都是通过实践之箭而构筑起来的单一宇宙的一部分”[13]，已成为动物叙事创作的精神共识。而在具体的书写实践中，荒野往往成为动物叙事写作者们极为偏爱的叙事空间。他们将目光投向大兴安岭原始森林、内蒙古科尔沁草原等与都市文明拉开距离的自然场域，将读者引向一个原始、陌生而又充满生命力的世界，从而带来一种新奇而独特的阅读体验。正因此，自然崇拜的古老记忆才得以留存，而现代文明的隐痛，如人与自然的疏离、精神的异化与心灵的漂泊，也清晰地显现出来。

在“荒野叙事”中，动物形象的塑造无疑是核心的叙事依托，它们与人类形象共同承载的丰富象征意涵，构筑了作品深沉而有力的意义世界。在动物形象的选择上，狼、虎、熊、鹰、豹等处于食物链顶端的猛兽尤为常见，它们的生存状态直接牵动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如在杨志军的《藏獒》[14]中，“冈日森格”的忠诚、勇敢与智慧，正是青藏高原精神的写照，其个体生命的终结象征着传统草原秩序的崩塌；而西结古草原从此“再无獒王”的结局，暗示了生态平衡与道德准则的双重溃败。在郭雪波的《银狐》[15]中，银狐“姹干·乌妮格”的生存抗争，映衬着人类在寻找精神家园过程中的挣扎与希冀。作品在着力展现银狐顽强生命力的同时，也促使我们直面在生态危机面前不可推卸的守护责任。

与此相应，动物叙事中的猎人形象往往承载着深刻的伦理悖论。猎人是人类凭借技术介入自然秩序的代表，他们的追踪、设陷、捕放与救助等一系列行动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其行动本身便折射出人类在与自然互动时所面临的两难处境。无论猎人做出何种抉择，其命运轨迹往往难以用简单的善恶二元来评判，而更多地呈现出道德与生存交织的复杂面貌。以贾平凹的《怀念狼》[16]为例，猎人傅山从猎杀者转向保护者，最终又回归猎杀者的身份循环，揭示出现代性内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激烈交锋，前者指向对自然的征服与索取，后者则关乎敬畏与守护。而陈应松《猎人峰》[17]中的猎人白秀被置于一个更为极端的境地，生态保护的时代诉求与承袭已久的狩猎传统在他身上呈现出一种水火不容的激烈对峙，难以调和的矛盾最终将其引向精神的崩溃。白秀的悲剧，不仅是传统狩猎文明在面对当代保护话语时陷入失语的隐喻，更是对过往人类掠夺行径的无声控诉。

探讨当代动物叙事与原始自然神话之间的内在联系，并重新解读其中动物原型的现代命运与书写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具体而言，其叙事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和解共生叙事，致力于在“循环与共生”中寻找出路，强调生态共生的智慧，多采用环形叙事结构来强化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如《银狐》《黑鱼千岁》《鹿鸣》等；另一类是冲突对抗叙事，在“断裂与悲歌”中敲响生态警钟，多通过悲剧性转折来揭示生态创伤，将物种灭绝事件升华为具有普遍警示意义的当代寓言，如《猎人峰》《最后一只白虎》《豹子最后的舞蹈》等。尽管两者在伦理诉求上有所不同，却存在明显的共通之处：动物与人类同样作为叙事主体，被赋予了细腻的心理活动与合理的行为动机；情节多围绕猎人与动物之间的情感关系展开，其间交织着爱、敬畏、焦灼、悔恨等多种复杂情绪；致力于通过深描地方性生态知识与自然景观，构建真实可感的生态场域；从根本上质疑人类中心主义，倡导一种跨物种平等的伦理观念。尽管路径不同，两类叙事最终共同回应了“人与自然如何共生”这一核心命题，并试图阐释：“只有当‘人’作为人与自然协调共处的主体价值被凸显出来的时候，自然的被保护才真正有所依傍。”[18]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19]即融合两种叙事母题，借萨满教“万物有灵”观与现代文明的对照，完成了对线性历史观的诗意反思。由此可见，通过神话原型的创造性转化，动物叙事不仅重塑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叙事伦理，也在美学与哲学层面开辟了生态书写的新范式，指向一种对自然主体性的确立，以及伦理范式从征服走向共生的根本转型。

中国当代动物叙事在承袭原始自然神话观念的基础上，积极融入现代性理念，通过“和解共生”与“对抗冲突”两种叙事路径的交织，既展现出生态共生智慧，也揭示出生态系统的脆弱性，为当代文学创作与生态思想传播提供了重要的文本范例。然而，此类叙事也有明显局限：因过于聚焦人与自然的关系，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品本应承载的社会意义与历史文化语境，导致人物塑造趋于扁平、寓言表达过于直白，呈现出某种叙事症候。更值得警惕的是，当前创作中正逐渐蔓延一种生态浪漫化倾向，将复杂多元的人兽关系简化为非黑即白的道德寓言，动物形象沦为生态理念的单一表达。这种倾向不仅窄化了生态文学的叙事格局，也可能悬置环境正义的现实问题。如李克威的《中国虎》[20]虽成功唤起了公众对华南虎的关注，却也不免将老虎的形象扁平化为一个生态符号，而其作为猛兽的野性本能与内在生命特质，很大程度上被它所代表的自然保护议题所覆盖。同时，作品未能深入华南虎保护背后盘根错节的社会经济脉络与复杂的利益冲突，对于物种保护与人类发展之间如何求得平衡这一深层矛盾，也未能有效深入。陈应松的《豹》[21]中过度渲染的“兽性崇高”，将豹子塑造为纯粹而孤高的自然象征，在礼赞荒野精神的同时，却疏离了真实的人兽冲突与生态治理的复杂性。而姜戎的《狼图腾》虽以草原狼为载体展现了游牧文明的生态智慧，却因对“狼性”精神的过度理想化推崇，并将其作为解决现代性困境的简单方案，陷入了一种新型的生态简化主义。作品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置于僵化的二元对立结构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批判现代性所应具备的历史辩证深度。

要突破当前困境，需要更加开阔的创作视野，以及能够直抵人心的叙事支点。这就要求创作者以一种真正的“在场”姿态，走进自然深处，去感知大地的呼吸，体察万物生命的律动。在不断汲取神话原型叙事养分的同时，也应引入社会生态学与环境正义的视角，在多物种“混合共同体”[22]框架内，构建一个更具现实质感的叙事空间。通过这样的叙事创新，我们才能更深入地理解人、动物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推动生态文学突破概念化表达的局限，在现实的土壤中生长出更具生命力的语言。动物叙事的使命不止于展现困境，更在于促成一种深刻的理解，为构建人与万物共生的新伦理奠定情感基础。它呼唤一种超越人类独白的多声部叙事，在美学与伦理、想象与现实、在地与全球之间建立动态的关联。通过这样的自觉的叙事探索，生态文学才能超越简单的浪漫化想象与道德说教，在理解人性复杂多面的同时，为生态文明的未来寻找具有实践意义的答案。其最终所定义的，又何止是文学的未来，更是我们的叙事格局，以及我们与万物共生的方式。

二、创伤记忆、仪式重构与共生伦理的叙事实践

当代动物叙事直面现代性所带来的精神创伤，其核心常通过“仪式化”的策略呈现，将现实苦难转化为审美对象，并致力于在道德层面寻求重建的路径。通过构建人与动物互为“镜像”的关系，叙事最终指向一种崭新的共生伦理。要深入理解此类叙事的独特魅力，关键在于理解其由古老动物原型构成的意象体系。这些意象往往承载着集体性的创伤记忆，并在故事推进中演化为两种基本模式：一是以生存竞争为内核的暴力对抗叙事；二是以伦理自觉为指向的共生诗学叙事。在众多动物叙事作品中，人类对动物的情感常常经历一种动态性的变化过程，从最初的激烈对抗逐步走向缓和，乃至最终的共融，甚至常常借由情节高潮部分带有仪式性的“死亡”书写实现伦理意义上的升华。无论是动物的英勇赴死，抑或人与动物的同归于尽，都将叙事中心指向了人类对动物主体性的最终确认。特别是动物在身处绝境之时迸发的生命力——那份最本真的无畏与坚韧，唤起了人类内心深处敬畏与悲悯相交织的情感。这一过程即构成一种叙事上的“仪式化”表征，在礼赞生命韧性的同时也蕴含着对自然灵性的体悟。由此，原本残酷血腥的捕猎行为在审美层面获得了超越意义，个体的仇恨最终让位于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叙事本身也实现了从现实冲突到哲学反思的升华。

“现代世界观强行造成了人与周围自然界、自我与他人、心灵与身体之间的破坏性断裂”[23]。和解叙事正是试图在诗性层面效弥合这一“破坏性断裂”，其叙事动力来自人类与自然之间重建联结，并与自我内心达成和解的情感诉求。而在具体的情节进程安排上，这一叙事模式通常表现为“对抗—顿悟—转化”的渐进式叙述结构。在描绘生存境遇的严酷状况之时，作家们往往以浓墨重彩描绘激烈的对抗细节，其中不乏人与动物的直接冲突（如《大拼搏》[24]中褐马鸡的种群保卫战）、动物世界内部的丛林法则展现（如《野狼出没的山谷》[25]中的狼鹿对峙）、人类群体内部的激烈冲突（如《苦雪》[26]中老扁与海子之争）等，实则都成为对生态危机现实状况最为生动的隐喻，也在叙事层面实现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解构。毫无疑问，和解叙事以极其细腻而越轨的笔触展现完整的抗衡过程，突出其惨烈与悲壮程度，从而营造出一种沉郁顿挫、步履维艰的末世氛围，也为后续人类角色的顿悟与身份转化奠定了重要的叙事基础。

和解叙事中物种间的对抗往往承载着丰富的隐喻意义，多发生于生物链强弱两极的物种之间，既遵循“一物降一物”的自然法则，也维系着生态系统基本的动态平衡。由此这种对抗被赋予了深刻的象征意蕴：弱势物种面对天敌时的无畏抗争，如乌热尔图的《七叉犄角的公鹿》[27]中雄鹿以生命捍卫尊严，成为自然法则的有力诠释。与此同时，人类内部围绕动物保护所产生的冲突与对抗，构成更为复杂的现代性寓言。在关仁山的《苦雪》中，老扁与海子之间的代际冲突具有突出的象征意味。老扁因海狗而失去一条胳膊并就此心怀怨恨，却始终遵守着古老的捕猎道德准则，看重与猎物之间的公平较量。而子辈的海子等人则采用火枪等现代狩猎工具，与猎物之间形成尖锐对立。这场本该属于猎人与猎物之间的对抗，随即转化为“叉与火枪的冲突，或者说是传统生活方式与现代文明的冲突”[28]112。当老扁最终以舍身赴死的方式捍卫猎人尊严时，其行为本身在不自觉间完成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解构，强烈揭批了现代技术文明对生态伦理的侵蚀。

在该类叙事表达中，猎人世家的荣耀传统与面临生态危机的现实焦虑形成鲜明反差，通过展现传统生态智慧与现代文明的冲突，揭示生态危机的深层文化根源，并在对抗之中暗含某种救赎的可能。如《莉莉》[29]中母狮以真挚母爱化解仇恨的情节，实现了对传统复仇叙事的诗意超越，打破了冤冤相报的循环逻辑；而《豹》中猎人老鸹子与宿敌豹王金刚在神农架山林之间的对峙，更将物种间的敌对升华为灵魂镜像的相互映照，最终达成一种生命共情。在表现人与动物激烈冲突的维度上，叶广芩《黑鱼千岁》中儒与巨鱼的生死角逐堪称叙事典范。“人们看到，儒和鱼在水里乘风破浪，融为一体，配合默契”[30]，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较量中，捕猎者与被猎者的角色身份逐渐模糊，取而代之的是两个生命在极限状态下的潜隐精神对话。显然，唯有通过肉体的毁灭，才能抵达灵魂的共振。黑鱼所展现出的“超常的抗争意识和坚毅的行动意志”，不仅强化了作品的悲剧美学效度，也将自然界的原始野性升华为一种酒神式的狂欢，使捕猎行为从生存竞争转化为参与者寻求自我超越与存在确证的精神仪式。

“对抗—顿悟—转化”这一叙事脉络，往往在冲突爆发的极致之处催生出顿悟式的“灵光时刻”，推动伦理意识的发生与嬗变。如《清水里的刀子》[31]中，老牛在凝视死亡之刀后于斋月里绝食而终，既是对生命规律的坦然接纳，也是对人类文明的无声诘问；《最后一名猎手和最后一头公熊》[32]中老库尔被公熊断腿后仍不弃尊严的姿态所震撼，实现了从捕猎者都守护者的身份蜕变。作家们精心设置的“不期而遇”，如《野狼出没的山谷》中贝蒂与猎人的命运交错，《苦雪》中老扁与白海狗的生死叠影，实则是一种必然的伦理召唤，迫使人类在他者面前重新确认自我的位置。在故事的过渡阶段，叙事重心已悄然转向对生命本真价值的重新发现。《银狐》中，，白尔泰发现《孛音·毕其格》真迹的情节，无疑是游牧文明生态智慧在现代语境中的一次转译。当人类主人公开始理解动物行为背后的生存逻辑，物种间的对抗便升华为对共同存在意义的探寻。这一转化并非追求简单的表面和谐，而是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建立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如《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鄂温克人守护驯鹿迁徙的习俗，不仅体现出对生态规律的尊重，也包含着对文明自身局限的清醒反思。“对抗—顿悟—转化”结构，其深层叙事逻辑在于揭示现代性危机的本质——生命之间有机关联的断裂，不仅呈现出生态危机的具体现实，更深刻挖掘其背后的文化根源，试图重建价值与伦理共识，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动态平衡。

和解母题的叙事旨归，始终指向人与动物关系的真正和解，赋予“生命共同体”理念以真切的情感依托。这一主题多在作品的尾声部分集中呈现，构成情感升华与思想凝聚的高潮。人类主人公的情感态度在特定情境下发生根本性转变，最终走向几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结局：人类的自我献身，如《豹》中老鸹子的死；人类与动物两败俱伤，如《怀念狼》中傅山与狼的结局；人与动物和谐共生，如《莉莉》中母狮与猎人的情感交融；动物之死，如《野狼出没的山谷》中贝蒂之死。其中，人类为动物献身的结局尤具有思想深度，如《苦雪》中老扁的飞身挡枪，与“瘦小的白海狗”意象重合，模糊了物种边界，成为生命共同体的诗意象征。在这些死亡结局的书写中，救赎的灵光始终闪烁，暴力被转化为对他者的理解与宽慰，当杀戮者彻底转变为守护者的那一刻，狩猎文明实则完成了向生态文明的范式转换。

而“祖训—破戒—救赎”这一叙事架构在和解叙事中的反复运用，也精准映照出人类在文明转型中的精神历程，成为生态危机背景下进行现代性批判与生态伦理建构的双重载体。该架构常以传统猎人的伦理困境作为叙事切入点，揭示工具理性对生态智慧的侵蚀。如《苦雪》中恪守祖训的老扁，《最后一名猎手和最后一头公熊》中捍卫尊严的老库尔，他们在现代暴力装置面前所坚守的传统准则非但没有失效，反而焕发出深沉的道德力量，不自觉地成为生态伦理的先行者。他们的困惑、挣扎与焦灼，真切映射出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历程的集体精神阵痛。随着叙事焦点从人类延伸至动物（如《莉莉》中的母狮），以及猎人角色逐渐蜕变为动物的守护者（如《猎原》[33]中的孟八爷），动物自然不再是被凝视的客体，而成为与人类平等的生命伙伴。这种文学想象与“诗意栖居”的理念深相契合，构建出一个万物互联的生态愿景。在这个意义上，“祖训—破戒—救赎”不只是一种叙事模式，更是一种对现代性文明的深刻伦理反思与价值重估。

在生态危机的时代语境下，“和解叙事”通过对创伤记忆的仪式化书写，试图弥合人与自然之间的断裂，并在后人类的视野中重建一种新的伦理秩序。该叙事模式旨在打破人类中心主义的桎梏，以富有张力的诗性语言“寻找人类与自然重归于好的和谐世界的新途径，探索人与自然发展的互惠型的人类自然新伦理。”[34]136在此过程中，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对立逐渐消融，取而代之的是不同生命形态在永恒循环中的相遇、对话与共生。双方不再是彼此隔绝的他者，而是共同栖居于大地之上的友伴。那些在山野与丛林之间徐徐铺陈的故事，正是生态伦理在文学世界中最为生动的展现。可以说，这不仅是文学叙事上的革新，更标志着人类对自身在自然中位置的重新确认，一种文明范式的内在转型与价值重塑。

三、生存博弈、生态正义与物种关系的隐喻重构

与致力于和解与弥合的“修复型”生态叙事不同，当代动物书写中还涌现出一类更具批判意识的叙事形态。它们不再试图寻求和解，而是以冷峻之姿直面现代性所造成的生态创伤，通过构建一种具有审判意味的“反仪式”框架，迫使我们去正视文明的异化状态。在这一叙事谱系中，“动物作为自然象征”母题闪烁着独特的诗学光芒，承载了人类对自然既敬畏又恐惧的复杂情感。然而，这种恐惧并未导致退避，反而激发了人类对自然神秘属性的探求与自我的反省——那些曾施加于自然的暴力，终将以某种方式回击文明自身。因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位置，才能更好地看清楚未来的方向。我们并不是唯一的道德生物”[35]。如《怀念狼》中在人与狼的身份互换中，叩问存在的本质；《巨兽》[36]以不可抗拒的自然之力，映照出狩猎文明的脆弱；《大绝唱》沉痛地展现出生态失衡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红毛》[37]则书写了动物在人类中心主义挤压下的悲情命运……它们共同指向一个严峻现实，并发起庄严的道德拷问：当人类自诩为万物灵长之时，是否早已沦为自然谱系中最暴戾的存在？

中国当代动物叙事中的“冲突”母题，往往以悲戚的笔调描绘孤独猎人与濒危物种在末日图景中的对峙。这类作品普遍抽离具体历史背景，将人兽冲突置于刻意营造的生态废墟之上，以强化寓言与象征色彩。其叙事核心多聚焦于狩猎关系的动态演变，并借助一系列充满张力的冲突场景，呈现生态视阈下人与自然对抗的原型模式。这些坚守最后家园的野生动物，已超越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个体，升华为生态正义的具象符号，成为抵御人类狩猎暴力、审判现代性文明的镜像力量。以周立武的《巨兽》为例，小说通过三代猎人的命运变迁，构建了一部生态崩溃的隐喻史诗。祖父辈所见的丰饶山林，到父辈时已退化为猎物绝迹的荒芜之地，而那只始终未曾现身的“绝对他者”——巨兽，如同游荡于叙事裂隙之间的幽灵性存在，既喻示自然报复的末世图景，也完成了对传统狩猎文明的深刻解构。

在这种生态寓言的表达中，冲突叙事常被置于时空模糊、近乎超现实的生存境遇中。阿来的《红狐》[38]中，村长芒加宣读保护法令在村民的嗤笑中沦为苍白的背景声音。当生存空间被剧烈压缩，猎物日益稀少，猎人逐渐滑向社会的边缘，成为凝聚着英雄余晖与时代悲剧的悖论式形象。作品既流露出对边缘群体的深切同情，也包含了对暴力逻辑的批判，这种道德上的两难，正是生态危机在人性层面的深刻投射。然而作家并未止步于悲情描写，而是进一步引入猎人宿敌的强烈反击。“现代人甚至大言不惭地说要与大自然搏斗，却忘记如果他们战胜自然，转眼即已处在败方。”[39]无论冲突结果如何，被卷入现代性洪流并成为其牺牲品的猎人，实则都陷入了无路可走的败局。由此构筑的悲壮与反讽并存的叙事结构，明显增强了文本的戏剧张力。

与此相应，此类叙事中的动物反抗并非简单的物种间对抗，而是生态创伤持续累积后的一种必然爆发。动物从被动客体转变为主动的审判者，无论是突如其来的偷袭、公然的挑衅，抑或被赋予超自然力量的复仇，它们的行动皆超越了生物对抗的层面，投射出一面清晰的审判之镜。人类在此镜像中所见的不再是他者，而是自身施加给自然的暴力，是文明进程中难以愈合的创伤根源。例如:《红狐》中幸存的红狐化作梦魇侵入猎人梦境；《猎人峰》中被“红丧月”禁忌笼罩的野猪打破昼伏夜出、避人而居的习性，一反常态夜袭人居；《红毛》中红毛母子决绝的复仇行动……这些叙事共同揭示了动物复仇意识的觉醒与人兽之间难以弥合的对立。“人与自然的冲突导致原始自然的美逐渐从人类视野中消失。不仅如此，还给人们带来了严重的精神危机。”[40]此类冲突犹如无底深渊，常需借助极端方式暂时平息，而幸存者亦将长久承受难以解脱的精神重负。

当动物以主动之姿重新闯入猎人的世界，这些猎人早已褪去往日辉煌，常被疾病、创伤与衰老笼罩，生命之火微弱摇曳。他们或身体残缺，或精神困顿，生存意志日渐消磨。面对困境，有人选择以死解脱，作最后一搏；有人重拾猎枪，试图唤回往日尊严；还有人将未竟之愿寄托于后代。然而无论如何选择，他们都难以逃脱宿命般的悲剧结局，命运之轮在无尽的苍凉与无力回天中缓缓碾过。《豹子的最后舞蹈》中孤独的豹子“斧头”所面对的，正是风采不再的老猎人老关。他已至暮年，身形枯槁，精神萎靡，空有猎人之名，实则早已徘徊于生死边缘。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老关未能如愿安度晚年，反遭虱蚤缠身，身体与精神双双崩塌。在夜夜的幻觉中，他将枕边掐死的老鼠错认为逃脱的大猫，更在恍惚间用斧头剁掉了自己的手。正如“斧头”的感慨：“山林似乎本来如此，世道就是这样，没有罪恶和正义，没有仇恨和复仇。不可一世的猛士如此草草收场，一痕不留。”[41]这句话不仅道出了生命在自然法则前的渺小与无常，更深刻解构了人类始终保有的道德与意义体系。

与“和解”母题所倡导的共生愿景不同，这类对抗叙事剥离了情感缓冲的地带，双方立场坚定，信念决绝，都以消灭对方为目标，呈现出不可调和的决然姿态。人类中心主义显露出狰狞底色，其相关叙述也因此弥漫着极端残酷与血腥的气息。《怀念狼》中的猎杀场景以其暴力美学震撼读者：人类主人公以锋利的刀刃猛然挥向狼的前肢，迫使其跪地，随后用棍棒如雨点般击打其头部，直至其目不能视、面容扭曲。舅舅更是对着狼背一锤重击，致使狼在剧痛中哀号倒地，抽搐挣扎。这一虐杀细节令人不寒而栗，也无情地揭开了文明面具下的野蛮本质。《老虎大福》则构建了一种极具叙事张力的对抗诗学。在人类无端侵扰之下，老虎大福慌乱中瞥见岩石后的持枪众人，愤怒顷刻压倒了恐惧，它毫不迟疑地向巨石猛扑而去。作家以慢镜头般的语言延缓了这一注定走向悲剧的冲锋过程，最终，老虎大福的死亡场景被赋予了一种仪式化的沉重：“大福失去控制，发出最后一声长啸，哗地向着沟底滑去。凄厉痛苦的吼声震撼着猎杀者的心灵，石头后的人许久都没有动弹，他们显得十分无力，没有胜利者的喜悦，更没有复仇的快感，他们的头脑是一片空白。”[42]这一描写强化了悲剧的震撼力，也揭示出所谓“胜利”的虚妄。

此类极端对抗场景的叙事功能，在于构建一种直指核心的“反仪式化”表达。它无意于和解叙事式的升华与修复，而是旨在暴露创伤、审判人类中心主义。通过极具冲击力的叙事预演，它将生态崩溃的结局与对抗的残酷代价一并呈现，迫使读者无可回避地直面这一切。在此过程中，这类叙事所承担的伦理使命也愈发清晰：它们以文学的方式保存了自然的创伤记忆，并在暴力留下的创痕之上催生出新的生态伦理。当然，并非所有作家都选择直接呈现冲突细节，也有部分作品通过角色身份的转换，以更加含蓄克制的方式展现这种深层的紧张关系。这类转换往往依赖那些与主要角色情感关联紧密或具有特殊社会身份的人物，如亲人、伙伴或族群领袖等。如袁玮冰的《红毛》中通过红毛与母亲目睹父亲被人类杀害的动物视角，隐晦地揭示了对抗背后的残酷性。在这里，动物不再是沉默的被动客体，而是成为具有伦理意识的生命主体。

对激烈矛盾冲突的细致刻画，成为此类动物叙事情节构建的核心。从个体的殊死搏斗到群体的坚定对峙，作品徐徐展开人与动物复杂多维的关系网络，揭示现实的严峻及冲突的不可调和性，同时借助对方言风土与民间传统的刻画，为故事注入了浓郁的在地气息。其叙事重心始终落在对人类与自然、人性与兽性、欲望与惩戒之间交织张力的展现上，以此叩问人类共通的情感困境与伦理迷思。正如阿尔·戈尔（A. Gore）所言：“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估量一下自己和自然世界的关系，从性情的最深处刷新与自然世界的联系。”[43]这类叙事试图建立一种超越物种界限的人文视野，寻求人与动物、自然、精神世界乃至生命本质和谐共生的可能。然而，潜隐于文本深处的探索往往伴随着不安、困惑与焦虑，这些情绪共同交织出一种复杂的创伤图景和内在张力，构成了叙事的情感基底。

因此，在中国当代动物叙事的情节讲述中，人与动物的每一次相遇，无论和解或冲突，都转化为一个情感与思想激烈碰撞的伦理现场，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悖论的复合体空间。这些故事的叙事脉络始终与其中所蕴含的伦理情感诉求紧密相连，也因此表现出深刻的反思精神乃至强烈的反讽意味。其中，对抗叙事凭借其悲怆的美学风格与尖锐的哲学批判，构筑了生态书写中一种深远的叙事范式，将叙事本身升华为一场反思仪式，最终指向了整个文明的深层悖论，以及那缕依稀可见的救赎微光。徘徊于狩猎文明的挽歌与超现实复仇的寓言之间，作家们不仅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困局进行了冷峻审视，也流露出重建生态伦理的深切意愿，尽管这条前路依然布满荆棘

四、结束语：走向生态批评的中国路径

早在1978年，威廉·鲁克尔特（W. Rueckert）便在《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验》中呼吁构建一个生态诗学体系。在这一理念所推动的批评实践中，文学领域对非人类生命的关注与日俱增，动物叙事也由此逐渐从文学版图的边缘走向中心，为我们审视现代性的伦理困境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独特视角。正是通过将人与动物的情感联结深植于叙事伦理之中，作家们得以对创伤记忆进行仪式化的重构，以此在文本世界中建立起一种牢固的跨物种情感共同体。在这一探索过程中，以“创伤记忆－仪式重构－镜像隐喻”为核心框架的认知体系在中国作家的笔下日渐清晰，标志着一种内含东方智慧的生态批评路径已初步成形。通过这一范式的创立，中国文论的主体性得以在全球文明对话中确立，其价值正在于自觉“为绿色思潮的全球化提供更新、更多和更有启示性的精神资源”[44]54。

中国生态批评的理论活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它对本土叙事资源的发掘与转化。这一特质在诸多作品中得到生动体现：《母狼衔来的月光》［45］中通过人狼之间的情感互动，实现了庄子“物化”哲学在现代语境下的转换；《最后一只白虎》［46］依托道家“万物齐一”思想将祭祀升华为一种叙事仪式，传递出传统生态智慧的当代价值；而《生死疲劳》［47］中的轮回叙事，更是把地方性知识提升为对生命共同体普遍命运的追问②。这些创作实践从三个关键维度推动了理论的深化：借创伤叙事直面人类中心主义的认知局限；以仪式重构激活传统生态智慧；通过镜像隐喻重塑对生态主体的深层理解。在此意义上，中国生态批评的话语建构，急需在跨物种叙事的伦理反思中，整合神话思维与本土经验，发展出更具原创性的理论表达。

中国当代文学始终密切关注人类的精神视域，而动物叙事这一日益凸显的写作类型，正为探讨这一永恒命题开辟出独特的表达空间。它将动物确立为叙事主体，从而打破了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话语体系，尤其在反思现代性危机时，通过动物叙事构建出一种跨越物种的“生存困境共同体”。无论是草原上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还是城市里被异化的伴侣宠物，它们的命运无一不成为体现文明温度的真实写照。通过个体与时代、历史的对话，这类叙事探索着精神救赎与和谐共生的可能，不仅回应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48］这一具有时代高度的命题，也为全球生态文学贡献了具有中国特质的方法论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