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1世纪已过去四分之一，对文学进行历史化研究势在必行。据张清华观察，由于当前研究过度沉湎于1980年代的“黄金时期”，导致学界对1990年代的文学缺乏相应重视（1）。沉湎1980年代是对改革开放这一伟大政治举措的歌颂，也与“短20世纪”（2）的历史分期呼应。“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正如我们从19世纪中发掘国家现代转型的资源一样，21世纪的精神理应从20世纪末延展开来。无论是国际局势还是国内的社会发展，21世纪的中国都焕然一新。具体到文学，20世纪是小说占主导地位的世纪，“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3），加上文学史本身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主体性的产物，所以小说自然占据文学史的中央。在革命的世纪，小说的动员功能被极大地发掘，甚至被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阐释为“民族国家寓言”，但传记、口述史、回忆录、日记、书信、演讲集等受到出版市场青睐、广受普通读者喜爱的纪实文体，却很难编织进整体性的文学史中。网络带来传播的根本性变化，推动文学生产的深度发展，传记这个古老的文类亦有新变。事实上，大规模的城市传记、救亡故事的再讲述、新大众的广阔生活经验都融入了文学历史化的进程中。

一

城市传记与地方性知识

我国自古有著史、实录的传统，国史、方志和家谱共同参与建构“修、齐、治、平”的文化理想和社会秩序。梁启超曾说：“最古之史，实为方志。”（4）从《周礼》提及“掌道方志，以诏观事”，至清代乾嘉年间地方修志风气达到鼎盛。方志以地缘关系为内核，相较改朝换代史，方志呈现乡愿，记录乡音、乡情，在地方的历史沿革中勾连山川、风俗、民情，凝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地方认同。事实上，无论是鲁迅的百草园、沈从文的边城、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等被建构出来的文学故乡，还是贾平凹、陈忠实、阿来等当代作家在写作长篇前大量翻阅甚至抄写地方志的实践，都证明“恋地情结”其来有自。

鸦片战争后，现代化进程打破了建立在血缘、地缘基础上的乡土中国的稳定性。改革开放带来新一轮加速度的城市化，人口大规模脱嵌，互联网以信息的即时传播将世界连接成地球村，地方性知识在不断流动、交换和融合中重组。有意识地组织城市传记的写作和出版既是对方志传统的延续，也是在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中对地方性知识的激活和更新，古为今用，突出城市历史文化的延续性、生长性，建构现代城市文化共同体。

在全球化浪潮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规划下，2017年中国外文局支持开展“丝路百城传”（5）丛书计划，号召作家为城市作传，描绘城市的前世今生及现代形象。巴赫金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创作想象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便是确定一个完全具体的地方，不过，这不是贯穿了观察者情绪的一种抽象的景观，绝对不是。这是人类历史的一隅，是浓缩在空间中的历史时间。”（6）城市传记在方志传统之上进行叙事创新，打破传统史书体例，让作家更自由地从当下出发，逆流而上寻觅城市独特的文化气质，并用跨文化视角为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丰富的历史内涵。

在《北京传》（2020）之前，邱华栋在《正午的供词》等大量以北京为背景的小说中，呈现了作家对北京文化的基本看法。《北京传》根据“厚今薄古”的构想，从北京第一高楼——“中国尊”的瞭望开始，从天际线将目光拉回，投向历史深处。罗兰·巴特对埃菲尔铁塔的分析显示了城市地标的现代性特质。同样，“中国尊”的色彩、造型和高度成为北京城的现代地标，这也成就了《北京传》的写作高度，以“周武王十一年”分封蓟国的年份，立下“北京建城三千年”的历史纵深，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编织历史。颇具新意的是主、副章的结构设置，主章依据史书典籍对北京城的历史进行系统梳理；副章则注重今古对话，将北京浓缩于具有代表性的人、地、事、景中，激活城市的生命感。叙述上也注重打破史实考究的沉闷论调，用诙谐的话语来还原史料细节。邱华栋把“我”融在《北京传》中，用多年的见闻感受集结城市印象，舍弃故都肃穆庄严的气质，转而把它打造成正直昂扬、风华正茂的青年，也映射了当年来京闯荡的自己。北京还有很多“我们”和“他们”组成的多声部，萧太后、郭守敬、马可·波罗、老舍等人的声音都进入北京的历史叙述。邱华栋在行走中聚合北京的历史，潭柘寺、恭王府、东交民巷等地也在今人的步履中通过风声树影，一砖一瓦低诉岁月，形成历史和现实的对话。

叶辛的《上海传》（2018）突出“叶辛眼中的上海”，作家并未严格遵循时间顺序讲述历史变革，而是以改革开放为节点，着重追忆自己1986年至2018年见证的上海巨变。作家结合自己的知青身份和下放经历，谈及几十年间上海的收入变化、稿酬制度的变化、知青往事等，分别以“上海滩”“上海梦”“上海风”“上海潮”为标题，使每个章节由一个核心意象辐射开去。上海“摩登”尽在其中，而“摩登”恰是来自西方的刺激，抓住“摩登”也就抓住了上海的灵魂。

叶兆言数十年笔耕不辍，一手纪实，一手虚构，文具史笔，史具文心，是南京最合适的代言人。从早期的“夜泊秦淮”系列到关于南京的著述，叶兆言与南京相得益彰，对南京的历史如数家珍。《南京传》（2019）借鉴年鉴学派的“长时段”史观，结合人文地理、风土民情阐释古都南京的前世今生，时间跨度从公元211年孙权迁治秣陵一直延续到1949年。作者的取材始终紧扣六朝古都这一特质，把南京比拟成历史的“旧人”，“王气”和“文气”并存。“王气”紧扣历史波澜壮阔的一面，从秣陵到南京，城的成长建立在统治者的伟业或哀歌之上，改朝换代中的血雨腥风最终都会化为支撑城屹立不倒的功勋。叶兆言要在历史长河中洗涤岁月的粗粝，再呈现南京城历尽铅华的魅力，在“王气”的兴衰沉浮中体现出英雄造时势的特点。至于“文气”，诗仙李白的频频光顾和咏叹使得南京光芒万丈，李煜、辛弃疾等文人的诗酒豪情将“金陵怀古”变成一个不朽的文学母题。结合王旭烽的《杭州传》（2023），就能理解当今江南长足的发展动力源自其深远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底蕴。

叶曙明的《广州传》（上、下）（2020）抓住千年商都的“商”字铺陈开来，以史料的丰富性和趣味性见长。广州处在五岭和南海之间，乘风破浪，向海而生。珠江以命名佐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珠宝往来。早至8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水处行舟的古越人，一直在南海之滨，过着狩猎捕鱼的生活”（7）。南越时期赵佗的江山不入汉皇的正眼，而远洋的航船已经扬帆。历朝历代因其远离京师，一度视其为蛮夷、流放之地。殊不知自唐代起，此地蕃商云集，蕃坊蕃市开展得热火朝天。正是这些不被主流历史看重的经历，孕育了广州特有的闲散性情。鸦片战争以后，作为“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广州在贸易往来间见证了国家现代化的巨变。叶曙明从繁荣的商业贸易中看出了广州的烟火气，大量外来移民使其热闹非凡、长盛不衰。《广州传》奠基在前，《深圳传》《澳门传》相继面世，共同谱写出大湾区的成长史，侧面反映民族国家现代转型的艰难历程。

新时代城市传记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地方，进而认识现代中国，在凸显横向的全球交往的同时，呈现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延续性和创新性。以现代眼光勘探根深叶茂的地方文化，在全球化的历史脉络中激活地方性知识，探索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城市书写被推向新的高度。城市传记集合地理性、历史性、人文性的综合因素，挖掘城市深厚、持久的传统力量，在功能上指向更深层次的精神文明建设，也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在凝聚城市认同感的终极目标下，“将个人记忆内置于集体记忆的框架，或通过个人经历来串联时代演进，或借镜个人视域来解说城市历史，虽并不能完整地反映出城市历史的全貌，却往往能准确地诠释出城市精神并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8）。这启发了当代人从跨文化视野发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推动城市“走出去”，建构世界视野下的城市形象。为城市作传，是为了纵向深掘地方的历史脉络，横向建立地方与国家、世界的广阔联系，让根深叶茂的优秀传统文化重获生机。

二

知识分子晚年回忆录中的创伤记忆

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民族国家深受摧残。这段深重的国耻深深地嵌入民族的集体记忆之中，成为文学创作不断回应的重大历史题材。当时即有端木蕻良、萧红、萧军等东北流亡作家以笔为旗，书写“怒吼文学”与“怀乡文学”（9）。保罗·利科认为，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是所有在身心上留下创伤印记的事件的典型：它们申明，它们存在过，并且以此名义，它们要求被述说，被讲述，被理解”（10）。在和平年代，作为一种创伤记忆，抗战记忆融入漫长的黍离之悲的文学传统中，不断地被后世书写，知识分子以重大历史题材书写承担镌刻民族记忆的责任。1990年代持续兴起的“传记热”中，历史创伤被融入个人和家庭记忆中加以表达，如王鼎钧的“回忆录四部曲”、齐邦媛的《巨流河》、杨苡的《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何兆武的《上学记》、许渊冲的“西南联大”系列等作品，是战争亲历者在和平时期对民族创伤记忆的回应。由于“人的‘当前’中包含着从‘过去’拔萃出来的投影，时间的选择累积……每个人的‘当前’，不但包括他个人‘过去’的投影，而且还是整个民族的‘过去’的投影”（11），国史、方志、家谱及传记（类传记）都是在将单数的“我”与复数的“我们”，将转瞬即逝的当前与无穷无尽的历史长河勾连起来。

王鼎钧的回忆录以战史记录为参照，以细腻的笔触描绘普通人与大历史的内在关联。随着战争不断迫近，老百姓渐渐从迷梦中惊醒，只有当家园被毁和身体受伤时，感官的痛觉才被激发出来。日军轰炸兰陵时，渺小的生命被迫纳入宏大历史的无力感和侥幸感，在王鼎钧笔下展现得淋漓尽致。战史中应该出现的面对侵略奋起反击的英勇事迹和现实中崩盘四散的溃乱形成强烈反差。王鼎钧着重描述了家乡父老在战争中慌乱外逃的场景，在疑惑惊慌中他们想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走，而路途的艰险又迫使他们不断把东西丢掉。逃难的心态则经历从懵懂、惊恐、绝望到奋起抗争的发展过程。作家也细致地书写了身体之痛，包括逃难途中小脚女性的行走之痛、流亡学生患上“抗战病”的疥疮之痛，以及人们吃掺杂着各种杂物的“抗战八宝饭”患上盲肠炎或胃溃疡的感受。

战争创伤也深植于流亡学生的成长记忆，埋伏在潜意识中不断呼唤他们提笔。九一八事变后，齐邦媛跟随父母一路从东北南下，抗战期间又随军转移，一路上见证了许多学生和东北同胞流亡的故事。出于“生者不言，死者默默”（12）的情感，齐邦媛将这些记忆汇集在《巨流河》中，写出中国人在国破家亡的痛中迸发出的抵抗力量。她写到东北流亡学子一路高唱《松花江上》，挥别故土南下的歌哭，也写到家破人亡的孤儿张大飞投入空战，与敌机搏斗，以身殉国的壮烈。那未及表达的爱和永久的遗憾，留在一包庄严的按时序排列的信中。齐邦媛也经历了南开合唱团在轰炸后的废墟上进行“千人大合唱”的震撼，朱光潜在炮火中带领大家背诗的浪漫，张伯苓四处演讲以唤醒大家“国不亡，有我！”的志气。齐邦媛以自身成长经历为线索，郑重书写家国历史，这是对父辈的敬畏，对亡者的纪念，也让时代的洪流与小我的生命原点结合，留下一代人家国同构的珍贵记忆。

20世纪的知识分子将感时忧国的情怀内化在作品里，又于生活中前赴后继，传递希望的火苗。杨苡、何兆武、许渊冲等西南联大学生用回忆重述战争年代的精神成长之路，承接夯筑20世纪民族精神脊梁的任务。他们的回忆录表现出与战争苦难形成反差的昂扬心态，何兆武借此解释一代人的幸福观——坚信个人的前途和社会的前景都是光明的（13）。杨苡的《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提到精神先驱对青年的影响，如巴金创造的觉醒者“觉慧”鼓励一代青年走出彷徨，投笔从戎。与巴金情深意笃的杨苡在一片苦闷中写信向他求援，表达自己想当“觉慧”的愿望。巴金亦热情地给她回复，劝她在学习中寻找自己的道路。杨苡在就读西南联大后将热情投注笔端，写下《破碎的铁鸟》《纪念“九一八”》等篇章，向抗战刊物《战歌》投稿，以文明志。西南联大的朱自清、吴宓、闻一多、沈从文等人，在艰难环境中做学问、谈理想，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战争中的莘莘学子。许渊冲以自己渊博的外语知识担任战时情报翻译，战后继续学业，终成一代翻译大家，而杨苡则以女性视角呈现旧式家庭与五四启蒙精神的磨合、革命意志对女性成长的召唤。

杨苡始终以“好玩”的少女心态还原大后方的生活图景，展现联大学子活泼泼的青春姿态。比如，大后方“跑警报”的故事，最初大家将信将疑，在出城的路上买了零食，结果“胡萝卜吃完，警报也解除了”（14）。汪曾祺也曾回忆“昆明警报之多”，既写了擅长“跑警报”的马同学、侯同学和偏不跑警报反而去洗头的罗同学，还写到“跑警报”时买叮叮糖、炒松子等零食的惬意生活，甚至说“跑警报”是谈恋爱的好机会，却以“为了反映‘不在乎’，作《跑警报》”（15）结尾。可见，战争带来的痛苦是不可磨灭的，但应对苦难的态度也因人而异。杨苡的回忆既展现出她独特的乐观天性，也展示出日常生活蕴藏着的丰富可能性。

三

21世纪女性素人创作的生命之歌

近年来，素人写作引发广泛关注，“菜摊诗人”孔德云、“外卖诗人”王计兵走红网络，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我比世界晚熟》、张小满的《我的母亲做保洁》、袁凌的《我的皮村兄妹》、陈慧的《在菜场，在人间》等作品进一步打破了文学和现实的隔膜，挖掘日常生活的深度。打工人、底层人的创作除了标识一种身份外，还意味着文学门槛的下沉。大众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互联网提供了书写和传播的便利，科技的发展带来生活的变化，都使文学生产、传播和消费发生改变。创作也不再是少部分作家的专利，尤其是女性越来越广泛地参与到工作和社会公共事业中，女性的主体性建构也更加迫切。

杨本芬在《秋园》中写道：“这个家是靠一位裹过脚的母亲和她不幸早慧的女儿撑持起来的。”（16）《秋园》是作者对自己母亲一生的回望，母亲生长于富家闺阁，读过几年书，嫁给了国民党军官，回乡后不仅生活日渐困顿，而且终生因身份受歧视。秋园少年丧父，被战争打乱生活，两度丧子，一次次陷入绝境，在最绝望时丈夫也撒手人寰。她痛苦到想自杀，终为尚在人世的儿女勉强支撑下来。她一生操劳，为一家人的温饱发愁；为了贴补家用她既要教书，又得腾出手来干针线活；为了生存，她带着孩子另嫁他人……辛苦的秋园却在晚年摔断胯骨痛苦地死去。临终前，她给自己留下“一生尝尽酸甜苦辣，终落得如此下场”（17）的注解，无限辛酸，太多不甘。秋园之苦并非个案，杨本芬写下的是离乱中一代女性命运的缩影。在《浮木》和《我本芬芳》中，杨本芬接着往下细数两代女性面临的求学、生活、婚姻的困境。这些无法与民族重大事件比拟的生命记忆，最终也无法解答女性的追问：“经历过的这些艰难困苦什么都不算吗？”（18）女性的遭际不应被宏大叙事淹没，她们在田间地头流下的汗水，为无米下锅流下的泪水，为生育留下的血水，不应该被“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鬼门关前走一遭”这样的熟语所遮蔽。这表明日常生活内部的难题不仅有时代内容，还有性别内容。

阿包的《阿包》面世得益于手机的语音转文字功能，因为作者小学二年级便辍学，文字书写能力不强。阿包少女时就离家当保姆，过早陷入婚姻，为多挣点钱却被拐卖，仅仅凭着不让年幼的女儿变成没妈的孩子的单纯信念，历经重重磨难回到家。她在“诉苦”中表达了自己最朴素的道德观念和人生信条。阿包的善良、勤劳、隐忍乃中华妇女的传统美德，但讲述自己的人生，建构自我则是现代女性的追求。以前，少女阿包服从自己的命运，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那地方的女孩子大多数都是不读书的”（19），但随着她从大山中走出，进入城市生活，她的眼界被打开，观念也发生变化。饱尝生活艰辛的她勇敢地讲出自己的苦难、委屈和酸楚，以及生活中偶然渗入的一点点阳光。

女性要讲出自己的故事，借此反拨历史、世俗和男性对她们做出的片面定义，正如埃莱娜·西苏所号召的，“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20）。女性书写自己的生命体验并非刻意在文字中诉苦，而是通过正视苦难来接纳创伤，并在克服苦难的过程中寻找自我价值。杨本芬笔下的秋园、之骅，还有阿包，都不可忽视她们与伤疤共同展露的个人奋斗史。她们除了是父亲的女儿、丈夫的妻子和孩子的母亲外，还是农妇、保姆、民办教师、医院护工、保洁阿姨、交通运输员……性别和身份均不是把她们限制在家中与外界隔绝的理由，女性的心声理应被听见。素人女性的生命书写，诸如范雨素的《我是范雨素》、李文丽的《我在北京做家政》等作品，既抒写了平凡女性的生命之歌，也展现了个人的职业素养，甚至人生理想，这些文字在某种程度上充实了底层群体的声音。随着女性参与社会重要工作的比重越来越高，素人女性的生命书写也将触及更深刻的社会议题，融合更多职场元素，表达新的体验，把女性的价值思考推向另一境界。

王小妮曾用“讲故事的人出现了”（21）来描述女性素人写自传的现象，她们能够讲述被忽视的自我，也是时代语境下个人价值浮出地表的体现。而科技进步和观念变革为女性提供了“诉苦”的机会和平台。之前，女性常因受教育程度低，书写能力有限而被排斥在历史叙述之外。杨本芬、阿包都提到自己对上学的极度渴望，把接受教育视作改变命运的方式。在普遍困境之中，女性从认字到写作不仅是从0到1的尝试，更是作为历史叙述的弱者从无到有的突破。在21世纪成立的“北京皮村文学小组”和“上海三明治写作”平台，为女性素人写作提供了技术指导，鼓励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助推女性素人创作的一大驱动力。对于依然无法用文字表露心声的女性，口述研究方法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口述史研究法的运用，乃是解构了历史研究的权力结构，让社会上没有声音的弱势者如少数族群、妇女、没有书写能力者或边缘分子，有机会将自我经验通过自我的叙述进行自我呈现。”（22）1992年，陕西师范大学李小江的“20世纪妇女口述史”项目开创了良好先例。易小荷面对21世纪女性生存困境所创作的《盐镇》《惹作》等作品，正视底层女性长久的难题，让她们得以在对话中诉说自己在家庭、情感、婚恋、职场、生育等方面的感受。

网络媒介实现了文字的全方位传播。杨本芬用足足8斤的文字稿，掂量了母亲和自己的生命重量，而女儿章红将之录入天涯网的行为使那些“经历过的艰难困苦”得到了更长久的保存，也让秋园和之骅的故事获得了他人的敬重。阿包通过微信语音转化，把自己的生命写成书，足以证明女性写作存在无限的可能性，女性可以做历史和时代的见证者和叙述者。目前，新媒体平台的推广应用，实现了文字和语音的二次转化，进一步打破写作和阅读的壁垒，将女性的声音传至更远。21世纪的历史叙述者已经下沉至素人群体，这群人碌碌有为的日常生活被书写、被看见、被记忆。在“传记热”和传播媒介的持续推动下，女性写作有望开辟新的空间，为女性的人生创造新的道路。

中国文化一向重史，深广的历史内容和厚重的民族记忆乃传记文学的应有之义。马克斯·桑德斯曾说：“当我们将传记视为文化记忆的一种资料时，我们的结论也将具有文学批评的性质：阐释记忆是如何产生、建构、书写和传播的。”（23）从城市传记对地方性知识的创新讲述，知识分子对重大历史题材和民族创伤记忆的重述，素人写作对广阔民间、底层女性生活经验的记录来看，多姿多彩的传记文学从不同侧面丰富了21世纪文学历史化的内蕴。城市传记为我们寻根、扎根，知识分子回忆录让我们抵抗遗忘，而素人写作让我们直面日益开阔的生活。

注释：

（1）张清华：《关于“九十年代文学”的一些散见》，《南方文坛》2022年第2期。

（2）“短20世纪”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其著作《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中提出的历史分期概念。见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郑明萱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3）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1902年第1卷第1期。

（4）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28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23。

（5）截至2025年6月，“丝路百城传”丛书已出版的中国城市传记有（按出版时间排序）：《上海传》《珠海传》《哈密传》《临清传》《漳州传》《连云港传》《湖州传》《威海传》《绍兴传》《深圳传》《龙岩传》《海南岛传》《扬州传》《成都传》《中山传》《烟台传》《泉州传》《厦门传》《景德镇传》《洛阳传》《武汉传》《重庆传》《杭州传》《开封传》《敦煌传》《南通传》《武威传》《天津传》《福州传》《佛山传》《乌鲁木齐传》《呼和浩特传》《合肥传》《温州传》《澳门传》。

（6）〔苏联〕巴赫金：《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3卷，第267页，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7）叶曙明：《广州传》（上），第7-8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

（8）臧晴：《重述城市：城市传记书写的世界图景与现代追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第2期。

（9）黄梨嫣：《东北流亡文学》，《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5期。

（10）〔法〕保罗·利科：《记忆，历史，遗忘》，第667页，李彦岑、陈颖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11）费孝通：《乡土中国》，第30-3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2）齐邦媛：《序》，《巨流河》，第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13）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上学记》，第10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14）杨苡口述，余斌撰写：《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第241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23。

（15）汪曾祺：《跑警报》，傅光明编：《人间草木》，第182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

（16）（17）章红：《解命运的谜（代后记）》，杨本芬：《秋园》，第262、263页，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

（18）杨本芬：《厨房里的写作（自序）》，《秋园》，第1页，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

（19）阿包：《自序》，《阿包》，第2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5。

（20）〔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黄晓红译，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18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21）王小妮：《讲故事的人出现了》，姜淑梅：《乱时候，穷时候》，第3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22）李向平、魏扬波：《口述史研究方法》，第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23）〔英〕马克斯·桑德斯：《传记、文化记忆与文学研究》，〔德〕阿斯特莉特·埃尔、〔德〕安斯加尔·纽宁主编：《文化记忆研究指南》，第400页，李恭忠、李霞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