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质素：程皎旸小说的空间书写
香港的空间问题，长期以来备受作家关注。上世纪40年代张爱玲笔下的香港“华美而窒息”，聚焦于阶级性矛盾。到了西西笔下，如韩雅婷研究所述，《我城》弱化时间，强化空间，将空间“场所化”，把香港的地名转化为可辨识的文本地图，令抽象的“香港空间”具体化。2024年，香港“90后”女作家程皎旸出版小说集《乌鸦在港岛线起飞》，其中，《乌鸦在港岛线起飞》《另一种空间》《纸皮龟宅》《金丝虫》四篇小说，承接前人笔风，以魔幻物象对抗“物质”与“社会”的困局，透过通勤、居住、养育等生活场域的微观机制，进一步描写“香港空间问题”。
“空间”何以成为命运的杠杆
程皎旸笔下的空间并非抽象名词，而是日常度量，一百尺卧室、两百尺改装屋、三百尺公屋、九百尺幻景。这些数字呈现出一种压抑的无力感。《另一种空间》以“水晶球”作为导线，开门见山地指出，空间等于“生活质素”。叙事者自述深水埗麒麟阁仅百尺套房，屋内发黄的四壁，以杂志海报筑成的牢笼，年年上涨但仍“未过万”的房租，直至女主角有此一问：“宝宝出生后应该在哪里生存？”小说以“养育”这项最亲密但最脆弱的社会功能，利用水晶球内部推演出一个九百尺的理想育儿空间，仿佛将居住条件的赤字补齐。这种反差明确显示“空间不足”如何转化为“养育焦虑”，这种亲密需求，最终化为“痛点商品”。
《金丝虫》中主角退租市区的一百尺套房，避开金钱挂帅的商业社会，迁往离岛的“美涯村”。这次移居表面是“退让以获得喘息”，但远离烦嚣的浪漫生活只维持了半个月。两个月后她发现所处的美涯村小居同样被资本严重蚕食，无奈迁回月租更昂贵、条件更严苛的小单间。短短数月，两度搬迁，程皎旸笔下的空间，从来不只是一处处房间，它也是一个以租约条款、房东信用、工作证明共同搭建的治理场。
《纸皮龟宅》中，曾风光一时的大学教授艾琳同样面对此问题。她的房屋，推门即是全部，两百尺存放了鞋柜、洗碗池、迷你冰箱、折叠餐桌、计算机桌、床。床推起成沙发，将“睡”暂存为“坐”，空间于是从夜晚切换到白昼。她的房间不只是住所，更是以老年之身与城市谈判的界面，她的狭小空间为小说的龟宅与老年问题作了铺排。
以上三篇小说共同把“空间”写成命运的杠杆，百尺到九百尺，面积即“生活质素”。《另一种空间》将不足转化为养育焦虑，以水晶球作理想修正。《金丝虫》揭示出搬迁与退让也被租约与信用治理，喘息转瞬即逝。《纸皮龟宅》把尺度压力落在老年身体上，折叠成为生存技术。空间不再是背景，而是把亲密、迁徙与尊严锁在同一套资本机制中的主角。
“看见”与“被需要”
《纸皮龟宅》中，句句不提“孤独”，句句不离孤独。数万字的小说唯一一次提及“孤独”二字，是“如此说来，独居老人不再孤独”，孤独老人由“被无视”，到“被看见”，再到“被利用”。城市对老人的态度犹如视觉隐形，驼背的拾荒者蹲在垃圾桶边、店铺门口。她们的身影在小说开始，即被比拟为“虾仁”“乌龟”，与快步流动的上班人流错位。小说中的编剧老师艾琳，揭示了孤独老人从富裕到落魄的下滑轨迹。
小说中隐喻，“被无视”不能变成习惯，老人始终渴望被看见，乃至被需要。故事中米娅为了开启“龟宅”，三次咒语皆是“虚假求爱”。第一次是约“阿妈”茶聚，老人“嘴角却流淌孩童般无知的笑意”；第二次是询问“阿妈”秘密，老人“好似见了糖果的孩子，眼睛顿时亮了”；第三次是向“阿妈”申请外出，老人“乖巧点头”。尽管“阿妈”已经失忆与老年痴呆，哪怕她知道米娅的虚情假意，仍旧敌不过被需要的感觉。
故事中主角为了替“陆龟侠”的广告选角，同样虚情假意联络老教授艾琳，说了老套的一句“好久不见了……约你饮茶呀。想你”。一句“想你”令艾琳无从拒绝，甚至急切想获得看更大叔的认证：“我学生，特地来看我的！”从“初代龟宅”到“艾琳”皆反映了老人渴望“被需要”。
在米娅与财团的安排下，孤独老人被“真人动漫化”的柔软方式抹除痛感，当“龟”与“侠”这两个文化符号叠合，苦难被转译为“被利用”的超能力。“陆龟侠”还承担了“照护者”的双重负担，既是房东，又要煮饭洗衣打扫。“单身主义”的艾琳年老后，同样面临受骗风险。以房养老原是公共政策中可运用的工具，但当它落入商业中介的金融产品中，最终沦为债务风险，人们无奈委身为“陆龟侠”的一员。
水晶球里兜售的幻象
《另一种空间》以“水晶球”为核心物象，带出年轻人的生育焦虑，为何家庭无法在城市中以合理成本获得基本面积？在地狭人稠、租金攀升、公共育儿资源不足的条件下，水晶球呈现了一种香港父母“理想”的育儿环境。
水晶球不仅出售“更大的房间”的幻象，还出售“更好的起跑线”的承诺。教育与养育从“亲子的相处与模仿”，转化为“物质的功能与配置”，故事中“带有宫廷帐子的婴儿床……配套的菲佣也是从阳光中介请来的”。豪华婴儿床加配菲佣，组成了一张“家庭育儿”的“标配”。以佣人取代父母的关怀，暗示了儿童心灵扭曲的前期构成。
在居住环境外，儿童的成长环境亦深深影响下一代。故事中的“小鹿”逃避爸爸的木棍，藏匿在后巷抽烟，在太子酒吧狂欢，活在龙蛇混杂的旺角区。这里的教育不只是学校的教育，也是城市的教育。穿西装的上班族、电梯里的老头、扛货的男子、推车的婆婆，都是“社会课”的现场教师。
随着个体的成长、对空间的竞争，小说中暗示了一种悲哀现象。“我们从不觉得这个空间有什么不妥，身边大多数朋友都租着跟这差不多大的屋子──总好过那些挤在三百尺公屋与父母兄弟姐妹抢空间的寄生虫。”不少年轻人宁可搬到百尺劏房，也不愿成为故事中的“寄生虫”。这种现象成为青少年与父母分离的最后一丝“推力”。
这些“内供给”与“外供给”的共同影响，触碰了性与生育层面的社会。主角与小鹿迟迟不结婚的“试爱文化”，年轻人面对社会异化衍生的“躺平文化”等，这些并非“道德败坏”的证据，而是年轻人对资源稀缺作出的反应。这种因空间导致的问题，早在白洛1982年的香港小说《买楼记》就有所指，《另一种空间》像是一种回应，说明了空间问题对当地居民的长期困扰。在程皎旸笔下，空间是主角，它把亲密、迁徙、尊严与秩序紧扣于同一资本逻辑之中，最终把“何为正常”的审美之问转化为香港小说的空间探究。
（作者系香港都会大学文学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