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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三篇题材各异的短篇小说：赵志远的《桃花纸钱》聚焦一起“失手杀人”事件的持续回响；王沛的《十六吨》讲述都市青年的生存压力以及逃离之后的空虚；高喧的《八神庵》以贮木场即将倒闭为背景，表现父辈在生存重压下的挣扎和子辈在懵懂中的成长。三位年轻作者从不同维度呈现了以小说讲述现实的可能

一

一谈到“杀人”，我们自然想到的是坏人发起的蓄意谋杀，但《桃花纸钱》中的“杀人”则完全不同：杀人者是为了保护一个女孩而打死了一个恶棍。起初也没想杀人，只是为了制止恶行，一切都是令人发蒙的。死者具体是谁，任何人都不知道，连杀人者都不知道，因为他很快就将其“塞进化肥袋子里了”。同在那几天消失的，是一个叫“李生”的人。死者是谁？是李生吗？杀人的事会不会暴露？这些疑虑影响了杀人者（张其林）和被欺凌者（“我”）的一生。

故事从“我”的视角进行讲述，通过三次追述完成了对“失手杀人”事件的还原。小说一上来，男主人公张其林死了。于是，“我”从头追述张其林的成长史。他从小就喜欢“我”，总指着“我”对别人说，“她是我以后的媳妇”，而“我”总骂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后来去县里上中学，暑假回来找到张其林。在聊天中，张其林由李生的娘疯了，聊到他们曾经杀了人，有可能是李生，而且这事与那只叫作“黄豆”的狗有关。第二次追述是，前两年，“我”去张其林家拿桃树苗，由几只狗的狂吠，聊到“黄豆死的时候也没吭一声”。于是，死者是怎么埋的，“黄豆”怎么死的，都得以详细交代。而且，这两件事之间有密切的关联：张其林让他哥帮忙挖一个大坑，名义是来埋“黄豆”，实际埋的是那个死者，但因此，“黄豆”也不得不死，是张其林和“我”亲手杀死的，并随手挖一浅坑埋了。第三次追述的发生，源于这两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张其林死了，他和“黄豆”在“我”的噩梦中出现，而且信号塔下挖出了一具尸体，有人说是李生。由此，“我”追忆起三十年前的详情：“我”去割猪草，有人尾随并试图强暴“我”。张其林闻声赶来，把施暴者打死了。

实际上，这三次追述，讲的是同一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显得重复。那么，作者的巧劲体现在：每一次追述的侧重点都不同，第一次点明“杀了人”，第二次聚焦“埋人”和“杀狗”，第三次追述“杀人原因”。三者串起来，正好可以拼合成事件的整体。更重要的是，每一次追述所依托的时间点都是不同的，不断向前跳跃，这让故事得以快速推进，第一叙事文和第二叙事文最终叠合。于是，最后剩下的疑问就是：那个死者到底埋在哪里？是信号塔下挖出来的这具尸体吗？他是曾经追过“我”的李生吗？

谜底在“我”和朋友胜男来到桃树林祭拜张其林真正的埋葬地时解开了。张其林的嫂子确认，信号塔下挖出来的尸体是李生，凶手是李生家的亲戚，一个老光棍。另外，桃树林里有两座坟，张其林的嫂子说，大的是张其林的，小的则是“黄豆”的。当然，根据前面的讲述，狗坟其实是埋葬当初的死者的。张其林在二十二岁时就在边上挖好了自己的坟，并叮嘱，他死后别叫任何人挖他的坟。他在桃树枝上挂土包，除了为了坠枝，还起到标记某个具体地点的作用。这一切似乎都指向那个他当初失手杀掉的人。张其林从活着到死去，都在默默承载着一切罪责。

这是一篇讲述不可讲述之事的小说。除了张其林，“我”无法向小说中其他任何一个人谈起这件事。它成为“我”和张其林绝不可能走到一起的原因，也是“我”和张其林从精神上无法隔断联系的原因。由此，小说通过追述，呈现出外人无法知晓的心理现实。

二

“逃离北上广”，在一段时间里，成为了热门的口号。《十六吨》通过绵密的叙述，讲明白了为何要逃离。小说中的主人公和叙述者“我”，是一个“码农”。这一身份设定最契合我们大多数人的想象，他们是一群没日没夜工作着的人。小说前半部分以“我”周六到周一的生活为切片，呈现了北京“码农”的加班人生。周六在单位写代码写到晚上十二点从而错过了原先约定的聚会，周日上司随时招呼着大家开网络会议，周一即使病了也得坚持上班。时间上是不自主的，一切事情都得精确到秒。“我”对这种生活倒也适应，可是女友担心“我”的身体，加上北京高昂的房价，总跟“我”提起逃离北京的事。“逃离”行动的真正落实，源于“我”身体拉响了警报——中风晕倒，住院手术。出院后，“我”和女友双双辞职。

逃离之后怎样？起初，一切都是很美好的。来到大理，苍山洱海间，晚风吹来清甜的空气，吃不完的美食，逛不完的小摊，逗逗猫，看看书，身心彻底地放松了下来。可是，仅仅过了两周，“无聊的新芽”“空虚之虫”泛滥起来。这种“空”对于长期习惯被任务驱赶、用绩效确认自我价值的人来说，不是自由，而是失重和虚无。“我”开始想念北京生活的那种忙碌与充实，“总感觉身体的某部分留在了那里，也许还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于是，“我”决定回北京。这对女友来说，简直不可理解：身体根本受不了，跑回去干吗？之前答应休息好就去成都发展，怎么就突然变卦了呢？

从更深层次来说，小说其实写出了一种新型的主体：系统不仅占有了他的时间、健康，更驯服了他的欲望和快感结构。“我”最终决定收拾行李，“兀自朝着令人费解的场所进发”，证明了系统的塑造力是如此彻底。“我”已经离不开这个系统，正如小说开头引用的歌词，“圣彼得请别再呼唤我了，我不能走/我已经将灵魂抵押给了公司商店”。如果说，“我”是被系统塑造的个体，那么，女友则是这个系统的有力批判者。她喜欢文学艺术，动辄引用卡夫卡、大江健三郎等人的金句来劝说“我”。这带有一种以人文精神来进行社会批判的意味。

三

一读《八神庵》，就闻到了一种“新东北文学”的味道。小说以子一代的视角展开叙述，从蛛丝马迹勾勒出东北林业小镇在时代巨变下的困顿与挣扎。技术员陈树和儿子陈比，生重病的常怀林和儿子胖子常，秦副厂长和儿子秦刚，三组人物关联起三个家庭。其中，常怀林知道自己时日不多，就想着用自己的生命帮儿子最后一把——制造事故换取抚恤金。他找到了秦副厂长，谋划了初步的框架；又找到师父陈树，让他协助完善相关的细节。这是父辈之间的一场“交易”。陈树自然不想介入其中，但出于对徒弟一家的爱与怜悯，他妥协了。秦副厂长参与这场“交易”的原因，小说并没有明说，但根据上下文背景，大概是为了掩盖贮木场衰败的根本原因，并加速推进其破产重组。

子一辈之间，经历了由相互隔阂到相互理解的过程。起初，身份的差异和父辈的立场将少年们割裂。陈比和胖子常属于“这边”人，秦刚则属于“那边”人，几乎不往来。由于父亲都还保有工作，陈比和胖子常被同学讥为“小汉奸”。因此，陈比怕引火烧身，也不喜欢和胖子常同伙。胖子常被欺负时，他躲得远远的。秦刚是破局的关键人。陈比在游戏厅被抢劫，秦刚帮他讨回公道，请他和胖子常玩游戏、吃东西，还教胖子常更灵活地使用“八神庵”这个游戏角色。特别是在贮木场的废墟上，秦刚揭开了爆炸事故背后的疑点和隐情。

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它并未让子一代简单地继承或颠覆父辈的逻辑，而是让他们在父辈世界的影响下，被迫提前直面成人秩序的全部残酷与复杂。其中，“八神庵”这一核心意象，有着丰富的意蕴。在游戏世界中，它是胖子常渴望强大与胜利的象征；在常怀林这里，它是父亲留给儿子的爱与陪伴；最终，烧焦的八神庵残骸被拼合，象征着三个少年基于共同承受的伤痛与对真相的认知，结成了相互之间的理解。由此，小说将宏大的时代背景浓缩于一对师徒、几个少年之间，通过精准的细节、复杂的人物和富有象征意味的叙事，完成了一曲沉重而有力的时代之歌。

四

由这三篇小说，我想到了一些共性的问题。有人认为，作家的创作大概可以分为经历型、观察型与想象型。“经历型”主要写自己的经历，写自己的故事，写自己的情感；“观察型”主要是写他人的故事，这故事是观察而来的，当然也会注入创作者的个体情感；“想象型”主要体现为题材内容的超拔、飞跃，与现实生活缺乏“形”的关联，但又与现实有“神似”之处。这种分法可能不大严谨，有相互交叉的部分，但可以作为我们讨论问题的框架。

《桃花纸钱》像是一个“观察型”的作品，但作者通过第一叙事文（主体叙述）和第二叙事文（追述）的有机结合，将故事讲述得真实生动，仿佛自己亲身经历了一般。它通过讲述一个杀人事件，表达一种爱而不得却始终深度关联着的细腻情感。小说没有任何废笔，前文提到的任何一个人名、任何一个细节，到后文都得到有效回应。《十六吨》大体可以算作“体验型”的作品。作者写的这些事情，很多青年人都经历过，至少有过类似的体验。体验型作品一般面临如何将个人体验上升到普遍情感的问题。这篇小说我觉得正好相反，它写的很多细节和情感，是我们大家共有的，因此，它自然而然地具有了普遍性，但也缺乏一种陌异性。《八神庵》则“体验型”和“观察型”兼具，但很显然，作者受到了以往“新东北作家”作品的影响，一些人物的性格转变、一些情节的起承转合也有值得不断完善之处。但无论如何，这三篇小说都证明，小说能够为我们打开现实生活的另一面，特别是打开人物内心世界的精神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