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为两次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哈萨克族作家，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在刻画民族传统风俗习惯的同时，对文学疆界进行诗意突围，在书写中管窥多元文化对话与交融的共同体经验。其作品既观照真实的民族生活世界，又回应了新时代的价值追问。

传统与现代的和合共生

叶尔克西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自己“来自中国新疆，出生在亚洲大陆的腹地。一个出生在这个地方的孩子，能感知来自四大海洋的季风从耳边吹过，更能感知到一股小风吹过脚下一丛骆驼刺发出的风鸣，能听到一只母羊呼唤它的孩子时发出的声音”。叶尔克西的创作实践，本质上是一种对传统的现代性转译，她并非简单地复述传统的故事框架，而是从现代主体的理性视野出发，洞察哈萨克族传统知识体系，试图找到传统与现代性的平衡点，使其在新时代的语境中焕发出新的美学张力。

在散文集《草原火母》中，北塔山牧场成为作家展现民族生命哲学的特定背景。叶尔克西往往从微观具体的细节处着眼，借镜具体的自然物象，通过对牧场上文化仪式的书写，展现民族主体性与能动性。民族化的表达使哈萨克族的生活状态得以血肉丰满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游牧文化词汇的运用，将哈萨克族人对自然的敬畏、部落的伦理以及待客的热忱编码于文本中，从而具象化了游牧文化的独特性。例如，哈萨克族把银河称作“天鸟路”，因为在转场路上，银河的流向总顺着牧人的迁徙路线，与天鹅南迁北往的轨迹重合。我们会发现，传统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在细节中渐次出现，显示出民众朴素的认知与生存智慧。叶尔克西对传统的书写具有本真的质地，对民族文化的主动性择取构成了其散文独有的诗意。

对于民族传统，叶尔克西选择节制地展现，并通过评价的方式来表现其现代心理：“我们是大自然的后代，是大自然缔造了我们的母亲，不仅给了我们生命，还塑造了我们的形体……在‘月之母’之前，世界没有神，只有大自然本身。”叶尔克西从传统的先民神话思维中解脱出来，以一种现代性眼光剖析哈萨克先民的创世传说，将人类的“神性”还给大自然本身，同时惊叹于祖先的思辨意识：“它是客观的，也是理性的；是朴素的，也是诗意的。”

叶尔克西的创作中，时时可见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在谈及创世传说时，她说，“打动我的与其说是一种美的感动，不如说是一种理性光辉更为准确”。传统与现代形成交集，理性的形象跃然纸上，她对哈萨克族历史的探索体现出某种现代性过滤，通过跨文化的视角带来对传统的全新解读，思辨与叩问的底色贯穿始终，直指对生命本质的终极追问。因为“我们好像越来越想不明白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要干什么？要到哪里去”，于是“先锋、颠覆、不确定——这样的词来安抚我们躁动的灵魂”。已有的传统在追问中融进新的思考，与读者产生了超越既有维度的价值共鸣。

激活文化符号的丰富意蕴

值得注意的是，叶尔克西的民族书写并未落入标签化的窠臼。她以纯粹和充满感情的创作姿态，完成了从“外在回应”到“内在共鸣”的审美超越。

在《永生羊》中，叶尔克西让文化元素深入牧民的日常生活，使之在自然流淌和聚集中指向某种深刻反思。“夏牧场在大山中，平地在平川上。一户人家上了夏牧场的山，总有下山的那一天，而一户人家下了山，也总有再上山的那一天”，这就是“牧人的路”。牧人在特定空间的循环活动中逐渐走出生命的痕迹，而这与人生的周行与回归如此相似。她用一环扣一环的叙事让我们体察到，牧人与共生共息的动物之间早已扬弃了功利性的关系，建立起流动的可能性。“永生羊”作为生命永续信念的载体，既出现在羊群中，也存在于牧人对自然的敬畏之中，文化成为在牧民具体可感的生活中流动和生长的生命体。“一户搬迁的人家出现在那个山梁上。先出现的是一个骑在白马背上的男人，接着是一峰骆驼、又一峰骆驼，又是一峰骆驼，一两头牛，两个骑马人。他们（它们）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高坡上，像一串串在一起的珠子……”这段对于迁徙场景的描写，并未将毡房作为游牧文化的标签进行定格，而是将其放置到牧人的有机生活之中。骆驼所驮载的毡房部件与其说是物质生活的必需品，毋宁说是代表了精神家园。“我”家的第一顶毡房正是由几位牧人“各家出部件，合伙搭起来”的，后来这顶毡房被送给表哥作为婚房，毡房的天窗则被看作“家园的象征”。哈萨克族不说“继承香火”，而说“继承天窗烟火”，其背后指向的是互助精神的传承。毡房作为家园的具象化，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体，而是在共享和互助中构建起来的情感共同体。

牧人之间的互助、人与动物的共生、族群文化的代际传承，这些都是共同体理念的生动注脚。这种从民族文化到普遍价值的转化与升华，是在跨文化传播的语境下实现的，叶尔克西的双语作家身份为之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与可能性。她兼具哈萨克族母语文化底蕴与汉语书写能力，在精准捕捉承载集体记忆的文化符号的同时，可以跳出族群的认知局限，洞察这些符号背后的普遍价值。

共同体意识中的情感联结

如果说新疆是叶尔克西文学世界的地理基底，民族文化书写是其精神内核，那么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建构，则是其创作对时代呼唤的深切回应。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基，扎根在各民族共通的日常伦理与情感互动等柔性力量中。《白水台》以白水台新村及周边的四季牧场为地理坐标，用洗练的深描笔法铺陈共同体意识生根成长的完整轨迹，同时将微观的生存景观具象化为互相协作的转场情节。邻里之间一碗热气腾腾的奶茶，不同民族为一个新生儿共同赋予名字的瞬间……这些场景构成了共同体意识最鲜活的外在表现。

转场这一行为，以场景化的叙事在小说中反复出现。“转场时，按乡政府办的统一安排，会一个村一个村转场，每家十几峰骆驼，三四百只羊……浩浩荡荡，那才叫世纪大迁徙，蔚为壮观的。”有序的转场过程在推动叙事的同时体现出牧民对草原的敬畏，政府的参与则让传统行为与现代治理衔接，体现出各族人民的团结互助。各民族的情感联结在命名这一文化仪式中可窥得一二，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注脚。“白水台人家有请贵人给娃起名的习俗”，小说中的两个人物尤莱·叶森与威成·叶森就由罗军医起名。“罗军医就不再推脱，想了想，给尤莱起名叫雨来……雨后的白水台空气清新，雨水是吉祥的象征，古人说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两年后，威成·叶森出生时，罗军医说那天是“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的日子……无数颗星星正挣破夜幕，宛如璀璨的钻石”，罗军医“突发奇想，说：‘咦！咱们索性给你家刚生的儿子起名叫卫星吧，纪念一下这个日子’”。这两个名字将个体生命与国家记忆以及自然馈赠紧密连接，体现出情感的共鸣。

然而，作者也敏锐地意识到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并非平稳、线性的进程，而是在时代转型的具体情境中不断对话和博弈，她并未在小说中回避这种曲折性。“尤莱·叶森虽说已经定居新白水台村了，因为过去一直以牧羊为主业，还是要跟牛羊打交道。”物质层面，尤莱一家已经住进“水电暖都有，还有网线”的新村住房，基本告别了以水草资源为导向的流动性生产生活，但在精神层面，他仍旧坚持参与转场、亲自照料牛羊，对传统游牧生产方式有着精神依赖。同时，他也清楚，尽管“跟牛羊打交道，是他们叶森家家传的行当”，但是“至于他们的下一代，是不是还会跟牛羊打交道，就不好说了”，因为“时代在发生变化”。小说发出喟叹：“白水台牧民定居是定居了，但脑袋里的白水台要定居下来，还得有一阵子。”“定居”同时指向了亟待被接受的新的身份认同。

叶尔克西的创作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必须植根于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生存空间和价值追求。她以冷静而宽容的叙述，保持对于民族历史与现实课题的耐心，也清醒回应其中的抵牾与错位。同时，将书写的重心落于人物真实鲜活的行动之上，而非简单诉诸对宏大命题的直接阐释。正是在这种克制的笔墨中，她的作品蕴含了对民族未来愿景的深切寄寓。

（作者系暨南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