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武歆，籍贯山东，现居天津。1962年出生，1983年发表作品。文学创作一级。迄今出版长篇小说和作品集二十部，以及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评论等；作品曾被转载和入选多种年度文学选本，并有作品改编为广播剧和电视剧。

导 读 / 精彩阅读

1947年，渤海上，一对会游泳的年轻夫妻抱着两岁幼儿，做出了让人心碎的选择：一同沉入大海。七十多年后，档案馆员老杨定下“三步走”计划，誓要在退休前解开这位女烈士牺牲的真相。

海  光

武 歆

一

老杨把双肩包放在身边，书包两侧各有网状小兜，一边掖着蓝色毛巾，另一边放着白色保温水杯。他抻出毛巾，擦着满脸汗水，右手去抓网兜里的保温杯。

我赶紧摆手，到我这儿来你还喝自己水呀，早把茶水给你沏好了，明前茶。

我拽过来一把椅子，坐在老杨对面，中间隔着玻璃茶几。我一边倒茶水，一边打趣道，多大的事，电话里不讲，还要亲自来一趟？

老杨说，求人帮忙，总要有个态度。

我笑道，你就别带“求”字了，怪紧张的。

老杨“嗯嗯”两声，欲言又止。我感觉老杨目光像是拖拽着千斤的重物。

我认识老杨六七年了，听他朋友讲，老杨年轻时身体健硕，保持市直机关运动会短跑冠军纪录很多年。

老杨拿出一个皱巴巴的本子摊在茶几上。我看了一眼，不大的本子上写满字，还有勾勾画画的痕迹，感觉写那些字时，老杨是急躁的。除了田径场上老杨是个急脾气，平日里始终心平气和、不急不躁。我曾逗趣说老杨，你在档案馆工作那可真是人尽其才，太适合了。

老杨左手食指按着太阳穴，右手指着小本子说，我现在做的这件事，要分成三步走。

我笑道，“三步走”是咋回事？大步走，小步走，还是碎步走。

老杨没跟我逗，目光犹疑地低下头，看着眼前的茶杯。天气热，茶杯上的热气看不到，但能嗅到绿茶的清香味儿。

屋里一时没了声音，有些尴尬。

我赶紧说，你的事肯定帮，别说三步走，六步走也成呀。

坐在沙发上的老杨，身子原本是前倾姿态，这会儿才把后背靠在沙发上，像是自语又像是对我说，我退休前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完。

老杨在说“一定”两个字时，运足了力气，像是在跟谁较劲。

我说，你就直说吧，到底咋回事？

二

虽说有导航指路，老杨还是把车子开过路口，我坐在副驾，余光感觉他有点走神儿。越野车在前面路口掉头，又重新开回来。顺着指示牌的指引，下到一条新修过的柏油路。路不宽，倒是能与对面来车轻松错开。小路两旁是十多米高的杨树，巨伞形状的树冠已经形成凉棚，绿阴遮蔽住了小路。目光穿过杨树，后面是大片荒地，不知名的野花把荒地上的沟沟坎坎全给遮住了，看上去仿佛一马平川的大草原。

车子向前驶了一段儿，右边有个拐口，继续下去，很快看到牌楼式烈士陵园的大门。大门上方的黑色字体，显示这是一座区级的烈士陵园。

这是老杨“三步走”的“第一步”。

老杨肯定跟陵园管理处提前联系了，我看见一个穿着白衬衣、黑裙子的中年女性站在门口向我们招手。老杨降下玻璃窗，伸出手，也礼貌地挥了挥，随后小声对我说，讲解员，姓白，特别热情。

老杨把车子停好熄火，中年女子迎上来，自我介绍叫“白玉珍”，随后领着我俩进了办公室。

老杨与白玉珍简单地寒暄了几句，从他们对话中听出来，老杨和讲解员白玉珍通过好几次电话了。看来老杨跟我说的“三步走”，是他早有预谋的一件事，而且非常谨慎小心。

白玉珍想要给我们沏茶水，老杨连忙摆手，不喝水，办正事。白玉珍笑着说，那好，跟我走。

走过安静的走廊，穿过带有雕塑的大厅，推开白底黑字“第二展览室”的侧门：一间两百多平方米的展览室。四面墙壁上布满黑白色的展牌，有照片有文字；展牌下面是玻璃展柜，里面是各种实物。

白玉珍领着我们径直走到一个角落，指着墙上的照片，说，这就是你们要找的孙健烈士。

我和老杨站在展板前。有三张翻拍照片，两张是孙健单人照，一张是“全家福”。照片下面是简单的文字介绍。

我细看，老杨则用手机拍下照片和文字。

额头前面留着“齐眉碎”的单人照，是孙健刚到延安时的照片，目光带着青春的激情还有对未来的向往。另一张单人照，齐耳短发，但额前没有了“齐眉碎”，头发直直地分开，露出宽宽的额头。她穿着背带裤，白色粗布尖领子衬衣，面容严肃，从服装和眼神来看，已经在延安生活一段时间。最后那张“全家福”，也是在延安拍摄的。孙健抱着儿子，坐在一张高腿木椅子上，那张椅子笨拙、粗糙，透露着延安艰苦生活的气息。儿子坐在她膝盖上，双手向前扑着，似乎要抓住什么，儿子圆圆的眼睛，不眨眼地看着前方。孙健的丈夫老樊站在身边，身材瘦弱，但目光严肃、坚定。

老杨跟白玉珍讲，他还见过孙健另外的照片。孙健的发型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地区乡村女子的发型，没有任何修饰，发梢直接垂到脖颈之处。

白玉珍说，能不能把您掌握的照片给我们翻拍一下？

可以呀，老杨说完，又问道，这展板上的照片来自哪里？

从区里的“史志办”翻拍来的。白玉珍说，您手上的照片，又是从哪儿找到的？

老杨“嗯唔”了一声，没回答。我悄悄看了一眼老杨，他似乎若有所思。白玉珍也没再问。

老杨说，我前段时间翻阅资料，发现孙健烈士名字有两个。一个是“健”字，另一个是“建”，我这次来陵园就是想核对一下，到底哪个字正确。

白玉珍手指展板，说，旁边有“单立人”的“健”。

老杨问，这么肯定？

白玉珍说，孙健烈士现在还有亲属，清明节还会来陵园祭奠，假如名字有错误，亲属应该指出来了。我们陵园也有过多方核对，肯定是“健”字。

老杨补充说，当年到延安的青年，好多人都改过名字。

白玉珍说，您放心，不会错，是有“单立人”的“健”。

老杨点点头。

这时白玉珍的手机响了，她接听，“哦”了两下，转过头对老杨说，您先看着，我去趟办公室，一会儿就回来。

老杨客气道，没关系没关系，您先忙着。

白玉珍说着“不好意思”，又朝我点点头，快步走了。

展览室只有老杨和我，继续扬着头，看展板上的文字介绍。过了一会儿，我瞅见老杨不住地眨眼睛，脑袋也在不住地转动。少顷，问我，展板上的文字介绍，你看出问题没有？

我有点恍惚，摇摇头。

老杨说，展板上这句话值得深入研究。说着，扬起手，指给我看。

我凑前细看，展板上的那句话是这样的：1946年受党重托，孙健携密件同丈夫和刚满两岁的孩子赴大连。途中，由于叛徒的告密，敌人的军舰追上她乘坐的商船，并发出“捉住孙健”的狂叫……

老杨说，这句话中，“重托”两个字值得关注，为何不是我们熟悉的“上级派出”或是“组织安排”？

我反问道，怎么回事？

老杨好像在梳理思路，说，孙健和她丈夫老樊是中共党员，任务又是组织安排的行动，为何会是“重托”？还有“捉住孙健”这句话，是否意味着当时船上只有孙健一家三口，敌人目标非常明确，才会如此狂叫，那么船上还有没有其他战友同行？

老杨果然厉害，展板上面的解说，我没看出任何端倪。看来老杨真是下了功夫。

老杨自语道，孙健一家三口人牺牲了，假如还有其他人同行，那些人在船上的情况又是怎样？还有，孙健一家三口人跳海牺牲过程，最后是怎样认定的？

老杨一连串发问，把我给问蒙了，我是完全回答不了。随后，老杨像是说给我，也像是说给他自己，喃喃道，最后一个细节，孙健牺牲时间不准确。有资料说是1947年2月，这里标明的是1946年冬季从延安出发执行任务、最后牺牲在渤海上，也没有说明具体的牺牲时间。从出发到牺牲，这段时间有多长？

这时，白玉珍回来了，连说“不好意思”。老杨摆手道，没关系的，打扰你了。

我在旁边听着老杨和白玉珍对话，这才清楚老杨来陵园的目的，他要厘清两件事：一个是烈士名字准确写法，因为之前查找相关资料时，发现烈士名字有两种写法，一个是“孙健”，还有一个是“孙建”；另一件事，尽最大可能收集烈士事迹介绍，因为烈士生前机要员的特殊身份，如今能够见到的相关资料非常少。

告别讲解员白玉珍，我和老杨离开烈士陵园。路上，老杨跟我说下周要陪他去孙家庄。

我说，答应你了，肯定陪你去。

老杨笑道，反正你也退休了，在家也没事。是吧？

我说，你现在变得啰唆了。

都说人的脾气一辈子不会变，其实会变的。老杨说，有的人，年轻时候不爱说话，到老了，就会变成话痨。反过来呢，年轻时候爱说话，到老了，会变得沉默。

我说，有道理。

这时，老杨踩了一下油门，车子向前蹿了一下。

老杨说，河北省，不远。下周六去。

我说，去河北，是你的“第二步走”，对吧？

老杨说，是呀。

三

和老杨从烈士陵园回来的转天下午，我接到一个电话，是老杨单位同事老马打来的。两年多没跟老马联系了，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一时有些诧异。简单寒暄几句过后，我问老马有啥事？老马问我最近跟老杨在一起是吗？我说是呀，出什么事了？老马说没事没事，就是随便问问，接着又说起别的事。我放下电话后，感觉不对劲儿。

我退休前在一家名人纪念馆上班，与老杨供职的区档案馆有业务联系，我以前经常去找老杨，跟档案馆好多人都熟悉，跟老马就是这么认识的。老马比老杨大三岁。老杨刚进档案馆工作时，在接收征集科，老马还以师傅身份带过老杨一段时间。后来老马去了保管保护科，两人结束了师徒关系。

我心里放不下事，第二天还是把电话给老马打回去。我说老马呀，你有事吧？老马说，咳，不是什么大事。我说，这样吧，我找你去，离着不远，开车一会儿就到了。老马顿了顿，好吧，你来吧。

多年没见，老马瘦了，一问才知道，得了糖尿病。老马拉我坐下来，又问我身体情况。见到熟悉的人，老马有些兴奋，聊了好一会儿其他事，我也不好打断他，过了好一会，我才把话题扯到正题上。

我问老马给我打电话，到底有啥事？

老马说，你和老杨去烈士陵园了？

你消息够灵通呀？我说，前天我俩去的。

老杨心里这个坎儿，还没过去呀。老马喘口气，声音很重地说，我家老爷子和老杨他爸是老同事，多少知道他爸一点情况。

老马和老杨父辈的交情，之前我听说过，可具体情况不了解。眼下，我看着老马消瘦的脸颊，感觉话题扯得有些远。不明白已经去世的老杨他爸，怎么会跟老杨现在了解孙健烈士的事情有关，况且老杨也没跟我讲这些。

我想把老杨了解孙健烈士的事讲一下，可又一想，别多嘴了。还是多听老马说啥吧。我以前是有啥说啥，如今年岁大了，变得小心谨慎了，或者说变狡猾了。

老马说，我就跟你念叨一下。你好好帮助老杨。老杨内向，但心眼好，就是心思重。一点遗憾的事，会记上一辈子。

我说，我们关系不错，都是朋友。

老马说，咱都一样，都是朋友。

老马和老杨“父一辈、子一辈”的关系，我多少知道一点，老马父亲和老杨父亲过去都在食品调料公司工作。老杨他爸当过公司副书记，老马他爸是公司副经理，后来老马他爸调到供销合作总社。

老马说，我爸调走之前，在老杨他爸家喝过一次酒，老杨他爸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子菜，给我爸饯行。老哥俩越聊越高兴，后来又伤心起来。老杨他爸喝得有点高，跟我爸说了内疚了一辈子的一件事。

我不解，问老马，啥事会内疚一辈子？

老马说，人呀，到了晚年，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忏悔，一种是把往事抛在脑后。

我说，那老杨他爸就是忏悔了？

老马说，能够忏悔的人，都是心地善良的人。

原来，老杨他爸14岁从河北乡下来天津卫，在一家杂货庄学做生意，说得通俗点，就是学徒工。那年是1943年。有一天，老杨他爸去外面送货，回来时看见杂货庄里坐着几个陌生人。其中一个戴礼帽的人，看见老杨他爸操着一口乡下口音，就把他拉到外面，从口袋里掏出糖果掖进他口袋里，拉家常一样，问他店铺里几个人姓什么叫什么，什么时候来到店铺的。老杨他爸年纪小，又刚从乡下来，吃着糖果，人家问什么他就说什么，人家不问，他还要主动讲。戴礼帽的人静静听。老杨他爸刚住嘴，戴礼帽的人继续鼓励他讲。最后老杨他爸实在没话可讲了，戴礼帽的人才拍了拍他的脑袋，转身进了店铺。几个陌生人嘀咕了几句，就把店铺里的一个伙计带走了。后来那个伙计再没有回来。事后老杨他爸才知晓，那几个陌生人是汉奸便衣队，专门抓捕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老杨他爸恍然大悟，原来他学徒的这家杂货庄，是中共晋冀鲁豫边区政府1942年在天津建立的秘密联络点，不只是这一家杂货庄，还有银号和货栈。那个被便衣队带走的伙计，是中共地下党员。遗憾的是，始终没找到那个伙计，可能是被秘密杀害了。

我糊涂了，心想这跟老杨采访孙健烈士的事有何关系？

老马这会儿没注意我表情，松了松肩膀，接着说，老杨他爸总是认为，那个伙计哥哥被抓走跟他有关。这件事折磨了老杨他爸半辈子。

我问，地下党伙计被抓走，真的与老杨他爸有关系？

老马说，老杨他爸那时还是个小孩子，哪知道那个伙计是地下党。不过就是说话太多了，不知道哪句话，被便衣队汉奸抓住了破绽。

我听得糊涂。

老马紧跟着又说，老杨也做过一件后悔的事。

哦？我瞪大眼睛。

老马说，老杨刚到接收征集科工作时，接过一个电话，对方说是要捐献一份资料，说是转天来档案馆，可是转天没来。按照规定，老杨应该记下对方的联系方式，可老杨当时想，对方明天来，大意了，忘了要对方的联系方式。关键是，说要捐献资料的那个人，再也没有来过，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问老马，再后来呢？

老马说，那时候我已经不在接收征集科了，说不清楚了。

我被老马搞得有些糊涂，老杨他爸早年往事……老杨的工作遗憾，如今老杨了解孙健烈士的事……真是被这连环套搞糊涂了。可也不能责怪老马，他也不是特别清楚，也都是听来的事，所以讲起来也是天上一脚、地上一脚。

老马说，我估摸着老杨到烈士陵园收集整理资料，跟他爸年轻时遇到的那个地下党伙计有关系。

真的吗？我问。

老马说，我就是猜呀。岁数大了，坐在家里，总是想八百年前的事，还爱多管事。你呢？也这样吗？

四

你知道吗？孙健出生地在天津与河北交界处，一个叫孙家庄的人口很少的小村子。这个小村庄1949年之前属于河北省，20世纪60年代才划归到天津。

老杨开着他的黑色越野车，时不时偏过头来讲几句。我坐在副驾上。我没有把老马和我见面的事讲给老杨。因为老杨也始终没讲了解孙健的具体原因。其实我和老杨联系并不多，我媳妇和老杨媳妇关系才好，她们都是烟台人，经常凑一起去逛商超，有时还会“煲电话”。至于我和老杨，都已经是或接近耳顺之年的人了，多少有了一些城府。老杨不讲，我也不好问。但有意思的是，我越是不问，好像他越要讲，越是沉不住气。他不是大段讲，一股脑地讲，都是零零碎碎地讲，想起什么就说几句。我猜想，大概他知道得也不完整吧，也是零零散散地得来，所以也就零散地讲。也正是在零散的闲聊中，我才慢慢清楚，老杨自己收集孙健相关资料，可不是一年两年了，只是不知他为何自己收集整理，而不是纳入档案馆工作之中。转念一想，也不是违法的事，他这么做肯定会有他自己的想法。

车窗外面景色不断变化，道路两旁一会儿杨树，一会儿槐树，一会儿柳树。耳边是老杨讲述的孙健往事——1939年春天，孙健和她两个姐姐，一个是胞姐孙晓燕，另一个是叔叔的女儿、表姐孙晓芬，离开孙家庄前往天津卫。

老杨说，孙健走上革命之路，离不开一个重要的引路人——她的叔叔。这是一个关键人物，也是一个神秘人物。老杨说他查遍孙健叔叔的历史资料，非常非常少，只知道新中国成立后，在南方某个城市担任要职，后来在中国驻外机构工作。

我侧过脸，看着略微有些激动的老杨。突然发现老杨真的有点老了，脸上已经有了褐色斑，阳光照上去更加明显。老杨的目光虽然是前视状态，但他却用余光告诉我，孙健的叔叔的确是个“大人物”，日军占领香港之前，孙健的叔叔就已经在香港了。叔叔通过天津地下党的关系，把三姐妹从河北乡下小村庄接了出来，安排她们先到天津，然后再设法前往香港。

我觉得不可思议。见多识广的叔叔，把三个乡下小姑娘接出来，要是等她们年龄大一些不是更好吗？三个乡村女孩子离开家乡，前往那么遥远的地方，能成吗？

老杨说，这三个姑娘可见过世面。

老杨告诉我，孙健跟着父母还有哥姐曾在天津生活读书一段时间，她们是见过世面的乡下人，有过在大城市生活的经历。日军占领天津后，孙健上街贴过抗日标语，跟着抗日学生上街游行过，只是因为家境困难，最后才和哥哥辍学返回河北乡村。

我说，那可不简单。

老杨说，孙健去天津之前，就开始接触进步思想。孙健和她两个姐姐，读过叔叔从香港寄来的进步书籍。姐儿仨在离开小村庄前，就有了“革命基因”。

我说，那个时候孩子早当家，成熟早。可三个女孩子从河北乡村到天津，再从天津到香港，在1939年的动乱年代里，战乱、匪患还有无处不在的特务，每个环节都有可能会出事，都会带来巨大的危险。

老杨感慨道，沿途都有地下党的帮助。没有地下党暗中协助，三姐妹不可能安全到达香港。

五

在距离孙家庄还有五里地的时候，从车窗往前看，不远处乱糟糟的。有许多高大威武的工程车运废土，同样巨大的压路机缓慢移动，发出隆隆的声响，还有许多穿着黄色闪光背心的工人，手拿铁锨来来回回走动。

眼前的限行标志，说前面的路被封闭了。老杨跟我商量怎么办，我说你开车，听你的，你定。老杨告诉我，现在这个地方叫杨家庄。

我说，你怎么知道杨家庄。我说着，拿出手机搜索。老杨摆手说，没错儿，放心吧，这是杨家庄。我清楚。

你清楚？我问他，你来过？

来过。老杨说，这里离孙家庄五里地。

我说，说远不远，说近不近。

老杨把车停在路边，下了车。

我看见车后方向不远处有一块巨石，上面书写三个红色大字——杨家庄。我望着巨石上的三个楷书大字，忽然想到老杨，想到老杨父亲，他们姓杨，老家也是河北省。我又想起老马跟我讲的老杨父亲的往事。当然，还有当年住在孙家庄的孙健烈士。

老杨拉我在旁边一棵老槐树下坐下来，要歇歇腿脚，顺便抽支烟。我们俩把烟点上，聊着天，很快话题又回到孙健三姐妹身上。

老杨说，我看了她们不少的历史资料，有能讲的，也有不能讲的。

你有档案纪律，我不问。我说，你就讲能讲的。

老杨说，看她们经历，我总想现在青年人，有的都二十八九了，还过着“父母月”的日子，真是没法比呀。

我说，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点。

老杨哼了一声，面露难色。

我知道老杨的儿子也不小了，找了好多工作，稍不满意，说辞职就辞职，提起书包就走。他儿子至今也不找工作，说是在家里做网站，其实就是上网打游戏玩乐，整天无忧无虑不着急的样子。

老杨把话题转到三姐妹身上。

老杨说，三姐妹在香港没待多长时间，有一天叔叔就问她们，愿意不愿意前往《西行漫记》里的延安？那时候《西行漫记》对进步青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许多青年就是看过这本书之后，开始前往延安参加革命的。孙家三姐妹通过叔叔邮寄，早就看过这本书。如今听了叔叔的话，三姐妹立刻答应下来，甚至想要拔腿就走，恨不得马上到达延安。

我听得入迷。

老杨说，她们脱下旗袍，换上女工衣服，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帮助下，跟随一个归国服务团，开始了她们的“西行漫记”。在这个归国服务团中，有进步青年学生、归国华侨，还有同情中国的外国友人。这是一支人数庞大的队伍。三姐妹跟随这支队伍，从香港到广西、贵阳、西安、延安，这样遥远的距离，再加上处于战争期间，困难真是无法想象。这一路，汽车、轮船、步行，几乎所有的行走方式，三姐妹都尝试过了。在这场漫长的艰苦行程中，孙健胞姐孙晓燕得病死了。

孙健胞姐孙晓燕身体始终不太好，这一路艰辛行程，最后死在半路上。老杨说，孙健和表姐到了延安之后，最初在陕北公学学习，毕业后的1940年，孙健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年，孙健只有17岁。

老杨陷入沉默之中，不住地吸烟，大概又想起他那个不争气的儿子。

我看看表，下午三点多钟了，天气更热了，因为修路，再加上偶尔有风，尘土飞起来。我们离开那棵老槐树，又往后走了十几米，空气稍微好一点。

我问老杨，我们是找个地方住一晚，还是怎么？

老杨说，两个小时的路，住啥呀？

我说，那怎么办……过不去呀？

老杨说，几里地的路，就当散步了。你成吗？

我问他，你去孙家庄找谁呀？

老杨说，不找谁，就是想站在那里，感受一下。

我说，那好吧。

我跟在老杨身后，深一脚浅一脚向前走。

我们在穿着黄色背心的铺路工人旁边走过去。刚刚铺好的路面，在阳光下散发着灼热的气体。那条通往孙家庄的路面，高出路边有一米。

我望着这条在太阳下散发着蒸汽的路面，继续听老杨讲述孙健和她表姐的事。我觉得自己也被孙健烈士的故事迷住了。莫非老杨也和我一样，在偶然走入这段历史之后，越是深入了解，越是不能自拔？

孙健和孙晓芬陕北公学毕业后，组织上安排姐妹俩一起到社会部机要科工作，任译电员。她们主要任务是面对重庆方面地下党的联络。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孙健认识了一个叫老樊的同事。老樊也是共产党员，同样老家在河北省。工作中的频繁接触，让两个年轻的老乡产生好感并且相爱。1942年，他们在枣园窑洞举行婚礼。

老杨说，你知道孙健和老樊结婚时的证婚人是谁吗？

我问，是谁？

老杨说，那可是一个大人物。

哪个大人物？我问。

老杨把嘴巴凑近我耳边，小声说了一个名字。见我睁大眼睛，问我，是不是大人物？

我点头称是。老杨得意地笑起来，像是拥有秘密之后的快意。

老杨还把他手机里的照片发给我，从几张历史照片中，可以窥见孙健、老樊生活面的情况。他们穿着边区生产的灰布棉衣，脚上穿的是自己编织的草鞋；还有他们看过的书籍，有毛泽东的书，还有大量文学书籍，比如鲁迅、巴金等人的小说以及苏联文学作品。之前就爱好文学的孙健，在走入革命队伍之后，阅读文学书籍的习惯依然没变。

老杨看着前面，回手从双肩背的外兜中拿出毛巾，擦脸上的汗水。老杨爱出汗，即使有空调的办公室里，桌子上也要放一条毛巾。

老杨告诉我，在机要队伍中，有一个必须严守的规定，译电员要把密码视为自己的第一生命，也就是说，要把自己性命排在第二位。当时孙健与老樊的结婚誓言就是与密码共存亡。

老杨问我，抗战胜利初期的中国形势，你应该知道吧？

我说，这段历史大家都知道。

老杨说，最有名的就是重庆谈判了吧？1946年初，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前往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孙健的表姐孙晓芬和丈夫一起跟随周恩来前往。

我说，那可不简单。

是呀，老杨说。孙健与表姐告别，叮嘱表姐注意安全。那时候，孙健不知道，她也将很快走上新的战场。

我问，孙健后来也去重庆了？

老杨说，没去重庆，去的东北。

这又是一段重要历史。1946年底，中共决定建立东北局，派两万名干部和十万大军挺进东北。中央社会部根据孙健、老樊的政治表现、业务能力还有他们已经建立家庭的工作便利，决定派他们夫妻前往东北。这次工作谈话与行程安排，依旧是社会部那位“大人物”来亲自布置。

我说，就是给孙健做证婚人的那个“大人物”？

老杨抿着嘴唇，点点头，说，这一路程非常不容易，不比孙健当年从孙家庄前往香港，再从香港前往延安轻松。他们一家三口人，从延安先到山东，在烟台乘坐商船到大连，然后再经陆上，直抵国共正在“较劲”的东北。为了孙健一家人能够安全上船，上级派了一个班的战士，化装成各种身份的人员，沿途秘密护送，直到看着他们安全上了商船，这一个班的战士才撤退。孙健一家三口终于离开青岛港，乘坐的商船过了黄海，还是比较安全的；但是行驶到渤海时，突然遭遇国民党军舰近距离炮轰、机枪扫射，危险再次降临……

我猜测说，国民党显然有备而来？

根据后来的解密材料，确实如此。老杨长长叹口气，说，孙健和丈夫牺牲年月，根据我们档案馆资料显示，是1947年2月。烈士陵园记载是1946年冬季，指的是孙健、老樊从延安出发的年月，从这些信息来看，他们从延安到青岛，走了三个月时间。可见有多么艰难。

我这才明白，两个部门记载孙健牺牲年月不同的原因。一个是从延安来到青岛的出发时间，另一个是烈士的牺牲时间。我想老杨如此精细考证，一定有着更重要的目的。我心里猜测，还有一个关键信息，那就是“烟台”。老杨妻子是烟台人，孙健烈士表姐孙晓芬在20世纪80年代离休后，从南方返回故乡，也是定居在烟台。从这些情况来分析，老杨不辞辛苦调查这件事，是否会有某种特别的关联？

老杨嘴巴严，不把他逼问急了，他从来不主动讲什么。那就等着他自己说吧。我不问。

六

依靠老杨手机提供的步行导航，似乎并不准确。别说到孙家庄，在杨家庄就迷了路。因为临时修路的时间很短，导航没有完全修正过来。我们在村子小路里转来转去，就是走不出去。

我看见不远处有两个坐在门口唠嗑的老大娘，我说咱俩干脆问问路吧。老杨腿脚比我利索，小跑几步，到了那两个老大娘近前。我也小跑两步跟上。

一个穿着暗花衬衫、满脸皱褶、大概有70岁的大娘热情指路，向南走，向东走，再向……对于不识东南西北的天津人来讲，依靠“东南西北”在村子里走，那可太难了。虽说只有五里地，却感觉迷迷糊糊。

老杨又问另一位稍微年轻一点的大娘，问她知道孙健吗？

两个大娘互相看了看，全都摇头说不知道。

老杨换了方式又问，这个孙健是孙家庄的人，离你们杨家庄只有五里地，没听说过这个人吗？

还是那个年岁大些的老人，问老杨，这个人是做啥的？

老杨告诉她们，是一位烈士。

两位老人同时“哦”了一声，一起说，烈士……那就是牺牲了。

老杨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我向他递个眼色，走吧，别在这耗时间了。

我们告别两位淳朴的乡下老人，继续向孙家庄走。老杨安慰我，天气热黑得晚，别慌，两小时高速路，很快就回去。

我说，你再接着讲。

老杨说，是不是也被吸引住了？

我说可不是。

老杨擦汗，接着说，国民党军舰炮轰商船，商船受损抛锚了，士兵们跳上商船，举着大枪，在商船上仔细盘查乘客。在延安受过特殊训练的孙健、老樊，要是孩子没有受伤，要是在陆地上，孙健两口子尚还有搏斗、逃走的可能，可是在茫茫大海上，没有逃脱的可能了……

我发现老杨眼圈红了。

老杨说，我在查阅资料时还发现一个细节。孙健、老樊在延安的特别训练，还有一项游泳技能的训练。也就是说，孙健、老樊夫妇都会游泳。而他们选择的牺牲方式，与水有关。两个会游泳的人，如何让自己沉没在大海中，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在跳下大海的那一刻，水下的他们又互相做了什么？

我停下脚步，喝口随身携带的矿泉水，问老杨，当时商船上真的没有其他人吗？没有其他赶赴东北的干部？

老杨说，船上还有，他们已经意识到敌人炮舰能够目标准确地包围商船，肯定知道船上有中共的人，肯定消息准确，否则不可能直接炮击商船。

我问，那最后呢？

老杨说，船上的中共干部全选择了跳海。事后得知，跳海的人中有一位幸存者，是一位交通员，他在老樊的命令下，从船艉下水的。下水前，老樊为他准备了一个空木箱，这位交通员依靠这个空木箱，在大海上漂了十多个小时，最后终于逃离险境。后来他把商船上英雄们跳海的情况，如实汇报给了党组织。再后来，延安社会部还为孙健、老樊等人举行了简朴的追悼会。

还有人活着就好，要不，没有人能够说明商船上的情况了。

老杨说了句“是呀”。

我们俩说着话，倒是感觉时间不长，兜兜转转来到了孙家庄的村口。真是不巧，孙家庄也在修路，路面的土都翻起来了，根本下不去脚。杨家庄是快要修好了，孙家庄这里才刚开始。根本进不了村子。

我说，刚才问杨家庄的两位老人时，忘了问她们孙家庄是否也在修路。

老杨说，修路也得来呀，站在这里望一眼，也好呀。

正是傍晚时分，落日余晖洒满静谧的村庄。

老杨望着夕阳，更加感慨起来，孙健两口子其实可以有多种选择：比如把密码本和相关文件投入大海。出发前他们在装有密码本的油布包里，放上了两个银元，加了重力，为的是遇到突发情况，投入水里后，不容易漂上来；还有一种办法，可以把受伤的孩子交给船上的其他乘客，也有活下来的可能……但是孙健、老樊没有那样做。

我说，想想心就痛，他们30岁还不到呀。

老杨说，哪里呀，他们三口人加一起的年岁，也才51岁。

我感觉心里像是坍陷了一大块，好像能够理解老杨独自了解孙健烈士的心情。

老杨自语道，我是这么猜测的，孙健两口子觉得让密码本独自漂流大海，他们不放心，他们必须和密码本在一起；把孩子交给其他人，他们也不放心，两岁的受了伤的孩子，怎么能离开父母呢？于是，他们选择三人在一起，不，四个人在一起，密码本也是他们的家人。他们与密码本、孩子，一起走向大海深处是最好的选择。做出这种选择的时候，没有时间让他们犹豫。他们一下子就这么去做了。

我和老杨站在孙家庄村口前，那一刻，什么都不想讲了。

就那么站着，站了好长时间。

七

天快黑下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返程的路上。

我忍不住，终于把老马讲给我的事情讲给老杨，主要是想旁敲侧击了解老杨一家和孙健烈士是什么关系。

老杨笑道，你嘴巴够紧的，其实老马已经告诉我了。

我心里好气，老马这家伙原来讲了。

老马跟你讲那个伙计哥哥在店铺被带走，后来再也没回来。是吧？

我说是呀。

这件事，我爸记挂了一辈子。老杨说，你知道我爸去世前跟我怎么讲的吗？

我问，怎么讲的？

那个伙计哥哥的事，让我爸惦念了一辈子。老杨说，那个伙计哥哥比我爸大4岁，对我爸特别好，事事照顾他，把他当作亲弟弟。有一次我爸出去送货，被街上站岗的警察打了，用警棍打的小腿，骨头给打裂了，腿肿得老高，走不了路。伙计哥哥背着我爸，去找城里的老中医治疗，用祖传中药敷好了。我爸上年岁后，总想起他趴在伙计哥哥的背上，去城里看腿伤的事。

我说，人到老年，总是想往事。我们不也是这样吗。

老杨说，听我家老爷子讲，他就是自责自己，要是当时说得简单点不就得了吗，为啥要说得那么详细呢？一个乡下孩子，脑袋一摇晃，不知道。便衣队那伙人又能怎样？我从小我爸就嘱咐我，要把嘴巴拧紧了。那时候不知道原因，后来知道我爸早年这件事，算是明白了。

我说，我帮你“三步走”，总要知道“第三步”是怎么个走法。还有你，总应该告诉我，你们家跟孙健烈士一家什么关系。

我侧看老杨，发现他眉毛一抖。

我继续说，孙晓芬离休在烟台，你妻子也是烟台人，你们是不是有什么关系？

老杨没言语，目光直视前方。黑夜已经彻底降临了，前面的世界变成了一束光，随着汽车的颤动，那束光也在上下抖动。

我听见老杨吸了一下鼻子，说，“第三步”走，就是请你帮助我整理材料，孙健烈士生前的事也要了解清楚。

我长叹一口气。

明天你先休息一下，后天我去你家，把材料给你。

那又怎样？我问。

你看完材料，就什么都明白了。

我侧过脸，看着既熟悉又陌生的老杨。在迷乱的灯光下，我看见老杨流泪了。

我不问了。

那一刻，我感觉前面的灯光，好像不是汽车射出去的，而是来自另外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