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李方毅，湖南邵阳市新宁县人，1984年生，目前从事全屋定制安装。文学爱好者。

编者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非职业化写作者涌现出来，特别是许多来自生产劳动一线的普通劳动者的书写，出现在自然来稿中，为当下文学带来了新的经验和特质，拓展丰富了当代文学。从本期起，我们开设“万众写作”栏目，刊发这方面的优秀稿件，以飨读者。

找 副 业

李方毅

每年冬天从广东回湖南老家，村里的老人看到我就说，毅陀，“找副业”回来了，捞（挣）到一手钱了，我总是尴尬地笑。我不喜欢这个被老人创造出来的词，然而打工人，又不得不面对——“找副业”。在那个年代，打工还不是潮流，种地仍然是农民的主业，忙完农活后，一部分人选择南下打工，老家那些老人把外出打工称为“找副业”，社会的发展让农民可以通过“找副业”来贴补家用。我虽然是农民，但主业是打工。

一九九二年的秋天里，收割完晚稻后，父亲跟母亲商量着要去广东打工，当然母亲也希望父亲去外面挣钱，这没办法，那时候尽管农民一年种双季稻，由于一家五口只有三口人分到田，家里总是不够吃，有时候还要借，不到三十岁的父亲就犯难了，不得不响应号召，进城务工。于是，父亲便跟同乡去了东莞，临走的那天，祖母在神龛前说，李氏祖先保佑顺保（父亲的乳名）去广东“找副业”多挣点钱，身体健康……祖母说完，接着父亲三鞠躬。父亲带着几件换洗衣服，以及祖母煮熟的土鸡蛋出发了。

我当时很小，对于“找副业”也好奇，父亲走后，我总是一个人，走在田野里，躺在草垛上发呆，我不知道广东有多远，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可以离开村庄，说实话，那个时候我就特别安静，内向，同龄人都在打打闹闹，我却独自发呆，脑子里乱七八糟一大堆。

父亲出去打工后，我们在家的生活并没多大的改善，只是母亲总是有干不完的活，而我只能放学后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和堂姐经常跟着祖母去山里砍柴，以至于祖父也说祖母，不要天天去砍柴，小孩子还在长身体，可能祖父看到我挑柴火很费劲，才这么说。母亲的勤劳与生俱来，一九八四年四月初十，二十一岁的母亲在水田里插秧，肚子剧烈地疼，就对父亲说，顺保，我要生了，于是父亲搀扶着母亲走上田埂，背着母亲往家里走，黄昏时分，煤油灯下，我哇哇大哭地来到了母亲的怀里，这也是我为什么喜欢晚霞的理由，每一个酉时，都是一种让人欢喜的时分。

一九九二年的冬天，父亲从广东回来，母亲在家里杀了一只阉鸡，她知道，外面的日子很苦，很累。当然那个时候，真的不是一般的累，工地上，冬天的风，很是冷冽，去建设广东的人，有着各种感受，然而三四个月也挣不到多少钱，对于家里有三个孩子的父母来说，这点钱好少。多年后我知道了出门在外的苦以后，就问父亲，九十年代在外面搞建筑怎样，工资高不？他说只有7元一天，很可怜。

一九九三年的春天，父亲再次远行，不打工不行，很多人背井离乡，为了更美好的明天付出努力。然而，母亲变成了留守妇女，一个三十岁的女人，学会犁田，耙地，这些活，男人都干着累，母亲则咬咬牙，把所有的苦力活干了。有一天，姑父来看望奶奶，看着憔悴的母亲，就说，玉秀，犁田的事，可以请个帮工，这样累，老了会有各种病嘞，别太辛苦了。然而母亲却说，我宁愿累点，苦点，不想没钱。所有人都杠不过她，有时候舅舅做完了自家的农活，过来帮一把。这年秋天，祖父去世了，父亲从广东回来后，就没有出去打工了。母亲总是跟他吵，不出去，孩子上学都没钱，任母亲怎么说，父亲就是不理会，就这样天天吵。也许父亲在外面真的尝尽了苦楚，才这么不想出去，然而，还是拗不过母亲的絮叨，第二年又去了东莞。

母亲是不辞劳苦，然而生活质量并没有很大的改善，也许这就是一种宿命吧！生活并不眷顾勤劳的人。

其实副业也有很多种类，村里有人专门做豆腐卖，早上经常会有人挑着一担豆腐吆喝，而我总是拿家里的黄豆换豆腐。这种以物换物的生意，是农村人最原始的副业。家里种了许多辣椒，吃不完，母亲会拿到街上卖几个钱，然后买点肉回来给我们打牙祭。如此，有时候我想起打牙祭的日子，真的很开心，当时是生活的一种改善。

在一九九七年的秋天，也许母亲受够了贫苦的日子，选择跟表姐去了深圳平湖。这一年我成为一名真正的留守少年了，留守的日子，特别地孤单。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不小心就考了个全班第一，我惊讶加惊喜，真的是出人意料，班主任语文老师送了一本日记本给我，还叫我上台讲话，我顿时脸红，不知道说什么。后来我写了一封信给远在广东的母亲，告诉她我的成绩，过了半个月，母亲便回了信，那是我最开心的一次。母亲在信封里，夹放着一张照片，她骑着摩托，一袭白衣，靓丽极了，洗净了脚上的泥巴，母亲是一个很美的女人。我不记得，那封信里的内容了，那张照片，也不见了，很多年后，我找寻了很久，翻箱倒柜地找，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后来母亲说起在厂里的日子，显得格外地怀念，因为那时进厂是最好的工作了，每个月收入稳定，流水线上男男女女，嘻嘻哈哈。这一年的冬天，母亲回家给我们买了西服，以及皮鞋，我第一次穿皮鞋脚就磨起了水疱，我就不适合穿皮鞋，我叫母亲别再给我买皮鞋，后来，我就一直穿运动鞋。

好景不长，二○○○年，二弟也上初中了，然而跟我不同的是，他好动、叛逆。这令祖母很头疼，母亲也只好脱去了统一的厂服，回家务农，就这样，又成了灰头土脸的留守妇女。我不想看到母亲太操劳，但又能怎样，我帮不到她，她打工回家后，变得更加狠了，活是永远干不完，那些常年在外面打工的人，不种的田，母亲通通种，就这样她就是一个全能的农民，男人女人的活都是她一个人干。母亲扛下所有，超常的劳动，压垮了母亲，那时候家里也没有座机，父亲打电话回来，只能去邻居家接，两个人在电话里，总是吵架，总是不寄钱回来。雨季很长，在广东搞建筑，要老天赏饭，这位建筑木工，也是无奈，打工也没有挣到多少钱。又过了一年，母亲决定随父亲去工地搞建筑，她觉得工地的小工，她是可以胜任的，一个霸蛮的湖南农村女人，就是这么任性，在广东的大通铺的工地上，任劳任怨。一个黄昏接着一个黄昏，我望向天边的云彩，留守少年，变得越来越安静，但学习有点跟不上了。有些人读了初二就打工去了，有些人初一还没读完就奔赴广东，我看着空荡荡的座位，想起远在广东的父母。上初二时，班里有一位女同学酷爱武侠小说，有一天我送了一本古龙的武侠小说给她，某天夜里，熄灯铃响后，她点蜡烛在寝室里津津有味地看，结果她看着看着就睡了，蜡烛倒了，点燃了蚊帐。幸亏别的女同学发现，才避免了一场灾难的发生，没过多久，这位女同学就辍学，去了广东。

广东是很多人向往的地方，包括我，上学并不只是为了去广东，然而，不管你愿不愿意，只有一条通往广东的路可走。或许这位女同学多年以后会想起，有一个人送了一本古龙小说给她，或许，她早就忘了。她去了广东后就杳无音信了，也许在外面碰到了某一位男人，远嫁他乡。每一个人的路都差不多，尽管路径不一样，但都是为了生活，为了以后有一个更美好的家。

我出其不意地在初三走了下坡路，不再是尖子生，物理跟化学让我痛苦不堪。我实在想不通，那些在寝室熄灯后，还跑去走廊挑灯夜战的人，是有多大的动力，也难怪会成为尖子生。班上唯一走读的是我，没了以前的乐趣，班主任是一位极其严厉的男老师，动不动就拿脚踹我，让我难堪。

我的二弟，越来越叛逆了，有时候几天没回家，不知道去哪里找，有时候突然就回来了，这让我很头疼。我的母亲知道后，太不放心了，就只好从东莞的工地上再次回乡。接下来的日子，母亲对二弟特别严厉，她也许不想让我们早早地去广东。虽然不想，但又能怎样，历史的潮流永远向前，二弟觉得只有去广东才能改变生活。母亲始终奈何不了一个有向往的人，他在一个冬天里，舅舅带他去了广东肇庆，那里并不发达。我的老表在一家造纸厂，他是一位大学生，学的是造纸技术，他不是车间的流水线员工。二弟去了肇庆，才十四岁，这个年龄是童工，广东大部分工厂不收童工，表哥找人帮二弟办了一张假身份证。在肇庆的造纸厂，二弟过着三班倒的日子，他刚出去，经常打电话给舅舅，说着就哭哭啼啼，如同一个爱哭的女人。我实在是佩服，一个非常叛逆的人，动不动就哭鼻子，有一次还说要我好好读书，将来考大学，十四岁的他很快就知道打工的苦了，但他的话，没影响到我。整个家庭，想要改变困苦，真的要付出很大的艰辛。父母打工几年，也没挣到多少钱，我每天看到母亲的忙忙碌碌，很揪心，这是一种生来如此的倔强。我不希望，母亲过得艰苦，不喜欢她把一切都奉献给我们，但又能怎样，我改变不了现状，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让她操心。

父亲后来带着二弟去了工地搞建筑，他的根据地在东莞，一个人在某一个地方待久了，就不想去别的地方。二弟在东莞的烈日下，晒得很黑，很瘦，很精壮，工地都是力气活，很辛苦，钱很少，农民工的工资没有提高，只是不停地建造城市，高楼林立是许许多多农民付出的汗水，工头还总是拖工资。我的满叔有一次去看望父亲，以及二弟。满叔觉得年轻人不应该搞建筑，就托老乡把二弟弄进了东莞长安的家具厂。这时的二弟才十五岁，第一次进厂的他，显得格外老成，跟老乡处得来，人也很勤快，很快就跟老乡们混成一片。

母亲四十岁的时候，我便想起了远方，如果她坚持在深圳的厂里上班，也许会比成天干农活的她年轻。永远劳作不是办法。父亲有了新的想法，他觉得在外面没挣到多少钱，还让母亲一个人挑起重担，便从广东回来。那个时候，好多人在家里碎石场干活，我的舅舅也是，没什么农活就往碎石场跑，这是一种真正的副业，农民兼顾家里，又可以挣到钱。大兴土木的时代来临，父亲在碎石场成了一名爆破手，天天与石头较劲，而舅舅在面对灰尘很大的环境，也不戴口罩，就这样辛苦劳作。碎石场确实给他们带来了收入，生活渐渐好起来了，但十几岁的年轻人没有一个留在家里。很多人在外面挣到了钱，开始盖房子，我不知道那些人是怎么挣到钱的，那时候三四百一个月，纯粹靠打工，起码那是要拼搏几十年呀。可能很多人，做起了生意，然后镇上的老房子，陆陆续续都换了新建的楼房，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我的父亲在碎石场，身体吃不消，毅然决然选择老本行，在家里开始给人盖房子，边盖边想着以后有自己的楼房。或许每一位父母都希望有房子，可以让自己的孩子有个安稳的家，不要像他们成家后，只有两间土砖屋，家徒四壁。父亲是一个建筑木工，没有做生意的头脑，只是在不同的地方做工。做工就有收入，而且比在广东舒服，家里的建筑工人、主人喊着“师傅”，有烟有酒有好菜，这就对了父亲的胃口，虽然辛苦，但也比较滋润吧！

每年秋天，有收成，也有落叶。每个人也不同，进城务工才是年轻人的趋势，读书干啥，无用武之地。其实读书还是有些用处，有些读了中专，或者大学的人，他们的工作就比较可以。

有一次，表叔回来，我跟表叔一起放牛。那是个美妙的清晨，草尖上的露珠晶莹剔透。他跟我说起白沙，以及红砖厂、养鸡场的经历，打工十年，自然有不少我不知道的事，很新鲜。我觉得外面的世界丰富多彩，我想离开待了十九年的地方。那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地方。父亲很少讲广东的经历，母亲对工厂的琐事在那封信里已经说过了，然而表叔说起来就格外好，他把红砖厂的日子一句带过，给我讲了被人欺负、打架的日子。他的脾气很火暴，手法麻利，走到哪里都不怯生，跟老乡相处也是极好。他在邵阳人聚集的地方有一种侠客的风范，只要有老乡被欺负了，他就争着出头。表叔相亲成功后，没多久就去广东了，我还有很多的困惑，他都没给我解开，他就带着表婶，过上了打工夫妻的生活。

我是一个极其自卑的人，高二那年，在学校里等了一个礼拜，课桌里一本新书都没有，我等的学费不知什么时候送来。开学第十天，姑姑终于给我送来一千二百元，真的是雪中送炭，那个时候，解决了天大的问题。我在那天夜里，躺在铁架子床上哭了，想起了表叔跟我提起的白沙，想起了那位脸上洋溢着幸福的表婶，我觉得普通人的日子也就这样，打工挣钱，过安稳的每一天。

我隔半个月回家一次，听外婆说，父亲因为找不到我跟小弟的学费犯愁，母亲则默默抽泣，一位极其坚韧的女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苦，她的眼泪直接影响到父亲，他扇了自己几个耳光，也跟着母亲哭了起来，我这是第一次听说，父亲这么无助。

也许时光给我的只是一种让人厌倦的烦躁，多少个日子里，都是为了未来而努力，我不知道上学能不能改变生活，能不能有更多的选择。父亲在碎石场，干得那么辛苦，但生活依然拮据。父亲决定种更多的田，干更多的活。他在镇上拉起一支建筑木工队。碎石场有活，就在碎石场带炮手，以及在碎石机旁喂大石头。有人盖房子，他就放下工具，在别人的楼顶装模。同时父亲又是一名很好的厨师，村里有人办酒席，他就成了一位大厨。家里的工具越来越多，钢铁一样的男人在各种岗位做事挣钱，只有勤劳才能改变现状。我母亲，坚韧的性格使她越来越辛苦，为家里的农活操劳，同时喂了一头母猪，很多猪崽，每天忙个不停。忙碌带给人的只是一种宿命，日子也就慢慢好起来了。我不想成为父母的负担，虽然安静，却很躁动，一直想离开这个村子，跟那些初中还没念完就背井离乡的人一样，去广东挣钱。

又一个秋天来临，落叶随风飘荡。小弟开始上初中了，他跟二弟不同，有着与人沟通的能力，跟老师、同学，以及村里的小伙伴很容易打成一片。但这位成长迅速的少年，与表叔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早早就规划了一切，初一没念完，就一个人去了广州。动作如此麻利。广东如此美妙吗？似乎每一个去广东的人，都向往着美好的未来，但未来真的如想象的那么好吗？父母希望我跟小弟好好读书，考大学，光宗耀祖。小弟奔赴广州后，母亲大哭了一场，对我说，大人这么辛苦，还不是希望你们能听话读书，将来考大学，有个很好的工作。前有二弟的叛逆，后有小弟的不辞而别，这让不到四十的母亲彻底崩溃了，她觉得自己很失败，孩子一个又一个走上了她的老路。她知道，广东是一条艰辛的不归路，从此便是流水线上的牛马。

崩溃的母亲，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这让我压力倍增，我像是这个穷途的家庭唯一能考上大学的人。小弟走后，我更加地安静，更加喜欢发呆，有时候学校放月假，我跑去姑姑家待着，或者去姨妈家住两天。我不想再看到那位勤劳的女人了，我怕她流泪，我怕她边炒菜，边跟我说，要好好学习之类的话。这个时候她把跟姑父的对话同我讲起，她宁愿累，宁愿苦，不愿意没钱。这让我更痛苦，我感觉自己的家，是全中国最苦的家，我想逃避那个让母亲深深付出的地方，那两间简陋的土砖屋，以及大伯给我们的厢房和黑白电视，我厌倦了充满希望的生活。不上学的日子，一个人安静地在草垛里发呆，望着村口泥泞不堪的小路。也许离开村庄才能让父母更轻松地活着。他们的期望太高了，我很累很累，痛苦不堪，我越来越不合群了。

好在在高中同学里，有一位酷爱读书的班长，他去过广东，在东莞的工厂里有短期的暑假工经历，跟我说起很多的新鲜事。他说起周星驰的《喜剧之王》。说得更多的是他如何喜欢沈从文，后来在《邵阳日报》发表了一篇小文章，说挣到了第一笔稿费，要买书，怂恿我加入什么文学社。我不懂什么文学社，直到有一天，我在旧书摊，用生活费买了《沈从文文集》，才知道，那是多么美妙的世界。我很开心，在重重叠叠的日子里，有了一种忘却母亲的感觉，我似乎要在这种感觉里沉溺的时候，我的生活费越来越少，就想起了表叔跟我提起的白沙，我想去广东打工，挣钱买更多的书。

我的想法始终压抑在心里，我不敢跟父母说，不想看到母亲流泪，不想看到她的付出化为泡影。可生活终究会怎样，谁又知道。我以后能考上大学吗？我选择的是，继续在学校挥霍着时光，过着不敢乱花一分钱的日子。每个月我会拿一部分生活费去旧书店买几本书，实在没办法，也不敢跟母亲说，我只好少吃一点，

二○○二年冬天，下了一场很大的雪，我跟班长在雪地里打雪仗，滚雪球，堆雪人，很是开心，白雪皑皑的时刻，让人难以忘怀。但同时，我迎来了最黑暗的时刻，我饿着肚子，走在宿舍的走廊上，只是滑了一下，就晕倒了，我第一次感受到天旋地转，觉得自己快要死了，但是没死成，被同学送到了诊所。醒来时，表哥来了，他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摔了一跤，就晕倒了。而后，表哥告知了母亲，第一次让母亲操心在校园的我，我很懊恼。母亲在家杀了只土鸡，带给我，姑姑也来了，姑姑说有时间就去她家改善伙食。柔弱的母亲离开时，我躲在厕所里哭了起来，心思很重的我，总是想着不让母亲操心自己，而我似乎就是一种负担。

我终究没有“争口气”，辜负了母亲的良苦用心，没有考上大学，没有给她带来慰藉。我离开了村庄，背着一只黑色的包，在神龛前三鞠躬。母亲就说，李氏祖先保佑方毅在外面打工多挣钱，身体健康，谈个女朋友回来。我走的那天，父亲送我到东安火车站，临近中午，父亲带我在店子里吃了个午饭，嘱咐了我几句。他没有说外面有多么的辛苦。其实他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却也不是想象中的精彩。饭后他就准备搭车回家，转过身去，背影渐渐地消失了，我的心里不知道什么滋味，在候车室，神情凝重地哭了起来。我是第一次离家，破灭了希望后的离开，虽然没能改变什么，但又觉得很轻松，我就这样走上了父母亲离家的那条路。

火车咣当咣当，我昏昏欲睡，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此后，我成了每年冬天回家的人，我是老人们口中“找副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