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起笔，便是一束光
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有一群写作的女性。她们中有的写作多年、著述颇丰，有的则隐匿在文字背后，在新大众文艺的浪潮中真诚记录生活、执着追梦。不管怎样，写作让她们对一切有了更阔大、深切的认知，也让这些本就独特的人生变得更加丰富、厚重。拿起笔，便是一束光，照亮的远不止一个人。日前，在由北京市文联、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主办的“北京文学场域中的新女性写作研讨会”上，来自各行各业的写作者谈论了她们对于写作、文学等的看法。
——主持人 李晓晨
看见那些还没有被看见的人群，听见那些还没有被听见的声音
张 莉：我进行女性文学研究和女性写作，其实更强调“女性视角”和“女性意识”。如何理解女性生活、理解自我，我认为其中有一部分是所谓的“女性主义”不能涵盖的，我们不能靠着那样的理论写作。作家对生活的感受是不断流动、不断变化的。女性视角让我开始重新认识生活，比如读鲁迅的小说《伤逝》，我们一直能理解涓生的痛苦、无奈，又有多少人理解子君的难过呢？
在我看来，真正的女性写作是换一种视角，用新的视角看世界，用新的视角引领今天的读者去理解生活。比如，我们都知道萧红有一篇作品叫《回忆鲁迅先生》。在她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很多人都质疑“这有什么可写的”，包括她当时的爱人也这样问过。但几十年过去，《回忆鲁迅先生》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也是我们了解鲁迅先生的重要文献。这就是一个作家带来的审美力量。生活中的琐屑皆有光，这就是女性写作的意义，那些厨房、客厅里的事情，那些抚养孩子、维持家庭所付出的努力，都应该被看见，也应该被尊重。今天，已经有很多写作者被大家看见，但与此同时，还有很多默默写作的人还没有找到她们的空间。所以，对于研究者来说，可能现在更重要的是面向最基层的写作者，去看见那些还没有被看见的人群，听见那些还没有被听见的声音。
乔 叶：每当看到“新女性写作”这几个字时，我首先就会想，什么是“新”？“新”放在“女性写作”前，无疑是一个关键字。新的要义是什么？我想，应该是新的认知、新的经验、新的笔力。刚才有朋友谈到是否取消“女性写作”这个标签，我觉得就当下来说可能还不到时候，它现在还是一个强标签。女性写作貌似格外被关注，我想，可能还是因为“弱”，所以才会被反复强调。什么是真正的强？等到将来，无数女性都拿起笔去写，女性写作成为文学场域的常态和常识，无处不在，到处发散，那可能就是真正的强。我很开心的是，近几年看到了这种鲜明的趋势，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写作者出现。我们都说，“拿起笔，去创造光”。到阳光普照，标签会不断被弱化，直至被自然取消，可能就抵达了一种理想境界。
回顾我的写作之路，起初应该算是偏中性的立场，我秉持的理念是：男性、女性都是人性。但后来我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女性主体的意义，尤其近十几年来，我的女性意识越来越强，据此做了一系列的文本实践，有了非常多的宝贵收获。有一种深刻的感受就是：在对于女性主体自我认知的同时，我也反复提醒自己，既要敏感，但也不能过度敏感。敏感的同时也希望自己宽阔，锐利的同时也希望自己厚重，不能走到刀锋上。可以深，但是不能狭窄。这中间的关系很复杂。简而言之，生活和文学都是浩大的河流，作为写作者，我们的成长都在河流中。如果想走得很远，在生活中也好，在文学中也好，那就需要有很高的自我要求，需要慢慢精进和修行。
顾 适：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被公认为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它是由一个女作家创作的。而我自己在创作过程中接触到的大部分作品几乎都是男作家创作的。我开始写小说时，因为我特别不擅长使用“其他人”这样一个概念，所以在早期的作品里很多主人公的名字都叫做“托尼”——他是一个男的。直到我的小说被翻译并且发表在美国的一本杂志上，有海外读者问我为什么在你的小说里看不到女性，也看不到中国，我这才意识到，原来当你的作品走向世界时，大家真正想看到的是更真诚、更具有主体性的表达。2018年以后，我几乎都会从中国女性视角出发去写作，这些作品也构成了我的新小说集《2181序曲》。
当然，这就回到了今天我们讨论的问题——是否要把女性标签撕掉，或者什么时候可以把它撕掉？我想这个标签最重要的价值在于，我们可以让许多女作家通过这个标签逐渐被人看到，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对我来说印象深刻的场景：2017年，我去参加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第75届世界科幻大会，那一年“雨果奖”所有的获奖者都是女性，亲眼看到她们一个个走上台，那种感受是很难用语言来转述的。当然，我后来也跟海外的科幻迷讨论，如果是把性别作为获奖的前提，是否公平？但是她们反过来问我——都是男性获奖，就是公平的吗？我当时一下子被问住了。所以，或许在未来，确实有一个可以撕掉标签的时刻，就是当随意开启一次圆桌讨论、打开任何一个论坛上的帖子，大家问有哪些值得推荐的中国文学作品时，能看到其中有很多女性作家的作品。但如果还没有走到那一步，我们就依然需要女性标签，去帮助女性作家被大家看见。
范雨素：我二十多岁时，糊里糊涂地有一种直觉，觉得一定要来北京打工，后来证明这是对的。我记得有一本书里有句话，大意是说“每个孩子都是由一个村庄托举的。”我觉得我和我的孩子其实是被北京托举的。我来到北京以后，是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单亲妈妈，二十几岁的时候住在东三环的一个城中村，房东大姐是一个下岗工人，她经常帮我照顾孩子。后来我搬到东五环的城中村居住，新的房东大姐因为比较空闲，也愿意花很多时间帮我照顾孩子，这样我就可以花更多时间去打工、生存，她们托举了我和我的孩子。
我的写作也是北京托举出来的。2014年以前，我的时间大多花在生存上，从不写作。2014年，我无意间加入了一个文学小组，当时我就想知道文学课是什么样的，所以抱着好奇心去听。我以为老师讲一个月就结束了，可没想到这个课一直延续下来，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人心是互相温暖的，我听了老师的课以后被感动了。老师说你们都听了好几节课了，能不能交一篇作文？我就交了一篇，这篇作文被《界面新闻》的淡豹老师发现，她给我发表了，接着又找我约稿，然后我就有了点名气。但你要说我什么都没做，也不对，因为我从七八岁就开始不停地看书，只是那会儿没有想过要当作家。通过写作，我感受到的首先不是文学，而是人性的真善美，以及人类的悲悯。有时候我会问自己：“你真觉得自己会写吗？”因为潜意识里，我总觉得自己是被各种各样的力量托举出来的。为什么能受到各种各样的托举？这就是人性的真善美，大家都愿意做点事帮助别人，我们不仅得到了来自作家协会的帮助，还有很多志愿者帮助我们，有许多一流的老师、作家给我们上课。
谈到女性写作，我大概想了一下，改革开放以后，女性进入了最好的时代，每个人都能让自己发光，能挖掘出自己的价值。比如，我们的文学小组里女性就比男性多，我们几个人还出版了自己的作品集。我觉得，这样一个时代能让每个女性都发光发亮，实现自己的价值。我原来大多数时间都忙着赚钱、吃饭，不懂什么大词，其实现在也说不清这些词的意义，我只能说我亲眼看到的，就是大家都特别努力，白天为了生计花很多时间，但是晚上就算挤时间也要努力地学习、写作，而且最好的是，这个时代没有辜负努力的人，我们的努力是有价值的。
女性写作者所提供的应该就是这样的特质——不畏惧冒犯，不随波逐流，真诚如实地表达自我
柠檬羽嫣：我是一个医生，同时也是一个写了十七年的创作者。在前辈作家中，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一位同样跨界的女作家——毕淑敏。她在作品中把军旅生涯和医学专业相融合，《红处方》等作品体现了独特的医学人文叙事。相较于前辈作家，新一代女性作者的写作似乎更加五花八门，这也得益于现代社会以及网络的飞速发展。我自己也是受惠于网络文学的红利，大概在13岁时，我非常偶然地打开了一个网络文学网站，看到网站右上角有四个大字——“成为作者”。那时候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所有人都可以成为作者，因此阴差阳错地走上了写作之路。
现在女作家的职业五花八门，像近期我读到了王晚的作品，她就是一个外卖员，她所写的关于个人职业经历的作品，呈现了非常独特人生体验。另一位我关注的作者是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柳翠虎，她的写作没有专注于法学科普，而是用自己在法学的学习、训练中形成的思维认知，去解析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书写现代都市中青年男女的迷失和困境。她们都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我自己的创作中确实融入了很多医学的背景和元素，写作和医学都是一种治愈的方式，我的作品《治愈者》其实是以专业视角讲述了一个关于罕见病科研攻关的故事，这个故事融合了我对于基因编辑的思考，关于疾病与生命的思考，还有关于人生意义、人生价值的思考。没想到很多年之后，在我的职业生涯遇到困境时，我在温哥华接到了一位制片人的消息，告诉我由这部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要开机了。我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下重新打开作品，看到自己曾经写下的那些话——“用自己的职业生涯去研究一个病怎么会是没有意义的事情？每个重大的医学突破都是几代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碰到上天所给的希望的曙光”，这治愈了当时正在低谷期的我。这个电视剧播出后，很多观众说“知道罕见病的人比得罕见病的人还要少，感谢这部作品让更多人看到这个群体”。非常有意思的是，不久前，罕见病亨廷顿舞蹈症有了新的治疗突破，通过基因编辑的疗法，患者症状能够得到75%的改善，这个疾病从绝症变成能够得到显著改善，这就是治愈的奇迹，恰好和我的作品结尾也非常相像，这也给了我更多的信心和力量。
关于跨界写作，从叙事的主体来讲，从集体的宏大叙事到现在更加个体化的经验性表达，这种转变不是当下作者和读者对之前的否定，更像是在时代发展中生活和文学的必经之路。而在另一方面，女性的书写不仅是个体的创作轨迹，更是一部通过写作不断拓宽自我定义、重构主体性的精神史。写作让我们的人生更加丰富多彩，它其实体现的是女性成长的力量。跨界不是简单的身份叠加，而是在不同的知识体系间建立起对话的艰难尝试。我们这一代写作者所面对的最主要挑战，首先是在大时代的洪流之中，每个人的个体经验和生存状况都有非常大的差异，大家的生存状态不一样，所感受到的冲击也不一样，能引起共鸣的更多是一种情绪化表达，而经典的女性形象似乎还没有被塑造出来。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在我们的写作中应该怎样去塑造女性和男性，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书写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这里面有很多的学问。
孔 孔：小说首先是一种思考方式，它不仅是一个最终的成品，重要的是创作过程和创作者的相互激发。我之前写过一部长篇小说，有个读者评论说“我的写法有点ADHD的写法”，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查阅了很多相关资料，我发现这个词其实是说多动症与注意力缺陷，由此我还了解到，这个病竟然也分男女，在神经科学领域，男性和女性在多动症和注意力缺陷上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写作让我对女性的存在、处境有了更深层的观察和了解。这让我真切意识到，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思考方式，文学是以语言为材料进行创作的。文学对于女性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提供了思考的空间，比如伍尔夫写的《一间自己的房间》，并不是仅仅指一个具体的空间，其所指向的应该是更广阔的时空，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空间去安置自己的思考，并围绕这些思考进行创作，而创作又会改变平日习惯使用的语言，语言又反过来影响思考方式，最终可能会带来一些社会层面的改变。
而说到城市写作又很有意思。城市本身是一个不断变动的社会空间，它必须依靠不断的变化保持更新，这对文学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女性最开始大规模进入社会生产流程，是因为机械化对人力有了更多要求。起初也有好多人不接受这一现象，但其实它让女性获得了解放，拥有了更多自由，她们渐渐地也有了更多的创作机会。城市赋予女性很多机会，也要求我们跟随它的变动而不断改变自己。当旧有的秩序被打破，可能就会有更多机会在新的秩序上去创造我们的空间，创造我们的语言，表达我们的思考。
张 哲：今天，女性写作已经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女性和女性写作之间的关系是互为镜像、互相塑造，或者说是共生的。一方面女性为文学带来极为丰饶的面向，另一方面女性在写作过程中也不断地蜕变和成长。我前段时间在《巴黎评论》里读到关于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的采访，她说自己十二三岁时立志成为一个作家，那时她通过阅读观察到，一个好的故事里必然有一个男性主人公，所以她写作时也依照前辈的经验去处理故事。等到二十多岁时，她忽然意识到，女性应该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强大的丰饶辽阔的文学世界，而不必去迎合某一种标准或者取悦某一种答案，只要把自己了解到的或者体会到的东西如实表达出来即可。于是，她后来写出了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烦人的爱》和《我的天才女友》。举费兰特的例子是想说明，女性从不被书写到被书写，再到自我书写、构建强大的文学世界，其实经历了漫长且曲折的过程。大家在各自的写作实践中，可能或多或少都有类似的经验。
作为一个编辑，我看了许多作品，非常强烈地感受到，无论是题材还是传播媒介，女性写作在当下正变得更加宽广且辽阔。这也体现在女性写作者对“关系”这个词的重新诠释上。她们一方面依然写基于个人体验的小说，另一方面叙事的视野也延伸到更为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今天的女性写作更像是站在女性的视角去洞察世界、书写世界。关于这种变化，我可以举两个在编辑中遇到的例子。一个是对母亲的书写，现在文本中对母亲的书写有了很大转变，从单一的赞美讴歌式书写，转变为将母亲从伦理学的身份剥离开作为独立的人来写。另一个是写“理想”，一方面写女性拥抱理想甚至拥抱野心，另一方面又充满了自省。
通过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当下女性写作对一些习焉不察的事物、概念，正在进行新的打量、思考、质疑，这需要强大的勇气。这也使我想到波伏娃之前接受记者采访时，有个记者问她，你既写了《第二性》，也写小说，为什么你的小说没有塑造出一个能够彰显《第二性》主旨的女性形象？波伏娃给出的答案非常直白，她说，我写的是女性本来的样子，而不是她应该成为的样子。我想，女性写作者所提供的应该就是这样的特质——不畏惧冒犯，不随波逐流，真诚如实地表达自我，这在某种程度上早已打破了性别边界，回归到一种以人为基本单位的最真诚的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