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与传统的当下“遇合”——育邦诗集《草木深》印象
大到民族，小至个人，诗歌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其具有明确的方向感。百余年的中国新诗披荆斩棘，成果颇丰；却也因和传统断裂，走过弯路。其实，传统之河不会断流，一直有众多自觉者在进行着修复、弥合着新诗与传统的努力，“70后”诗人育邦便是其中重要的一员。他近年来矢志于让现代灵魂在诗中和传统照会、遇合，诗集《伐桐》《止酒》如此，《草木深》亦然，均有很高的辨识度。
看到《草木深》，很多人自然联想到杜甫《春望》中的两句诗“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这也从一个视角印证了诗集的古典气韵浓郁。沿着诗集里的文本题目《孤屿》《留园》《桃花潭》《江心洲》《麦田》《扬州慢》《盂城驿》《山中》《竹林七贤》《瓦官寺》等铺就的题材小径，会发现育邦诗歌的触角敏感、多元，他仿佛在与世间的一切交流，并集中聚焦于文化之根与自然之脉；但目的不在为它们绘形画像，输送民俗价值突出的风物图或文化志，而是借助抒情主体的渗入和心境融通，歌唱诗人对万物有灵的体认和对生命相通的理解。如“月出空山，风从云中来/司空山上，他卸下衣钵/两手空空，心亦不再思空/野马飞越真理与存在的争辩//大千世界，十万生灵/在手掌间流进流出/冶溪两岸，鲜花怒放/此岸彼岸，已无分别”（《司空山》）。司空山因战国时淳于大司空辞官归隐于此山而得名，又名“思空山”，佛教禅宗二祖慧曾在此避难、修禅、传法。转换到诗人育邦笔下的它远离世俗人群，安然静谧，美不可言，置身其中，心物一体，能真正领悟到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妙处，也让人顿感它是一片澄心静虑之所在，诗由山对隐逸文化的思考，对神圣和世俗、自然与人思辨的“自我教育”也颇耐人寻味。再如《对饮》，“羽状的玫瑰火焰，在绿色星辰上，/燃烧。薄暮时分，我们取出烧酒，/对饮。一杯又一杯。//形与影，携手天地间，俯仰啸歌。/混同于野兽，载歌载舞……震落树梢间无数的尘埃”。名为“对饮”，实为“独酌”，名实的悖反内隐着无限张力，它状绘了诗人的林间沉迷与陶醉，松果遍地，苔藓静寂，蔷薇和玫瑰在自由开放，一切的美与天然令诗人禁不住载歌载舞，于是呼唤屈原与李白等古人，呼唤周边的所有生灵对饮、共醉，跨时空的情境中“一个人大摆宴席”，足以见出诗人对自然热爱、对人存在状态关注之深切。
《草木深》对山川草木、前人古迹等自然、文化之“物”的回望与凝眸，不再是它们纯粹客观存在的惊鸿一瞥。在诗人和它们的精神对话中，“心灵总态度”的统摄已使它们内化为诗人的情思载体，聚结着当下人的喜怒哀乐、困惑和吁求。或者说，诗人是以一种主体化诗学的建构方式，在向先贤和历史传达崇高敬意的同时，完成着现代灵魂的内在叩问和自我救赎。
育邦具有丰富的创作经验，深知诗歌的情绪渲染都该规避过于直接或理性的告白，走一条非逻辑的诗之路径。他沿袭体物写志的思维传统，常通过鲜活生动的意象建构达成物我融通，营造出一个个映照命运与存在的“镜像”，在多重意象与景观的“互文”中，实现诗人与世界之间的互动与共振。同时，育邦的想象力本就超凡脱俗，喜欢在虚幻的世界遨游；博尔赫斯作品突出的虚构性对他的影响深入骨髓，两种因素结合使育邦虽强调诗的真实与真诚，但文本表述过程中有时根据现实的可能而非真实去营造情思空间。“我从树上走下来/我认出了我的一位父亲/他阴郁，沉默/口中吐出一朵浑浊的云∥我从花中走出来/我认出了我的一位父亲/他污秽不堪，满嘴淤泥/脚踩一片清澈的湖水……我从火苗中走出来/我认出了我的一位父亲/他提着一桶水/是的，他要浇灭我”（《我认出了我的一位父亲》）。诗旨在表现“我”与“父亲”两代人的关系，但它没有直抒胸臆，而是分别以树上、花中、石头、人群、火苗为核心，组构成五个意象群落，凭借意象群落彼此的流转、整合，叠印出既沉默落魄又勤劳纯洁的复杂父亲形象，流露“我”对“父亲”的伦理与精神认同，也不乏青春之“火”与灭火之“水”的父子间的代际冲突，以象达意，内敛含蓄。“我”从树上、花中、石头里、火苗中走出来，“父亲”口吐浑浊的云、脚踩清澈的湖水、双手长满苔藓等都是现实中非实有的虚拟意象，可在具体语境中又合理可能，真实与想象界限的“模糊”，同每段中“一位”限定的父亲集聚一处使父亲产生的不确定性，又强化了文本阅读难度。
意象本是朦胧之源，使诗如水中月、雾里花，亦真亦幻，隐约蕴藉，超验和冥想的幻想、虚构性更具现代品质，它在翻新相对平面的意象思维的同时，更暗合了21世纪诗歌的虚拟趋势和韦勒克、沃伦那种任何文本都乃作家“虚构的产物”的论断，再度打开了人们想象力的天窗；意象思维与幻想性特质互文、并置，则有利于避免育邦诗歌向古典的“一边倒”倾向，实现传统的现代性转化。
《草木深》充满古典气的另一个表现是育邦给在世与故去的朋友写了很多诗，复兴了传统诗歌的“唱和”功能；并且诗歌语言一如他的为人，优雅精致，如“彗星的坚冰化作最后的火焰/宣告你沉迷王国的诞生”（《悼孝阳》），“秋天里的母亲，站在暴风雨来临的海边/等待大海把她的男人再次送还给他”（《出海——兼致谢宜兴》）。两段诗都出语从容舒缓，典雅端庄，既有南方的柔婉又具北方的力度，将情绪传达得得体到位。但育邦诗里古典资源丰厚的另一面，是自觉而强烈的现代意识，他对悖论手段情有独钟，并将其由方法上升为思维方式，努力在诗中平衡相互排斥、冲突的不协调品质与元素。如《中年》即是“矛盾”情境中绽放的智慧之花。这首诗可视为诗人的精神忏悔录与反省图，其中对立、矛盾因子形成的悖论有所习焉不察。他喜欢采撷绚烂的蘑菇，因为它们有毒；持剑挂在天空中，天空却虚无，剑已疲惫；清楚中年渐近“夕阳”，反倒拥有了难得的寂静。悖论在立意、修辞和语言各个层面均有体现，最终在核心意象“中年”上达成了统一。诗人敢于正视自我的分裂，在痛苦与泪水中寻找新的平衡，这种分裂其实何尝不是现代人普遍的精神困境呢。
东西方文学资源之间的张力成就了育邦诗学，传统诗语与悖论乃至反讽的交汇，注定他的文本和简单的浪漫冲动无缘，具有一种复杂和含蓄之美。《草木深》在写什么和怎么写两方面都给读者带来了新的启示。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