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友谊，钩沉历史——读吴思敬的近作随笔
一直以来，吴思敬总是以理论家的面目示人，然而大约自2020年起，他却接连在很多报纸发表了一系列回忆性的随笔，论及任洪渊、张志民、郑敏、谢冕、古远清、唐湜、朱寨、杨匡汉、张炯、骆寒超等诗人、学者，还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诗探索》等重要的团体与刊物。也许是因为“名家写名家”的缘故，这些文章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那些充满温情的追忆揭示了吴思敬近年诗学著述中一个值得关注的侧面。文章不仅道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文坛往事，同时对于“诗教”“德育”问题也颇有启发。
吴思敬的文章透露了朋友们不少饶有趣味的“隐私”，比如，任洪渊年轻时喜欢“赖床”打磨诗稿；谢冕外出开会还带着运动鞋，坚持晨跑、洗冷水澡；古远清因为没有学过拼音，发信息从来都是简洁的“电报体”。虽然过从甚密，但吴思敬和这些朋友们其实并不算同一代人。古远清、杨匡汉和他同属“40后”，除此之外，其他人大多年长他一二十岁，但是吴思敬和他们相识、往来却都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正值新时期文学初期，人们迎来了“重放的鲜花”，文艺界、诗歌圈一个浪头接着一个浪头。特殊的历史语境和文学潮流将这些“大孩子”“大朋友”们变成了“同代人”，他们彼此之间正是在这个时候结成“朋友圈”的。古远清曾戏称《诗探索》是“一群‘大孩子’办的文学评论杂志”，这些正值壮年的“大孩子”们有不少是在吴思敬位于菜场胡同7号的家里熟悉起来的。吴思敬回忆说：“王府井菜厂胡同7号，地处闹市，交通方便，我家遂成为诗人们常来常往的地方”“朋友们来我家喝茶、聊天、交流诗歌……有时忘乎所以，甚至在我这屋里举行即兴的朗诵会”“来访的朋友多，有时我不在，他们往往在门上留个条就走了”。这些生动的场景让人想起民国时期北京城内林徽因和朱光潜家中的文艺沙龙。关于新时期诗歌的发生和演变，以往的描述大多围绕诗歌作品展开，吴思敬和这些朋友们的交往则为历史增添了不少故事。
新时期“归来”诗歌在学界关注较多，但却少有人关注像骆寒超这样的“归来的研究者”。吴思敬在文中说，骆寒超“陆续为郭沫若、臧克家、徐志摩、戴望舒等诗人写专论，明知不能发表，却坚持不懈地写下去”。在怀念张志民的文章中，吴思敬回忆道，他“与北京作协的几位青年诗人，如顾城、江河等关系非常好，成了他们的忘年交”。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很多批评声音已然烟消云散，吴思敬的这些回忆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历史的复杂性。
吴思敬深情怀念、致敬的朋友们都是几十年来的好友。他们因为共同的兴趣、志向而结缘，聚在一起释放出强大的创造力。新时期以来，吴思敬亲历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发展、壮大，并且长期主持《诗探索》的编务工作，这使得他不仅成为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坛重要的见证者、参与者，在一定程度上还兼有组织者的角色。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是新时期以来最早成立的全国性文学社团之一，在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格局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在文章中，吴思敬细数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筹办、组织的历次年会和诸多刊物。他与张炯精诚合作、相互激赏的经历让人钦佩，二人为当代文坛、为当代文学研究作出的贡献让人心生敬意。同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一路走来的曲折经历也是许多人所不曾想到的。同研究会相比，《诗探索》40年的办刊经历更加传奇。在吴思敬关于《诗探索》的回忆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诗探索》柳暗花明的办刊过程涉及学者、书商、高校、出版社、印刷厂、研究机构、学术团体等各个方面；二是《诗探索》并不只是被动地挑选文章、提供版面，而是主动地、有意识地组织话题。1994年，《诗探索》的复刊号上临时加了一组“关于顾城”的文章，意在“提供顾城事件的真相，表明我们的看法，供诗歌界与社会各界读者参考”。在此后30余年中，常规的、非常规的专栏还有许多。人们往往把文学史理解成一个自发、自为、自足的过程，但从这两点不难看出，文学现场、文学史是多方互动和作用的结果。
当年一起挥斥方遒、指点江山的朋友们有几位已经离世，悲痛与缅怀是促使吴思敬写下这一系列文章的主要原因。他对亡友们的品行给予高度评价。在称赞老友们人格风范的同时，吴思敬打趣杨匡汉是“书呆子”，同时又“爆料”自己也是“书呆子脾气，一边等人，一边窝个地方看书”，害得任洪渊夫妇久等。他借用林庚的说法，称赞朱寨是一位具有“布衣气质”的学者，这放在他自己身上也很合适。他平易近人、爱护后辈。我曾不止一次陪同青年学者、作家到他的客厅做客。正是因为彼此性情上的这些相近、相似之处，才使得吴思敬和这些朋友们惺惺相惜。
在此前的一篇文章中，我曾提到吴思敬的诗学思想中饱含着宝贵的诗教思想。受人民教育出版社之托，吴思敬主编了高中选修课教材《现代诗歌散文选读》。谈到“诗歌教育”，吴思敬曾引用雅斯贝尔斯的话，认为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这句话用中国古人的话来说就是“修其辞而立其诚”“身教胜于言传”“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这其实道出：诗教和德育是相融相通的。优秀的诗歌作品一定是追求真善美的，崇高的道德也是如此。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诗德合一”无疑是值得肯定并且具有积极意义的，这也是吴思敬的回忆文章给予人们的启示。
（作者系北方工业大学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