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物里的江南 江南里的中国——读徐风《江南器物志》
徐风善写器物，身在江南，以宜兴紫砂为中心，用文字雕塑出一个器物的世界。他的器物书写系列从早期《壶王》《壶道》《壶殇》起步，再到《布衣壶宗》《花非花》《做壶》，由紫砂壶逐渐深入到江南文化的深处。近年来，他的《江南繁荒录》《包浆》将器物与江南深刻地牵连在一起，写出了器物深处的心灵秘史与江南神韵。徐风书写紫砂多年，变换多种文体，视角却始终对准江南时光流转中的器物，以及器物背后的文化与悲欢。《江南器物志》作为徐风的最新力作，将书写的重心由紫砂扩展至江南诸器，通过名物考证和文学想象，在器物流转与人事交织中，重新照见了江南意韵，并对当下社会与文化现实进行了深切思索。
江南在秦汉时期被称为“江东”或“江左”。隋唐之后，江南地区富庶繁华，文学书写逐渐增多。近代以来，江南文学书写在郁达夫、朱自清、戴望舒、叶兆言、苏童、格非等笔下不断丰富，以新的时代精神赋予江南新的文化内涵。在层叠累积的文学写作中，江南从一个地理空间被塑造为一整套文化意象。
文学想象和名物考证并举，是徐风书写江南的基本路径。他以“器隐镇”这一虚构场域为叙事核心，既给予文本必要的想象自由，从而实现艺术再造，又在细节上大量借助地方志、口述史与实地观察的考证，使得虚构并不流于抽象或空泛，而是具备可验证的物质感与历史感。书中诸篇如《瓦片翻身记》《龙骨水车》《扫地成僧》《一品当朝锅》等，通过对器物的制作工艺、使用触感、传承脉络等细节的描写，呈现时间与人际关系的叠加轨迹；这些文本细节不仅是叙事的美学资源，也是作者考证功夫的显露。竹编考篮的编织技法，车水巷农具的名称与使用语境，酒瓶、香烟、古画在民俗语境中的变迁等，都被置于可读且可考的语境中。这样的写作策略，有效避免了纪实文献的枯燥与纯文学虚构的轻薄。
《江南器物志》中，器隐镇成为典型化了的江南小镇，虽不切实存在，但又处处映照着江南的影子。当读者步入器隐镇，便走进了“真江南”。该书的序篇如此描述道：“它坐落在太湖西岸。原住民们喜欢说这里最江南，日子慢吞吞，挣钱哗啦啦。口音不硬不软，菜肴不甜不咸，做事不急不躁。人情通透、世故练达，都似水磨粉团子，一口粘住牙，糯里带点韧。米酒甜兮兮的，饭菜热络络的。”读者未及见器隐镇之景，却先听见了器隐镇之声，在“慢吞吞”“哗啦啦”“甜兮兮”“热络络”所构成的“吴侬软语”中，观众已然领略了江南风情。而后作者带领观众从水路进镇，乘着“两头尖翘，一丈余长，宽三尺，无篷有坐，舱板油亮”的“小划子船”，在摇摇晃晃、弯弯曲曲的水道中，先后经历了大人巷、学前巷、车水巷、伙头巷、百搭巷、百工巷等，器隐镇的地图由此徐徐展开。大人巷威风，住着告老还乡的徐阁老、当地大儒於千鹤，还有状元周延儒、举人汤效祖，二人都因科举而“瓦片翻身”由鸡笼巷搬入大人巷；车水巷繁忙，聚集着镇郊的农户、杂工、小贩，精通农事、农谚的木匠郑龙大即居住于此；百搭巷快活，古玩店和当铺多聚于此，其中宏泰当铺的大掌柜袁心舟尤以“一双会看老物件的鹰眼”在此间混得风生水起……最终，徐风构建出了器隐镇三街通九巷的空间坐标，更写出了江南温煦的风土情怀。
《江南器物志》的器物书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博物志写法，而是将博物馆展柜里被凝视的“古物”重新交还给生活。《合欢桌》中，这张精美繁饰的楠木雕花桌子，由两张榫卯结构的半圆桌拼合而成，丈夫在时即拼合在一起，象征圆圆满满，丈夫不在时仅留另一半于堂屋，客人来时即知男主人不在家，于是“几句话说完，掉头就走”。此后，合欢桌经历被当、失踪、追回等波折，找回此桌成为汪素娥证明自身贞洁的关键。《瓦片翻身记》中，作为汤效祖恩师与未来岳丈的颜文泰，他在汤效祖赴金陵参加乡试前特意准备了“几样路上必备的器物”：折叠油灯、青云剑、砚台与竹编考篮。油灯可夜读照卷，长剑可防身辟邪，砚台堪润笔锋，考篮则可收纳文房，同时它们也表明一种档次与身价，为汤效祖添一份雍容恬淡的气度。在汤效祖中举后，这四件器物随即成为师门情谊与人生期望的见证。在《得义楼》中，毛无忌家道中落，临终仍念及分家所得供春壶。此壶为紫砂鼻祖供春亲制，乃其最后资产。偶然间，毛无忌与得义楼老板钱逢时相识，二人相约：以壶抵茶资，日来啜茶，壶由店主保管把玩，惟不售不赠。此后，毛无忌常来茶馆饮茶，饮毕即去，钱逢时则以此壶招徕顾客，生意兴隆。后毛无忌忽然病逝，钱逢时仍旧守约，将供春壶密藏于柜坊。半年后，毛无忌弟弟以毛无忌往日喝茶常用的唐盏为证，要求依旧如兄长此前一般来茶馆饮茶，并不索壶。钱逢时见此潸然泪下，引之入柜坊，还壶共悼。当这些“古物”跌回灶间、书案与茶馆，恢复其曾被手温捂热、被油灯照亮、被茶汤浸渍的日常身份，它们的骨气与灵光才得以彰显。
《江南器物志》中的江南，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江南水乡，更是中国人共同的精神原乡。徐风希望用文字搭建与还原出一座烟火漫卷的江南古镇，以呈现它气象万千的日常肌理。但在书写江南的过程中，他也发现：科举、稼穑、节庆、风俗、嫁娶、庭院、舟车、服饰……都是中国文化语境里永不破败的肉身；俗世生活中的菜单、食谱、药方、茶道、风水、方术、古玩、字画，亦是中国古人精魂里不可磨灭的诸般星宿。《瓦片翻身记》浓缩了中国人关于考学的生命体验：汤效祖的乡试被全家人寄予厚望，在母亲的严厉要求、岳父的殷殷嘱托、未婚妻的体贴关心下，最终有惊无险顺利中举。《龙骨水车》写出了中国人与土地的紧密联结：郑龙大与土地联系密切，他感知节气变化并吆喝着不同的农谚，在声声吆喝中度过了数十个寒来暑往，最终九十九岁高龄死在了自己所热爱的土地上。《雀仙桥》写出了中国人的团结精神与对中药的集体记忆：许吉安悬壶济世，在瘟疫中为镇民熬药提神，草药的氤氲气息在器隐镇的各条巷子里游弋，这些入口清苦涩嘴的中药最终帮助许多人扛过了这场瘟疫。这些故事之所以动人，正在于它们不仅属于器隐镇，也属于每一个曾被相似经验浸润的中国人。
《江南器物志》中的器物书写，是对江南往昔生活方式的怀旧回溯，更是一种面向当下的文化反思。徐风笔下的器物，既承载了江南的温润气息，也暗含了对当下消费主义的温和抵抗：它提醒我们，真正的生活并非建立在占有之上，而在于体察、珍惜与共处。当他将写作比作“一场慢戏”，那种不疾不徐、以匠心对抗浮躁的姿态，恰恰为当代生活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松弛与秩序感。在回望传统的同时，徐风用文字为我们指向了另一种现代性——一种由器物与人心共同锻造、在日常生活中重拾尊严与温度的生活方式。
综观徐风的写作脉络，《江南器物志》既是其“器物书写”的一次集大成，也是当代“江南书写”的一次重要尝试。在当代“江南书写”的语境中，该作品以器物为切口、以生活为经纬，为传统题材注入了新的叙事活力与思想深度。可以说，它以其兼具文学温度与文化厚度的笔法，为“如何书写江南”这一持续的文学命题，提供了新的叙事路径与美学范式。
（作者张娟系东南大学教授、陈能泳系东南大学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