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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文学作品常被视为现实的镜子，照见宏大叙事中的个体与日常，回应澎湃时代下的呐喊与彷徨。时代与社会的深刻变革，必然会推动文学在思想主题、表达形式等方面发生相应的变化。新时代长篇小说在书写时代巨变、塑造典型人物、为时代留存记忆等方面，有着极为显著的优势。

茅盾文学奖作为我国四大文学奖项之一，向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彰显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对现实社会之关切、对社会历史纵深之求索。本文选取以上海为背景的《千里江山图》《长恨歌》《繁花》三部获茅盾文学奖作品，分别与1930年代的社会性质论战、1980年代的海派文化大讨论、19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进行互文性解读，试图探讨虚构的文学叙事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时代之问的回应，分析作品在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的交相辉映中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图景的书写。

《千里江山图》与社会性质论战

孙甘露《千里江山图》的叙事时空设定于1933年春的上海，地下党员陈千里等人要完成将党中央从上海迁到江西瑞金的秘密任务。1930年代初的中国，正处于民族兴亡的关键转折点。日本帝国主义持续进逼华北，民族危机空前深重，国共合作破裂后的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更使本就脆弱的我国城乡经济雪上加霜。摩登上海既是帝国主义殖民势力渗透最深的“十里洋场”，又是党的诞生地、初心孕育地，是中国革命思想孕育传播的重要策源地。以《新思潮》与《动力》为阵地的社会性质论战在此激烈展开，双方围绕“中国社会性质”这一核心命题展开交锋——《新思潮》派坚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刻诊断，主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动力》派则片面断言中国已步入资本主义，鼓吹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场论战不仅关乎学理辨析，更直接决定着中国革命的方向与前途。

文学叙事与理论论战在此形成了深刻的互文关系。在小说中，以“千里江山图”为代号的绝密转移任务，艺术地再现了党中央战略重心的重大转折。这一空间位移，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跨越，更是中国共产党将革命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的战略抉择。在此背景下，上海的都市空间被赋予了全新的革命语义：外滩的海关钟楼成为传递行动信号的制高点，法租界的咖啡馆化作秘密接头的联络站，行驶中的有轨电车变为移动的密室。这些原本象征殖民现代性的空间元素，在革命者的实践活动中被重新编码，转化为开展秘密工作的战术坐标。小说人物陈千里、叶桃、凌汶与叶启年、易君年的思想分歧，恰是现实中社会性质论战的生动映照。

虚构的文学叙事与真实的历史论战由此发生了深刻的关联。一方面，社会性质论战中对社会性质的准确判断，为小说中人物的地下革命行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使陈千里等人的斗争从个体的抗争升华为推动历史前进的自觉实践；另一方面，《千里江山图》则通过鲜活的人物和情节，将抽象的理论命题转化为可感可知的生命经验。

《长恨歌》与海派文化大讨论

王安忆《长恨歌》中，主人公王琦瑶的故事从1940年代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改革开放伊始，上海这座中国较早现代化的都市，迫切渴求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找到新的身份定位。这催生了人们对上海现代性的重新审视。海派文化大讨论应运而生，讨论从对旧上海精致生活的“怀旧”开始，逐渐从器物层面深入到精神本质。其中，有学者提出了“开新”这一核心命题，将海派文化的内涵界定为“开放、创新、多元、市民性”，使海派传统去芜存菁，获得创造性发展的新动力。

王琦瑶跨越新旧上海60年的命运，同样也成为海派文化传承的一种注解。王琦瑶的客厅沙龙成为观察文化传承的微观场域。从1946年当选“上海小姐”后在爱丽丝公寓的短暂平静生活，到1980年代寓居平安里弄堂的寂寥晚年，王琦瑶对旧时吃喝技艺的执着、对旗袍剪裁标准的坚持、对客厅沙龙礼仪的维护，都有着丰富的意味。日常实践中的坚守，不仅承载着个人的情感记忆，更隐喻着对物质化海派文化的执着。从人物设定来看，王琦瑶、严师母、程先生，还有后生张永红、老克腊，都因彼此对于源自旧上海的精致生活的欣赏而相聚，又因固守而自决，或因厌倦而出走。个人命运的走向，暗示了单纯怀旧式文化坚守的死局。正如在海派文化大讨论中学者们所指出的，新时期的上海需要的不是简单复归王琦瑶所代表的殖民现代性，而是要建构社会主义框架下海派文化的现代性内涵。

文学想象与理论建构的互文，共同指向上海现代性内涵的更新。《长恨歌》通过王琦瑶的悲剧命运，既展现了海派文化中值得珍视的文化韧性，也警示了单纯沉溺于物质怀旧的历史局限。海派文化大讨论则从理论层面完成了对传统的扬弃，将“开放性”重新定义为创造性吸纳，将“市民性”升华为现代公民意识。这就共同勾勒了海派文化从“怀旧”到“开新”的转变，书写了现代性内涵在中国语境中的丰富和发展。

《繁花》与人文精神大讨论

金宇澄的《繁花》以“1960年代至1970年代的上海弄堂青年成长史”“1990年代的上海市井商业生活史”的双线叙事平行展开，通过“过去”与“现在”两条时间线的并置与对话，使人物命运在时代的沧桑巨变中充分展开。经济制度的巨大变迁，必然引发上层建筑特别是精神文化领域的重构与探索。1993年，王晓明等学者在《上海文学》发表《旷野上的废墟》直指市场经济环境下精神价值失落的危机，将当时的社会环境比作“精神的旷野”，表达了知识分子对商业化浪潮的深度忧思，王蒙、张汝伦、朱学勤等紧随其后，历时两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由此开始。

《繁花》以其独特的美学实践，回应了这场讨论。一方面，小说对所谓人文精神的失落提供了全新的解释视角。在《繁花》构建的文学世界中，上海是一个由弄堂、饭局、闲话等要素构成的市井空间。李李的“至真园”、进贤路的“夜东京”，不仅是餐饮场所，更是人际关系再生产的空间。每一次席间的言谈交锋，每一场男欢女爱，在一定程度上都体现了市民阶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的交往理性。另一方面，《繁花》将理论视野从知识分子的终极关怀转向了市民社会的日常实践。金宇澄刻意选择改良的沪语建构叙事，构成了一个自足的意义世界。这种语言选择本身就是一种立场表达——“不响”，因为唯有在日复一日的“做生活”中，在个体人物的七情六欲与利益纠葛中，历史才真实地展开。

小说通过对市井生活的绵密书写，生动地证明了，都市日常生活中持续存在的生活智慧和市民社会的韧性，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从弄堂到饭局，从闲话到沉默，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实践，实则是普通市民应对历史变迁、维系生活尊严的基本智慧。这是扎根于生活本体的世俗人文精神。

文学镜像中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

通过梳理《千里江山图》《长恨歌》《繁花》三部获茅盾文学奖作品与三次时代大讨论的互文关系，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学在社会发展历程中的独特参与方式。

首先，文学可以反映现实之变。三部作品以艺术化的表达，将抽象的时代命题转化为具体的生命故事。《千里江山图》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诊断转化为可感的革命实践，通过陈千里等人在都市空间中的秘密活动，在叙事层面完成了对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历史确证。《长恨歌》则以发型妆容、衣着款式、家具陈设、沙龙仪式等细节勾勒，以生活器物展现海派文化，而人物的悲剧命运也预示了“开新”这一必然选择。《繁花》通过市井生活的细密编织，将人文精神大讨论中知识分子对精神价值的忧思，落地为普通人日常的生存策略。这种文学叙事与历史经验的深度互文，使抽象的理论命题获得了具体的历史形态。

其次，文学可以描绘一座城市的发展图景。三部作品分别构成了三个历史转型节点的文学见证，通过独特的叙事逻辑完成了对城市现代化发展路径的艺术描摹。《千里江山图》以1930年代的上海为舞台，展现了城市在民族存亡关头的转型。《长恨歌》以跨越新旧两个上海的叙事，侧面引申出1980年代对上海现代性身份认同的重塑。《繁花》的双重时间线则体现了从计划经济时期到市场经济时代的发展轨迹，展现了转型时期社会心态的变化和人物命运的转折。

最后，面对时代之问，作家给出了不同于理论界的具体经验和故事。《千里江山图》所聚焦的道路选择问题、《长恨歌》所关注的文化路径问题、《繁花》所探讨的人文精神落地问题，都融化在一个个生动的生活故事里。三部作品的答案共同指向立足国情、注重文化创新、回归日常实践的智慧。

总之，现实主义创作始终保持着对时代问题的深刻关切。《千里江山图》《长恨歌》《繁花》三部作品以多元的视角，继续着对社会变迁之下个体命运和民族未来的思考。这种一脉相承的现实主义精神，正是茅盾文学奖的初心所在——鼓励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出记录时代、鼓舞人心的优秀作品。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文艺只有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才能发展繁荣；只有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才能充满活力。”这些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以其独特的美学方式记录时代、参与历史，为我们理解过去、把握现在、开创未来提供了深刻启示。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