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稿”的前世今生
近年来，作为学术热点的手稿研究成果频出，呼吁建立“手稿学”的声音日益高涨。在此背景下，一个根本性问题亟待解决，即如何对“手稿”这一核心概念作出准确界定。目前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梳理“手稿”概念自古到今、从东到西的发展演变过程。实际研究中，单一、含混的“手稿”概念可能无法涵盖复杂多元的应用场景，有必要引入“手泽”“手迹”等概念作为辅助。在手稿学的术语系统中，“手稿”“手迹”和“手泽”是一组彼此关联又存在差异的概念。仅依赖工具书的示例和阐释，难以完整揭示这组概念的产生、发展和语义流变的历史脉络，需要从历史深处重新梳理线索。
现从古籍中简要溯源三个词语出现和词义发展的历程，可以修正部分阐述，推进手稿学术话语系统的建设，为进一步讨论手稿从“纸上”到数字“云端”的新变打下基础。
历史中的“手泽”“手迹”和“手稿”
“手泽”一词较早的记载见于《礼记·玉藻》：“父没而不能读父之书，手泽存焉尔。”此句被工具书多次引证，并附引孔颖达疏：“谓其书有父平生所持手之润泽存在焉，故不忍读也。”郑玄的注却常被忽略，“孝子见亲之器物哀恻不忍用也”。当把郑玄注纳入词语认知脉络中，《礼记·玉藻》中“手泽”的含义就逐渐清晰了。它强调“父亲”与器物之间的情感连接。《南齐书·张融》延续了这个理解：“手泽存焉，父书不读！况父音情，婉在其韵。”这些“手泽”含义都指向先人遗留在器物上的痕迹，表达对逝者的哀思。
宋时“手泽”的语义出现“书写痕迹”的指涉。宋朝文教昌盛，文人著述颇多。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写道，“今手泽如新，而墓木已拱”。梅尧臣在《同蔡君谟江邻几观宋中道书画》中也写道：“钟王真迹尚可睹，欧褚遗墨非因模。开元大历名流伙，一一手泽存有余。”因此他们提及遗物时更愿意强调逝者的“遗墨”，以彰其“文名”。“手泽”在宋朝被赋予了更具象的“遗墨”“遗稿”的概念。
“手泽”的核心意义，相较于“手迹”“手稿”，更强调叙述者和原作者或使用者之间的亲密关系，如上述例文所涉及的父子、夫妻关系等，主要体现的是感情色彩而非内容或形式。
“手迹”的“先声”见于《汉书》卷二十五上《郊祀志上》：“杀视得书，书言甚怪。天子识其手，问之，果为书。”颜师古认为，“手谓所书手跡（今作‘迹’——编者注）也”，即“手”有“手迹”的含义。到了南北朝时期，《搜神记》《后汉书》和《宋书》对“手迹”均有记载。如“充，父亡时虽小，然已识父手迹，即欷歔无复辞免”（《搜神记》）；“其以手迹赐方国者，皆一札十行，细书成文”（《后汉书》）；“带授兴宗手迹数纸，文翰炳然，事证明白，不假核辨”（《宋书》）等。可见，“手迹”即“亲手书写的笔迹”的含义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广泛使用。此时的“手迹”似为宋代“手稿”概念的前置概念。
“手稿”初见于宋，应用于公私文书之中，使用频率颇高。公文多指臣属手书上奏文稿，如《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中记有“王珪敕吏以光手藳（今作‘稿’——编者注）为案，议上”。私人层面，以“手稿”指代亲手书写的文稿。《西清诗话》中提到“余尝见其手稿，而世人多不知也”。类似应用还可见于《蒙川遗稿》等。宋代对“手稿”概念的应用，已与现代“手稿”含义相近，为“亲手写成的文稿”，隐含作者创作的意味。
认识“手稿”需要区分完成的性质为创作还是抄写。在印刷术发明之前，著作的传播主要靠抄写。在中国和东方其他国家，作品的传抄是一种普遍的文献传播形式。宋人所谓“手稿”数量，仅占同时代手写文本中极小的部分。多数抄本，其抄写者并非原作者。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曾说：“抄写文化没有作者，也没有大众。作者和大众都是印刷术创造出来的。”在确定“手稿”概念时，不能忽略作者的要素。
“手稿”与“手迹”出现后，概念有所区分。“手迹”范畴较“手稿”更为宽泛，它囊括了所有书写形式；而“手稿”主要指作者创作行为的产物。“手泽”则强调情感的流露，是一种特殊的“手迹”或“手稿”。“手泽”既可以是先人抄写的“手迹”，也可以是创作的“手稿”，彰显的是后人对先人的哀思与不舍。
现代语境中的“手稿”
现代以来，对于“手稿”的定义众说纷纭，不同时代、不同学科的学者不断丰富着“手稿”的概念。
在文本发生学的范畴内，“现代手稿”概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81年。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在遗嘱中提出将所有手稿捐赠给巴黎国家图书馆。因为雨果崇高的社会地位和巨大的影响力，促成了数年后巴黎国家图书馆现代手稿部门的成立。自此，越来越多的作家选择把手稿捐赠给各个遗产保护机构，“现代手稿”就此诞生。在此之前“手稿”未曾得到重视。一方面，在纸发明前，莎草纸和羊皮纸过于昂贵和稀少，很难遗存；另一方面，书写工作本身的价值尚未得到确认。时代的发展，催生了“现代手稿”概念。
图书馆学的研究者主要依据相关规定和标准来定义手稿。《中国文献编目规则》专门对手稿的适用范围进行了限定：“著录手稿（含书札、题词及1911年以后的稿本、日记等）。”科技部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资金重大项目研究成果“我国数字图书馆标准规范建设”（其中包含“手稿元数据规范现状与发展趋势研究”）将手稿定义为：“人类在创作或研究过程中所产生的手书文字记录，手稿的体裁不限，可以是任何一种文学作品，也可以是论文，但不包括书画作品和其他艺术作品。广义上，人类在生活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有一定人文价值的手书文字记录，如信函、日记等，都可纳入手稿的范畴。”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视域下，“手稿学研究”应该以“手稿”概念为核心，辅以更加广泛的“手迹”和强调情感色彩的“手泽”，来进行研究中的概念言说。其中，“手稿”的含义为“中国现当代作家的手写原稿，以文学手稿为中心，非文学创作的手稿为辅助”。“手稿”一词强调的是作者主体与客体（如纸张）之间的交互关系和微妙反应。一个字，在印刷稿中，即便作者不同、环境各异，其呈现的样貌始终如一；而在手稿中，尽管作者相同、环境无差，呈现出的字样也可能各具特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印刷稿，代表着同一；手稿，则代表着多样。
数字时代的“手稿”概念新变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数字人文的风靡，“手稿”作为纸媒时代的一个概念将迎来挑战与新变。从20世纪末开始，社会上选择使用电脑创作的人群逐渐增多，电子文稿日益普遍，大部分“手稿”从纸上跨越到云端。“手稿”的含义在当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承载传统书写习惯的纸质手稿因逐渐稀少显得尤为珍贵。
数字化的写作方式可作如下理解：文本的增加、删减、移动、替换均通过键盘和鼠标的光标完成。研究者发现：“可以使用一些软件对写作者键盘录入的过程进行自动记录并直接产生图表，让文本发生过程的直接‘可视化’成为可能，使得时间维度的思维及写作过程以空间维度的图像呈现出来。”在研究刘慈欣科幻小说《超新星纪元》的版本演进问题时，张泰旗发现原作初稿用DOS系统的中文编辑软件CCED写成。如何认识和处理“电子手稿”，已经成为一种现实问题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当然，数字时代“电子手稿”（亦有学者称其为“数字手稿”）能否纳入“手稿”的讨论范畴，“手稿”概念是否可以无限延伸，仍有讨论的空间。纸笔书写的手稿，删除某个词语或句子，呈现出丰富的表现形式和特点。例如，完全涂黑，会导致无法识别涂黑前的文字；用方框框定要删掉的部分，再辅以一条或几条斜线，可以强化删除的意味；用波浪线覆盖删改之处，但透过波浪线的缝隙，仍可识别或部分识别原稿等。手稿涂抹增删的形式差异明显，蕴含着广阔的解读和阐释的空间。“电子手稿”虽然一定程度上可以展现文本发生的过程，但删除某个部分的编程表达式是一致的。鉴于底层代码和逻辑的一致性，操作主体的更迭并不影响最终呈现的文本结果。作者的主体性在“电子手稿”中被极大削弱。这就抹杀了手稿最重要的唯一性，即凝结在手稿中的作者的心血、情感和思索。这些丰富的内容在电子信号的交互中消失了，只剩下冰冷、呆板的代码。
尽管“电子手稿”的概念存在争议，手稿电子化已成为新时代馆藏机构建设的重要内容。如国家图书馆推动的“鲁迅手稿全集数据库”项目已经建成并面向公众开放。台湾“当代名人手稿特藏系统”等数据库收录有冰心、苏雪林、余光中、白先勇等作家的电子手稿。
手稿的书写，既展现出作家的生命底色和文化取向，又寓于宏阔时代的背景之下，承载着时代的烙印。数字时代的手稿概念不断延伸和发展，“电子手稿”的争鸣还在继续。纵贯古今、汲养中西的中国手稿学建设，可以在学术观点、学术话语上不断提高能力和水平，呼应并解决时代提出的新命题。
（作者系福建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