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词语的尽头写出广阔人间
我出生的地方，语言像风一样自然。人们不说“我爱你”，只说“锅里的肉给你留了最肥的一块”；不说“我悲伤”，只说“今天的云彩压得牦牛都抬不起头”。我的文学启蒙，不是安徒生童话或格林童话，而是外祖母在牛粪火炉边，用糌粑团在掌心捏出的一个个精灵故事。讲完后，她把手一摊，糌粑回归糌粑，故事则钻到我的心里。
那时，我们家刚从乡下搬到县城，父母为盖房欠下一身债。我很小就懂生活的重负，总想做些什么以补贴家用。热爱写作的我，最终选择了用文字挣稿费。那些稿子稚嫩粗糙，却总能换来母亲欣慰的笑。她说：“只要你愿意写，写到能发表了，准会拿回稿费。”父亲也总念叨：“妈妈是这世上最伟大的人，值得我们崇拜。”我从没想过当一名大作家，只盼望能为家里减轻一点负担。这份因生活而生的书写，成了我与世界最初的联结。
外祖母的故事与父母的期盼，共同塑造了我最初的文学观：语言不是用来占有和展示的，而是像呼吸一样，是用来完成生命交换的。后来，我拥有了汉语这第二种“呼吸”大学时，父亲建议我选汉语言文学系，他说：“你的藏文基础不错，但汉语会让你拥有更广阔的表达天地。”我虽顾虑会加重家里的经济负担，却还是听从了建议，明白这不仅是语言的探索，更是对未来的期许。
我无意做文化的展演者，可早期创作仍成了一场“返乡之旅”：我拼命书写草原、雪山、白牦牛和煨桑的烟雾，像文化人类学家般用汉语“翻译”故乡。可很快我陷入瓶颈——写出的只是精美的明信片，有奇崛的风景却无真实、贴切的情感。读者赞叹我笔下风景的神秘壮美，乡亲们却会憨厚一笑：“这写的不就是咱们天天见的嘛？”我终于意识到，自己成了景观的“搬运工”，写的是记忆而非真实的在场，是在堆砌概念而非展现有质感的生命。那段时间，我极度苦闷，几乎搁笔，反复诘问自己：如何确保真诚不被损耗？写作是为了解释“他者”，还是寻找迷失的“自我”？
直到我看到了玉树地震后的废墟。面对满目疮痍的土地，我问自己：除了写作，还能为这片土地做些什么？我只能忠实地记录这里最纯真的民俗。于是我开始搜集整理称多的民俗文化，在那些朴素日常里，重新看见生命的力量——就像从前冬天回故乡时，邻居默默修补被狼咬坏的羊圈，不咆哮，不悲伤，只是沉默地加固木栏，最后坐在雪地里抽烟，哼起苍凉的调子。那调子不是哀歌，是与荒野、生死的对话，比我写的所有华丽篇章都更接近文学的本质。
自此，我的创作进入新阶段：从“书写文化”转向“勘探存在”。我不再追求故事的传奇性，而是捕捉日常生活中的“神性微光”。我写暴风雪中找牦牛的老人，核心的意义不是寻找，而是他在绝境里凭本能的方向感与风雪达成默契。我写拒绝搬去县城、守着老木屋的老奶奶，写她黄昏倚门送光，说“光走了我得送送它，明天它才认得路回来”。这些人面对的不是时代洪流，是风、雪、光与死亡，他们身上的“自然人格”——视自己为自然循环的一环而非主宰，藏着现代都市人失落的智慧与尊严。
我渐渐明白，真正的焦虑是现代人的普遍困境：在碎片化、符号化的世界里，如何找回完整、真实、能与万物共振的自我？我的民族背景，只是为追问这个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与语言。而文学，就是对抗“内在失乡症”的解药——我们在社交媒体上打造人设，在职场中是一颗螺丝钉，在消费社会里是消费者——那个能与落叶共悲喜的“我”早已被遗忘。文学引领的回乡，不是地理故乡，是精神原乡，是与万物初联结的真实自我。
我的文学理想，从来不是建一座异域风情的文化博物馆，而是打造“词语的诊所”与“精神的加油站”。我希望用生涩却真诚的汉语，写出无词调子背后广阔的人间——让读者在阅读时安静下来反观自身，哪怕只意识到窗前月光的存在，也能瞥见与更庞大、古老、宁静存在的连接。这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用文字不断擦拭被尘埃覆盖的感知，在词语的尽头，为每个具体而微的心灵，点亮治愈的微光。
更求金巴，藏族，1985年生。青海省作协第九届委员会委员、玉树市作协主席。著有《游荡的魂》《称多民俗》《青藏山水文化篇之称多山水文化》《康玛略史》《称多非物质文化及文物名录图典》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