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就像很多人说的那样，做评论应该和作家保持距离。对我而言，刘汀的评论不好写。

2013年我从东北来到北师大读硕士，我怀着亢奋、渴望，同时又胆怯、焦虑的心情，看着原本只能在书上读到的人物纷至沓来。

刘汀也是其中之一，当时他还是“青年作家”，这个名号让我羡慕不已。不夸张地说，那段时光与那时我遇到的作家、作品，直到今天仍在我心中保留着独特的光晕。

对于文学的读者来说，这应该是一种很幸运的经历，但对于研究者来说，这将影响评论的客观性。为了尽可能挖掘刘汀作品中的意味和价值，发现属于他也属于同时代作家的问题与困境，我尝试以陌生人的视角去看待刘汀的作品。这个视角被一分为二，其一是长期关注当代文学现场的研究者视角，其二则是有丰富的文学阅读经验，但不以文学为工作的读者视角。

接下来就让这一对研究者和读者登场，在他们的对话中进入《生活启蒙》和刘汀的文学世界。

研究者说:

刘汀笔下的“微光与疼痛”

作为研究者，我注意到刘汀2017年出版的《老家》的序言中，批评家张清华用“微光与疼痛”[1]概括了《老家》的主题。从2010年至今，刘汀大量的创作都在挖掘、丰富这一主题。

2010年刘汀的长篇小说《布克村信札》出版，虽然他在此前也已经有《致命水》《啃老族》等一批创作与接近十年的作品发表史，但我还是倾向于将《布克村信札》看作刘汀的“处女作”。小说虚构了一个“布克村”，村子附近的火山即将爆发，所有村民都搬走了，一个少年偏要留下来看守村子。被遗弃的孤独感与作为少数派、不幸者必须要承担命运的焦虑感，构成了小说中的“疼痛”，而主人公对于乡村的记忆和对未来的想象则是“微光”。如今回望这部十多年前的作品，会发现刘汀“轻舟已过万重山”，《布克村信札》稍显啰嗦与花哨的叙述口吻看上去就像是另一个作家的手笔，但这种“微光与疼痛”却延续在了他之后的创作之中，直到今天。

经过2014年的长篇小说《青春简史》（原名《浮的年华》）、散文集《别人的生活》，2017年的散文集《老家》、小说集《中国奇谭》，2019年的小说集《人生最焦虑的就是吃些什么》，1981年出生的刘汀已经是“80后”作家中的代表人物。同代作家中几乎没人比他更擅长在城市与乡村、发展与退守的徘徊与纠结中书写那些弱小的、不受关注的人、事、情；童年乡村生活的匮乏，青年时期顶着巨大物质与精神压力多次高考复读的“忍辱负重”，好不容易得偿夙愿考入北京一流高校却在都市生活中进一步体验到卑微与不公，这些都成为他创作的动人底色。那些因为阶层身份导致的创伤经验，很能让与刘汀有近似出身背景的读者，总能感受到一种切肤之痛。而“微光”就体现在作者对这些人物、故事、境况的关注与书写中总是怀有一种他们本不该如此的感觉。这倒不是说作者要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把讨论、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作为写作的目的。而是说相比同时期的作家创作，刘汀更多地“直视”了生活中那些弱势者和边缘人，让人知道文学虽然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但至少还有人在关注，并且尝试让更多人关注这世界的另一个面向。

2021年的中篇小说集《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是刘汀创作上的一个“里程碑”。这部由书写50岁女性的《人人都爱尹雪梅》、40岁女性的《何秀竹的生活战斗》、30岁女性的《魏小菊的天空》、20岁女性的《少女苏慧兰》组成的作品，不仅意味着刘汀在写作的技术层面上达到了一种“圆熟”的状态，他对尹雪梅、何秀竹、魏小菊的塑造都有出人意料的真实感与文学性，之前作品中闪烁的“微光与疼痛”在这些篇章中绽放出夺目的光彩；他对不同年龄代际、社会阶层女性的“反串”更意味着他能以全面的、具有超越性的视角来思考时代与社会。从中能看到刘汀也在“成长”，当他不再是一穷二白的学生，当他的生存状态与何秀竹这样城市中产接近，他对贫穷、不公的“愤怒”正在转变成一种更平静也更深刻的“同情”。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评价体系中，文学性与文学对社会现实的介入性之间总是矛盾的，很多作家为了保证前者的成色，会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后者。刘汀在北京师范大学接受了从本科到博士的系统文学教育，在人民大学出版社与《人民文学》杂志做了多年文学编辑，但是他的文学趣味始终与这套评价体系保持着合适的距离。刘汀的语言有美感，叙事有形式感，但他的作品从来不以狭义的文学性为终点——比如作品是否写出了此前未有过的语言、是否对读者感受世界的方式有革新——这个作家写了那么多的“疼痛”，寻找了那么多次“微光”，总让人觉得他的作品中有对这个世界，有对文学的应然状态的想象，而在他看来这个应然状态与实然之间是有差别的。

顺着这个步调，刘汀在2023年出版长篇小说《水落石出》。这部作品找到了相当精妙的叙事契机：一对农民夫妻为了躲避计划生育限制，在上户口时对调了两个儿子的次序，从此哥哥成了弟弟、弟弟成了哥哥，命运的齿轮开始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运转。一对兄弟之间的意外，背后是国家政策与乡村伦理碰撞之后产生的悲欢。2025年出版的《叙事概要》是一部文体混杂的作品集，《速记概要》《名著概要》等篇目再一次证明刘汀可以写出可读性很强的故事；更有意思的则是书中的第一篇作品《AI概要》，借AI的独白摆脱了传统的人物塑造、场景描写、对话动作、心理活动对“讲故事”这件事本身的束缚，在我看来这篇作品很有启示意义。面对碎片化的媒介景观，小说至少应该分成两类，一类坚守传统、不为时代所动，另一类则在形式和内容上作出创新。至于怎么创新？《AI概要》的“有话直说”或许可行。

而在此之后的《生活启蒙》则是刘汀迄今为止最有“分量”的创作。面对这部超过五百页的作品，恍惚之间我竟产生了这是刘汀“第一部”长篇小说的错觉。相比《青春简史》《水落石出》等书而言，《生活启蒙》的长度、密度、难度——这是莫言对长篇小说艺术水平的评价标准——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读者问：文学能否启蒙生活

作为读者，我首先关注的是《生活启蒙》的故事是否精彩，人物行为逻辑是否自洽，以及所谓“启蒙”指的到底是什么。

《生活启蒙》用女主人公丛牧之的寻根之旅串起横跨“60后”与“80后”两代人的故事。小说有一条主线和若干支线。主线是丛长海、丛牧之父女二人的精神史。这对父女颇为古怪，他们都在本来不错的物质生活环境中憧憬某种不存在的精神生活状态，然后在一番“折腾”之后丢失他们本来拥有的东西。比如丛长海在20世纪80年代是内蒙古林东镇的弄潮儿，他开设的发廊、歌舞厅吸引了一批改革开放之际躁动不安、热爱文艺的青年，他与小镇格格不入的浪漫气质也吸引了肖月和齐齐格两个女人。无论与哪一个结合，他都能收获世俗意义上的幸福生活，但是他偏偏与生性浪漫的齐齐格厮混，又让务实专情的肖月怀孕。他因为一种子虚乌有的“家族诅咒”——丛家人每一代总有痴傻或夭折者——把堕胎药偷偷下给肖月。好在母女平安，但丛长海因为负罪感开始长达数十年的自我放逐。

丛牧之也是如出一辙，在刚涉足纪录片行业时，她试图带着团队拍出一些有新闻理想、人文关怀的作品，就像父亲丛长海开发廊、歌舞厅一样，对这个世界充满理想与幻想，希望自己的行为能对这个世界产生影响。但随着纪录片行业萎缩，新闻理想渐渐从丰满变得骨感，她的躁动不安开始搅乱日常生活。丈夫余作真是年轻有为的外科医生，英俊倜傥、温柔坚韧，两个人一度恩爱，但丛牧之总是把丈夫的不善表达当成冷漠无情。当丈夫遇到事业上的重大危机导致精神世界出现问题时，丛牧之却毫无察觉，轻易因为丈夫嫖娼发起离婚——而这不过是余作真遭遇医疗事故，打算加入非洲医疗队实现自我放逐前设计的“陷阱”，他也像当年的丛长海一般离开了丛牧之母女。与感情生活一同陷入低谷的是她的纪录片事业，工作室濒临倒闭，丛牧之开始以父亲生前的日记为蓝本，创作关于父辈们的故事，她借历史来看清现实，借父辈来看清自己。

小说的支线与配角则有很多，比如肖月用属于女性的精明与狠劲在小镇书写“创业史”，暮年落落寡欢，在老年痴呆症中离世；比如曾经跳迪斯科、吸大麻的落魄贵族齐齐格，后来为了要一个孩子与丈夫李永龙受尽折磨；比如齐齐格的儿子李俊凯被溺爱成小流氓、败家子，从传销窝点逃跑后成了“假”英雄模范四处讲座；比如丛牧之少年时倾慕的男同学是同性恋、结交的笔友身患重病，通过丛牧之寄的照片想象草原；比如丛牧之后来的同事雅男从女人变性成男人，同事春景从满怀理想的纪录片拍摄者变成了流量时代专门博眼球的网红；比如小说中描述了不少超自然现象，比如民间的大仙与轮回转世的观念，等等。

从形象的动人程度、故事的曲折程度、呼唤共情的深度、逻辑的自洽程度来看，我总觉得这些支线比丛家两代的故事更让人印象深刻。这些配角更像是生活中我们能见到、能想象的人，他们的坚持或执念都容易理解；与之相比，丛牧之、丛长海经常出现的躁动不安、自毁冲动很难理解，这两个最主要的人物形象显得极为矛盾和含混。

在阅读作品时，题目中“生活启蒙”这四个字一直萦绕不散，作者到底想要启蒙些什么？又或者说在丛长海、丛牧之两代人身上到底承载着些什么？

就如上面的研究者说，刘汀大概不是那种写作到文学性为止的作家，他笔下的东西往往指向现实，但丛家人身上承载的东西，实在令人费解。

研究者答：启蒙之两种

我想尝试站在一个长期关注当代文学的研究者视角，对上述问题进行解释。

关于小说的主线和支线哪个更精彩，我也有同感。以肖月为例，这个形象被刘汀塑造得极其“高大”。这个女人是“雌雄同体”的，因为父母身居要职，她从小能吃到肉，每次学校运动会上她都能把铁饼和铅球掷向无穷的远方；她也是林东镇上第一个尝试烫发的女人，把追求自由和美丽的风吹遍大街小巷。家道中落，面对许以钱财、霸王硬上弓的猥琐上司肖月敢于痛击反抗；被丈夫抛弃后，她愣是拿起剔骨刀在市场卖肉、攒下钱开起林东镇第一家台球录像厅，孤身拉扯女儿用精明与狠劲在男人堆里搏出一片天。

对于刘汀来说，肖月这样的形象在“舒适区”中。哪怕她身上唯一容易让人诟病的“恋爱脑”，也在对丛长海持续一生的等待中沉淀为令人敬畏的信念感。当艰辛、孤独了半生，也杀伐果断、精明算计了半生的肖月染上老年痴呆，我们都怀疑这个女人强大的女人是否要就此陷入委顿的暮年，作者却让她在回光返照之际给外孙熊仔包了最后一顿芹菜肉馅饺子，之后果断服下攒了几年的安眠药自尽。到这一刻，肖月这个形象焕发了最后的、也最耀眼的光彩，虽然她没有做出任何超现实的事，也没有成就什么宏大的事业，但这个人物身上迸发出了远超日常的巨大力量。

这种力量中就蕴藏着启蒙性。肖月并不是“文革文学”中那种“高大全”式角色，与之相反这个形象身上最突出的反而是一种近乎病态的执着，这种执着并不能承载某种正义或道德，它只是寓示着一种贯彻自己人生哲学或信条的可能性。由此观之，身为警察的李永龙使劲浑身解数也改变不了儿子的品行，面对上门讨赌债的人，这位曾经被儿子气到脑溢血的退休警察把菜刀戳在面前，“你们砍他杀他，是他活该，我去砍你们杀你们，是报仇。两笔账，各算各的。”[2]；李俊凯受尽了骗吃尽了亏，仍然去传销、去赌石，哪怕腿瘸了也只相信一本万利从不屑于勤劳致富，那点小聪明仅仅在配合宣传、欺骗无知群众时才发挥一点可怜的作用；齐齐格为了儿子的命运，拜完萨满拜佛祖，拜完佛祖又拜狐仙……这些形象与肖月是同理的，他们因为“执着”而超越人们的世俗偏见，超越人们认为人生有标准答案、活法有对错之分的幻觉，因而震撼人心。

但《生活启蒙》的启蒙不止于此，正如我们还没有对丛长海、丛牧之的形象作出令人信服的阐释。其实我认为这里应该再加上熊仔，也就是说丛家三代人的性格与命运才是小说的完整主线。

该如何理解丛家三代承载的意义？在看到丛长海与林东镇上的“嬉皮士”们从迪斯科跳到交谊舞，从唱流行歌曲到朗诵朦胧诗，整日醉生梦死时，我不禁产生疑问：我们今天生活得这么辛苦，不就是为了过上自由的日子？而丛长海、齐齐格们那么自由，为什么这种生活不能一直持续下去？

于是我问了人工智能一个问题，假设一个小镇上只有“嬉皮士”没有“卷王”，那么相比一般的小镇，这个小镇在经济、政治、文化上会出现哪些变化？我可以将人工智能的答案总结修改一下放在这里：“这是一种从‘功绩社会’向‘快乐共同体’的转向，短期内轻资产经济会迅速崛起，社会从‘科层治理’转向‘共识民主’；但长期来看存在危险，基建、教育、医疗等需要持续投入的领域都会被边缘化，民间法律秩序也会出现混乱，经过一段时间，小镇要么成为外部资本眼中的‘文旅殖民地’，要么沦为‘乌托邦废墟’。”

虽然感性上我并不排斥“嬉皮士”们的生活，但理性告诉我人工智能说得大抵不错。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看，丛长海的远走不仅是个人选择，更是历史的选择——林东镇为了发展，这里的人为了更好的物质生活，必然逐渐将丛长海这样的人像“毒素”一样逼挤出去。

到了丛牧之这一代，虽然她仍会像父辈那样对日常和事业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当时间从20世纪80年代来到新世纪，她也从林东镇来到首都北京，更好的物质境况、更多元的文化氛围都更好地包容着她的躁动与不安。因此丛长海的人生以壮烈的死亡收场，丛牧之则可以把问题叠着问题的日子过到老，她与余作真之间的关系也并不像父亲与母亲那般冷硬，他们未来还会见面，甚至不排除复合的可能性。丛牧之大概率会收获比她的父亲母亲更幸福的人生。

如果对近些年的长篇小说创作有持续关注，就会发现把肖月、李永龙这样的人当成主人公的作品才是主流，能与丛家三代形成对话的大概不是当下“80后”作家的创作，而是“60后”作家在多年前的创作，比如格非“江南三部曲”中陆秀米、谭功达、谭端午这样的“局外人”[3]形象。某种程度上，刘汀的《生活启蒙》是在回应“60后”作家未曾回答完的问题——即从谭家三代从丛家三代，这样的“局外人”形象与身份，何时才能从“局外”回到“局内”。

显然，丛牧之这个形象还远不足以终结这个问题，因此丛牧之的儿子熊仔显得至关重要。当作者以母亲的口吻对这个小家伙发出赞叹时，内里包含的不仅仅是那种由于血缘带来的狭义母爱，更是作家从更宏观的角度对熊仔身上承载的生存状态的肯定。这个“10后”小孩可以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放在20年前，这样的孩子肯定会如他的祖父丛长海或者是在精神层面与他着亲缘关系的谭端午那样被当成“怪胎”；然而在21世纪20年代，谁都知道一个能整天自弈围棋、与AI对话、在VR眼镜中置身星辰大海、在编程中创造世界的小孩正是我们未来需要的人。

熊仔的沉静、痴迷之中，毫无疑问投射着丛牧之、丛长海的影子，更有谭端午、谭功达、陆秀米们的基因——到了熊仔这一代，先辈们的基因终于从阴暗的角落走向光明，新的现实尤其是科学技术发展对社会形态、文化氛围的改造，终将让他们不必再担心自己生活的环境会变成“文旅殖民地”或“乌托邦废墟”。他们对权力、名望、金钱以外的世界的关注，与对情感、文化、创造的热忱，都将有“用武之地”，让自己与世界变得更好。在这一代，“局外人”终于变成了“局内人”，当代文学的知识分子形象谱系因此变得更加完整，熊仔这个此前文学史中未曾有过的“10后”人物形象，也让困扰文学史和思想史的一个问题有了虽然不见得正确，但终归代表着可能性的句点。

什么是启蒙？说得直白一些，就是文学要告诉读者过去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是有局限的，并帮读者建立另一套认知。而上述阐释的内容，大概也正是刘汀通过五百多页创作想要寻找的“微光”，是小说题目所谓“启蒙”的关键所在。

读者说：缺少“触达率”的启蒙，

还是启蒙吗？

作为一个每天为了生活奔波，为了“不比别人差”的尊严而焦虑，因此忘了梦想与初心的人，我承认上述研究者说的未来图景让我心动。我也想像熊仔一样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并且期待这种沉浸能够带来个人价值的实现。然而事实是残酷的，白天的工作与夜里的加班已经榨干我的精力，只给我留下最低限度的自由——拥挤的通勤路上或无人的深夜，在抖音、小红书、淘宝上滑动手指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大概无法创造什么有人生意义的价值；而那些我们寄希望于改变现实的技术理性，大多正在变成资本的玩具。就21世纪20年代的生活状况来说，我认为熊仔承载的可能性，大概还是只属于极少数人的可能性。

我很喜欢刘汀的《别人的生活》，我在这些散文中很清晰地辨认出了自己的日与夜、愿与愁。某种程度上我认为他的散文有比小说更加动人的力量，刘汀大概已经算是很喜欢在小说中发表议论的作家，但他散文中的观点、判断更加直接，更加容易理解，我甚至能想象他散文中的一些断章在豆瓣、微信、小红书上被广泛传播、大量点赞的画面，而面对《生活启蒙》这样的小说，面对需要上面的研究者花那么大篇幅阐释出来、且不一定准确的深刻内涵，我很难想象它们被广泛理解接受的状态。

在我的印象中，启蒙总是给人以登高而望、振臂一呼的感觉。现在我们做互联网产品的时候，总会使用“触达率”这个词，缺乏触达率的产品大概率是失败的产品。套用到文学，我很想知道这种难以被理解、大概也很难被广泛传播的理念，能让一部作品实现启蒙的效果吗？而如果启蒙无法实现，《生活启蒙》是否就变成了“生活幻想”？丛家三代承载的理念是否就成了一种停留在阅读与审美层面的“脑洞”，而不是一种意图对现实负责的“宣言”？

研究者说：“80后”作家的困境

上述读者的疑问一针见血，这是困扰近二三十年来文学发展的本质问题。而这个问题又确实主要由刘汀身处其中的“80后”作家承担着。

所谓“80后”作家有两批，一批指的是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人，他们在世纪之交席卷出版市场与公共舆论，以明星姿态“闯入”文坛。他们不依赖《人民文学》《收获》等老牌期刊的发表资源，也对学院派的文学批评、主流文学奖项“不屑一顾”，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创作并不在当代文学史尤其是纯文学的历史谱系之中，他们的风靡证明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纯文学“由盛而衰”的转变。

当时对于郭敬明、韩寒等“80后”作家的非议众多，聚焦于作品水准、作家品行等方方面面，然而时隔多年，心平气和地回望历史，我们会发现这些当时的“年轻人”——当然也包括与他们有合作关系、有利益相关的团队、个人，确实相当精准地捕捉到大众层面的时代脉搏。比如韩寒和郭敬明在世纪之交的青春小说，以及郭敬明在21世纪10年代上映的《小时代》系列电影，确实抓住了一代年轻人在生活经历单调化、人生追求物质化的社会中的焦虑与幻觉。韩寒的“大学退学”人设，以及所谓《谈革命》《谈民主》《要自由》等博客文章，也确实命中了互联网刚刚兴起时体制外网民对于讨论、参与政治的渴望。

上文提到有两批“80后”作家，当韩寒、郭敬明们“迅速”带着他们从文学当中积累起来的名望与市场潜力，转战其他文化、文娱领域，这个时间节点大概是2010年前后，石一枫（1979年出生，算是“泛80后”）、刘汀、孙频、双雪涛、魏思孝等人陆续登上文坛（之前那批“80后”作家中，如张悦然等也与后者汇合）。从文学的代际传承上来看，这一批人才是“真正的”“80后”作家，他们写出了更多、更好的作品，也比韩寒、郭敬明们更多地承担着今日人们对于文学新的争议，以及纯文学本身在文化现场愈加边缘化的命运。

当时纯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建立的影响还未完全散去。人们认为文学是一项重要的事业，也是有利可图的产业，作家应该写出有趣的作品，更应该时代提出的问题。而实际上文学从宏大叙事到日常叙事的转向已经接近尾声。这种转向是全方位的，既指作家主动回避那些深刻、宏大的时代问题，更喜欢写日常琐事、鸡毛蒜皮，在“螺蛳壳里做道场”，把原来纯文学中的传奇性、批判性弱化掉；也指出版发表的环境不再允许他们向前代作家一般写作，随着读者减少，新的娱乐形式崛起，进入文坛的人越来越不是整个社会上在智识层面占据心理优势的群体，而更趋近于普通人的状态。

如此大势之下，刘汀这一代作家自然难再有上述读者所说的登高而招，振臂一呼的可能性，也许一些作家心中还藏着难以熄灭的火种，但是他们大多清楚地知道，他们既无法重复20世纪40-70年代的左翼文学作家或80年代新时期文学作家的创作道路，也无法像郭敬明、韩寒那样从消费和市场的角度掀起波澜。

因此，倘若读者去问作家——不止是刘汀，可以是绝大多数的纯文学作家——“你写的作品要启蒙读者吗？要改变现实吗？”他们大概率会用各种或机智或狡猾的话将问题偏转回历史、哲学、文学的范畴，而不会正面回答你是或者否。从这个角度，我不敢说上述关于丛家三代的阐述是否能得到作者本人的认同，事实上作为文学批评这也不必要；但我仍然认为在一个绝大多数作家都已经明里暗里放弃启蒙立场的时代里，能从《生活启蒙》这样一部作品中解读出类似的启示性意义，对于一篇评论文章或对于同时代的文学现场而言，都是弥足珍贵的。

据我所知，《生活启蒙》原来另有一个书名叫《逆旅行人》。丛牧之通过父亲的日记回到过去是为“逆旅”，小说结尾丛牧之将父亲与母亲的骨殖合葬后，作者也用了苏轼的“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来点题，相比之下《逆旅行人》明显是一个更贴合故事情节与人物塑造的题名。但是我相信无论是作者自己，还是编辑、期刊亦或出版社将书名改成《生活启蒙》，这其中一定蕴含着特别的考虑——我很希望是他们相信在2025年这样一个时间点，会有足够多的人付出宝贵的时间与精力成本，从这样一部超过五百页的作品中感受到文学对于生活的启蒙力量。而当更多的作家、编辑、期刊、出版社看到这种创作内部蕴含的潜力，可能整个文学的生态都将逐渐有所不同。

我说：刘汀与世界

借由一对研究者与读者的对话，我基本理清了自己对《生活启蒙》的一些想法和困惑，也借这部作品与刘汀师兄多年来的文学创作，对当下的文学现场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上面谈到很多《生活启蒙》的优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已是一部完美的作品、一部适合所有人的作品。我在一遍遍阅读《生活启蒙》的时候，丛长海那种在今天看来颇为“炸裂”的三观，以及看上去并不充分自洽的行动逻辑总是让我有点如鲠在喉；我也时常感慨作品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历史化书写相当精彩，反衬出21世纪20年代部分书写的松散与漫长（能感觉出作者是在用这种差别来区分不同的时空间）。但这些想法浮现时，我知道自己参照的并不是近些年来文坛上备受关注的那些作品，而是散布在各个历史时段、各种艺术形式之中我所钟爱的经典作品。这样的评价标准对于今天的文学来说并不公平，我也知道现在网上很多普通读者、文艺青年动辄把当代文学贬得一无是处，正是因为他们如此思考问题。

事实上，就算我们不去考虑《生活启蒙》中主线人物承载的哲学与社会学内涵，单看支线人物承载的故事与抒情，其精彩程度也足以“秒杀”现在市面上绝大多数的影视、短视频、微短剧，哪怕文学的市场份额不足它们的千分之一。《生活启蒙》中提供的可供延展、深入的阐释空间，更是那些大众娱乐形式中鲜见的。这么说并不是要在纯文学和大众娱乐形式之间制造对立关系，而是我认为即便今天纯文学在日渐变得边缘化，那也只是因为大多数人对文艺的需求程度与鉴赏水平，仍未能超越媒介发展制造的幻觉。而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终将有超越的一天。

从这个角度看，我不只希望《生活启蒙》能够启蒙生活，更对刘汀未来的创作满怀期待。我期待像他这样认真观察、感受、书写这个世界，也对这个世界的怀有恰如其分的愤怒、悲伤、同情的作家，能够用更多像《生活启蒙》这样的作品给这个时代的文学艺术带来启蒙。

注释

[1] 张清华:《阴影里的微光》，刘汀著《老家》，百花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8页。

[2] 刘汀:《生活启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5 年版，第413页。

[3] 参见南帆:《历史的主角与局外人——阅读格非长 篇小说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东吴学术》2012年第5期;张清华: 知识，稀有 知识，知识分子与中国故事——如何看格非》，《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