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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末世、废土、克苏鲁等题材的网络文学中，常常出现蘑菇的身影。作为大自然中的分解者，蘑菇关联着对生命力与协作共生的想象，它携带着这些特质进入网络文学，为景观化的末世废土书写注入新生机。网络文学作品中的蘑菇，以含混的主体姿态向他者敞开，参与构想一个轻盈而富有希望的未来，为反思人的异化问题、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打破一元主体的幻象提供新的文学可能。

关键词：蘑菇；废土；赤裸生命；后人类

近年来，网络文学中出现了大量后人类想象，这类想象直接呼应着全球范围内的后人类主义思潮，人们开始重新评估人与自然的关系，打开观察世界的新视角。而在多样的物种中，既非动物亦非植物的蘑菇显得尤为特殊，它不仅作为“非人”提示了人与其他物种之间的重要关系，还以自身的生物学特性为范例，提供了一种关于联系与共生的新叙事。把目光投向相关文本，首先会发现，蘑菇频繁出现在末世、废土、克苏鲁等类型文中。

重启废墟：末世废土想象中的蘑菇

“当1945年广岛被原子弹摧毁时，据说最先从一片废墟中出现的生物就是松茸。”1核武器带来了现实意义上的“末世”，投放在广岛的原子弹终结了世界大战，也宣布了终结世界的可能，将人类置于末日的威胁之下，这一现实经验直接影响了“末世”“废土”等题材文艺作品的产生。在网络文学中，蘑菇想象常常与末世、废土题材相结合，典型文本如《小蘑菇》（一十四洲），磁极突然消失后，宇宙辐射导致地球荒漠化、生物变异，小说主人公小蘑菇便来自危险指数最高的深渊区域，于危机四伏的环境中兀自生长。在末日的废墟上，蘑菇开始了它的故事。

顾名思义，末世、废土题材着重描写末世危机后世界变成废墟的残破景象。“废土”题材可以追溯到一款名为《废土》（Wasteland）的游戏，该游戏在1988年发售，表达出二战后大众对核武器战争的忧虑与战后创伤。但与灾难性的“末日”想象（如《2012》）不同，它不描述一场毁灭一切，然后重启一切的灾难，而展示出人被迫与残破的家园共存的“后末日”想象。如果说末日想象代表了一种对“发展—终结”的忧虑，那么后末日想象则完全跳出了这条历史主义的线索，描绘与各种灾难性后果共存的场景。对后末日的未来想象直接呼应着当下的现实经验，人类置身于被破坏的环境中，携带着无尽的麻烦生活，比如大面积的森林砍伐与水土流失、日渐失控的气候、被排入核废水的海洋……在这种意义上，废土想象负载了一定的历史经验，折射出真实存在的现实危机。

但是，末世、废土题材的作品往往太过强调废墟的景观，导致其内含的批判性与寓言性被淡化。赵柔柔曾辨析废土题材与“后启示录”“反乌托邦”叙事的差异：“对末世的偏好，与其说是为了回应某种真实的历史经验或现实危机，不如说是为了借用其废墟景观。”2这类题材进入网络文学后并没有直接改变其特质，大多数灾难想象仍然是景观性、设定性的，灾难往往突然降临，成为整个故事的背景板。《小蘑菇》中，地球的磁极突然消失，完全是一场外部的、突发的灾难；《邪神竟是我自己》（宁世久）中，主人公林经历了一次偶然穿越，这便解释了一个混杂着魔法的末日世界的全部合理性。但通过引入“蘑菇”这一设定，网络文学将作为背景板的废土末世重新拉进了叙事和意义的维度中，废墟不再仅仅作为提供视觉刺激的景观存在。换言之，蘑菇更新了废墟的意义。

这首先与蘑菇的生物特质有密切关系。蘑菇来自真菌界，会在摄入食物后进行细胞外消化，并将消化酸排出体外，在自己吸收营养物质的同时滋养其他物种。真菌可以消化坚硬的岩石、枯朽的木头、腐烂的树叶，为植物的生长创造富有营养的土壤。可以说，“真菌是世界的建设者，为自己和他者塑造环境”3。网络文学中常见被委以振兴重任的蘑菇形象：《邪神竟是我自己》里暗海之洞的奴隶被解救后，是蕈人随身携带的菌种弥补了食物缺口，蘑菇田成为奴隶们生存的关键；《诡秘之主》（爱潜水的乌贼）里被称为“神弃之地”的白银城面临食物匮乏的问题，居民们只能猎杀怪物为食，直到克莱恩将一种神奇蘑菇传到白银城，才解除了白银城食物匮乏的诅咒；《道诡异仙》（狐尾的笔）同样有着借助蘑菇解决生存问题的情节，当大齐面临严重的饥荒时，李火旺发动当地居民集体种植蘑菇，因为蘑菇长得快、收得快，能解决粮食短缺的燃眉之急。

在生存问题之外，蘑菇往往还参与了对过去、记忆、文明的继承与筛选。《小蘑菇》中来自深渊的小蘑菇吸收了安泽的人类基因，背负起安泽的社会身份与个人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安泽生命的延续。融入人类基地的过程中，他在蘑菇与安泽的双重视角下重新审视了人类应对灾难的每一个决策和选择，然后达成理解、做出判断，最终走出了一条不以人类为中心、但可以令生命和文明保存延续的新道路。《穿成师尊，但开组会》（宿星川）中，蘑菇也有着衔接过往与现在、继往开来的特殊作用。深隐山林的黎族覆灭后，黎族的巫祝巫雨被污染异化，借故人的身体作恶；随着这段灭族的历史被世人看见，巫雨也迎来自己的重生，此时，蘑菇被捏成义体，成为巫雨的新躯干。宁明昧背负着以肉身之躯承载剑骨的不公平命运，也是蘑菇成为剑骨的新容器，还给宁明昧自由。此外，星火岛的历史也以蘑菇为重启的契机。在原本的传说中，星火岛是邪教横行之地，亦是隔绝于世、凝滞在历史中的禁地与废墟，宁明昧一行人发现了星火岛历史的背面——一个以悲剧收尾的理想主义者的故事：女高中生穿越者翁行云建立了星火岛组织，旨在向天下传授功法，使人人都能平等地修仙，可是在复杂的利益争斗下，这段历史被轻易抹去，成为神族建立名望的垫脚石，星火岛则背负了阴邪、妖法的污名。此时，一只小蘑菇偶然在星火岛上获得自我意识，它吸收了这段历史，承载了翁行云与星火岛众人的执念，陪同宁明昧一起揭开了被掩埋的过去。在黎族与星火岛的往事废墟中，蘑菇“带着时间的索引，把过去指向赎救”4，死去的生命得以沉冤昭雪，被忽视的无名者们终于了却执念，获得救赎。

这标注出了蘑菇的与众不同之处。近年来，网络文学中出现越来越多对于动物、植物等非人类生物的拟人化想象，这样的想象看似不落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实则不然，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非人类往往只是变化了形态的人类。例如《邪神竟是我自己》，小说想象了分属不同动物种族的人类，有博美狗人、狸花猫人、多弗尔鸟人等，然而动物人只是具备了特殊的外表形态，其内核依然是人类，他们占据着人类的位置，处于叙事与想象的中心。与各种各样的动物人不同，蘑菇依然保留了其边缘特质。在物资匮乏的地下城，淀粉与蘑菇是最廉价的食物，贫民窟往往驻扎在真菌森林的周边，以森林里的免费蘑菇作为口粮。虽然真菌森林潜藏着危险，却也意味着生机与希望。与此同时，真菌森林的主人“蕈之王”为了减少魔力污染，主动选择沉睡，不再接触人类。无论是作为口粮的蘑菇，还是作为邪神的拟人态蘑菇，都关联着弱势、贫穷等边缘化想象，位于社会的非中心地带。

正是通过蘑菇，网文开始重新讲述废墟的故事。这是溢出连续统一的历史之外、不受发展主义支配的故事。本雅明将“废墟”视为单一进步叙事所产生的历史暴力的后果，他借保罗·克利的画作《新天使》（1920）想象历史天使的模样，那是一位回头凝望历史废墟的天使：“在我们看来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只是一整场灾难。这场灾难不断把新的废墟堆到旧的废墟上，然后把这一切抛在他的脚下。”5本雅明认为，历史主义总是移情于胜利者，在失败者匍匐的身体上迈步而过，可是，财富并不只由那些被认可了非凡才情的人创造，更有赖于无名者的辛劳，所以逆向梳理历史、回望废墟的工作显得尤为必要。在此，本雅明特别强调了“停顿”的瞬间，这些瞬间是解救受压迫的过去的机会，“把一个特定的时代从连续统一的历史过程中爆破出来”6，时间不再是匀质的结构，而遍布着富有张力的瞬间。在这种意义上，末世设定可以是一次有力的反思，宣布了无限进步的历史戛然而止。只有接受停滞，使受压迫的无名者、无用的废墟被重新看到，人类全盘接受自己的历史，才能迎来本雅明意义上的真正的救赎。如前面的文本例子所述，死于深渊的安折、无辜灭族的黎族、背负污名的星火岛，就是那些受压迫的无名者，而蘑菇带来了停顿的弥赛亚时刻，立足“填注着当下时间的过去”7，吸收着废墟中的物质，缓慢生长出来。

事实上，人类在现代进程中一直无视发展的伤口，直到废墟出现。蘑菇的人类学意义就在于，从当下的被认为是“错误”的事物中寻找生机，把错误变成礼物。罗安清在以松茸为中心的民族志中，格外强调了松茸的生长离不开人类对环境的干扰：“松茸是一种生长在受人类干扰的森林中的野生菌菇。它们就像老鼠、浣熊、蟑螂一样，能够忍受人类制造的一切环境失调。”8以日本松茸的情况为例，松茸是伴随着对森林的采伐而出现的，自江户时代以来，伴随着日本现代化进程，高大的阔叶林被砍伐用于人类城市的建设，于是赤松不再受阔叶林遮蔽，迎着阳光大量生长，松茸此时随赤松一起出现。等到20世纪50年代，森林不再被人类使用，阔叶林逐渐恢复，赤松失去生存空间，松茸也变得罕见。在这段日本生态史中，松茸的生长规律出人意料，因为清除森林里人类活动的痕迹、将森林归还给自然后，松茸并没有更茁壮地生长，反而越来越稀少。这暗示了松茸的重要特质：它与人类的干扰共生，换言之，与混乱状态、与错误共生。因此，来自蘑菇的启示也是与错误共生的启示，关乎一种回应当下的能力，关乎我们如何拥抱混乱复杂的不稳定状态，如何投身所处的现实。深入灾难的创面，做出微小而有效的改变，正是重启废墟时的重要举措。正如哈拉维在《与麻烦共处：在克苏鲁纪制造亲缘》的导言中所说：“事实上，与麻烦共处要求学会真的活在当下，不是作为消失的支点，处于可怕的或伊甸园式的过去、世界末日或救世主式的未来，而是要作为世间的生物，纠缠在无数未完成的地点、时间、事件和意义构成中。”9

建立联系：赤裸生命的救赎

无论是单向度的进步叙事，还是无名的废墟，都指向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这段历史形塑出了原子化的“自由”个体，人类被异化成为可投资的资源，被剥离联系而独自存在着，“仿佛其他生命的缠绕无关紧要一般”10。而直指资本主义废墟的末世想象往往也带有生命政治意义上的反思，因为资本主义发展催生了生命政治，以便于管理富有生产力的“驯顺的身体”。正如福柯所指认的：“这一生命权力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如果不把肉体有控制地纳入生产机器之中，如果不对经济过程中的人口现象进行调整，那么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得不到保证。”11

阿甘本的“神圣人”接续了福柯对于生命政治的讨论。“神圣人”即“赤裸生命”，是生命被政治化后的产物，他同时被人间法与神法排除在外：“不能被祭祀但可以被杀死的生命，便是神圣生命。”12杀死神圣人不必受法律的惩罚，意味着神圣人遭遇了一个界限性的领域，处于一种悬置了法律的例外状态中。生命的神圣性便意味着：“（1）生命对于一个掌握死亡的权力的臣服，以及（2）生命无法挽回地暴露在弃置面前。”13

《小蘑菇》是对赤裸生命作出讨论的典型文本。在人类的生活空间窄缩成有限的几块基地的末世，人口管理方式简单而粗暴：为保证出生率，伊甸园里圈禁了专事生育的女性，婴儿也被要求尽早脱离母体，独自完成生长过程；基地的合法居民拥有ID卡，以编号记录出生地区等信息，便于上层管理。这是典型的人口生命政治实践，通过管控出生率、死亡率、健康状态等，确保总体人口的安全。审判庭走廊墙壁上面对面地写着两句话，颇有意味地显示出末世世界对整体人口安全的重视，及其可能存在的错误与创伤：一句是“人类利益高于一切”，另一句是“虽然错误，仍然正确”。14

某种意义上说，蘑菇也是处于例外状态的赤裸生命，因为在生命政治确立起的生命等级制度中，非人类的其他物种，包括动物、植物和作为真菌的蘑菇，都是可以随意捕获的赤裸生命，被排除、弃置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想象之外。阿甘本指出了人类文化中“人类机制”的存在：“人是通过人与动物、人与非人的对立而产生的……人类都是被预设好的，这个机制实际上产生了一种例外状态，一个不确定的区域”15。蘑菇既来自这种例外状态、不确定区域，又对人类机制进行了反思，《小蘑菇》讲述的便是非人的小蘑菇安折闯入人类社会、打乱生命等级秩序的过程。

在安折潜入基地的第一天，生命政治便充分暴露出其残酷性，他在基地门口目睹了一场来自审判长的“屠杀”。在人人都有可能异化成怪物的末世，审判长一旦判定某人受伤感染、将被异化，便直接枪杀，无须作出任何解释。这种依据直觉与观察的判断，是有出错几率的，但即使误杀也不必被法律追责。因为整体人口的安全高于个体的安全，在大局面前，个别误杀情况只是无奈但必要的牺牲。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处于例外状态，是随时可能被褫夺生命的神圣人。带安折进城的伙伴范斯便是典型的例子，他没能通过审判，被怀疑已经异化，于是死于城门外。

当异化的人成为伶仃的个体，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时，蘑菇带来了不一样的声音。某次安折偶然路过范斯曾经的住宅，把一直作为遗物保留的ID卡压在了一盒烟下面，因为他记得范斯生前很爱抽烟。此时，单薄的卡片承载了真实的温情，范斯不再是一串ID编码，也不再是孤独死去的赤裸生命，他经由安折的记忆被还原为一个爱抽烟、眉毛浓黑、身材高大的佣兵。与蘑菇的联系将范斯从神圣人的身份中解救出来，记忆与关系被重新激活，一场简单的吊唁还给了范斯逝者的尊严。

蘑菇的启示是关于联系的启示，从其生物学特性便可窥一斑。蘑菇在冒出泥土之前，早已提前将营养体深埋进森林潮湿的土地里，那些细微的、绵延无尽的菌丝勾连各类植物的根系，与宿主构成共生关系的同时形成庞大的网络，担负起传输养分、传递信息的重要作用。这样的生存状态意味着，个体与他者牢牢绑定在一起，有着无法剥离的关联。实际上，如今的生物学研究也日益关注种间关系，强调不同有机体、不同物种的共同发展，DNA研究走出了“自私的基因”，走向了有机体与环境的接触史。生物学家科特·吉尔伯特与他的同事们写道：“共生似乎是‘规则’，而不是例外……自然可能是在选择‘关系’，而不是选择个体或基因组。”16在网文作品中，蘑菇也常与联结、共生相关。在《小蘑菇》的结尾处，安折步入辛普森笼，将自身的稳定频率传遍全球，从而阻止了大规模异变，拯救了人类。就这样，所有生物都成为蘑菇频率的载体，以蘑菇为中心，世界被重新联结。

《小蘑菇》看似给末世想象安置了一个温情的、普通的救世结局，却又有不容忽略的独特性。小蘑菇重新为世界建立关联后，人与怪物的基因相互融合，不再有纯粹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以人类为中心的文明没有被拯救，反而宣告终止。肖映萱指出：“在以往的‘末世文’类型套路里，‘丛林’和‘基建’是两种核心的写法”17。末世灾难降临后，人类需要直面最原始也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不得不遵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于是救世的主角常常一边在残酷的丛林法则中求生存，一边搞“基建”存续文明的火种。而《小蘑菇》否认了传统救世逻辑，不再遵循弱肉强食的规则步步为营重新掌握世界，而是凭借与麻烦共存的能力和勇气，踏上另一条自救之路：承认人类的挣扎可能是徒劳，放弃以人类为中心重建文明的努力，以一种全新的姿态、作为地球上千万种生物中的普通一员朴素地谋求生存。小说在最后明确宣布以人类为中心的时代结束：

……人类的时代宣告结束，他们好像开始作为一个普通的物种那样，艰难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有人说是下落，我认为这是上升，”波利望着前方，道：“我们只是带着新的成就与认知，重走一遍当年人类祖先走过的路程。”18

蘑菇救世的启示便是承认万物的联系，不再以暴力划分神圣，不再依凭等级秩序在物种间做出区隔。当人类融合了蘑菇与怪物的基因，彻底与其他物种缠绕在一起，人类基地的生命政治也就此宣告崩溃，赤裸生命获得了救赎。

罗安清认为，当面对缺乏稳定前景的生活，陷落于无法确定也不受规划的世界之中时，松茸可以提供应对挑战的启示，那就是放弃创造世界与不断进步的自负观念，承认不只是人类可以创造世界，所有的有机体都参与着生态环境的建设：“世界创造计划可以彼此重叠，为多元物种提供生存空间。”19各种生存方式汇聚在一起，每个人其实都带着被“交染”（contamination）的历史：“我们被自己的遭遇所交染；当我们为他者让出空间时，它们也改变了我们。”20交染意味着向他者妥协，这有悖于传统的征服自然式进步想象，但是克服差异、彼此交染的过程打开了合作的新局面，“提醒着我们如何环顾四周，而不只是瞻望前方”21。

缠绕共生：含混的主体与对他者的爱

蘑菇的交染打破了传统主体的界限，是哈拉维意义上的赛博格主体，即不被主体幻象与随之产生的二元对立结构捕捉的复合主体。哈拉维指出：“赛博格远非暗示构建一堵墙区分人类和其他生物，而是不安并愉悦地暗示亲密耦合。”22蘑菇亦是如此，它打破物种间的区隔，并构形出不同于传统想象的主体形态，讲述关于逾越界限与共生融合的故事。

蘑菇挑战了人类对身体的想象，因为它并没有如四肢、躯干那样固定的构造，也没有确定的形式，而是随遭遇的环境而变形，终其一生都在生长、改变，甚至具备“永生的潜能”：“它们会死于疾病、受伤或资源匮乏，却不会因年老而殆。”231992年4月，《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这样的文章：“30英亩的真菌获得双冠王：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生物。”24这篇报道的主角是密歇根州一片森林里的蜜环菌，该森林里所有的蜜环菌都共用同一个菌丝网络，所以可以被视为一个整体。经估算，这株真菌的菌龄在1500—10000岁之间，质量约为100吨。随后，出现了更多在森林里寻找巨大菌群的研究者，谁能发现世界上最古老与最巨大的真菌几乎成为一场竞争，而这场竞争持续至今。25巨型的蜜环菌是难以被传统标准所定义的个体，因为个体菌株们以菌丝联结在一起，已经难以界定一个菌株从哪里开始、又从哪里结束。

这一有趣的现象也被折射入网络文学文本中，《邪神竟是我自己》中的邪神蕈之王与遍布地下世界的真菌之间并非简单的掌控—从属关系，他们在身体上相连。换言之，神并不是形而上的存在，而是与生命连接在一起，“现实中的真菌，不管是霉菌、酵母，还是蕈菌，都是祂菌丝的末端”26。此外，蘑菇去中心化的、富有包容性的主体特征也在网络文学作品中被多次强调，《穿成师尊，但开组会》的雪竹之所以想要研究蘑菇，就是因为蘑菇展示出多元主体特征，“他觉得蘑菇有数万种性别，比他自己拥有的两种性别还多。为此，他对蘑菇十分崇拜”27；《邪神竟是我自己》的蕈人在被礼貌地称呼为蕈人先生时，反复强调“我没有性别，不要叫我先生”28。蘑菇展示出缠绕的、多重性的生命方式，打破了原子化的封闭个体想象，暗示着身份的丰富性与边界的可渗透性。

交染的身体创造了交染的时空和历史，也构想出一种不同的对“他者”的态度。他者具有他性，具有完全异质性的、不可理解的一面。绝对的他者是无法被认识论收编、无法被客体化的，因此它是绝对的客体，也是绝对的主体。这种完全超出认知的“主体/客体”在洛夫克拉夫特笔下是“克苏鲁”那样的“恐怖的崇高”：宇宙充满了未知与恐怖，在克苏鲁等神祇面前，人类渺小到不值一提，一旦试图认知，就会陷入疯癫。后来，这一题材被网络文学吸纳，出现了大量“克系文”。除了各式各样的克苏鲁怪物，克系文的内核在于强调世界的不可理解性，认为人类无法全知全能地征服世界，因此，大多强调文明之偶然性的小说都可以说是在“致敬克苏鲁”。《小蘑菇》便是如此，面对每个物种相互感染、基因融合的灾难，人类传统科学体系不堪一击地崩溃，作者选择用“弦理论”解释这场危机：“人类只不过是在短暂的稳定中诞生，当稳定的时代结束，一切又要回到混乱中去。”29除了各样式的怪物描写，正是这一故事内核呈现出克系色彩。《邪神竟是我自己》亦有克系文的特点，小说设定了看不到日升月落的地下世界，大多神明，尤其是自然神，都是带有污染的邪神，而维系世界运转的六柱神之所以没有污染性，完全是出于偶然，“文明的幸存，系于这偶然上”30。克苏鲁题材的网络文学反思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自大与傲慢，以不可知的世界与异质性的他者将中心化的主体拉下神坛。

哈拉维使得克苏鲁想象直接接壤后人类主义。在反思人类世的基础上，哈拉维提出了以怪物为参与者的“克苏鲁纪”。但是在使用这一名词时，哈拉维强调了克苏鲁纪（Chthulucene）与洛氏克苏鲁（Cthulhu）的区分。前者的范围要更大，包含了更多不为洛氏所接受的存在：“（克苏鲁纪——引者加）纠缠着多种多样的时间性和空间性，以及多种多样的作为集合体的实体[entities-in-assemblages]——包括超人类[more-than-human]、外人类[other-than-human]、非人类[inhuman]，以及作为腐殖质的人类[human-as-humus]——的内在互动。”31比起洛氏对人类中心主义文明的反思，哈拉维的克苏鲁纪更为直接地关涉到后人类话题，指向了一个边界敞开的、更为阔大的世界：“它们正好足够大到能包容所有的复杂性，同时保持边缘开放并且渴望令人惊讶的新老连接。”32

无论是洛氏还是哈拉维意义上的克苏鲁，都借“怪物”之名强调了无法被客体化的绝对他者的存在。这里的怪物不仅仅指怪异的存在物，蓝江指出：“怪物不是一个名称，甚至不属于科学的分类法，它恰恰是我们给所有那些——游离在外部的、不实存的冰冷世界与我们可以把握和认识的环世界的——裂隙中的事物所贴上的标签。”33怪物游离在社会之外，是不被规则秩序吞纳的异质部分，并潜藏着危险，使人恐惧。网文中也常常可见作为危险怪物他者的蘑菇，《邪神竟是我自己》里的蕈之王便是有着魔力污染的邪神他者，在某次失控危机中，所有菌菇都发狂了，真菌以极快的扩散速度感染了大量平民；《克拉夫特异态学笔记》（雪中菜鸡）中，异教徒在森林里培育的蘑菇引发了真菌感染，被感染者的身体被菌丝塞满，还会产生致命的幻觉。这些危险的蘑菇不仅宣告世界无法被人类完全征服，还预示着人类并不一定会与他者顺利建立起和平协作的关系。

但是，克系网文往往又携带着“爱”的内核。《小蘑菇》中，来自深渊的蘑菇逐渐习得人性，与审判长在绝境中相爱，这是文本中不容省略的、被浓墨重彩描写的部分。《邪神竟是我自己》中，蕈之王污染失控时，来自贫民的信仰之爱成为阻止灾难的关键，尽管祂是被封锁了姓名的邪神，但依然有很多靠蘑菇充饥的人知道祂、感激祂。这些末世中的温情想象是小说的重要内容，甚至是贯穿全文的情节主线与重要的价值内核。

“爱”原本是人文主义的核心命题之一，巴迪欧却提出了爱的后人类性。巴迪欧认为，个体无法成为爱的源头，而只能被爱击中，像遭遇一场“事件”，打破所有日常规范的一次突转。在这场事件与突转后，个体走出了囿于封闭主体的“一”的世界，因为“在爱之中，主体尝试着进入‘他者的存在’。正是在爱之中，主体将超越自身，超越自恋”34。吴冠军如是总结道：“爱……是一个非主体性的、后人类主义的本体论力量。”35爱的非主体性与后人类性就在于主体对他者的敞开，爱人意味着以非主体的、异质的视角重新打量世界。在相关作品中，蘑菇与他者达成理解的过程总是很艰难：《小蘑菇》的安折与审判长对彼此来说都是异质的他者，安折是要被击杀的怪物，审判长是挖走安折孢子做研究的掠夺者，直到人类基地彻底解散前，两人的矛盾都难以消弭；《邪神竟是我自己》的蕈之王为避免污染信徒，主动式微不再与人类建立关系，对人类而言也是异质性他者。但是一旦迈出一元主体的傲慢与幻觉、尝试进入他者的存在，便能步入一个更为丰沛的未来，正如哈拉维所说：“一元太少，二元则是无限的多元。”36在小说中，作者也更乐于向读者许诺一个美好的结局，《小蘑菇》的最后，两个物种不同、理念也不同的相异之人在残酷末世中相爱；《邪神竟是我自己》的邪神蕈之王因为为人类提供食用菌菇，还是受到了贫民的敬爱与感激，这些微小又模糊的感激之情成为挽救灾难的关键。网络文学将这些爱的遭遇、爱的内核引渡至后人类想象中，无论是安折的恋人之爱，还是蕈之王的信仰之爱，都为故事增加了温情，亦为在末日寻找救赎提供了可能的路径。

蘑菇讲述了在资本主义废墟上重新开启想象的故事，它是未被单一进步想象收编的多元声音，网络文学捕捉到蘑菇的特质，并将其作为希望的原点，重启末世废墟。蘑菇的启示是缠绕的启示，它将主体从一元主体幻象中解救出来，代之以多重性的含混身份，展示出向他者敞开的勇气。在《末日松茸》的最后，罗安清发现这本以蘑菇为线索的跨物种民族志难以结束，因为一旦改换视角，就会不断发现更多从前被忽略的、具有多元意义的事物：“冒险会引出更多的冒险，而宝藏会通向更多的宝藏。”37包含了大量后人类想象的网络文学亦是如此，蘑菇的故事展开了轻盈而富含希望的前景，多元的视角也为写作带来新的生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中国长篇小说文体发展史”（编号：20BZW171）的阶段性成果]

1    罗安清：《末日松茸：资本主义废墟上的生活可能》，张晓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页。

2    赵柔柔：《记忆残骸与现实折影：中国大众文化文本中的“废土想象”》，《文艺争鸣》2022年第12期。

3    罗安清：《末日松茸：资本主义废墟上的生活可能》，第164页。

4    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1940）》，张耀平译，陈永国、马海良编：《本雅明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