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众文艺与当下的科幻文学创作
主持人：张鑫（《钟山》杂志编辑）
新大众文艺和科幻文学究竟有何关系？当我看到困在算法和大数据里的外卖员写出诗集《赶时间的人》，我忽然意识到：世界早就变得无比“科幻”，而置身于科幻和现实边界地带的芸芸大众，不论是投身创作还是选择阅读或观看，都成了新大众文艺的切实参与者。更何况，科幻文学本不“小众”，它在诞生之初即怀有面向大众的抱负。本期邀请四位青年评论家、作家参与讨论，他们对新大众文艺和科幻文学的历史与当下、生产与传播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中国科幻文学负有当代文化使命
刘阳扬
《延河》杂志在2024年刊出的《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一文，敏锐观察到新时代文艺活动在创作主体、创作类型和传播媒介等方面的新变，刊物呼吁“全民参与”的文艺模式，并期待一批更具生命力的文艺作品。很快，学界对于“新大众文艺”的命名、历史源头和现代发展等内容进行了学理性的讨论，同时也针对当下文化结构中的多元关系，梳理出“新大众文艺”的表现形态、产生缘由和发展方向。总体来看，学界普遍认为“新大众文艺”并非新鲜事物，而是拥有悠久的历史。《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一文总结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三次大众文学运动，即五四新文学关于“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倡导、左联提出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和延安文艺时期的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发展方向。
学界关于“大众文学”的讨论，基本从新文学的脉络展开，即五四文学—左翼文学—延安文艺的文学史发展脉络。在此之外，与新文学有着共生互补关系，被视为现代文学另外“一翼”的通俗文学，也早已和大众的阅读喜好、文化需求甚至科普需求密切相关。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科幻文学自诞生之初就和大众需求息息相关。被视为中国科幻小说开端的《月球殖民地小说》就刊登在晚清通俗刊物《绣像小说》上。近年来学界对晚清民国时期科幻文学研究重点，多聚焦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困惑、救世焦虑与现代性想象。但除此之外，晚清民国时期的科幻文学同样具有很强的大众属性，在给读者提供消遣娱乐之外，同样承担着知识传递、科学普及的大众需求。
科普作家顾均正20世纪30年代负责《中学生》杂志的编辑工作，还亲自撰写《弹性的现在》《细胞的形状》等科学小品，同时还编撰《少年化学实验手册》，为青少年科普活动提供指导。顾均正后续创作的科幻小说《和平的梦》《伦敦奇疫》《在北极底下》等，更是在发挥文学想象的基础上介绍无线电、催化剂、电磁等科学知识，为我国的科普工作打下基础。顾均正曾认为，科幻小说有许多“空想的成分”，有些名不副实。但是，恰恰是大众对科幻小说的喜爱让他坚持走上了创作道路，“科学小说差不多已能追踪侦探小说的地位，无论在书本上，在银幕上，在无线电中，都一样地受大众的欢迎”，因而，需要“利用这一类小说来多装一点科学的东西，以作普及教育的一助”。
自1949年以来，我国的科幻创作工作稳步进行，在承担着科普功能的同时，其文学性也在不断加强，并在当下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成为“新大众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当下讨论“新大众文艺”的关键词在于“新”，而“新”恰恰表现在互联网语境下文艺形态的改变。在融媒体时代，文学不再停留于过去的纸面形式，而是从二维转向多维，以影视、短视频、游戏等多种形式出现。
关注技术发展和未来想象的科幻文学，恰是最适宜融媒体时代的文艺样式。科幻文学通过移动客户端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工具，在实现文艺作品多渠道传播的同时，还促成了大众的广泛参与和深度互动。如围绕“三体”和“流浪地球”IP，已经开发出漫画、电影、电视剧、短视频、游戏等多种媒介形式，甚至开发“三体宇宙”的商业孵化机构，为“新大众文艺”赋能经济文化建设进行多层次、多渠道的拓展。
大众对科幻的关注度也在持续提高。随着泛科幻奇幻题材的“哪吒”系列、“封神”系列影视作品上映，科幻文艺开始更多从中国传统神话取材，将中国古典神魔小说、志怪故事以现代方式演绎，并通过特效技术表现人物神态、动作和打斗场面，营造全景式的超大空间景观，给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观影体验。在科幻题材动画作品方面，《灵笼》第二季在B站上映，观影人次已超过三亿次，互动弹幕达到200多万，并催生超过一万个二创视频，表现出青年观众极强的交互意愿与情感表达。
中国科幻文学自诞生之初就是属于大众的文艺，在当下更承担起一个时代的文化使命。科幻文艺通过多媒介平台传播，与智能手机、人工智能技术相互结合，形成了虚拟与现实、文学与影像、传统与现代的多维融合。去中心化、多元主体与多方互动的媒介网络，也让科幻文艺在“新大众文艺”时代得到更大的发展机遇，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增强城市活力的新型力量。
（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高概念”最终要落在现实土壤上
朱霄
对写作者而言，科幻创作更像是对现实的重新编码，用新的观念体系包装旧的世界，又在这一基础上保留足够的情感锚点，以陌生化的手法重新制造伦理叙事的突破口。这里涉及了科幻的两种类型，即硬科幻和软科幻。硬科幻对作者本身的专业背景有一定的要求，所创建的科学细节也更经得起细究。而日渐流行的软科幻则将重点放在社会科学和人文表达上，以一种更类现实的面目出现。从纯文学转而创作科幻的作家大多选择后者，让家庭、恋人、朋友等多对情感关系参与其中。小说仍然紧扣伦理矛盾，但抛弃陈旧的琐碎叙事，挖掘出了全新的表达方式。某种情况下，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纯文学的科幻演绎，只是用幻想的外壳包装了沉重的内核。这类创作对作者的知识背景要求相对较低，小说的思辨性要更强于故事性，目的同样在于引起情感共振。文本对现实进行陌生化处理，使其反思性不再受到外界因素影响，不加掩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然而，概念先行是诸多科幻小说不得不面对的弊病。在创作过程中，如果幻想占比过多，作者就会陷入叙事细节不足以支撑构想的窘境。如何在空中楼阁上架构出经典的思想困境，成为科幻写作者的切实问题。困境与现实相连，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小说的文学性。相较于现实主义作品，科幻写作建立在想象之上。但这并非代表科幻真正跳出了世界的局限，因为人们无法彻底脱离现实，故事必然处处受制于作者的基础认知。哪怕是颠覆惯常世界观的作品，也往往在其他方面显示出与现实丝丝缕缕的关系。作者找到了现实与幻想间的空隙，必须平衡两者的参与度，才能让某些难言的情感得到清晰的表述。读者依托现实对新世界进行解码，能够抛开自己的观念禁锢，重新认识同一问题的多个位面。
科幻作者创造“高概念”的世界观，但需要以读者能够理解的方式进行。其“落地”过程囊括了多种类型的结构方式，最终得以探讨更深层次的对象。当下最主流的结构就是时间与空间的杂糅，为读者创造出供以思考的余地。在这种情况下，叙事时间被打乱，故事发生的空间也不一定拘于现实。天瑞说符的《我们生活在南京》构建了一方典型的空间折叠。小说讲述当下和未来两个时空下的南京，主人公采用无线电作为媒介进行交流。双线结构使故事更为清晰，在拯救未来的宏大命题中加以叙述少男少女跨越时空的感情。这部作品首发于起点中文网，后续还会进行影视转化。当下，新媒介已然重塑了多数人的阅读形式，科幻小说在网络平台上的占比较大，影视改编后可能带来的影响力则会进一步扩大。人们更活跃于类似的文学与影视平台，是大众参与文艺活动的表现之一。
在新大众文艺繁盛的今天，科幻文学给当代文坛注入了新的能量，或许正是求变的契机。对未来的幻想消解了纯文学的严肃性，承载科幻文学的多种媒介也论证了人们对通俗文学的取向，大众对这类创作来说不再是抽象的假想符号。科幻文学成为更多人想象的载体，也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叩问历史。它往往填充大量想象的细节，使过去、现在和未来在作品中实现平衡。面对过去的矛盾，未来怎样改善或是如何爆发，成为小说里值得关注的焦点。
以陈楸帆的创作为例。《荒潮》构建的硅屿岛写到了潮汕宗族文化和普度仪式等民俗元素，与赛博格改造、病毒危机元素结合在一起，在保有历史性的同时，实现了现实与想象的结合。他在今年推出的新作《刹海》选择了环境灾变的主题，小说里讲述地球因气候变化濒临崩溃：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频发、资源枯竭、物种灭绝，人类文明面临存亡危机。生态问题在这类的科幻小说中彻底爆发，人与环境的关系成为具有历史性质的议题，让居于当下的读者开始反思。
新大众文艺让主流文学的精英感逐渐褪去，科幻文学在新颖的叙述形式中仍然保有其思辨性，是时代文艺转型的助力。从本质上来说，科幻创作就是在伦理困境之上建立虚幻王国的过程。作者对世界进行编码，读者在经验的基础上完成解码。最终呈现在面前的，是抽离外界环境后的经典议题。创作者采用多种方式让“高概念”实现落地，最终都深入了现实的土壤。
（作者系青年作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科幻文学创作的“小众化”应予辩证看待
王明宪
“新大众文艺”这一话题的展开，与当下以“短视频、短剧、游戏、脱口秀”等为代表的新兴文艺类型在大众媒体、大众群体之间形成的传播、接受热潮具有密切关系。所谓的“新大众文艺”是否“从群众中来”目前还不能百分百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新大众文艺”一定具备“到群众中去”的特质，否则就无所谓“大众”了。从此来看，相较于其他学术话语或者理论研究，对“新大众文艺”的学术阐释更加需要站在“群众”的立场与角度，能够为普通大众所认识、领会以及接受。
关于“新大众文艺”的理解，还有一种可能，是“新大众”的文艺，而此种意义阐释，也更符合当下的新大众文艺类型的发展模式、传播路径。一方面，文艺创作以自主的审美建构和思想表达影响大众，另一方面，在新媒介技术迭代发展的影响下，作为市场主力的大众读者/消费者也凭借自身的阅读与接受反过来影响文艺创作的取向。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在如今的社会文化形态之下，所有的文艺创作正逐渐形成“漏斗式”的发展模式，即在大的特定范围之内，依然可以不断细分为更为聚焦的文艺创作类型，以此吸引并强化相同志趣的大众读者/消费者的向心力。而当下大众对文艺创作的接受，同样不再追求以往通过形成更加广泛的传播路径来完成的模式，而是以小众化、圈子化、细分化、标签化的反推方式，重新定义新时代的“新大众”。“小众化”说白了就是“VIP化”，而所谓的“VIP”，正是一对少甚至是一对一的模式，其基本的要求就是形式上重创新、内容上有新意，否则便无法留下大众读者/消费者。依据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所形成的细分的“小众”创作潮流，正是对“新时代”“新大众”“新审美”最掷地有声的回应。
科幻文学就是典型的“小众”的新大众文艺。其一，对于科幻文学创作者与阅读者来说，首要的便是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不必精深掌握，但对科学知识一定需要有通识性的了解，甚至是理解，否则便无法完成这一类型文学的创作或者阅读。至少缺乏科学相关专业知识储备的科幻作家无法成就经典，显然缺乏科学知识的读者对科学幻想这一文学类型也不见得会有多大兴趣。其二，借助网络新媒介的力量加持，科幻文学内部就衍生出纸媒科幻文学、网络科幻文学这两种不同的种类。笼统地来看，纸媒科幻文学则又细分为“硬科幻”派与“软科幻”派，及至在技术不断渗透日常的当下，又从中衍生出“科幻现实主义”派。而网络科幻借助于网络这一新媒体空间传播、阅读、交流的无限性，其小众化的发展趋势则更加明显。从创作主题来看，就有所谓的“机甲流”“废土流”“时空穿梭流”“进化变异流”“超级科技流”“星际探险流”等多种门类。其三，科幻文艺创作呈现出典型的青年亚文化征候，拥有相当数量的粉丝团体，并且形成了不同的科幻文化圈。以刘慈欣为例，其粉丝团体就有专属的称呼，在圈子内被称为“磁（慈）铁”。虽然未有相关数据支持，但对于科幻文学这一类型文艺圈子，其另一典型特征，便是无论是创作者还是读者，从接触科幻文艺开始，便会产生较强的黏性。简单来说，便是在科幻文艺这一类型文学圈，几乎绝大多数创作者或者读者都能够保持较为持久的对科幻文艺的关注度，这与其他类型文艺的创作、阅读、接受、传播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科幻文艺创作的“小众化”趋势反映了科幻文学创作者不再完全以自我为中心、自说自话，而是将大众读者纳入创作活动中来，听取、吸收大众读者的意见与建议，并在创作中落地，本质上则反映了科幻文艺创作生态圈的良性循环。因此，科幻文艺在“旧资源”中不断革新，大众读者也在“小众化”中愈加忠诚，并最终带动以科幻文学为核心的产业发展。
当下“新大众文艺”的“小众化”发展趋势，应当被辩证看待。毫无疑问，不断精细化发展的新大众文艺，所带来的是更为复杂的创作生态。对于文艺发展整体而言，只有在创作生态足够复杂的情况下，才能保证文艺创作的生命力和可持续性。如果只是某种单调的类型或者是单一的创作模式、叙事角度，其发展前景一定是不容乐观的，或者说是缺乏潜力的。因为一旦某一类型的单一创作模式产生问题或者价值取向脱离主流而发生偏移，对文艺整体的发展来说，都是灾难性的，甚至可能导致该文艺类型的消亡。然而，需要警惕的是，“小众化”发展趋势可能造成的创作“隔离”问题。“小众化”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向其他优秀的文艺类型借鉴、交流，完全圈子化、故步自封、坐井观天式的文艺发展，无论其向“下”发展的精细程度如何，一旦脱离了向“上”攀登的愿景，也就脱离了主流、脱离了大众，而这显然不是新大众文艺发展所想要的。另外，“小众化”也并不意味着创作者为了迎合大众就要完全抛弃自我的主体个性。创作者与大众永远是文艺类型发展的双轨，创作者既要配合大众，创作出符合时代发展、人民满意的作品，同时也要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以鲜明的创作范式、审美范式引导大众向新文艺靠拢，只有当创作者与大众之间形成齐头并进的平行线，大众文艺的发展才能在两者共同架起的平行轨道上奔向更远的“新”生。
（作者系青年作家、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
大众文艺还是先锋文学？
康春华
提到新大众文艺与当下的科幻文学，我脑海中浮现的是两件往事：2010年，首届华语科幻星云奖颁奖典礼在成都一家电影院举行。彼时刘慈欣的《三体》未获得雨果奖，中国科幻距离后来的瞩目和经年不减的热度尚远。以董仁威、吴岩为代表的策划组织者为了让科幻作家得到尊重，从首届起就请科幻创作者走上红毯，“让这些创造者像明星一样获得观众和读者的喝彩”，这一传统也延续至今。第二个是科幻品牌“未来事务管理局”10年前创办并延续至今的“科幻春晚”，参与者自发接力创作，结合春节主题展开想象，作品完成后在微信公众号、豆瓣、B站、播客等新媒体平台传播，相当数量的作品还进行了IP开发和转化。如今来看，这不正是“新大众文艺”的某种雏形吗？
时至今日，科幻文艺的兴盛、网络文学的走红、素人写作的兴起，大量普通人借助短视频等媒介进行创作乃至“二创”，这些都是“新大众文艺”涌现的表征。学界对“新大众文艺”的核心定义、脉络演变、分类维度及相关概念辨析等已有不少研究，普遍认为新大众文艺“新”在创作主体、内容与形式、传播和接受主体、美学风格等层面。简言之，新大众文艺是以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劳动者作为创作主体，以新媒介为创作方式和平台，在互联网即时创作、分享、传播和互动的文艺门类。新大众文艺具有大众主体性、移动场景化、多媒介形态、即时交互性等诸多新特征。
从文化和产业视角来看，毫无疑问，中国科幻文艺属于新大众文艺。《2024中国科幻产业报告》从科幻阅读、科幻游戏、科幻影视和科幻文旅四大方面解析中国科幻产业数据，其中科幻游戏年营收达651.9亿元，已远超其他门类。科幻文旅其次，科幻影视和科幻阅读则相对占比较少，但2023年中国科幻产业总营收达1132.9亿元，首次突破千亿元规模。这些数据显示出科幻作为大众文艺门类显著的产业经济价值。
但当把话题域缩小到科幻文学来看，似乎问题更为复杂。中国科幻文学是否是一种大众性的文艺创作？科幻文学兼具科学之维与幻想之维，既需要有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也需要有一定的文学创作能力，具有较高的创作门槛。刘慈欣在《无奈的和美丽的错误》中说到，科幻文学需要一种“顶天立地”式的知识结构，“顶天”是说作者要对最前沿、深刻和抽象的知识内核有透彻的理解，“立地”则指作者需要对最底层和繁琐的技术细节有生动的感受。
技术的普及带来创作的平权，随时随地的“全民写作”得以实现。但对科幻创作队伍而言，全民教育素养的提升可能更为重要。学者储卉娟在讨论网络文学时观察到，技术带来的超文本打开的不是作者层面的自省，而是生产层面的公共空间写作者，“在这个过程中，不是自我意识的挖掘者和全新经验的创造者，而更类似于茶馆里、码头边、乡村庆典上对特定的听众，将具有公共性的故事传递下去的说书人”。网络文学创作和素人写作就是大众身边的“讲故事的人”和互联网时代的“说书人”，相比之下，纵使科幻产业文化以灿烂的科幻想象感召每一个消费过的大众，科幻创作依然是科幻作家主体孤独的“太空漫游”。从创作主体来看，虽然陈楸帆等科幻作家在人机协同创作的道路上迈出了探索步伐，海漄、分形橙子等合作推出长篇小说《龙之变》也算创新之举，但总体而言，科幻文学创作依然有着相对稳固的作者队伍和作者主体性。
在严肃文学版图上，科幻文学长时间作为一种类型文学而存在。但中国科幻文学始终处于与传统的主流文学复杂的张力场中，在不同时代处于不同的话语格局之中，也承担不同功能，而这远远超过它最初在欧美国家作为大众文化读物的功能使命。20世纪初，在浓厚的民族忧患意识中，刚被引进中国的科幻就被赋予以科学幻想启迪民智、振兴民族的重任。“科玄论战”“科文之争”等事件，使得科幻文学处于跌宕曲折的发展状态，让其始终存在一种强烈的合法性焦虑。科幻文学作为文类的特殊性，以及这种需要自证的强烈内生动力，驱使中国科幻文学创作者必然从“大众文艺”的话语场中向更核心、更有力的主流地位移动，并占据有力话语场地位。换言之，中国科幻创作者远远不只满足于在类型文学赛道中进行大众消费文化式的狂欢，它或隐或显地带有挑战传统、权威和主流话语场的历史基因。
身处当下，新技术对人文传统、文学传统带来颠覆性变革，不少人文知识分子发现，科幻文学的“思想实验”价值是极好的思想文化研究范本。学者张跣认为，预测未来并不是科幻文艺作品的根本任务，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只是一种构建故事空间的手段，科幻负载的仍然是人类社会的终极价值追寻。无论是刘慈欣、王晋康等科幻作家作品对星际、宇宙与人类文明的探讨，还是更年轻一代活跃的青年作家们对“人与技术如何共存”“赛博格主体中技术、情感与伦理的关系”等话题的探讨等，他们无一不置身于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时代场域，在创作中思考和探索如何开创中国自己的科幻创作道路，创生出包孕中国情感、中国智慧的未来文明想象。
无论是将科幻视为“新的现实主义”还是“一种历史/政治寓言”，越来越多的作家和学者都深刻意识到科幻文学的思想实验内核、形式美学，以及当下中国科幻创作中展现出的全新的未来世界幻想图景。因此，王德威、宋明炜等海外学者重新追溯晚清民国的历史现实，在当下文学生态中重新寻找科幻文学的定位。中国科幻文学已经形成一种继承先锋文化精神的“新浪潮”，它既描述了现实“不可见”的一面，又在主流现实主义话语之外展现描述“现实”的不可能性。
总体而言，中国科幻在当下“新大众文艺”浪潮中的位置是极为特殊的。科幻文艺的文化、教育和产业价值是“新大众文艺”浪潮的生动写照。但科幻文学在“人与技术”这对21世纪最核心的关系中抵达了更深远的思想腹地，其得出的结论似乎也更大胆、先锋和充满预见性。科幻文学能否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先锋文学？对此我充满期待。
（作者系青年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在读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