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讲述当代城市家族三代人的悲喜人生的长篇小说《白露春分》（1）于2024年出版问世，作家辽京实现了到目前为止创作历程中最重要的突破。这位生于1983年的媒体人，在31岁生下儿子后成为一位全职母亲，孩子入睡后的时间，是独属于她自己的文学时刻。作为文学新人，在还没有摸到职业写作路径时，辽京权且将闲暇时间写作的小说在豆瓣阅读app上发表。豆瓣阅读作为发表原创文学的数字平台，被称为“文艺青年的聚集地”，它“不同于大多网络文学网站，其作品不但包括小说，也涵盖其他大众出版领域的作品”（2）。何平认为它的不同在于“小而美”：“‘小而美’可能指的是提供的产品，也可能是指目标读者。‘豆瓣阅读’的产品以中短篇小说和非虚构为主，内容往往能触及当下城市青年的生态和心态，而这些话题诉诸文学表达可能却是‘轻’的。从第七届‘豆瓣阅读’中篇征文大赛设立女性、悬疑、文艺和幻想四个组别可以看出，主办方有意培育‘年轻态’的都市文学风尚，其目标人群是都市有文学品位要求的年轻读者，而不是刷‘网文’‘杀时间’的那个更为庞大的读者群。”（3）在传统文学体制中同样受到重视的班宇、大头马、杨知寒、沈书枝等“80后”“90后”作家，都曾在豆瓣阅读上发表作品并赢得征文比赛。

辽京作为全职母亲与作家身份的独特融合，不经意间映射了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中女主角的形象——一位拥有卓越职业才能，却因性别角色分工而不得不“舍弃自我”的女性。辽京的身份与作品激起了关于女性自我认同与身份危机的社会情绪，因此，在豆瓣阅读平台上，她的小说颇受关注。与豆瓣阅读紧密合作的中信出版社，陆续推出了辽京的小说集《新婚之夜》《有人跳舞》及长篇小说《晚婚》。因此，除了在豆瓣上继续耕耘自己的文学“园地”，辽京也逐渐被意图拓展数字媒介作者群的传统文学期刊和出版社接纳。她因生于北京、现居北京、书写北京故事，被《北京文学》归类为“新北京作家群”，从而逐渐成为文学体制支持的作家成员。于是，辽京的创作绘制出一条崭新的文学轨迹，跨越了新旧媒介、市场与大众文艺及严肃文学等界线。这一系列要素在长篇小说《白露春分》的推出中交汇融合——小说以细腻如织的日常生活描写，继承了自1990年以来当代文学呈现日常伦理的文学传统。其对原生家庭共生困境的深刻剖析，触及当代家庭伦理的痛点，拨动社会大众的敏感神经。这部作品既与大众关切紧密相连，又充满了文学性的魅力，两种特质在这部作品中达到了完美的融合。

媒介平台作为隐性规训机制，形塑了当代作家的媒介感知范式。豆瓣阅读的数字社群的强交互属性与圈层化传播逻辑，决定写作者必须直面“情感共振”与“意义解码”——这种创作主体与潜在读者间的隐性契约，在辽京的小说中具象化为“说与听”的潜在“约定叙事策略”。在中信出版社的文案中，辽京被称作“迟来的讲故事高手”（4），迟来，是指她职业写作开启的时间——比同代“80后”作家迟到20年；讲故事高手，指的是她的小说突出“故事性”，情节完整，保持必要的转折和情节推进的节奏感。从她付梓出版的小说集《新婚之夜》《有人跳舞》来看，辽京擅长讲当代人的故事，特别当代人关注的热点生活话题，如原生家庭与个人成长，婚姻中的出轨、暴力与凶杀，来自出版者的“每个女人普通的情绪波动，都胜过一场战争”等金句，也被作为广告宣传语。

尽管小说偶尔缠绕着些许文艺腔调，但辽京的叙事具备足够的抒情克制，不使小说倒向自怜自艾的矫情，她始终保持着面向读者“讲述”的意识。她对我讲述《白露春分》的创作过程时说：“几乎没有强烈的情节和迷人的人物，它是一种解释，解释所有人都知道必然如此的结局，是怎么到来的，是生活的倒放，和读者一起翻出记忆。”“和读者一起翻出记忆”，意味着读者始终在场，召唤其一起进入小说创造的情感场：

你好，我是辽京。

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很平静。我写别人的衰老，同时衰老也在我身上发生；我写别人的成长，我也知道，在我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我本可以更有勇气……祝福读到这本书的你，能够一直拥有平静，面对复杂的现实世界，真切投入，偶尔旁观，不再害怕。

这是在《白露春分》的未知的页码间夹着的辽京写给读者的一笺短信，是出版者在小说《白露春分》里安排的“装置”，与此同时，这段话也是辽京小说叙事腔调、主体姿态的一段“剪辑”。熨帖的问候，聆听的姿态，她的“平静”，是建立在彼此信任、互相平等的交流位置之上的，写作者同读者娓娓道来，如话家常。辽京告诉我，对她来说，小说中“人的回忆浮光掠影”“所有东西同时浮现，时间先后不重要了，因果也不重要”，她要用叙述打开自我与读者情感的闸门。

“你好，我是辽京”的平静问候，形成了大众读者需要的自我疗愈叙事。社会学家伊娃·易洛思为21世纪人类情感问题做诊断时提出：“心理治疗、经济生产率和女权主义这三种文化理论相互交织、重叠在一起，它们为情感文化提供了基本原理、方法和道德推动力，从而可以将情感从内心生活的领域中提取出来，将其置于自我与社交的中心。”（5）她曾经观察美国奥普拉访谈节目、心理咨询和企业管理等社会现象，辨识出自1980年代起便风行美国社会的疗愈性自我叙事的普遍存在。而疗愈自然与人的精神的失败及伴生的痛苦叙事密切相关，而且正是由此催生而来。

这是一个自我疗愈叙事广泛存在的时代，青年群体中，疗愈可以在任何平台上展开——大大小小的脱口秀剧场、心理咨询、星座占卜、琳琅满目的cosplay趣缘群体，以及社交软件随时展开的互动，这些行为既是展示自我，也是改造自我的努力。或许自我疗愈的文化在我们的经验中尚不显豁，但它无疑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文化图式，影响并掌控着人们对自我和他人，对童年、家庭和人际关系的认识。小说是最重要的疗愈叙事方式，它不仅可以用来讲一个故事，在讲述的同时，小说重组了作家的经验，使得人的情感具备了“读写”能力。豆瓣阅读作为大众媒介强化了作家的这种能力，它给予辽京认识并强化疗愈叙事的情感场，让她得以更深刻地认识到读者对于内心苦痛倾诉的渴望，而心理情感的疗愈本质上是与文字紧密相连的。当人们将自身的情感与痛楚诉诸笔端，便有机会跳出直观的经验，从而进行反思与治疗。辽京的小说显然具备这样的治愈力量。

家庭：人生起点或成长桎梏

家庭是人类最基本的组成单位。家庭生活几乎是现代人先天具备的经验，讲起家事，将是无穷经验的叠加，越是如此，家庭故事越难讲得好，越难以讲得具有概括性或典型性。弥散在大众关于精神分析的想象中现代意义的核心家庭，不再将人置于漫长的历史链条和社会秩序中（如家国一体），而是使之成为自我的起点，标识为关于“我”的故事的开端，家庭将象征性地贯穿人的一生。与此同时，在建构自我的疗愈叙事中，家庭又扮演了自我必须摆脱解放出来的桎梏角色，人的一生开端于家庭，而终其一生又尝试摆脱家庭造成的阴影和创伤，直至再次组建家庭，繁衍下一代，周而复始地重复着不变的模式，这似乎成为弗洛伊德留给我们的遗产。

追随弗洛伊德的故事在当代小说、电影及其他艺术中并不罕见。辽京一向善于虚构紧张代际关系的故事，《我要告诉我妈妈》等不少中短篇小说中，过分严厉、不通情理、有控制欲的父母，以及与之相对的备受创伤的子女构成了主要人物关系，对抗、妥协与疗愈，成为小说的情节动力。写到《白露春分》时，辽京已然认识到，作家不能在小说中过快地完成自我交付或认定，如果缺乏小说叙事和个人经验之间的斡旋，缺乏对他人及时代经验的细致辨析，故事很容易流于表面，叙述则沦为情感发泄，于是在《白露春分》里，辽京更加审慎地对待“原生家庭祸害论”之类的流行认知，她以小说情节、故事细节，展现并合理地质询中国家庭中的教育、养老和情感交流问题，提供了一种个人与他人、与世界联动的可能，一种在联动中不断打开当代人生活的丰富面向，思考中国当代家庭的契机。

小说之所以具有典范意义，关键在于作家选取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家庭作为表现对象。20世纪乡土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传统大家族逐渐解体，21世纪城市核心家庭成为社会结构的主要单元，居于两个阶段之间的是新中国第一代城市家庭，由农村进城、双职工、多子女构成，它们处于乡—城、家族—家庭的过渡状态，包含几代人的城市大家庭当中既保留了乡土社会家族的秩序和意识，又因作为国家集体的成员而具有现代因素，呈现出既新且旧的杂糅状态，与辽京一样在1980年代出生的城市青年大多成长于这样的家庭中。《白露春分》里，陈志平和秀梅夫妇因国有工厂招工而由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由此获得国有企业分配住房，小说的主要叙事空间就固定在集体宿舍区里：“平行是最初的印象，意味着大家都一样，一样的单位，一样的家，一样的厨房和防震棚，细究起来各家不一定真的平等，但是一定平行。”（6）秀梅来自农村，进城成为工厂女工后，她开始摆脱了农妇的思想状态，有了“公家人”的自觉，甚至拥有了城里人的优越感。老年秀梅未能得到儿女们的赡养，反而是左邻也是曾经的工友富有温情的帮助成为她晚年的依靠。

秀梅家族所承载的乡土记忆，最先在小说人物的名字上得以体现，儿子陈立远、立生与立民，女儿立春与立秋，立远的女儿佳圆、立生的女儿佳月是故事的主人公，也是小说的叙事者，以节气为题的小说题目“白露春分”，固然蕴含作家关于三代人由秋到冬的时间叹逝、生命更序的寓意（7），然而，这些名字显现出传统农业社会的文化印痕。更典型的是，秀梅的行为透露出保守的价值观。在对待子女的态度上，她沿袭了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长子立远自然是受到最多宠爱的对象，立远曾是文学爱好者，是1990年代中国社会的佼佼者，也是家中的中流砥柱。然而，随着“下海”潮流的兴起，立远选择了提前退休，告别体制的庇护，不幸的是，他很快陷入了骗局，生活穷困潦倒，从此沉溺于醉生梦死的人生迷途之中。然而，备受偏爱的立远是无法面对受欺的真相、不堪的后果的，一个男人如何能轻易地认错、服输？他必须始终“穿皮衣或大衣，不系扣子”（8），来去自如地扮演“忙碌”，于是，立远学会了“谎言式承诺”，对母亲秀梅和第二任妻子沈一芳的要求，他一律满口应承，漫天吹牛，左支右绌，在朋友、酒精、游戏的麻痹中，维系着一个男人虚妄的尊严、体面和繁华。佳圆的父亲对聪颖优秀的女儿并不在意，但对于第二任妻子的儿子却展现了父爱，同样表现出重男轻女的倾向。秀梅尽管曾是“公家人”，但在儿女们看来，她依旧缺乏独立生活的能力与自主权利。秀梅带着两个孙女踏上去山西探望妹妹的路途，成为她唯一一次离家的尝试，却遭到了孩子们的严厉指责：“不安全，也不安分。”（9）至于她的养老生活，只能仰赖于子女们，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选择余地。

在这个既新且旧的家族中，小说比较突出地呈现了两种成员情感交流的形式——面子与巴掌。奶奶秀梅最注重面子：“面子的含义相当广泛，儿女的出息，对自己的孝敬，尤其是大儿子，从小聪明出众的大儿子，维护长子的面子也是她自己面子的一部分。”（10）哪怕立远哄骗自己，对自己的病痛置之不理，她依然为他寻找各种借口，以期圆儿子和自己的面子。幼子立民不体面、不成器，成为家族中约定俗成的秘密，大家对他不理不问，三缄其口。哪怕儿女对自己不孝，幼子立民在照料时虐待她，为了维护家族的面子，秀梅依然不肯向邻居、子女和孙女吐露实情。维护面子，也成为秀梅表达爱护的方式，在佳圆恋爱受挫折的时候，她把原本用来盖房的钱“借”给佳圆。

巴掌则表现为小说里密集而隐晦的家庭暴力。作为疗愈叙事的中心，人必须锻炼咀嚼伤痛的能力，越是细细地咀嚼，越能摆脱痛苦的控制，人的精神创伤是辽京小说一以贯之的主题，作家把许多家庭生活、人的成长之中的记忆转化为可述的故事。《白露春分》将她擅长的暴力情节圆润地处理成隐含的叙事线索，于是，家庭暴力成为小说的另一位隐身的“男性”主角，“他”始终低沉地重复着一句潜台词——我无法控制自己，我无法摆脱宿命，我来自血缘遗传和家庭熏陶。在陈家，男性的暴力不仅不受谴责，还被视为一种“值得鼓励的能力”。立远少年时的斗殴往事成为中年的“英雄传奇”，一旦说起，“立远的脸红了，语速变快，嗓门也提高了，饭桌的气氛变得毛躁起来。”（11）

小说不断重申着童年经历将在人的成年期重演的弗洛伊德理论，陈家几乎每个男性都是暴力的受害者和施行者，小说里陈姓家族第一代男性陈志平惯于对妻子儿女施加暴力，秀梅一再声明死后不与他同穴入葬，然而，“秀梅去世的那天，人死了立刻拉去火化，片刻都等不得，火化后直接下葬，与陈志平同穴”（12）。在兄弟邻居心目中仁义豪爽的立远，却对妻子女儿一再施加暴力，他的第二任妻子看似不以为意，实则受前夫虐待已成“习惯”。秀梅的幼子立民早已下岗、失婚，在他的人生中，酒精、暴力、失败三者之间互为因果，难以剥离清晰，立民曾有一段令人羡慕的婚姻，异常美丽的妻子无法忍受他的暴力很快弃他而去，失去妻儿后的立民自暴自弃地将曾经的婚房作为埋葬自我的“坟墓”。在佳圆的青春刻下痛楚印痕的男友良晨是一个暴力施虐狂，尽管如此，佳圆依然为他寻找托词——“他已经比爸爸好得多了，不那么容易暴怒，也不那么经常打人，一代代总有进步，仿佛进化链中短短的一环，微小的进步。”（13）随后，佳圆的丈夫亦采取了冷漠的暴力手段对待她——不尊重妻子，忽视其感受。周而复始，代代相传，暴力成为每个人无法摆脱的梦魇。

如果说《白露春分》中的男性角色普遍展现出某种暴力倾向，那么在辽京的多部小说中，母亲的情感暴力也同样屡见不鲜，对孩子无论表现为控制欲过强的“漫溢之爱”，还是冷漠的“匮乏爱”，都是在模仿男人在家庭中的威权位置。不可否认，父母并非对儿女毫无关爱，然而对于家庭权威位置的绝对认同，使得他们对于孩子的所需所想并没有平等接纳的意愿，或以爱控制，或粗暴忽略。佳圆的母亲杨桂思“有着全天下母亲都有的本领，每一句话都准确地敲在关节上，像个手熟的外科医生，把女儿寸寸剖解”（14）。而在维系面子和忍受巴掌的家庭关系中，孩子丧失了正常交流的能力，面对父母，他们再也无法流露真情，更不可能从家庭中寻觅到支撑、理解或爱，只能“张口结舌”：“为什么她同陌生人可以相谈甚欢，面对自己的爸爸却结结巴巴呢。一结巴，就想掩饰，一掩饰，就忘了我原本要说的话。后来，她终于想起来了，想起来也不必再说。”（15）即便是慈爱的秀梅，对待佳月和佳圆的态度也是不平等的，她显然更喜爱美丽聪明的佳圆，其中也包含秀梅对长子立远的偏爱等因素。于是，面子与巴掌构成互为表里的关系，巴掌是为了维系面子，面子默许了巴掌。

如此一来，小说提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质疑：家庭中是否有人代表着绝对的权威，对其他成员拥有不容置疑的控制权？在家庭关系里，在人际交往中，暴力是否如影随形，暗流涌动？家庭的伦理关系由血缘纽带所决定，是人无法自由选择的，那么，人究竟该如何制约暴力的发生？善于批判父权制和家庭暴力的女性主义社会学家爱丽丝·米勒曾经对人的行为和成长经历做过调查，“成年人或多或少会有意识地、克制不住地、潜移默化地对孩子施加权力，这种权力是所有鄙视与歧视的根源”（16），也就是说，人在原生家庭中受到的各类形态的暴力，会受遗忘机制控制而潜藏在记忆深处，在长大成人后再将鄙视与歧视转嫁他人，无论是组建新家庭，抑或在社会关系中，一旦掌握权力，都可以模仿原生家庭的权力模式，对他人施加某种形态的暴力，而这种模仿，就是爱丽丝·米勒所说的孩子祭献给原生家庭的“礼物”。事实上，纵使不借助社会学家的理论，我们也能从经验中获取相似认识。这也是辽京的所有小说反复探究的主题——暴力为何发生？如何避免？人如何在家庭内外获得爱和习得爱的能力。直到《白露春分》，辽京依然没有找到准确的答案，她要一直追诘下去。

当代小说的暴力绝不稀有，它被征用于重新寻求历史正义的文本意图，暴力的达成意味着小说抵达了叙事高潮（17）。相较之下，辽京笔下的家庭暴力犹如一把隐秘的“软刃”，它以影影绰绰的方式存在着，而非公然夸张地直接描绘。小说更多是从佳月和佳圆的视角回溯她们的成长轨迹，展现暴力给她们人生刻下的难以磨灭的创痕，这两个女孩既是受害者，也是见证者，更是被恐惧所折磨震慑的对象。暴力于她们而言，仿佛是一个无法摆脱的魔咒，使她们对随时可能出现的暴力反应，或是逃避，或是迎头而上，形成了应激条件反射。佳圆不仅轻率地选择了有暴力倾向的良晨，也失去了向人平等交付真心的爱的能力，“每当此时，佳圆便觉得又舒适，又恐惧，坐上过山车的恐惧，明知道是安全的，好好的，乔子成是从小就认识的熟人，老实人——仍然忍不住想尖叫。”（18）即便是乔子成这位自幼相识的忠厚伙伴，也难免让她内心涌起恐惧的尖叫，最终，她选择了对自己施以温和软暴力的丈夫。

向读者轻声问候“你好”的辽京，她的小说的叙事节奏并不激烈，情节也没有戏剧化的突变，她的叙事语调是平静的，讲述暴力的平静叙事之下则是克制，情绪的克制，面临恐惧的克制，迎接死亡的克制。生活的不安如积雨黑云般压在人的世界里，以若隐若现的姿态笼罩着小说，直到某个令人猝不及防的瞬间突然倾泻。而作为叙述者的辽京始终是克制的，作为小说家，她既不滑向颠覆认知的险径，亦不坠入歇斯底里，她只是小心为人物保住那层“体面”——毕竟，她原就是生活最谨慎的临摹者。

责任与爱：重识“家”的本真

《白露春分》是一部几乎没有悬念的小说，读者很快可以明白，奶奶辞世将成为小说必然的结局，但正是这种“无悬念”的叙事，反而让每一个日常细节都成为人物倒计时的人生刻度，在终将逝去的凝望下，所有家庭内有关陪伴、责任与成长的细节，以及一切笼罩在暴力阴影下祖孙、姐妹之间的动人亲情，都被辽京用轻软的语言包裹上一层使人温暖而又感伤的柔光。

小说中关于谁应该承担照顾独居老人的责任，穿插在叙事的行进之中，逐渐成为小说的叙事动力。尽管社会学家认为在中国子女赡养老人是义不容辞的责任，甚至是由法律明文规定的（19），然而，在任何一个家庭里，养老都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都缺乏统一易行的方案。人人都有赡养的伦理责任，但是伦理责任属于道德范畴，人总可以找到拒绝的借口。1980年代，当费孝通在江村做社会调查时，他认为如果中国人晚年必须安享天伦之乐，也就必然会排斥西方家庭模式。然而，在社会关系逐渐经济化的今天，经济模型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人的各种伦理关系中，家庭养老不仅不例外，甚至更早成为关键的、突出的议题之一，能否在儿女家庭里安享晚年，已经不是具有通约性的社会习俗，传统乡土社会遗留的家庭秩序与观念正在瓦解。

关于日渐衰老的秀梅的健康问题，她的儿女们“你一言，我一语，聊得密密匝匝，听着也像有些道理”，然而“言之凿凿，听起来似有无奈，也就无奈地接受了现实，有什么办法呢？人老就老了呀。”（20）在缺乏社会风俗的伦理束缚和道德约束下，儿女们很轻易地接受了“现实”，岁月不饶人，生老病死是自然法则，他们也只能如此。这种无奈的接受，既有对衰老的漠视，更有现代社会个体在责任重压下的疲惫，当经济模型渗透进伦理关系，“赡养”不再是应然的亲缘联结，而变成需要“客观”“公平”计算时间、精力、成本的“额外付出”，互相算账、推诿的现象并不罕见。

然而，对于佳圆与佳月来说，接受奶奶的衰老与死亡并非易事。小说里佳月的男友蒋飞凡代表着普遍的质疑者，他不断表达着“你也不可能到奶奶身边去照顾。让他们想想办法。你何必操这些心”“这事情固然是个难题，但是也轮不到佳月去解决”（21）。正是在赡养奶奶问题上的分歧导致两人走向分手。然而，照料年迈的奶奶又岂会是纯粹生硬的社会学意义责任义务？小说用许多细腻的细节构造了两个女孩曾经温馨甜蜜的童年记忆，这是小说最动人的部分：秀美与佳圆佳月祖孙之间的亲情，弥补了父母无暇顾及的爱，替代了家庭教养的责任，“奶奶家”是两个女孩念念不忘的“家”，即便人生屡遭挫折的佳圆，远走英国，最终依然回到奶奶身边。小说让人间亲情、让“家”具身成像：那是奶奶秀梅打电话叮嘱佳月佳圆，院里的杏花开了，意为“奶奶想你了”；钻进晾在院子里的秀梅亲手缝制的棉被中间穿行，是两个女孩最喜欢的游戏，热热的棉花味道，是家的气息……在这些篇章里，辽京展示出令人难忘的文学才华，她把当代文学日常书写的传统效能发挥到极致，以精妙的文学细节和语言，再现了家庭成员间的情感关系。记忆越鲜活可感，越有共鸣感，越能强化人的情感浓度。“小时候”是开启时间之门的钥匙，一句话，小说就能闪回童年记忆的叙事，“小时候，有一年春天，桃花开了，她们去爬……”“这些童年记忆总是非常柔软，像一张床，当下累了就回去躺一躺。”（22）“小时候”与“秀梅死后”一道，构成小说的两个时间节点，在时间里来回穿梭，特定的时间构成封闭的空间，任人的情感被打量、观察、辩护、剖析……

奶奶的家是佳圆和佳月童年记忆中涂满亮色的温暖的避风港。小说里，作家不厌其烦地描写佳月周末回家的情节，就是为了证明她的孝行既是为了奶奶，更是为自己守住一个家。中国传统伦理提倡孝道，既有对“敬亲”“养亲”的具体要求，也有对孝道精神的升华，旨在理想安置人的晚景，与此同时，孝的积极作用也指向了青年一代，为他们提供情感寄托。也就是说，道德作为一股无形的精神力量，其自有刚性的强制约束力，也包含了建构支撑之功用，它所蕴含的人情物理，绝非社会学意义上的责任所能全然涵盖，而是蕴含着人类社会更为丰富的情感因素。

秀梅出场时已然衰老得只能坐轮椅去旅行，她挑剔一切，令人厌烦，可是随着小说逐步展开，秀梅的人生缓缓在我们面前展开，她的一生，支撑着暴虐的丈夫、各自“一地鸡毛”的儿女，她体面地抚育两个孙女、照料邻居残疾孩子，她是我们每个人再熟悉不过的“奶奶”。秀梅的衰老，在整部小说中被辽京精巧地缝合在小说的各个角落，死亡在小说的结尾等待着她，我们和她一样别无选择。当读到临近结尾时，我曾陷入难以抑制的悲伤，小说唤起了我关于失去亲人、失去所爱的无助之感，也激活了我成长过程中曾经遭遇的家庭烦扰——那些我以为早已被掩埋的记忆。在这个意义上，辽京异常“残酷”，她要直接戳中家庭生活的隐私、软肋、伤口，她让我们直接面对家庭内部的复杂情感纠葛，更要叩问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世界，关于亲情的责任、债务，也许能推卸，但是记忆、爱、痛、怕，是否可以一笔勾销？秀梅的死意味着家族的离散，辽京决绝地加速了立远与立民的堕落，让他们相继死去，她或许要用这个惨烈的结局表达为家付出的伦理意义。

无论如何，所有的秀梅终将逝去。小说最动人的力量，或许就在于此——它让我们在已知结局的悲伤里，让我们和人物一起面对秀梅的衰老与死亡，在感伤里重新触摸到“家”最本真的模样，不是法律条文里的责任，不是道德约束下的义务，而是那些被记忆反复揉搓、打磨的时光碎片，是哪怕知道终将失去，是哪怕曾经受到某种形式的“暴力”，也依然要尽力而为地去爱护的亲人，是埋藏在记忆深处，随时被召唤而出、牵挂一生的“家”。

结 语

辽京把生活里那些拧巴、矛盾、欲说还休的事物与感情，温和而平静地摊开在我们面前：家庭暴力是隐晦的，是女人身上被遮掩的瘀伤，养老责任是含糊的，消弭在子女们“你一言我一语”的无奈讨论里，尽管如此，秀梅的家，一如她房间里老衣柜上灰蒙蒙的镜子，照见了新中国第一代城市家庭的影子，它们正随着秀梅的辞世而走向离散，带走了一代人的成长记忆。辽京“不展演痛苦”的克制，反而让人更真切地摸到了生活的质地，人生无常，唯有回忆、讲述，能够为他们留下些许痕迹。

辽京的意义，或许就在这里，就隐藏在她和读者的“联结”契约里。她写小说的空间是豆瓣阅读，一个“文艺青年的聚集地”，不是传统文学期刊，也不是流量网文平台，这里的读者，可能和她一样，是被家庭问题困扰的普通人，是意图在别人的故事里寻求疗愈自助叙事的都市人，所以，她的小说里总有种“说给人听”的默契，这是一种文学与读者之间崭新的、十足重要的联结，她依靠的是“和读者一起翻出记忆”的真诚——“你好，我是辽京，是的，我也是这样的”。《白露春分》不是要给出答案，而是与读者一起回忆，在“痛苦的普遍”之外，生活里还有很多被忽略的、细碎的、真实的存在。辽京因而拥有了最朴素的文学力量，让我们在看别人的故事时，懂得自己的生活。文学的这一层意义，不应被遗忘。

注释:

（1）辽京：《白露春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4。本文所引该作品皆出自此版本，只注明页码。

（2）贺子岳、唐伶俐：《中国网络文学出版研究》，第41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2。

（3）何平：《批评的返场》，第374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21。

（4）来自辽京第一本书《新婚之夜》编辑王丹的文案，成为她4本书里一以贯之的宣传词。

（5）〔法〕伊娃·易洛思：《冷亲密》，第53页，汪丽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23。

（6）（8）（9）（10）（11）（12）（13）（14）（18）（20）（21）（22）辽京：《白露春分》，第25、111、296、92、13、297、124、165、166、108、259、22页。

（7）“选用了‘白露春分’，两个节气一秋一春，对应着不同的时序，也是不同的人生阶段，其中流淌的时间感，也是这本书想要表达的主题之一。”见辽京：《小说家辽京：把那层雾吹开，看到里面的人》，《南方都市报》2024年10月13日。

（15）辽京：《张口结舌》，《有人跳舞》，第243页，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3。

（16）〔瑞士〕爱丽丝·米勒：《与原生家庭和解》，第117页，束阳、殷世钞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8。

（17）陈晓明：《“动刀”:当代小说叙事的暴力美学》，《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19）“赡养老人在西方并不成为子女必须负担的义务，而在中国却是子女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五条和最近通过的新宪法第四十九条对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都有明文的规定。”见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