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侦探小说价值评估与当代意义
摘要：中国侦探小说是清末民初之际从外国引进的小说文类。百年来，从引进、模仿，到创造、发展，中国侦探小说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作为一种观念，中国侦探小说以其法治精神给予中国人现代文明思想的教育；作为一种文体，中国侦探小说表现了中国生活和法治体系；作为一种方法，中国侦探小说对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进程作出了贡献。侦探小说是世界性的文类，需要世界的视野，中国侦探小说更是中国的小说，中国大地是其生命之源。中国当代侦探小说随着世界侦探小说的发展潮流而前行，用世界的视野讲好中国故事，在丰厚的历史文化中寻找创作资源，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侦探逻辑思维。其发展路径和创作形态对中国当代文学创新发展来说，也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中国侦探小说 价值评估 讲好中国故事 法治精神
如果将1841年4月爱伦·坡发表的《莫格街凶杀案》视为世界侦探小说的第一部作品，那么中国引进侦探小说的时间并不算晚。1896—1897年，《时务报》英文编辑张坤德翻译了柯南·道尔的4部侦探小说在该报上发表，拉开了中国翻译外国侦探小说的大幕。在这股外国侦探小说的翻译热潮中，中国译者几乎将能见到的世界上的侦探小说都翻译了进来。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上曾有这样的评价：“如果有人问，晚清的小说，究竟是创作占多数，还是翻译占多数，大概只要约略了解当时状况的人，总会回答：翻译多于创作……而当时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是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要占五百部上。”在如此短的时期内，集中翻译如此多的侦探小说，放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并不多见。
中国作家创作的第一篇侦探小说究竟是哪一篇，很难判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侦探小说就在这股翻译热潮中开始了自我的发展历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新的文类。经过百年的发展，中国侦探小说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作形态。与中国现代其他类型文学相比，中国侦探小说创作算不上波澜壮阔，但却影响深刻,具有创造性。其发展路径和创作形态对中国当代文学创新发展来说，也具有积极意义。
一、作为一种观念：法治精神
随着晚清侦探小说的热译，对于侦探小说有多种评述，其中最为深刻的论述是周桂笙提到的两个问题，一是人权，二是证据。人权和证据的核心价值就是法治精神的彰显。也就是说，侦探小说不仅仅是一种小说文体，还是一种学问、一种观念。
周桂笙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清末民初以来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呼应。从严复、梁启超等人所提倡的国民性改造，到后来的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所发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其核心思想都是努力地告诉国人什么是科学与民主，什么是救国强国之道。与那些思想启蒙者们努力地通过世界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的观念推介科学民主不同，侦探小说实际上开辟了中国思想启蒙的另一个通道，那就是世界文学。文学也许难以达到如哲学等学科那样的理论性和思辨性，但是因其感染力所产生的思想启蒙的社会效果也不可忽视。对于通过文学开展思想启蒙，此时的有识之士同样很重视，梁启超推动的“小说界革命”、五四新文化思想家所进行的文学革命，都努力地将文学改造作为思想启蒙的路径。而此时侦探小说的引进和热译，从文类上帮助文学启蒙的愿望成了一种现实。1905年，周作人将爱伦·坡的《金甲虫》翻译成中文，易名《玉虫缘》发表在《女子世界》上，而介绍这篇小说给周作人的正是在日本留学的鲁迅。随着中国思想界的启蒙呼声越来越强烈，侦探小说的法治精神也越来越多地被提了出来。“托诸小说家言……启发民智之宏愿……虽非正式的教科书，实隐隐有教科书的编法”“期将以理想之酝酿，济之以寓言讽劝之力，使人人获有侦探智识之益，而潜弭人心之恶机，且以造成中国将来之侦探事业，扶持人道于垂危。”到了民国初年，“启发民智之宏愿”“扶持人道于垂危”已成为很多评论家、侦探小说作家、编辑的思想共识。从市场阅读状态看，侦探小说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这样的社会效果。晚清时徐念慈根据小说林社出版的书做了统计，销路最好的是侦探小说，“约十之七八”。吴趼人也说：“乃近日所译侦探案，不知凡几，充塞坊间，而犹有不足以应购求者之虑。”清末民初之际是中国现代科学民主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侦探小说有宣传普及之功。
侦探小说宣扬的是一种法治，而不是人治；要求的是科学实证，而不是主观臆断；讲究的是一种人权，而不是皇权，强调的是法治精神。这样的文体思想内涵，使得侦探小说与中国传统的公案小说有所区别。同时，也给中国侦探小说的创作做出了原则性的规范。在之后的中国侦探小说发展中，无论是现代侦探小说、当代公安法治小说，还是当代侦探悬疑小说，尽管有不同的表现形态，法治精神都是办案标准和判案标准。
侦探小说毕竟是从外国引进的文类，所彰显的法治精神如何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协调是评估中国侦探小说创作必须面对并回答的问题。在价值判断上，法治精神强调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根据来判断，而传统的伦理道德则常常用人性的善和恶来判断。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常常被视作侦探小说在中国难以发展的原因，但实际上不能成立。法治的建设是为良知善意提供标准，而人性的善恶又恰是法治建设的参照。良法善治，法治建设与传统的伦理道德不是对立的两种观念，而是相辅相成的文化资源，体现的是中国特色、中国优势。这是一个认识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应该说，中国百年侦探小说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实践有个发展的过程。1949年之前的中国现代侦探小说，有不少作家常常将法律和良心对立起来看待，就如中国现代侦探小说代表作家程小青说过这样的话：“在正义范围之下，我们并不受呆板的法律的拘束。有时遇到那些因公义而犯罪的人，我们往往自由处置。因为在这渐渐趋向于物质为重心的社会之中，法治精神既然还不能普遍实施，细弱平民受冤蒙屈，往往得不到法律的保障。故而我们不得不本着良心权宜行事。”什么是“良心”，那就是中国道德。由于将法治与道德对立起来看，在很多现代侦探小说作品中就出现了法律和良心的“两元价值观”。由于对犯罪者同情，有些私人侦探就帮犯罪者抹去证据，甚至还私放罪犯。这一切所作所为都被作者称为“正义”，却是对法治精神的伤害，对侦探小说文体的伤害。1949年之后的公安法治小说虽然也有个别情况，但法治精神与国家意识、人格意识基本统一。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无论是公安法治小说还是侦探悬疑小说，无论故事情节如何设置、人物情感如何倾斜，对法治精神的坚持和维护都成为小说的核心观念和创作原则。良法善治成了中国侦探小说思想的主要内涵和创作思路，为世界侦探小说创作作出了中国贡献。
二、作为一种文体：寻求证据链的文学推理
爱伦·坡的《莫格街凶杀案》之所以被视为世界侦探小说的开山之作，是因为这部小说创建了一种新的小说文体：（1）以案件侦破作为小说情节；（2）以寻求证据作为发展线索；（3）以涉证求证作为思维逻辑；（4）以设案开头、破案推进、说案结尾作为小说结构。用文学的形式寻求证据链，侦探小说显示出不同于其他类型小说的文体特色。中国侦探小说在西方侦探小说影响下产生，但中国的体制不同于西方，中国百年侦探小说走出的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从发展波段上看，中国百年侦探小说大致上分为三个时期：1949年之前的现代侦探小说、1949年之后的中国公安法治小说和新时期以来的侦探悬疑小说。
现代侦探小说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将侦探小说的文类引进了中国，让法治精神、法治思想在文学中影响民众、影响社会。在现代中国，人们最喜欢阅读的侦探小说是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和法国作家勒白朗的《亚森·罗频案》，各大书局都热衷翻译这两个系列的作品。中国现代侦探小说作家大多是这两套外国侦探小说书系的翻译者。虽然模仿的痕迹明显可见，中国的侦探小说却由此诞生了。
值得肯定的是，虽然中国侦探小说是在翻译模仿中产生，但是，中国的创作者们都努力地使得侦探小说中国化。中国现代侦探小说作家中比较优秀的是程小青和孙了红。程小青是从翻译柯南·道尔的小说起步，走的是《福尔摩斯探案集》的路子，其代表作是系列小说集《霍桑探案集》。孙了红是从翻译勒白朗的小说起步，走的是《亚森·罗频案》的路子，其代表作是系列小说集《侠盗鲁平奇案》。大约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他们的作品在各类杂志上连载，逐渐取代了那些外国侦探小说的译作，成为中国现代侦探小说中最受欢迎的作品。中国读者从那些外国译作转向对他们的作品的接受，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作品中的中国元素的描述。程小青的小说主要以上海市民生活为素材，市民生活表现得相当充分，其中所反映出来的市民意识更是得到共鸣。现代上海是中国金融、经济、文化的中心，产生过影响全国的社会运动，其中发生的各种事件都成了程小青小说的故事背景。例如五四运动在他的小说中就常常被提及。他的小说《血匕首》可以视为一篇描述五四运动的小说，表明了上海市民对五四运动的支持态度。在中国化情节构造的道路上，孙了红走得更深入。他不仅写中国世俗的生活，还以中国世俗文化为元素写侦探故事，如《血纸人》运用心理学等现代科学知识写中国世俗文化中的因果报应。孙了红也是现代侦探小说创作的创新者，他将当时流行的神秘恐怖电影的表现手法移植到小说创作中，使小说具有镜头感和现场感。由于市民阶层是当时中国主要的阅读群体，这些符合市民阶层品位的小说成为畅销书。
公安法治小说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侦探小说发展过程中占据主体地位。中国公安法治小说一个重要的贡献是赋予了侦探小说中国特色。
中国公安法治小说记载了中国的时政、社会变化的历史。将刑案侦破与时代风云变幻结合起来描述是从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开始的。他的小说写了世界各地各类人群的生活与历史，将侦探小说推向政治、经济、文化等更为深广的领域，使得侦探小说具有了更为深刻的社会批判力和人生思考性，也给侦探小说带来了强劲的生命力。中国的公安法治小说具有同样的特色。1949年以来，中国公安法治小说的发展史围绕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史。中国公安法治小说很少是单纯的刑案侦破，更多的是通过刑案侦破表现社会治理，因此，刑案侦破的过程常常和社会思考联系在一起。侦探小说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延绵发展，得益于中国公安法治小说的承接和发展；中国侦探小说之所以有了活力，得益于中国公安法治小说与中国的社会历史紧密相连。
公安性是呈现中国公安法治小说中国特色的最重要的特点。与那些写警察破案的侦探小说不一样，中国公安法治小说写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侦方式。在武和平的小说《铸剑》中，被抓获的犯罪分子问公安局局长鲁沂蒙他们是怎样被抓获的，鲁沂蒙回答：“抓获你们也绝非梁州一地警察之功，靠的是公安部指挥下的举国警务协作……正是这种警察冲在前、百姓做后援的警务合作共同体，才是你们最后噩运的终结者：一面是警察的千军万马，一面是百姓的千家万户。你纵有天大本事，能逃出这样的天罗地网吗……”即政府指导、公安部门与群众协作的侦破方式。中国公安法治小说最能体现中国特色之处就是对中国刑侦方式的文学书写。在中国的刑侦破案的环节中，警察是核心。彰显警察精神也就是中国公安法治小说的核心所在。作家吕铮在《名提之真相小组》中用八个字“洞悉黑暗，笃信光明”概括了警察精神。“洞悉黑暗”是知道丑美善恶，以法律为准绳判断是非。“笃信光明”是相信社会正义和坚守岗位职责。邪不压正是警察破案的精神动力，守护正义是警察破案的行动准则。警察是普通的人，但更是法律的坚守者和正义的维护者。以证据说话，是警察精神的基本准则。“除了证据，不要相信自己，更不要相信别人”，这是吕铮小说《混乱之神》的封面语。寻找证据、落实证据构成了中国公安法治小说主要的情节链。武和平在小说创作中还提出刑案侦破的“足迹学”的概念，他认为，只要是人，必定留下足迹。办案警察如果深入研究脚印，不仅可以掌握犯罪嫌疑人的行踪，还可以揣摩其心理活动，从而加速案件的侦破。武和平的《血案疑踪》《预备警官》和《铸剑》等小说最精彩之处也就是通过现场证据的查询，运用“足迹学”直击犯罪者的心灵软肋。
中国公安法治小说表现出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侦探小说叙事形态，是世界侦探小说发展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公安法治小说有很多有待改善之处，很多作品的人物设置和叙事模式还显得单调，那种“老鹰捉小鸡”的创作理念还占据一定的地位。不过，中国公安法治小说正处于变革时期，优秀作品正在不断呈现，且发展势头强劲。21世纪以来，武和平的小说《铸剑》、张成功的“黑色三部曲”、穆玉敏的长篇小说《欲念谋杀》、程琳的《人民警察》三部曲、朱维坚的“打黑除恶”系列创作等均具有代表性。
新时期以来，中国侦探悬疑小说迅猛发展，将中国侦探小说的发展推向了新的阶段。新时期以来的中国侦探悬疑小说的出现与世界侦探悬疑小说叙事形态的变革有很大关系。中国侦探悬疑小说的贡献是接受和运用世界侦探小说的叙事方式并结合中国本土生活，构造出中国式的侦探悬疑小说，在传承中体现出中国侦探小说的创新性。
继爱伦·坡和柯南·道尔之后，世界侦探小说的发展大致上分为两条路径，一条路径是侧重于侦探小说的逻辑推理制定出较为严格的设迷、破迷思路，可称作“科学程式派”。“科学程式派”可分为本格派和新本格派。本格派最大的特点是写实推理。美国作家范·达因制定的“侦探小说二十条准则”与英国作家罗纳德·A.诺克斯制定的“诺克斯十诫”是本格派小说所遵循的原则。本格派小说有很多类型，其中密室杀人、暴风雪山庄（荒岛模式）成就最高。新本格派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推理小说界。岛田庄司是开创者，绫辻行人、小野不由美、京极夏彦、西泽保彦等人是主要创作者。新本格派遵循的是1994年绫辻行人制定的“新本格七大守则”。新本格派不再执迷于逻辑推理的严密合缝，而是追求小说的神秘性；不再执迷于小说结构的完整性和写实性，而是呈现“碎片化”，近似于“二次元”艺术审美；不再执迷于小说严肃推理，而是向诙谐推理过渡。京极夏彦创作的《魍魉之匣》《狂骨之梦》等“百鬼夜行”系列、西泽保彦创作的《联杀》《死了七次的男人》《人格转移杀人事件》等作品都被视为新本格派的代表作品。另一条路径是注重于侦探小说的故事氛围与猎奇感官刺激。这一条路径又被称为“人文悬疑派”。“人文悬疑派”又可分为变格推理、社会悬疑、文化悬疑、言情悬疑、科幻悬疑、恐怖悬疑等，只要不在本格派与新本格派范围之内的悬疑小说似乎都可以纳入。日本作家东野圭吾可以看作这两条路径的集大成者。
中国侦探悬疑小说更多接受了“人文悬疑派”小说的影响，整体而言，21世纪之后的中国侦探悬疑小说大致分为三大类：（1）新概念恐怖小说；（2）文化悬疑小说；（3）社会派悬疑小说。新概念恐怖小说将恐怖作为一种叙事元素，追求小说的气氛。代表作家有蔡骏、鬼古女、丁天、那多等。文化悬疑小说与《达·芬奇密码》的传播有很大关系。2004年《达·芬奇密码》译介入我国，引起了新一轮的悬疑小说阅读狂潮，培育了大量热衷文化悬疑推理故事的读者群体。到了2005年，借着《达·芬奇密码》的余热，以往作为小众文学存在的悬疑小说，突然迎来了一次大的出版风潮，许多作家纷纷向这种新类型文学发力，使这一年被媒体称为“中国悬疑小说年”，涌现出了蔡骏、那多、鬼古女、周德东等代表性作家。社会派悬疑小说的重心并不是对破案技术与技巧的重笔墨书写，而是探究案件背后的社会成因、人性善恶、欲望权力等种种问题。周浩晖的《死亡通知单》、雷米的“心理罪”系列小说、紫金陈的《坏小孩》、秦明的“法医秦明”系列小说等都是代表作品。近些年来，东野圭吾的小说在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中国侦探悬疑小说的创作有很多启发。
新时期中国侦探悬疑小说出现了很多优秀作品，其美学形态与世界侦探小说接轨，展现出叙事时间的倒错和缠绕、叙事线索的多条和穿插、叙事视角的内聚焦和外发散、叙事推理的未知和已知、叙事心理的探索和推演、叙事气氛的调节和设悬等叙事技巧。中国侦探悬疑小说叙事方式既吸收本格派小说的营养，又在社会分析上有所侧重。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侦探悬疑小说对人文历史的追求和描述呈现出中国特色。中国侦探悬疑小说大多在中国古代典籍和神话传说中汲取营养，神话传说、魏晋志怪、唐传奇、明清笔记等常常是作家创作的源泉，也是故事情节演绎的本体，例如蔡骏、那多等人的小说。中国侦探悬疑小说扎根于中国社会生活，其描述与剖析让作品散发出浓浓的中国味、本土味，例如紫金陈的小说。与国外侦探小说相比，中国的侦探悬疑小说更注重社会教育，既强调法律的原则，又表现社会向善的氛围，良法善治是很多优秀作品的主旋律，既与世界接轨，又有中国特色。在影视剧改编的推动下，中国侦探悬疑小说产生了更广泛的社会影响。
三、作为一种方法：为文学创作构造一套方程式
用世界的眼光反思自我、规划未来，是清末的思想启蒙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思想。侦探小说自清末引进中国后，也被纳入这样的时代思潮中。在与中国传统小说叙事形态的比较中，人们发现侦探小说有很多不同，因此便为中国小说创作引进了新的叙事形态。
侦探小说是一种十分讲究叙事形态的文类。侦探小说一进入中国，中国文人们就注视着这一中国传统文类中从未有过的小说类型，敏锐地指出了侦探小说叙事形态的特点，并从中看到了中国传统小说叙事形态变革创新的可能。侠人说：“唯侦探一门，为西洋小说家专长。中国叙此等事，往往凿空不近人情，且亦无此层出不穷境界，真瞠乎其后矣。”定一说：“吾喜读泰西小说，吾尤喜泰西之侦探小说。千变万化，骇人听闻，皆出人意外者。”“层出不穷”“千变万化”“瞠乎其后”，这就是当时中国人读侦探小说的感想。众说纷纭中，中国作家、评论家们总结出三点。这三点对中国小说现代叙事形态的变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是求实意识。传奇意识在中国传统小说创作观念中根深蒂固，所谓“其事不奇，其人不奇，其遇不奇，不足以传”。为了达到奇的效果，小说故事常常表现出幻化，甚至是妄化。在侦探小说的阅读中，中国人认识到此类小说与中国传统的求奇意识不同，有一种以实求真的思维。评论家管达如曾有这样一段评说：“中国人之作小说也，有一大病焉：曰不合情理……侦探小说，为心思最细密，又须处处按切实际之作，其不能出现于中国，无足怪矣。”小说写实事，写今事，一直是晚清以来中国思想界要求文学进行社会启蒙、改造国民的要求，也是中国小说叙事形态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标志。侦探小说为这样的认知实践可能性提供了范本。晚清以来,中国小说越来越趋向写实，至五四时期形成写实主义的创作思潮，为侦探小说的求实意识作了观念上的铺垫。
二是第一人称。侦探小说之所以被视作求实的小说，重要一点在于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中国传统小说受“说话”艺术的影响很深。“说话”艺术采用全知型叙事视角，说话人无所不知，无事不晓，一人尽知天下事。这样的叙事视角能产生叙事的故事性和戏剧性，但是也引起人们的质疑：你怎么知道这些事，你怎么知道他是这么想的呢？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的出现就弥补了这个缺憾。1907年，觚庵（俞明震）评价《福尔摩斯探案集》说道：“余谓其佳处，全在‘华生笔记’四字。”福尔摩斯思维之缜密、判断之准确、破案之神奇，不是因为福尔摩斯是个超人、神人，而是华生所见、所闻和认知判断。一切都是“我”的经历，是“我”的感知，是“我”有依据的事实记录。更为重要的是，第一人称叙事为小说设定了多条叙事线索，提高了小说阅读的兴趣，也加强了小说结构的密度。在侦探小说译作的阅读的推动下，中国作家用第一人称进行小说创作逐步流行起来，其中吴趼人的小说表现得很突出。他的小说很多都是用第一人称创作。对吴趼人小说创作的尝试，当时就有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全书布局以‘我’字为线索，是其聪敏处，省力处，亦是其特别处。”到了五四时期，第一人称的小说创作已成为一种流行体，例如鲁迅的小说中第一人称的创作占有很大的比例。中国小说的叙事视角从“说话”的“全知型”向第一人称的“半知型”过渡，是中国小说审美形态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其中侦探小说起到了一定作用。
三是悬念。悬念的设置是侦探小说文体的标识。悬念的设置说明了小说的叙事时间可以折叠，叙事空间可以倒置。中国传统的“说话”艺术追求的是故事的完整性，即流水型的叙事时间和因果型的叙事空间。侦探小说的时空设置给中国人带来了新鲜感，并产生了冲击力。1903年8月，侦探小说进入中国不久，翻译家周桂笙就向中国读者指出了侦探小说时空设置的特别之处。他指出，不是先介绍书中人物、事件的来龙去脉，而是将小说事件中关键处放置于小说的开头，“凭空落墨，恍如奇峰突兀，从天外飞来，又如燃放花炮，火星乱起”。这就是侦探小说的悬念的设置。这样的创作方法，很快就被中国作家所借鉴。不到一年，1904年12月，吴趼人同样在《新小说》中连载《九命奇冤》，开头就是对话，然后叙述故事，一直到小说的第九回才将情节与开头对话相连接。
侦探小说在中国小说叙事形态现代化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在之后的中国小说发展进程中更是被作为一种创作方法而被各类文体兼并运用，其中在类型小说的创作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例如悬念的设置几乎是现代武侠小说的标准开头，而王度庐、古龙的小说则可以看作武侠小说的侦探文体。侦探小说的创作形态在科幻小说创作中也被广泛运用。2023年获得第81届雨果奖“最佳短中篇小说”的海漄的《时空画师》就是一篇兼容侦探小说与科幻小说元素的代表作。侦探小说为中国小说创作提供了一种方程式思维，其叙事形态对中国小说叙事形态的现代化转型来说既是认识论，也是方法论。
四、中国侦探小说创作的当代意义
1.用世界的视野，讲好中国故事
中国侦探小说是外来引进的文类，发生发展的过程中都接受世界侦探小说的营养，现代侦探小说主要接受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集》和勒白朗的《亚森·罗频案》的影响。21世纪80年代中后期，欧美的“硬汉派小说”、日本的社会推理小说更成为中国市场上的畅销书。谢尔顿的《天使的愤怒》《午夜情》，罗宾科克的《昏迷》《狮身人面像》以及日本作家森村诚一、松本清张、水上勉等的作品在中国非常走红。这些小说对中国侦探小说的叙事形态变革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21世纪以来，世界侦探小说发展迅猛，中国作家几乎将世界侦探小说的各种流派的作家作品都引进中国，并从中汲取创作养分。百年中国侦探小说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在中国侦探小说发生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具有世界性视野都至关重要。
中国百年侦探小说的发展历程同样告诉我们，中国侦探小说的生命力在于在世界的视野中讲好中国故事。侦探小说能够在中国扎根发展，是中国文化的彰显和中国生活的描述，是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作之路。没有中国老百姓的喜闻乐见，没有与中国社会的契合，再高明的叙事形态在中国也难以存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侦探小说首先是中国的，没有中国性，中国侦探小说就失去了生命力。
2.在丰厚的历史文化中寻找创作资源
世界侦探小说的发展历程也提示我们，任何国家要想在世界侦探小说格局中占有地位，并能影响世界的侦探小说发展前行，创造性地表现民族意识和民族生活都起着关键的作用。爱伦·坡、柯南·道尔的作品等古典侦探小说的发生发展与欧美的工业革命和实证主义社会思潮有直接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硬汉派小说”“犯罪小说”的兴起可视为人性中心论在侦探小说中的表现。在这些小说中，侦探与罪犯不仅仅是执法和犯法的两极，还是两种人性形成的对手的搏击。日本侦探推理小说有如此成就，与其美学心理有关。中国悠久历史传统为中国侦探小说作家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宝藏。如何在现代侦探小说中讲述中国历史文化，有个作家的作品值得提及，那就是荷兰作家高罗佩创作的《大唐狄公案》。这部写中国唐代狄公破案的侦探小说，在西方社会引起了关注。作者是外国人，对中国历史文化喜爱却不深入，只能从中国公案小说中寻找故事资源，写出了具有中国公案小说形态、西方侦探小说味道的侦探小说。中国侦探小说作家与高罗佩相比，在文化底蕴和历史修养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更应该为世界侦探小说作出贡献。近些年来，中国侦探小说正走向海外。2018年，周浩晖的《死亡通知单》在美国上市，这是美国的道布尔迪出版公司首次推出的中国惊悚小说，相关媒体均给予了报道。2022年，中国作家陈渐创作的《大唐泥犁狱》登陆日本，仅三个月后，日本宝岛社榜单“2022这本推理小说了不起”就将这部小说列入其中。同样以大唐《兰亭序》《璇玑图》《长恨歌》等故事为背景的《大唐悬疑录》在我国台湾地区出版时引爆阅读狂潮。据透露，这部融合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推理小说即将在日本推出。中国侦探小说走向世界正在起步。将中国生活、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引入世界侦探小说发展序列中，产生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中国特色的侦探小说流派，应该是中国侦探小说作家们努力的方向。
3.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侦探逻辑思维
在紫金陈等人的小说风行之后，侦探悬疑小说在中国当代形成了一种创作风潮，如石一枫的《借命而生》、王小枪的《黄雀》、班宇的《漫长的季节》、郑执的《生吞》等。在影视剧的推动之下，这些小说都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注重人性的变化与生成，挖掘人性深处的幽暗意识，这些小说实际上很难用程式化的类型文学加以界定，雅俗文学的美学融合使得中国当代侦探悬疑小说越来越精英化。在悬疑中阐释矛盾人性，在侦探中展示个体人生，日本东野圭吾的《白夜行》等小说对中国当代侦探悬疑小说产生了影响。然而，中国当代侦探悬疑小说的逻辑思维与日本、英美的侦探小说并不一样。除了强调侦破者的个人素质和辨别感悟之外，中国当代侦探悬疑小说还强调集体主义精神、社会伦理的剖析和时代现场的历史叙述，并以此构成互为依存的侦探推理逻辑圈。这样的侦探推理逻辑建立在中国法制体系基础上，与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紧密相连，侦探小说的逻辑思维也由此形成中国特色。
〔本文注释内容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