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为一名同样拥有犬伴的读者，我不自觉地将我的小狗“斑斑”的身影投射于“皮皮”身上。韩东的叙事让我意识到，与动物共处可以成为一种返璞归真的存在方式，它让我们重新学习责任、感受脆弱、预演失去。韩东以其一贯的冷静笔调，为我们呈现了一段交织着快乐与痛苦、尊严与不堪的生命历程。一口气读完，已是泪流满面。

韩东的《宠子》从其表层叙事来看是一个关于人与狗的情感故事，但若将其置于“第三代诗歌”运动的语境下考察，便会发现这部小说实则是韩东诗歌美学在叙事领域的延伸与深化。韩东在《宠子》中实践了一种“反崇高”的日常诗学，保持着对生命关切的温度。这种创作姿态，与其早年的诗歌主张形成了一种深层的互文关系。《宠子》延续了“诗到语言为止”这一美学追求，并将其转化为叙事形态。小说中对皮皮生活细节的描写——“两截狗粪发出润泽的黄光”“花蕊般粉红色的小舌头”“挂满眼屎的眼睛”——这些看似“不雅”的细节，被韩东以冷静笔触记录下来，构成了一种新的真实观。这种真实，既源自对生活本身的忠实观察，也体现出韩东一以贯之的美学立场：唯有卸下文化象征的负重，才能抵达生命本真的状态。

与这种叙事对应的是对“意义”的悬置，韩东在《宠子》中避免给故事赋予任何超越性寓意。皮皮的生命过程没有被浪漫化或象征化，它的死亡也不指向任何形而上的启示。正如叙述者冷静陈述：“对一只老年犬而言区别也不大”。这种对意义的克制，和韩东诗歌中著名的“大雁塔”书写一脉相承——当年他写《有关大雁塔》，隐去了历史赋予建筑的崇高意义；如今他写《宠子》，同样拒绝将动物生命升华隐喻。这种反象征、反崇高的姿态，形成了一种新的伦理叙事：意义不在远方，就在当下的具体关系中。

在语言风格上，《宠子》延续了韩东诗歌的简洁与精确。小说中很少见到抒情性的铺排或修饰性的形容，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克制的白描。韩东善于从自身真实经验出发，以白描的方式捕捉日常生活的质地与肌理，将私人记忆转化为具有共通意义的文学场景。在《宠子》中，这种对真实细节的执着与他在诗歌中对“语言现实”的追求一脉相承。无论是小狗皮皮的日常生活习性，还是主人在陪伴与照料中经历的细微情绪波动，韩东都以近乎纪录般的笔触予以呈现，从而在私人经验与普遍情感之间为读者建立起一道隐秘的桥梁。如描述皮皮最后的时刻：“它侧卧在睡垫上，四肢完全伸开了，拼命地蹬踏着，嘴巴里发出一种幼犬才有的儿儿声。”这种语言的不施粉黛，与第三代诗歌倡导的“口语化”、反修辞倾向深度契合。但韩东的厉害之处在于，在这种似乎冷漠的笔调下，暗涌着深刻的情感——不是通过直接抒情，而是通过细节的累加来实现的。例如“婴儿车”这一意象，它本是人类婴孩的载体，却被用来承载一只老狗，这种错置产生了强烈的象征意义：生命终末向初始的回归，以及爱与照顾的循环。当皮皮在婴儿车中完成其对世界最后的“凝视”时，它已从“被宠者”升华为一个沉默的见证者，见证着人类如何试图以爱对抗死亡的虚无。

《宠子》是一部关于如何告别的书。从火化仪式的细致描写到骨灰罐的挑选，韩东将死亡呈现为一个必须亲身经历、无法被简化的过程。而叙事则成为一种哀悼的工作，通过语言的秩序应对失序的创伤。正如皮皮那截毫无气味的、成形良好的粪便一样，生命即使在其最不堪的时刻，仍然坚持其形式与尊严。而爱，就是在这一切形式消散之后，仍然坚持讲述、坚持记忆、坚持赋予意义的勇气。《宠子》传递出一种超越物种的生命共情：我们与动物之间的情感联结，不仅映照出人类自身的脆弱与尊严，更在某种意义上重构了我们对生命本质的理解。它提醒我们，生命的诗性并不取决于其外在价值，而存在于每一个具体、真实甚至粗粝的瞬间。在这个意义上，《宠子》不仅是一部关于狗的小说，更是一部关于如何在有限中触摸无限的生命寓言——它告诉我们，所有生命终将逝去，唯有通过爱的叙事，我们才能获得有限的救赎，并在存在的荒芜中栽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