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摘要：从1938年10月广州和武汉沦陷，到1944年9月湘桂大撤退，桂林凭借其在地理、交通、政治上享有的独特优势，汇聚了中国大批知识分子，书店出版事业、文学创作、戏剧、绘画、音乐、抗战爱国文化运动等随之蓬勃发展。桂林由此成为一个离散文化人身心栖息的场域，也成为中国的抗战文化城。尤其是一批海派知识分子，他们在日军空袭的暴力威胁下办岩洞学校，开展岩洞教育，筹办书社，创刊办报，开垦文化园地，传承中华文化，守护文明之火，在战火中求生存，在山河受难中追求超越时空的精神自由，与时代、社会展开抗争，并最大限度凝聚同道，形成文化磁场，创造出了桂林山水间一个个富有现代意义的全新文化空间。

关键词：抗战；桂林；文化城；海派；知识分子

向南向西：抗战文学地图的变迁

在中国新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因为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的作用，不同时期产生了不同地域的文化中心。1917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北京为中心展开，1921年文化中心南移至上海，尤其文学事业如火如荼。繁荣的文学中心基本离不开京沪沿线。然而，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战火硝烟逐渐蔓延至中国整个东部和中部。“大规模的战争使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的地图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文学地图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全面抗战打破了这种狭小的分布格局。先是东三省的沦陷促使一批作家流亡内地，加入了新文学的队伍。1937年战事爆发，战争裹挟了作家们被迫迁徙和流亡，武汉、香港、桂林、重庆、延安等等，相继成为中国文学的精英荟萃之地，形成了多元的文学中心。”1938年，大批知识分子集中在武汉，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随着武汉沦陷，知识分子向国民政府战时陪都重庆、桂系统治下的桂林，以及中共抗日民主根据地延安转移，形成了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三足鼎立之势。就全国的局势而言，国统区、解放区与沦陷区（以上海为中心）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其中国统区的文学地图，正是以重庆和桂林为中心的。1943年，梁超史发表在《新闻战线》的《桂林新闻事业》一文中提到抗战时期中国四大名城：“桂林的‘文化城’，既与重庆的‘政治城’，贵阳的‘交通城’，昆明的‘商业城’等量齐观，而称为今日中国四大名城。”这不仅是战争中的中国政治版图，同时也孕育出战时的文化版图。

1946年，抗战结束后，大批知识分子回归上海、北京等地，文学中心也随之转移。“抗日战争以其所引发的中国文学地理的巨大裂变，对‘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战争改变了原有的文学面貌，造成了新文学运动轨迹的巨大变动。”文学版图发生了剧变，新文学的生存与传播空间向南向西扩展，新文学在抗战文化中心薪火相传，在中国西南的地图上星星点点地流动着。

“在抗战初期，和其他蒋管区比较起来，广西不论在政治上、文化上，特别是对待爱国的知识分子和‘救亡青年’，态度都是比较开明。桂系对当时政局保持这种‘八面玲珑’，以抗日、民主为号召的态度。”中国共产党也利用桂系与蒋介石政府的矛盾，在桂林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于是，广西桂林这座素来以“山水甲天下”的西南小城，因为政治环境比重庆更为自由开明，交通、地理条件比昆明、贵阳更为便捷，从1938年10月广州和武汉沦陷，到1944年9月湘桂大撤退这一时期，凭借其在地理、交通、政治上享有的独特优势，汇聚了中国大批知识分子。这一时期，居住或中转桂林的人数达1000余人，文化名流约200人。文化人士汇聚桂林不仅寻求身心庇护，更是因为当时在桂林能获得更好的文化创造空间。因为知识分子的文化实践与创造，桂林一改原来宁静朴实的样貌，书店出版事业蓬勃发展，文学创作丰富多样，戏剧、绘画、音乐活动全面兴起，抗战爱国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展开，在抗日战争时期不断发展，成为一个离散文化人身心栖息的场域，成为中国的抗战文化城。

这6年的时光在中国百年文学史上只是一瞬间，但是在抗战14年中却占了将近一半时间，在全面抗战的8年历史中占了大部分时间。聚焦于桂林的文学地理，可使那些被战争紧急状态放大的点显现其意义。以地理的眼光来看，文学版图一直在流动，在变化，如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政治环境改变，桂林的进步书店和报刊被迫停业、停刊，抗战文化运动受到影响，一度陷入低潮；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大批在香港从事爱国救亡活动的知识分子如茅盾、柳亚子、林焕平等虎口脱险，撤退至桂林，又造就了桂林文化的黄金时期。抗战时期还有许多值得关注的其他地理空间，如香港1938年因大批文人南下而繁盛，1942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消沉，重庆、昆明、延安，甚至上海孤岛也是如此，皆因人流的聚散而不断变化着。

反而言之，这就是抗战时代的文学特征——文化地理学的特征。因为战争，很多地方都会在短暂的时间里突然繁荣，爆发出璀璨的光芒，然后又瞬间消失，而把这些星星点点描绘出来，连接起来就是一个无法忽视的抗战文化地图。由此，中国文学史就会以一种新的叙述方法呈现一种新的图景，表达出更细致、更全面、更底层的全民文化状态。这种短暂的文学现象在过往的以时间为脉络的文学史叙述中常常是不被关注的，只有以另一种方式才能被关注和重视，“文化地理学必须关注这样一个现象，即分散的、零星的文化形式的并置，以及在这种并置中所产生的新的特征”。

桂林市的面貌在特殊战争背景中不断变化，“好似变了一个时代，换了一番世界”。战争让无数人民流离失所，大至14年的抗日战争，小至桂林时期的6年时光，逃难像是一个历史动荡时期不得已的必然选择。作为“抗战文化城”的桂林无疑是包容的，这种包容既是地理的，更是人文的，是西南地区淳朴的民风和战争时代种种不得已的因素合力产生的结果。真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无论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偶然，多方面的原因使桂林吸引着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又通过他们的文化实践与开垦，把桂林造就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的一颗“文化巨星”。桂林文化城，其意义不限于桂林或广西，它是中国抗战文化的缩影。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中国北部、东部、中部的部分领土不断沦陷，随着知识分子流入西南，中国一直以来以北京、上海为中心的文化版图被改变了。随之改变的还有知识分子的作品主题——以往作品涉及的题材多局限于知识分子阶层的生活、思想、情感等方面，而现在作家们走出象牙塔，走向大西南，感受着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风景与生活。郭沫若在《中国战时的文学与艺术》中提到，抗战改变了原来“文人相轻”的状态，作家们由于相互的接近，增进了认识与交往，变得团结合作，现在已转为“文人相爱”的局面了，“这是抗战以前所极难期待的现象……抗战的号角，却把全体的作家解放了，把他们吹送到了十字街头，吹送到了前线，吹送到了农村，吹送到了大后方的每一个角落，使他们接触了更广大的天地，得以吸收更丰腴而健全的营养”。

不同地域的知识分子从不同线路汇合至桂林，他们流动着，联通不同空间自有的文化基因，传播到桂林，在中国的西南生根发芽，然后随着战争紧急状态的转向又带走了桂林空间的文化信息，回到各自所在之处。

“上海化”的桂林：抗战文化城现代景象

上海作为中国近现代以来最具有代表性的新型城市，吸引了大量国内各地人口和海外冒险家勇闯上海滩，共同创造出杂糅了“西方文化”“现代都市文化”与“内地传统文化”的复杂又开放的海派文化，由它所衍生的海派文学形成了现代性的传统和批判性的传统。“上海在开埠以后，逐渐成为一个经济畸形发展的魔都，人口的大量流动成了它的标志性的文化特征……我们考察‘海派文学’的前提，是要认识到它已经不是属于上海地区土著的历史的文学现象，而是一种因为特殊的经济环境而造成人口流动，并随之发生的文学以及一切文化艺术的新因素。这些‘新’的因素具有流动变化、庞杂无章、转瞬即逝的特征。”海派文学现象与抗战时期急剧发展又瞬间消失的文化中心现象，在特征上有许多相似之处。

“直到日寇侵犯，上海沦陷，一大批知识分子先是蛰伏孤岛，后又转向民间，在战火中保存了文化的精血……”本文提及的海派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文化实践、文化创造，并不特指那些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而是泛指共同造就了海派文化，曾经在上海生长、学习、生活、工作过的文化人士。海派文化在中西文化、新旧文化不断碰撞中，生发出创新、开放、包容的精神气质，充满批判与冒险的生命力。这些拥有五湖四海生命背景的“海派知识分子”被“海派精神”所浸染，带着现代性的流动感，在抗战时期如候鸟般不断迁徙，在战争暴力与政治权力的缝隙中生存，挣扎着创造出文化新义。

茅盾1942年3月9日从香港脱险抵达桂林，他在回忆录《桂林春秋》中写到当时选择迁居桂林的原因：“桂林在抗战中是有名的文化城。广西地方当局为确保自身利益和抗衡重庆政府的压力，在一段时间内曾对共产党采取了一定程度的合作态度，允许若干的进步活动。他们招揽了大批进步文化人到桂林工作，创办了好多进步刊物，使得桂林成为一个民主空气比较浓厚，文化生活比较活跃的城市。皖南事变后，形势有了变化，各种限制增加了，图书检查严厉了，但比之当时令人窒息的重庆，桂林仍旧算得是块‘宝地’。”《克敌周刊》1938年第12期刊发的《战期中桂林文化的动态》一文提到抗战时期中国文化中心的转变情况：“素为人们目为‘沙漠’的内地城市，却在抗战的怒潮中，怒发了新的文化之花。桂林也是其中的一个，过去是受过‘古城’的嘲笑的，而现在大家都以另眼相看它了！因为它已呈现了新的姿态，无论各种文化机关，学术团体，出版业界，艺术集团，都在急激的加增……也给予许多过去迷恋着十里洋场的文化人，以一个最大的教训，从敌人炮弹炸弹下跑到后方，来重新建设新的文化阵营。桂林的文化，就在这两个地带中的文化人，会合握手，分头工作，而造成现在的新姿。”正是因为战争下的多重因素相互交织，中国的大批知识分子迁居桂林，在自己的岗位上实践着中国文化的传统，保护着中华民族的文脉，传承着文明的星星之火，桂林因为他们以及他们的生命的绽放与践行，成为抗战中的文化城。

人口激增是新的文化中心在战争中的第一大变化。因为战争带来的人口流动，小小的城市山水承载着5倍于原来人口的生活日常。并且，因为源源不断的人流汇聚于此，桂林的市容市貌随之变化。1938年6月，丰子恺从武汉撤退至汉口、长沙，携家眷抵达桂林，怀揣着对“山水甲天下”盛名的好奇，看着青灰色的奇特山峦拔地而起，仿佛古代画卷中的远峰，绿波比西湖的水更为可爱，他感到心满意足，“以为流离中能得这样山明水秀的一个地方来托庇，也是不幸中之大幸”。祖籍广西，毕业于复旦大学的上海著名话剧演员封凤子，在其《念桂林》中也提及1938年春天的桂林安静得像世外桃源。作家缪崇群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流转于中国西南各地，他在《希望者》中回忆初到桂林时，桂林是一个娴静得像处女般的城市，仿佛第一次走进一幅古人的画帖。海派知识分子汇聚在战时桂林，感受着与繁华都市完全不同的山水地理空间，在受难的山河间，在矛盾的笑与泪中，不断寻找着安身的居所与工作的岗位，投射出精神内在的创造愿景，记录着周遭发生的新景观，以不息的创造力开展文化实践，进而为桂林注入了现代性，使城市振兴起来，各方面逐渐“上海化”。

城与人相互影响、相互成就，城市文脉得以流传，城市景观得以更新，城市精神得以传递。1938年，陈畸记录下桂林的改变：“许多新的马路被开辟起来了，许多铺户正在进行建筑，各种商业都表现了活跃；新的生意开张了，来往的旅客特别的多，公共汽车也开始活动了，人们可以看到许多新的面孔和许多旅行者的新的服装。一队一队的武装的学员队，唱着‘进行曲’在马路上走过去，任何人的脑筋都不免要受到一种新的刺激和新的兴奋。”根据1944年出版的《广西年鉴》记录，1940年广西商店总计5335家，而桂林商店最多，为1101家，占全省1/5。繁荣的商业反映在桂林的街道上，1940年，金叶发表在《旅行杂志》上的文章描绘了从桂林郊区良丰驱车驶入桂林城市中看到的五光十色：“桂南路，中南路，好似上海的霞飞路一般，人群风起云涌，他们真在欢迎新生的使命哩！”1944年，《申报》记者赵君豪来到桂林时惊艳于山峦叠嶂的同时，也为桂林市区的繁荣感到惊讶，仿佛回到记忆之中热闹的上海街道：“桂林的繁华，同于战前的上海四马路，店里的伙友，路上的行人，全是上海口音，用不着学桂林话，上海的商店也搬了来，我们第一晚到老正兴吃夜饭如同在上海的饭店弄堂……上海化的桂林，是时代造成的。盟友在街上闲逛，咖啡馆和茶室都挤满了人。”

这样欣欣向荣的街景一直持续至桂林沦陷前夕。1944年下旬，桂林战事紧张，“湘桂大撤退”进行之时，身为美军译员的黄裳记录下疏散之时的桂林一夜，“中南路上是一片美丽的灯市。又看见霓虹灯了，它带着一股都市的腻腻的感觉……路边是一个个鲜货摊子，上面悬着两三只一百支光的电灯，照耀着香蕉、苹果、柚子、菠萝，娇黄嫩绿鲜红，一片美丽色彩的堆积”。而他在一个月之后回到桂林时，长沙战事转好，桂林一扫疏散萧条的景象，又是一番集中着流寓之士各自故乡特色的景象：“疏散工作似乎只疏散了些看不出来的人口，他们的去留与这个城市并无多大关系，桂林似乎照旧繁华，也许还更热闹了。”

现代性在战争中随着人的流动与聚集改变着桂林城市的面貌，而桂林市民的生活也在环境的变化中变化着，接触到天南地北的地域气质。上海气质成为旅桂人士的都市参照系，桂林的奇丽山水与不断“上海化”的繁荣街市在特殊的时代中奇异又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这既是抗战时期特殊的产物，也成为旅桂人士身心安居的栖所，同时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文化创造的场域。

山河受难：知识分子旅桂心路

抗战时期，桂林作为广西的省府所在地和西南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日军飞机轰炸的重点目标。1937年10月15日，日机首次轰炸桂林，在城郊投掷炸弹40余枚，城内落下8枚，死伤严重。日本军方在战争的各个阶段采取了不一样的轰炸策略，随着战线不断南移，从1938年11月开始至1944年8月，每隔三五天就会有几架或几十架日军飞机分批空袭桂林，持续时间几十分钟或一个多小时。“在桂林市文物工作队原队长赵平收藏的抗战图片资料中，有一张日军对中国城市轰炸的战略图。图上昆明、重庆、贵阳、柳州等城市旁均标有一颗大炸弹，但桂林上空却清楚地标有一大一小两颗炸弹，是比其他城市更受日军关注的轰炸对象。”日军意图通过这种行径破坏抗战大后方这个重要的工业、文化中心和西南重要交通枢纽，打击军事设备和作战人员，同时进行心理战，通过轰炸威慑桂林军民，摧毁百姓及新桂系的抗战意念。但是，空袭不仅没有使人民屈服，反而激起了全民的抗战意识，他们在抗战的浪潮中，积极地组织、参与文化救亡活动，这些实践与创造极大地改变着桂林的城市空间。

曾经宁静与柔美的桂林山水，在战时尤其是在文人们的眼中也发生着变化。丰子恺为美丽的山水受到战火的威胁而感慨，为1938年的画作配诗道：“山如眉黛秀，水如罗纹碧。为念争战苦，好景忽减色。”此时的岩洞也不再单纯是广西山水凝聚的仙境了，而成为与每个桂林市民的生活日常息息相关的避难空间。1938年底，巴金初到时，桂林还是一个完整的城市，后来伴随着“警报”“紧急警报”“炸弹爆炸”，桂林一点点变成了废墟，在散文《桂林的受难》中，他写道：“在月牙山上我看见半个天空的黑烟，火光笼罩了整个桂林城。黑烟中闪动着红光，红的风，红的巨舌。”“火”的意象在此是战争的暴力野蛮的象征，也是知识分子的悲愤、痛苦、焦虑与坚忍的力量，他们要作为历史的见证，守护文明，激励民心，唤起抗战热情。巴金在抗战中创作的《火》三部曲被认为是宣传抗战的作品，他自己也承认“《火》的头两部都是宣传的书”，但“第三部却不是，第三部写了阴暗面”。《火》的第三部《田惠世》在桂林创作，并以在桂林的老友林憾庐为原型，他说：“1943年我在桂林写《火》的第三部，就用轰炸的梦开头：冯文淑在昆明重温她在桂林的噩梦，也就是我在回忆1938年我和萧珊在桂林的经历。”“火”真切地成为经历空袭的人们挥之不去、驱之不散的噩梦。桂林山水越美好，当它遭受破坏之时带给人们的悲伤和恐惧就越强烈，“在桂林人不大喜欢看见晴天。晴天的一青无际的蓝空和温暖的阳光虽然使人想笑，想唱歌，想活动。但是凄厉的警报声会给人带走一切。在桂林人比在广州更害怕警报”。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10月到1944年8月，日军飞机总共入侵桂林1218次，投弹1710枚。1938年中下旬之后空袭更加频繁，平均每隔几天就有日军飞机入侵桂林领空。战争初期，桂林对于防御空袭并没有十足经验，政府通知市民在城内挖掘防空壕，如同打仗时的战壕，上面铺上木板和泥土，这种简陋的战壕，别说是炸弹，就是近距离的步枪都可以击穿。1938年6月15日，日军空袭时在城外数里的飞机场旁投放数枚炸弹，死七人，伤数人，此后桂林防空森严，从6月21日起颁布“衣着禁令”。丰子恺1938年6月24日初到桂林时，就看见旅馆楼下有两位着白衣的行人走过，一位背上画一个黑色大圈，另一人背上画着许多黑点，询问友人才知道这项新规定，“每日上午六时至下午五时半，路上行人不准穿白色或红色的衣服”，因为着该颜色衣物最容易暴露目标，于是警察抬小桶墨汁在街上巡行，见违反规定者，“用墨水笔在其人背上画一圆圈，或乱点一下，据人说有时画一个乌龟”。

随着时间的推移，空袭愈加频繁，政府和市民都在实践中获得了经验，不再使用防空壕，也不再把白衣服视同仇敌了。政府经过缜密的研究、准备、组织，终于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空袭预警机制，采取在桂林市中心的独秀峰上挂灯笼的警示方式，并且，为了更有效地保障市民生命安全，当局还按照区域、人口安排避难流程，分配相应的避难岩洞。当时，丰子恺逃难到桂林是受到广西省教育厅邀请，为“广西省立艺术师资训练班”授课。丰子恺结识了正在筹办广西省立桂林师范学校的教育家唐现之，其“艺术必能建国”的观点与唐校长的办学宗旨“艺术兴学，礼乐治校”不谋而合，惺惺相惜，于是又受邀至桂师任教。丰子恺认为“艺术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人生相关联；美不是形式的，必须与真善相鼎立”。知识分子的艺术观与人生观相连接，也反映在他对于避难的乐观态度上：“桂林的空防已经办得很周到，为任何别的都市所不及。他们城外四周是奇形的石山，山下有广大的洞——天然防空壕……我来桂林已六天。天气炎热，人事烦忙，敌机不来，还没有游玩山洞的机会。下次敌机来时，我可到老人洞去游玩一下。”

避难艺术：在岩洞中重建生活日常

警报是战争暴力的序曲，当敌机前来，充满诗意的独秀峰变成空袭警报的发出地，山顶旗杆上的警报球提醒桂林市民危险来袭。在1938年底之后，随着空袭日益频繁，桂林人民开始把前往各个岩洞“躲警报”当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警报声中，桂林城中老少成群结队地穿过宽阔繁华的街巷，经过漓江大桥望着水墨似的远山，从市区走向郊区，涌向防空司令部根据不同区域分配好的，或是距离最近的天然防空洞——岩洞，那是生命的避难所，也是守护文明新生的所在。

战争中失序的残酷，需要人们构建新的秩序来抵抗，每个区域都有各自的方法守护自己的人民，桂林的方法就是完善的防空体系和天然避难所岩洞。1941年2月号的《良友》杂志刊出《桂林不怕空袭》的图文报道，配图十张，介绍了桂林岩洞的特性在抗战时期被加以拓展利用，发挥出不同的作用，也从各个方面记录了桂林政府的相关防空举措和桂林市民躲警报的生活场景。照片配文分别是：“岩洞避难所外均悬有防空壕规则，俾市民籍资遵守”“独秀峰上发出空袭警报后，市民相率步上岩洞”“警报声起，省立医院的看护忙将病人移入岩洞内”“七星岩内倚崖而筑的省立医学院，可称中国最安全的学府”“市府将标语遍悬各避难所外，促使市民避难应不忘工作”“岩洞内置备各种救急药物，以备避难市民不时之需”……

当避难成为生活中不得已的一部分，人们就在避难的空间内重建日常生活。“躲警报”作为生活的一部分，频繁地出现在旅桂作家的笔下。巴金在《桂林的受难》中描述自己躲警报的经历：每当听见了紧急警报，巴金与萧珊才从后门走出菜园向七星岩散步而去，甚至会常常在途中田野止步，在树下坐坐，听着头上轰炸机发出“孔隆”“孔隆”的声音，他们躲警报，去的最多的是月牙山或七星岩，因为站在那两个地方的洞口，看得更清楚，而且觉得更安全。当时，避难者都喜欢到七星岩躲警报，据说此洞可以容一两万人。山顶即使落一百颗炸弹，洞内也不会有什么损伤。1941年8月23日，田汉与母、弟、女一起乘火车从湖南衡阳抵达桂林，在桂林东灵街和施家园整整住了三年，主持“新中国剧社”的工作，开展旧剧改革运动，后来又与欧阳予倩、瞿白音发起了轰轰烈烈的西南剧展。他于1941年12月在桂林创作的以“湘北战事”时期的桂林为主要背景，以知识分子的抗战工作与家庭恋爱生活为主题的五幕话剧《秋声赋》，展现了岩洞作为避难所之外的另一空间功能——会客厅。第三幕“久雨新晴，朝阳射着丹枫”，剧情设置在警报之后，描写避难市民慢慢散去，朋友们在人群中相聚而谈的场景。

邱小江：因为天气有点冷了，大家都懒出门是真的，要不今天躲警报，我也想不到会碰到你的。

杨去非：可知道一切事有利必有弊，连空袭警报对于我们的团结都是不可厚非的。

《良友》1941年2月号刊《桂林不怕空袭》

……

徐子羽：啊，梦鹤。你刚躲在哪儿？

王梦鹤：七星岩呀。

徐子羽：怎么没有见到你？我是把七星岩当会客厅的。

王梦鹤：我也是啊。那真是个再好没有的会客厅，什么人都可以碰得到。不过都得感谢警报。这些日子要不是警报把咱们赶到这儿聚一聚，好像都懒得出门似的。

知识分子本来就喜爱到七星岩前的茶座相聚，皖南事变之后，桂林政治气氛肃杀，文化氛围较为压抑，在连绵阴雨的秋冬之季，知识分子的心情也“秋风瑟瑟”，工作热情被打击之后深感寂寞，只有躲警报时，被迫聚集于岩洞才重获与新朋旧友相会的时机。大家在岩洞中交换着对于政治局势的意见、生活见闻和创作动态，彼此鼓励。因为空袭频繁，去岩洞躲警报也成为桂林的生活日常，战争改变了岩洞的生态。如此，避难就不仅是恐惧和慌乱了，还有避难前后相对轻松的“会客时间”。由于桂林出名的避难所规模都比较大，避难人数也多，许多商贩也看准商机，摆摊叫卖，一时重构了一幅热闹的生活景象。艾芜就记录下避难日常：“许多小贩，真可感谢，他们在这时候，便挑起馄饨担子，蒸糕担子走来了。躲警报的人，便在洞口，悠悠闲闲地吃着点心。”小贩叫卖水果蔬菜小食，难童提着擦鞋工具盒招揽顾客，大家会在岩洞前的茶座喝杯茶聊聊天，即使在战乱的年代，人们依然需要“生活”。文学还原了抗战桂林的地理文化空间，再现了一个丰富而包容的场域，也展现出“避难所”的另一面生活场景。

艾芜于1937年底离开上海，之后从武汉到湖南，1939年元月来到桂林，在桂林居住了五年，积极从事抗战文化运动和文学创作，担任桂林“文协”分会理事，主编《抗战文艺》，他在几篇散文中都写到了桂林生活的经历。当时桂林人的生活与躲警报是紧密相连的，在《桂林遭炸记》中，他感叹桂林的岩洞是抗战时代最好的避难所。因为经济拮据，桂林市内房屋也十分紧张，艾芜及家人从漓江东岸的施家园搬到桂林乡下观音山脚定居，屋外不远就是避难的山洞：“前人称桂林山水甲天下，现在应该赞为防空洞甲天下了。同时看见远处坡上，布着高射炮阵地的地方，荷枪立着的哨兵，那种掩映在晴天朗日下的雄姿，也足使人感到格外安心。”艾芜在避难中感受着岩洞中的环境和周遭人们面对生命安危的反应，在令人安心的避难所中，人们似乎忘记了岩洞外面的世界，他们紧密地依靠在一起，在岩洞之中安放因战火而慌乱的心。1942年，叶圣陶来桂林后第一次遇到警报就是在茅盾家做客时，“午后一时许传警报，未久而传紧急。雁冰夫妇不逃，余亦留。雁冰为余谈在新疆一年间之所历，颇长异闻。旋飞机声起，隐隐闻投弹声，继见高射炮之烟两朵，复次见敌机四架，飞行甚高。约历一刻钟而寂然。雁冰继续谈说，中气甚足，直至四时半而终止”。寥寥数笔，把茅盾夫妇在空袭中的从容淡定刻画得十分形象。茅盾在回忆录《桂林春秋》中介绍了在桂林躲警报的经历，也解释了自己从来不躲警报的原因：“炸弹不长眼，它要落到你头上，躲也没有用，况且那两三个小时我的灶披间最安静，既无来访的客人，‘两部鼓吹’也进了防空洞，我可以专心写作。”当时，茅盾借住在文化供应社的宿舍厨房，生活条件很艰苦，每天还要被邻居先生、太太热烈的八卦与议论声打扰，于是空袭之后，他反而获得了珍贵的安宁可以醉心创作，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就是在这样短暂的间歇集合中写就的。

叶圣陶的日记《蓉桂之旅》记录着他从1942年6月4日到达桂林至7月11日飞赴重庆期间的生活，这一个多月中有9天遭遇空袭。6月12日，“晨四时半起，洗漱毕而警报已鸣，几同常课。仍至文供社后面之山洞。闻机声，即入洞。云彬家携有一长凳，拉余共坐。洞中人几满，颇感闷热。约略闻投弹声。既而人稍稍走出，及闻机声，又一哄而入，如是者数次，至七时半解除”。7月3日，“方得朦胧而呼传警报，看表方两点。遂独往文供社，月光下照，诸山生辉，人群如流而余厕其间，宛然梦境也。在彬然室中小坐，彬然令余洗面。坐一时许，警报解除，仍踏月而归”。月光之下桂林山峦的平静被警报的急促声打破，人们披着月光流动着涌向岩洞，他们如同梦游一般，不知身在何处，可是身体的记忆已经把他们引向避难所，仿佛只要走到了岩洞，身体和心灵就获得了短暂的安宁，他们同样会在警报中、岩洞里苦中作乐。

对于桂林人民而言，“躲警报”可能比“跑警报”更适合定义他们的避难行为。如果说，冯至的诗《我们来到郊外》优美而诗意地描绘了敌机空袭警报响起时，在昆明“跑警报”的生命体验——“和暖的阳光内，我们来到郊外，像不同的河水，融成一片大海”，那么，丰子恺的《望江南六首——逃难》中的第一首“逃难也，逃到桂江西。独秀峰前谈艺术，七星岩下躲飞机，何日更东归”则十分生动地刻画了知识分子在桂林生活的两大主题——避难与艺术。身体记忆与文明日常表现出在特定空间中“躲警报”的情形。知识分子在抗战中，源源不断地迁徙至中国的大后方，他们在不同的场域中栖息，躲避着战火的袭击，同时也在逃难的过程中重建生活的日常和艺术。

原来因为战争的紧张气氛和萧索的政治空气不愿意出门的人们相聚在岩洞附近，敌机来临前和来临后，小商小贩担着食物瓜果饮品叫卖，大家交换着生活见闻和最新战时资讯。艾芜在《村居杂记》中曾写到躲警报时龙隐岩前的“集会”，因为岩洞前的沙地，被流经的小溪小河曲折围成一个半圆形的沙洲，警报一响，小摊小贩便聚集成市，躲警报的人们仿佛逛庙会似的，只是多了一层紧张罢了。岩洞不仅成为“会客厅”，也成为“学校”。为了利用起避难人群闲置的时间，陶行知提出“岩洞教育”的建议，让新安旅行团的孩子们在岩洞中接受教育，倡导“小先生制”，由教师组织中小学生在岩洞里向群众进行空袭常识、识字教育和抗战文化宣传，抗战图画贴在洞口岩壁上，抗战歌曲萦绕在山洞中。同时，为了在战时不中断文化产业的宣传出版，保护珍贵的印刷设备和资料，保障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位于桂林市中心地段太平路的《救亡日报》报社把印刷厂设置在桂林东郊白面山，印刷机安置在宽阔的岩洞里，其他单位也借鉴其经验，《大公报》把报社迁到七星岩后吊萝山的山洞里，文化供应社、国际新闻社搬至七星岩，开明书店自建栈房于百雁山等。岩洞又成为“报社和印刷厂”。岩洞的庇护是桂林战时出版印刷业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时，《救亡日报》的印刷厂安置之后，在城内报社编辑的稿件，须由工作人员穿过城市，经由漓江上的浮桥前往东郊偏远的白面山岩洞内定稿发排。总编辑夏衍除了领导报社的一切管理工作，还负责每期撰写一篇千字左右的社论特稿，有时在太平路报社写完之后，还要同廖沫沙商量讨论，就必须步行四五十分钟路程，前往荒凉的白面山去定稿，审校大部分稿件，亲自审定排版的版式后，才让报纸正式出版印刷。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回忆当时漫长的送稿经历：“这条路上几乎没有人烟，还得经过一块坟地。我不止一次在路上踢到一块既不像石块又不像树根的东西，擦亮火柴一看，原来是一个骷髅。当时我正好四十岁，胆大包天，根本不把野鬼放在眼里。”《救亡日报》在桂林的抗战文化宣传就从白面山岩洞之中的印刷厂出版并发行传送至西南读者手中，传播文化的工具就这样被岩洞默默守护着。

丰富的文化活动扩充着这个曾经单纯的地理场域，岩洞的天然属性被知识分子加以利用，扩展至各个领域，曾经阴暗潮湿的岩洞在抗战年代包容着人们的生活日常和工作实践。作为天然防空洞的岩洞，承载着知识分子们丰富的文化实践，以及人与人之间、人与知识之间、知识与知识之间的交流与融汇。这个蕴含着多重意义的空间，在抗战年代成为抵抗暴力、守护文化、传播文化的独特空间。岩洞不仅是生命的避难所，更是文明的庇护所和再生地。战争的爆发让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战争是野蛮的、失序的，而彼时的桂林与岩洞属性连接在一起，使得这个抗战时期的文化城，知识分子向大后方迁徙的中转站，成为人们安居身心的避难所。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身处何地，都坚持着传播文化的理想，他们聚集在战时桂林，在大后方开垦出自己的文化园地，开启民智，传承文脉，其中的艰辛和困难正如夏衍描述的那样，须经过白骨森森的坟堆，于死亡的恐惧与战争的威胁中，走出属于自己的既寂寞又坎坷的小径，但是他们知道，走过黑暗就能到达保存着文化火种的工作岗位。

文化磁场：知识分子的岗位实践

“杂志和报纸等现代媒体的大量涌现不仅改变了中国文学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也改变了中国文人的生存方式，开创了新的公共话语空间和生存空间。”现代社会的发展让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文化价值转换中，确立起新的身份，开始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凭借自己的知识，投身于事业与工作，“二十世纪初的现代化运动中，出版是知识分子将其知识转化为社会动力，并实现其自身价值的主要渠道”。上海的经济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现代出版业与现代媒体的繁荣。抗战时期，夏衍、巴金、赵家璧等一批海派知识分子先是在孤岛奋战，而后在不断迁徙中，转向民间，坚守着专业岗位，形成了聚集广大文学同好者的文化磁场。继承着五四新文化精神的知识分子，在颠沛流离的泥沼中依然守护理想与文明之火种，把星星之光通过自己的生命、创作、实践在中国的土地上传播开来。

在出版业迅速兴起的桂林，文人办报办刊办出版是一个普遍现象。赵家璧在《忆桂林——战时的“出版城”》一文中感叹，抗战胜利后，虽然出版业者都已经回到了上海，但出版界“死气沉沉，如在黑夜”，从而回想起抗战时期桂林出版业的盛况：“从三十年到三十二年的桂林城是被称为自由中国的‘文化城’的……它有近百家的书店和出版社。抗战期间自由中国的精神粮食——书，有百分之八十是由它出产供给的，所以说桂林是‘文化城’，不如说它是‘出版城’更来得适当……假如把没有铺面的出版社计算在内，出版业的单位在百数以上。”抗战时期，很多文化团体、学者、作家聚集于桂林，与生俱来的人文情怀，使他们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践行着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在他们的文化实践中担当抗日救亡的时代使命。他们出报纸、办杂志，开设书店与出版社，各种文化活动在桂林火热展开，出版业蓬勃发展，大量书店兴起在桂林的街道上，改变了桂林街道原来较为单一的状态，城市公共空间被赋予新的意义——文化。

茅盾在《雨天杂写之四》中描述了当时桂林形成的书店街：“桂林市并不怎样大，然而‘文化市场’特别大，加入书业公会的书出版社，据闻将近七十之数。短短一条桂西路，名副其实，可称是书店街。”知识分子坚守在工作岗位，通过开办书店，出版图书、杂志、报纸等介入百姓的生活日常，使原来较为封闭的小城瞬间联通了丰富的信息，在因战争而改变着的街道生活中增添了文化的改革因素。当时的桂林一跃成为全国有名的文化出版中心之一。知识分子们行走在桂林的街道上也为书店业的蓬勃发展感到欢欣，认为这样的场景可以作为桂林文化跃进的尺度，“桂林的街头，最容易触目的，是贩卖精神食粮的书报店的增加率，和贩卖粮食的饭菜馆，等量齐观。”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们以极大的文艺热情传播文化之火，这些来自广阔世界的信息，在纷飞的战火中，凝结着文明之光，承载着知识分子的人文使命，造就了抗战时期大后方桂林空前丰沛的灿烂文化空间，并成为中国现代出版史中的奇观。

1938年10月21日，广州在日军侵华的铁蹄中沦陷，《救亡日报》总编辑夏衍及报社同仁在战火纷飞中离开广州，经肇庆、柳州，于1938年11月7日晚抵达桂林。11月12日，夏衍来到湖南长沙水风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忙着“紧急疏散”的周恩来交给夏衍的任务之一就是自筹经费，尽快恢复《救亡日报》。夏衍随后前往香港通过廖承志筹募复刊经费，廖承志接到周恩来的托付，很快决定从海外华侨捐赠的经费中分出1500港币，同时，周恩来、郭沫若与李宗仁、白崇禧在桂林的会面中也谈及《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一事，桂系答应补助一笔经费协助开办。1939年1月11日，《救亡日报》桂林版出版，郭沫若任社长，具体事宜由驻守在桂林的夏衍负责，夏衍带领着一群从来没有当过记者的文人书生（林林、阿英、廖沫沙等）组成的“杂牌军”，开始了桂林办报生活。为了在桂林的报业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夏衍开始大力整顿和改革版面，加强发行和管理。首先，采取社内外“每日评报”制度，报纸印出之后先由夏衍校勘，用红笔标注意见，贴在墙上，社员阅后提出自己的想法建议。其次，举行社内民主会，集思广益，同时还多次向胡愈之、范长江、王文彬等名报人请教办报经验。此后，《救亡日报》打破陈规改版，每日简编国内外新闻，夏衍自己撰写一篇千字社论，其他版面则涉及国内政治情况与广西桂林的社会新闻等，报纸还设置了副刊《文化岗位》，不定期刊登艺术专刊，此外，亦向文化界名人约组针对时局的特稿。于是，经过这支“杂牌军”的辛苦经营，《救亡日报》走上正轨，发行也从2000份增加到8000份，销路扩大到周边省市，甚至香港、南洋。夏衍在回忆中提及，“对我自己来说，也在这时候开始，真心实意地爱上了新闻事业。第一，直到现在，我还觉得搞文艺工作不如搞新闻工作痛快。不论是大的国际大事，或者小的社会现象，人民群众有意见，要讲话，要抗议，我们当天晚上11点钟以前写好社论，第二天清早就可以和读者见面，这是一个政治上、写作上、编报技术上的最好的锻炼自己的机会”。在桂林期间，《救亡日报》始终坚持着周恩来的指示“总的方针是宣传抗日、团结、进步，但要办出独特的风格来，办出一份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要看，都喜欢看的报纸”，从而成为推动桂林抗战文化运动发展的主要力量。

当时，《救亡日报》的同仁是没有工资的，社员即使为报纸写稿也没有稿费，全社人员包吃包住，只有微不足道的津贴。副刊《文化岗位》上刊登艾芜、陈残云、司马文森众名家的文章，作者也分文不取，坚持义务撰稿，让人感慨。《救亡日报》社址在桂林市中心的太平路十二号，有些外地来客会落脚于此，顺便帮忙或写文章，来往于此的文化界人士很多。欧阳予倩当时住在榕荫路，晚饭后，常常散步过来聊天，艾青、孟超也是常客。副刊《文化岗位》团结着更多作家，郭沫若、茅盾、艾青、周立波、黄药眠等都是主要作者。它还经常发表陕甘宁边区来稿，许多青年作家也在这块文化园地上发表创作，“例如当时在生活书店工作的青年诗人许洁润和秦似都经常在这副刊上发表诗和杂文。也由于这种联系，夏衍、孟超、秦似等同志又一同创办了杂文、小品文刊物《野草》。我（周钢鸣）和司马文森同志筹办《文艺生活》。这些，都是《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之后所派生出来的花果”。

出版文化空间就是文化磁场，一个凝聚着出版者人文理想和精神的场域，同样会以独特的风格与魅力吸引志同道合的文化人士，再经由报刊将这些名家的文化成果传播辐射向全国。桂林文化城的场域就是由这样一批知识分子的良知风骨与身心血汗构筑而成的。端木蕻良1942年从香港来到桂林，亲身感受着知识分子在桂林展开文化实践的不易：“当时，桂林成为有名的‘文化城’，是‘文化人’聚集最多的地方，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文化并不那么容易‘化’起来呢！文网之密，书报检查之严，都被层层布置下来，当然，广西地方不乏有识之士，另外，进步力量也在相应的成长，但编刊物，写文章，确乎要冲破重重阻力。田汉的诗句：‘杀人无力求人难，千古伤心文化人’也正是在这时候写出的。巴金有句名言：‘抗战时期最佳作品都已经入书报检查处的禁库里！’”抗战期间，巴金曾三次来到桂林生活与工作，1941年9月第二次到访桂林正是为了筹建文化生活出版社桂林分社。当时桂林的出版业非常繁荣，但是出版者面对的问题也前所未有之多，如纸张原料涨价，印刷条件粗陋，印刷品运输限制等，但巴金依然坚持做出版。1942年10月，巴金三度来到桂林，当时桂林分社的许多编辑人员困于生存和战事的压力，纷纷离开桂林，出版社的运营面临问题，在这艰难的时期，桂林文坛纷传巴金要离开桂林，但“这位为青年读者敬爱的作家却没有离开桂林。他似乎比一九三六年写《沉默》一书时更沉默了，《火》的第二第三部将在他这种态度下产生”。

抗战期间，文化生活出版社桂林分社继续推出着之前名震文坛的各大丛书系列，分别出版了《文化生活丛刊》中的《草原故事》（高尔基著，巴金译），《爱与死的搏斗》（罗曼·罗兰著，李健吾译），《夜未央》（寥抗夫著，巴金译）；《文学小丛刊》第一集的《无名氏》（师陀著）、《地上的一角》（罗淑著）、《灰烬》（萧乾著）、《逃荒》（艾芜著）、《逾越节》（朱雯著）、《蓝河上》（刘白羽著），第二集的《归来》（许幸之著）、《尘土集》（邹荻帆著），第三集的《鱼儿㘭》（罗淑著）；《现代长篇小说丛书》中的《边陲线上》（骆宾基著）；《文学丛刊》中的《湖畔》（叔文著）、《利娜》（巴金著）等文学作品。在抗战的烽火之中，出版更被赋予对抗战争暴力，保存并宣扬民族文化的重要意义。离开上海之后，巴金流转于广州、重庆、桂林、成都等地，筹建并开展分社的出版工作，桂林分社的工作只是其知识分子岗位实践的一环，环环相连，他领导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对青年作家鼎力支持，让作家们凝聚在一起形成文化磁场。在这个丰富饱满的文化磁场中，对新文学传统与精神的薪传是知识分子实践一脉流长的精魂所在。这一批知识分子不懈努力，在工作岗位上坚守艺术本色，以文化出版凝聚文明星火，追寻未来光明，最终在历史上镌刻下了热血与奉献，灵魂与良知。

尾声

在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一个文化中心点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是历史的、地理的、政治和经济的诸种因素的综合，但它的形成必须经过一个漫长的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化城的形成却是一个例外，战争和地理因素促使它迅速地具备着一个规模，加上政治因素造成了大批文化人才的聚集，在一个很短时期内形成了大后方一个文化中心点。在某种程度上说，较之当时大后方政治中心的重庆，文化的繁荣景象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又因战争因素和地理位置的丧失，这个文化城也随之迅速衰落而至湮没。这是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然而这现象却记载着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十分灿烂的一页”。

不仅是本文提及的海派知识分子，还有广大来自五湖四海的各界文艺人士，他们在桂林的山水间读书创作，聚集在一起谈论时局与文学思潮，忧国忧民，在战乱和贫困中坚持办刊办报，在后方的寂寞与苦闷中书写心境，为各自家庭、恋爱与事业寻找有效路径。在日军空袭的暴力威胁下，他们办岩洞学校，开展岩洞教育，启发民智，传承中华文化；更以岩洞保护出版设备、图书古籍，开垦文化园地，坚持艺术精神，守护文明之火，让人文理想与精神薪火相传。战争可能会把他们碾得粉身碎骨，但他们始终秉持着最基本的价值判断与精神向度，并将之视为知识分子的本真本色。他们可以为了捍卫自己的价值观挺身而出，在战火中求生存，在山河的受难中追求超越时空的精神自由，与时代、与社会展开抗争，并最大限度凝聚同道，创造出桂林山水间一个个富有现代意义的全新文化空间。

1944年11月10日，在抗战中守护了大批知识分子和逃难民众身心的桂林在战火中沦陷。人们曾经生活过的田园，奋斗过的工作场所，甚至避难的岩洞，都在战火中被攻占或摧毁。山水受难，但知识分子们在桂林开垦的文化成果，成为他们艺术人生的重要注脚，也让桂林文化城被铭记于历史之中。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空间与文化实践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1FZWB052]

（相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原载于《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4期。）

（为方便阅读,本次推送注释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