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曾有情、张子影联袂创作的长篇小说《里斯本丸悲歌》，与杨怡芬的长篇小说《海上繁花》、电影《东极岛》取材异曲同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推出这部作品，其价值不仅在于打捞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更以独特的文学叙事，在历史与人性的交织中，实现了抗战题材创作的追求与突破，彰显了创作者深刻的历史洞察力与文学表现力。

抗战题材的文学创作成果虽已颇丰，但仍有诸多历史角落有待挖掘。1942年10月1日的“里斯本丸”号沉没事件，便是这样一个鲜为人知却意义深远的史实。日军将1816名英国战俘封闭于被美军潜艇击中的“里斯本丸”号底舱，对逃生的落海者残忍地开枪射杀，而中国东极岛渔民在日军的枪口下冒死营救，最终救出384名英军战俘。这一事件鲜明地展现了人性的善与恶，为文学创作提供了难得的素材，两位作者深挖这一题材进行创作，体现了其敏锐的文学嗅觉与历史责任感。

当东极岛洋面的血色浪涛吞没“里斯本丸”号时，历史在沉船上刻下了三重密码：日军铁蹄下的人性之恶、渔民舢板上的大爱之光，以及战争历史里的文明肌理。曾有情与张子影的《里斯本丸悲歌》，正是对这组密码的文学破译——它以史实为锚，以虚构为帆，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双重交汇的文本中，完成了一次对民族性与人类性的双重叩问。

《里斯本丸悲歌》的价值正在于它既是历史的见证者，又是人性的解剖刀，更是文明的瞭望塔。在抗战题材创作仍需突破的今天，它证明好的战争文学，从不满足于复述历史，而是要在历史的褶皱里，找到照亮当下的精神火炬。当东极岛的涛声依旧，那些渔民的身影早已超越时空，成为人类面对灾难时，永不沉没的精神舢板。《里斯本丸悲歌》的叙事智慧，恰恰体现在对史料的敬畏与超越的平衡术上。小说在史实与虚构间找到了精妙的平衡点，作者将1816名战俘的数字、10月1日的时间坐标、384名幸存者的结局等硬核史实，铸成了坚实的叙事骨架，为作品增添了难得的艺术品质。

真正彰显文学性的是作者对“历史缝隙”的填充艺术。比如，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在渔民“弃布救人”的集体行动中，作者巧妙地设置了施百志与英军战俘的棉布争夺战，自私的施百志原本只想捡拾沉船上的物品——漂浮海面的棉布包，并不想救人，而棉布包是一名落海战俘唯一的救命稻草，紧紧抓住不肯撒手，几经拉扯后，最终英军战俘有意松开了棉布包沉海而亡，放弃了他唯一的生存希望，为施百志抛出了一道人性考题，令他倍受触动，毅然加入到救人的行列。施百志的转变不是道德说教的产物，而是被死亡现场激活的良知觉醒，这种个体心理的微观叙事，释放出触及灵魂的生命体验。

长篇小说本可为作家提供广阔的想象空间，但作者并未过度铺张，而是尽可能保留原始记载，准确的时间、地点，具体的场景、细节，让作品具备了真实的价值和力量。同时，作者通过合理回溯、想象与整合，塑造出一批有血有肉的人物。这些人物在特殊关头的不同表现，以及相互间的制约与冲击，让读者真切感受到当时情境的复杂性，这种创作手法是对历史题材文学创作中“真实”与“艺术”关系的准确把握。

作品对人性的挖掘，超越了一般抗战题材作品的深度。东极岛渔民本是普通百姓，在发现漂浮海面的棉布包时也曾万分欣喜，但遇到沉船落海的英军战俘后，他们抛弃已经捞上渔船的棉布包，为舢板腾出空间和载重，全力营救更多的陌生人。这种反差展现了在危难时刻人性中善良的本能与光辉。而日军疯狂扫射海中垂死挣扎的战俘，不仅是对人道主义的践踏，也从侧面揭示了日本战败的必然性。作者通过这种鲜明对比，直击人性本质，奠定了作品的深邃与厚重。

小说中三对男女的爱情刻画，是服务于思想表达与人物塑造的，增添了丰富的命运质感，也通过这些主要人物的经历写出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众生处境及人们的精神状态。青年渔民林海生和沈青梅本为青梅竹马，却因一起海上事故走上陌路。后来，在“里斯本丸”沉船灾难中，千钧一发之际，林海生不仅救了沈青梅，还出生入死拯救命悬一线的陌生人，令沈青梅深受触动，与他冰释前嫌，重归于好。在他们的感情交往里，浸润着渔家的伦理元素。老光棍施百志一直追求着朱东兰，却总被朱东兰拒绝，后来，施百志不仅勇救战俘，还在日军的屠刀下救了渔民，令朱东兰刮目相看并最终接纳了他。由此可以看出，作者谋篇时目光并不局限于那场灾难，而始终追求和探索人物的精神世界，使得这部作品焕发出更加丰满的文学能量。陈阿蕾与威廉斯的爱情故事则折射出中英两国人民结下的深厚友谊。香港医院护士陈阿蕾与英军驻港部队中尉威廉斯相恋，由于战争爆发被迫分离，威廉斯经历沉船，在与日寇的英勇斗争中魂归大海，独留下陈阿蕾终生守护这段至死不渝的爱情。这对男女故事取材于当年的真实原型，读来让人动容。三对男女曲折情感的设置各含深意，深化了作品的反战主题。

另一个值得称道的方面是，作品深入剖析了渔民群体善良背后的文化根源。小说中关于“财伯公”的系列情节，为渔民的义举提供了文化注脚。财伯公原名陈财福，海中遇险后奋力自救上岸，从此，每逢雾天他都在山顶点燃柴火为附近船只引航避险，这种善举被渔民世代铭记，百年传颂，构成了“落海必救”的带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传统。作者对这种文化背景的深度挖掘，让渔民的自觉行动不再成为偶然，而是文化滋养下的必然。因此，为作品注入了深层价值，将一场区域性救援，升华为人类文明和文化传承的镜像。

作品的尾声定格在2024年的跨国会面，当年英军战俘后代与救援渔民的后代相聚东极岛，在沉船之地举行海祭，他们以花瓣为载体，把感恩与追思永远留存在那片见证人性光辉的海域，将历史与现实连接，让那段生死救援的往事在新时代焕发生机，也让两国友谊在历史记忆中得以延续，完成了文学命题的时空闭环，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寓意。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后记中罗列了一份统计于1948年、至今存于浙江省档案馆的史料。该史料记录了当年参与营救战俘的所有渔民名字。这并非可有可无的附录，而是以史料的真实性佐证作品的历史根基。当200多个渔民的名字从岁月的尘埃中浮现出来，构成了有力的人性证词，这些朴实的渔民与小说中的典型人物相互映照，证明文学的虚构从未脱离现实的土壤，而历史的真实也因文学的讲述获得艺术生命，那些平民英雄的人物形象在文字的雕刻下血肉丰满、光彩照人。

《里斯本丸悲歌》以娴熟的创作手法、深刻的人性挖掘、丰富的文化内涵与厚重的主题表达，为同类题材文学作品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