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抗战文学的战时特色和历史性贡献
摘要：在中国抗战文学中，广义的延安抗战文学堪称最具成熟形态和影响力的大众化文学，有其鲜明的战时特色和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亦具有深远影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全面引导抗战文艺尤其是延安抗战文学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保家卫国的文艺动员也在延安及根据地掀起了新的高潮；延安抗战文学的战时特色非常鲜明，具有极强的战斗性与时效性，彰显了文学大众化特色；延安抗战文学在根据地、全国和世界范围都有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在实践中确立了“人民文学”创作范式，为中国文学史提供了典范的“红色文学”，还为新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延安抗战文学 革命根据地 延安文艺 文艺动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人民艰苦卓绝、奋勇抗战的光辉历史是令人难以忘记的。而作为历史生动记载的抗战文学无疑也有这种载史载道载情的功能。
延安及相关根据地的抗战文学是广义的延安抗战文学（含狭义的延安本地抗战文学），它是中国抗战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是最具有文学大众化特色和战时实效的“利器”，也彰显了“双线”协同作战即“笔杆子与枪杆子”紧密配合的巨大威力。延安抗战文学主要通过大众化特色实现了革命文艺与战时特需的深度融合，推出了一系列关于战时前方与后方、斗争与生产、生活与学习等方面的优秀作品，为中国抗战文学和世界反法西斯文艺作出了重要贡献。延安抗战文学的持续研究可以从很多方面展开，本文仅涉论以下三个方面。
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引导和文艺动员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文以载道”“文以明道”“文艺经国”和“文心雕龙”的人文传统。这个传统到了抗战时期便被强力激活，促使延安等革命根据地发起革命文艺运动、抗战文艺运动。而更为迫切的战时特需，则成为催生抗战宣传的巨大动力。早在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之前便有了民间演出团体，也先后表演过若干剧目。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当地的文艺开始趋于活跃，抗战文艺运动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文艺成为宣传全民抗战的必要而又切要的手段。这一时期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文艺运动的频繁和日常化，民众积极参与革命和抗日。
在延安抗战文艺运动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挥了更为集中、更为巨大的引导和战时动员作用。《讲话》不仅具有强烈的现实问题意识和鲜明的文艺立场及观点，且具有文化战略高度和文艺实践策略层面的考量，兼顾战略和策略、现实和未来，遂能成为抗战文艺和人民文艺的纲领性文献，对延安抗战文艺乃至全国革命文艺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民族解放”任务最主要的便是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了完成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革命文艺和抗战文艺理应奉献相应的力量，给出“更好的协助”。这样的开场白已经将抗日战争环境下的“文以载道”任务摆到了每一位延安文艺工作者的面前。
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有力的组织化手段，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式，如加强机构组织建设、组织作家下乡入伍、发起群众文艺运动、发挥文艺批评导向作用等，促使前方与后方协调一致，促使革命作家和工农兵深度结合，积极探索为工农兵而创作和工农兵参与文学创作及活动的路径。由此体现出共产党人在战时动员民众的伟力。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深知，要取得革命和战争的最终胜利要依靠人民。为了民族解放和最终胜利，要发起应对日寇侵略的“人民战争”。而要动员全国老百姓，在文化/文艺战线上就必须开展许多深入细致的工作。比如在陕甘宁边区组织和开展各种群众运动，包括扫盲运动、歌谣运动、大生产运动等。伴随着这些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通过人民战争和持久战必将取得胜利的理念很快便深入人心，并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为了更有效地宣传抗战并促进相关工作，延安及各解放区纷纷成立了大小不等、分门别类的文化/文艺组织，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抗战文艺工作团等，这些组织和成员积极投入战时宣传活动和文艺运动，为创造辉煌的革命宣传史、抗战宣传史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他们的文艺活动和作品大多与抗战有关。如歌曲《黄河大合唱》、话剧《亡国恨》、音乐剧《送郎当红军》、戏剧《侵略》等，用动人的文艺方式动员人民参加抗日斗争。一些“街头诗”和“秧歌剧”，如田间的街头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周而复、苏一平的秧歌剧《牛永贵负伤》等在战时语境中也发挥很大的激励作用。
出于人民革命和全民抗战的需要，战时的革命文艺理论与文艺实践紧密结合，高效促成了延安文艺走向现代中国文艺史的新阶段，也缔造了一段辉煌的抗战文艺史。同时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也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化追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民间优秀文化的融合进入了新的境界。
由此，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化手段有力地推动了抗战文艺发展，也形成了独特的“文艺大众化”实践模式。恰恰是通过有效的组织化和运动化，不仅根据地的文人被动员起来，老百姓也被动员起来投入抗日的各种各样的工作中。不仅有许多个体性的创作，包括民间艺人的个体创作，也有不少集体创作，包括来自工农兵各种集体化的创作。连彼时的中央党校也在校长董必武的动员下，投入到集体化的文艺活动与创作中了。而《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等报刊，也在推动文艺抗战、文艺大众化等方面发挥了实实在在的重要作用。
二、延安抗战文学的战时特色
文学与时代的关联性至为密切，古今中外的经典文论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论都有关于“时代与文学”或“现实与文学”的精辟论述，不同时代的文学也各有各的特色。在抗战时期形成的抗战文学也有其鲜明的战时特色，并且体现在许多方面，这里仅略述几点。
其一是普遍崇尚英雄书写。战时特需，尤需崇尚英雄，由此促使热衷英雄书写成为一个鲜明特色。在根据地出现了新的天地，从宝塔山下的领袖到民众，从戴眼镜的文人到手拿镰刀斧头的劳动群众，涌现出了许多名副其实的时代英雄。
正是因为适逢这样英雄辈出的时代，才会在各类文学体裁中出现那么多关于英雄的书写。如报告文学（包括周立波、周而复、吴伯箫等的战地通讯）、小说（包括马烽、西戎的英雄传奇）、戏剧（包括《李国瑞》《无敌民兵》）等，都能着力刻画八路军、新四军战士、民兵英雄以及觉醒的普通农民形象。
无论是文人还是工农都可以成为时代的英雄。如丁玲也曾倾心礼赞她笔下的人物，有的是领导人或基层干部，如《田保霖》；有的则是对平民生命变化的剪影，如“一个小脚女人，如何由不出房门而变成一个乡长，一个妇联会主任；一个二十岁的姑苏小姐，现在在晋西北带领一团人的大队，使日本皇军的军官们感到头痛。”活跃于延安的“狂飙诗人”柯仲平，创作出了《边区自卫军》，对保家卫国的自卫军献上了热烈礼赞；刘白羽深受延安精神感召，既到延安沐浴延河水，又到前线倾听枪炮声，他在前线考察后返回延安便与王余杞合作写成了精彩的报告文学《八路军七将领》。还有的作者特别关注战时涌现出来的“小英雄”，如柯蓝在《一只胳臂的孩子》中描述了一位在敌占区放哨的孩子的抗敌故事。他还在中篇小说《洋铁桶的故事》中成功塑造了一个成长中的名叫吴贵的抗战英雄。来自民间的木匠和艺人汪庭有所创作的词曲《十绣金匾》，则表达出对毛主席、陕甘宁边区、八路军、大生产和新生活的拥护与热爱，也表达了边区民众的心声。
很显然，延安抗战文学特别看重鼓舞士气，弘扬战斗精神，这是战时特需，也是时代的呼唤。因此在延安抗战文学中涌现众多崇尚民族英雄、歌颂集体主义的作品是非常正常且具有正义性的。
可以说，彰显艰苦抗战和追求胜利的“载道”文学自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普实克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具有“史诗性”，尤其是延安文艺的英雄史诗叙事所体现的具有集体主义倾向的“人民英雄”故事，突破了西方个人英雄主义史诗的叙事模式，从而为世界文学提供了新的元素。有学者对这位捷克汉学家的观点深表认同，并认为“人民英雄史诗”是具有独创性和先进性的中国群众赞歌，以普通民众为叙事主体的延安文艺具有人民性特征，融入中国传统文学要素和红色革命斗争的群众特色使其具有民族性特征，人民性、民族性共同构建了延安文艺的世界性特征。这显然不是对延安文学某一作品的审美判断，而是对延安文学整体具有“人民英雄史诗”特性的审美判断。我们在世界文学、中国文学历史的宏阔视野中，可以从总体性的把握和审美中，看出延安文学所具有的“人民英雄史诗”的特征。
其二是真正实现大众化。战时特需，尤需崇尚人民并由此建构人民本位的审美观，遂促使延安文学大众化的发展态势日趋明显。这种文艺大众化特色主要体现在：首先，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的通俗化，作家开始自觉淡化西化语言，采用方言、口语、民谣、仙话、说书等形式，用工农兵喜闻乐见的话语从事文学创作；其次，文学内容竭力贴近人民群众生活，作品表现的民众生活更多也更为真切，其主题经常聚焦于彰显抗战英雄、劳动模范等，生动地反映边区新生活，多涉及边区的妇女解放和土地改革等；最后，文学传播方式多有创新，如在艰难环境中充分利用墙报、油印小报、流动剧团等低成本方式扩大文学传播的覆盖面。
同时将工农兵文艺与宣传教育紧密结合，通过戏剧演出（文学性的剧本和台词是其基础）普及抗战政策与卫生知识等。如延安抗战文学在普及抗战政策与卫生知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吕梁英雄传》彰显群众武装与正规军协同作战的重要性，传递了“持久战”和“游击战”的战略思想；《洋铁桶的故事》宣传了根据地民主建设与群众动员政策，强化了“统一战线”的理念；《白毛女》则通过喜儿的命运转折，彰显“土地改革”和“社会解放”政策，成为动员农民参与抗战与革命的经典文本。
在卫生知识的传播方面，延安抗战文学做出了不少努力。如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和周而复的报告文学《诺尔曼·白求恩断片》等，在歌颂医疗工作者奉献精神的同时，也弘扬了救死扶伤精神并普及了战地救护工作的重要性；《边区群众报》等报刊通过各类通俗作品广泛宣传卫生常识；根据地人民还通过木刻、信天游、秧歌、道情等方式宣传卫生与健康的生活，展示整洁的军容、卫生的营地，提倡勤洗手、保持环境整洁等。
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战时特殊的环境和语境加快了文学大众化的发展步伐。正是因为战时特需，文艺要更快更好地承担时代使命。在1942年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这种文艺大众化的发展态势更趋明显，并在敌后各根据地乃至全国都产生了广泛影响，更为有力地推动了文艺与政治、军事、经济及传媒的紧密结合。
毛泽东《讲话》对何为“大众化”有非常明确的表述：“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事实上，共产党人深谙革命为了人民、战争依靠人民这一道理，革命文艺也一定要为了人民和依靠人民，这也是共产党人能够将文艺大众化推向高潮的重要原因。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延安抗战时期的群众文艺，包括民众集体创作的文艺作品都相当充分且自然地表达了大众话语。如陕甘宁边区“文协”与“鲁艺”及著名的民间说书艺人韩起祥、民众戏剧家马健翎等，都进行了大众化创作并创作出了一系列佳作。
难能可贵的是，延安及根据地文人也大多有了一种“人民文艺”的“文艺自觉”，即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能够将文艺大众化、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应成为革命和抗战的“武器”等新的时代要求，内化为新的文艺观、审美观，并在民间歌谣重构、传统戏剧改编、民间仙话或传奇再造、外来文艺中国化等艺术实践方面，取得实际的成效。比如丁玲的《田保霖》、何其芳的《我歌唱延安》以及刘白羽的《延安生活》等，都是“奔赴延安”者的呕心沥血之作，皆生动体现了边区催生的这种“文艺自觉”。
其三是再造新的“中国气派”。战时特需，尤需彰显积极乐观的心态和明朗的根据地特色，并在“文学—艺术”的结合与交融中再造“中国气派”的民族形式。保家卫国的必胜信心和追求解放的民心民意，使得延安及根据地出现了新的社会形态，人民大众和络绎前来的青年也出现了崭新的精神面貌。与此相应，在延安文艺世界中便呈现出相当普遍的乐观心态和情绪，而在社会审美、大众审美特征上，则彰显了浓厚的革命乐观主义，体现出对洋溢着革命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精神的文艺大众化新境界的整体性构建。
诚然，延安时期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充满理想主义与创造力的特殊阶段。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人民革命与文艺实践紧密结合，形成了基于“人民本位”的乐观美学基调。这种坚定拒绝悲观的乐观美学基调不仅是对革命英雄主义、乐观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艺术表达，更是一种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大众文化的积极建构，并由此激发人民群众参与历史创造、文化创造的巨大能量，重塑根据地的社会精神和文化风貌。
在延安及根据地大众化文艺世界中，很多文艺样式都相当活跃。但人们却容易忽视最传统、最常见且能体现出“中国气派”的“书法”。事实上，在根据地不仅有革命领袖和众多革命家的书法，而且有才华横溢的各类书家，甚至还有简约朴拙而又有时代气息的群众书法。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留下了诗歌、政论、书信等手迹，如1945年抗战胜利之际曾挥毫题写了“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这种书法题词通过中国传统的雅俗共赏的书法艺术符号传达了胜利喜悦。彼时延安及根据地中许多“善书自雄”的革命家、文艺家也留下了类似的文本。
抗战文学与艺术的深度结合与交融增强了延安抗战文艺的影响力。如戏剧剧本的文学性与歌剧形式的结合，如信天游新词与传统唱法的结合等，就将革命化“启蒙”与抗战救亡目标高度统一起来，且在民族形式的艺术再造层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成为现代文艺民族化实践的里程碑。由此也别开生面地创造出具有鲜明“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的文艺作品，积累了如何高效开展大众化文艺创作和积极传播革命文化的宝贵经验。
延安文艺大众化格外看重民族形式及民间文艺的再造，强调大众化文艺必须贴近群众生活并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为此，许多文艺工作者经常深入农村和前线，广泛进行田野调查，积极吸收民间多种艺术形式（如民间歌谣、传统戏曲、木刻版画、说书快板等），对其进行新环境、新语境下的创造性转化。或与民众一起“集体”投入文艺创作（如作为综合艺术呈现的歌剧《白毛女》、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和电影《延安与八路军》等），或独出心裁地采取“旧瓶装新酒”（如江丰的年画《念书好》、古元的版画《拥护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军队》等），或融合中外文艺另辟蹊径（如张寒晖的歌曲《军民大生产》等），使以汉语文字和民族形式为基础的文艺真正成为大众化文艺，从而使延安大众文艺整体呈现出“中国气派，民族形式，工农大众，喜闻乐见”的新风貌。
此外，在民族形式的艺术再造方面，一些文艺社团和文艺工作者发挥了引领作用。如鲁迅艺术学院就为此做出了许多努力，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延安文艺的主要艺术特色，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审美性及再生性。大众话语的艺术表达，真实亲切，贴近人民大众的生活和情感需求，在文艺创作上具有革命现实主义的性质；边区民众乐观心态的艺术呈现，是对艰苦卓绝奋斗的歌颂，是对保家卫国求解放的礼赞，且处处洋溢着英雄主义的乐观情绪，在创作上也明显带有革命浪漫主义的色彩。而这些都要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生命和文脉中，都要从民族形式的艺术再造中逐渐形成“中国气派”，秉承民族血脉的延安文艺家的驾轻就熟而又深入细致，成就了一批时代经典，也昭示了文艺大众化的民族性的可行路径。
延安抗战文学的战时特色，本质上是政治、文化与战争三位一体的产物。其核心价值不仅在于文学艺术本身的独特性，还在于构建了一种“文艺—政治—民众”的互动模式，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文艺提供了成功的创作和传播范式。
三、延安抗战文学的历史性贡献
延安抗战文学无疑有其重要的历史性贡献。此前学术界已有常规的看法及评介方式：延安抗战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新文学”的发展历史具有“重写或重构”的重要作用，在较大程度上突破了“五四”以来的精英化文艺传统，真正确立了“人民文学”的新范式；延安抗战文学为中国红色文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成为1949年后诸多红色经典的基因来源，也为1949年后的文艺政策（如“双百方针”）奠定了实践基础；延安抗战文学在世界反法西斯文艺中具有独特地位，更强调本土化与群众参与，更突出集体力量而非个人英雄主义，更强调英雄来自群众。
从“空间扩展”的视角来看待延安抗战文学的历史性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对根据地的贡献，即对延安暨根据地自身建设和发展的贡献，尤其在红色文化建设和发展方面有突出贡献；其次是对全国的贡献，在弘扬抗日救亡精神、建立文化统一战线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全国抗战文艺运动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最后是对世界的贡献，在世界反法西斯主义浪潮中，中国人民同样发出了求和平的世界强音，也借助于多种方式和渠道，扩大了延安抗战文艺在世界的影响。固然，对延安抗战文艺的历史性伟大贡献可以从更多方面进行总结和阐释，但在此仅从“根据地—全国—世界”三个空间视角或三重维度进行一些具体的分析。
（一）延安抗战文学为根据地的巩固、发展与抗战文化的提倡、塑造提供了巨大动力，具有非常突出的时代性、功利性，发挥了“文以载道”的传统。比如，延安抗战文学在精神动员与信仰凝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关的诗歌、说书、歌曲、戏剧以最直接、最富有感染力的形式，向文化程度有待提高的军民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与革命理想。柯仲平的朗诵诗、田间的“鼓点式”短诗，像号角一样在行军路上、集会场上回响，将抽象的“抗日救国”“翻身解放”转化为人民大众可感可触的集体信念。
与此相应，延安抗战文学在政策普及与社会动员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作品以生动的大众化形式反映了社会新变化，许多作家也沿着“赵树理方向”深入农村、部队、工厂，学习民间语言和艺术形式（如信天游、说书、地方戏曲等），创作出《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等具有鲜明民族风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经典之作。这标志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真正属于人民大众的红色文化的生成和壮大。
为了搞好文化教育与社会启蒙，根据地的诸多文艺活动（如墙报、朗诵会、剧团演出等）也成为扫除文盲、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破除封建迷信的重要途径，从而切实提高了根据地军民的文化素质，促进了思想解放和社会风气的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奠定了文化基础。尽管环境非常艰苦、各种战斗任务也非常繁重，但根据地人民不畏艰难险阻，使革命的岁月充满了昂扬向上、青春热情的诗意，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们创作出基于这种诗意而来的歌词与歌曲（如《解放区的天》《南泥湾》等），尽情地歌颂军民团结、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革命浪漫主义情怀激励人们克服困难，坚信胜利终将属于人民。
显然，延安抗战文学在根据地的作用是全方位、深层次的。它不仅是宣传队、播种机，更是铸造根据地军民钢铁意志的精神熔炉和构建未来新中国文化蓝图的伟大实验区。
（二）倡导全民抗战，通过营造为全民抗战服务的战时民族文化，引领抗战文艺，凝聚民族之魂。即使处于极为艰难的战时状态，延安抗战文学也依然不断在古今中外的文化磨合中创造有力度和热度的抗战文学。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推崇的高尔基和鲁迅，就在延安文化界成为“领军者”并实际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毛泽东借高尔基出身工农而又不脱离底层人民的“无产阶级经典作家”等称号为延安文艺创造“镜像”,也经由阐释鲁迅的“孺子牛”“革命家”以及“党外的布尔什维克”等身份，将其树立为旗帜。毛泽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视野中寻求引领人物并为延安文艺运动赋能。
当年根据地的共产党人及进步文人，借助于旗帜性文化名人的影响力，在弘扬抗日救国精神、发出时代强音、歌赞抗日英雄等方面，先后创作出了一系列具有强烈时代色彩的作品，如《吕梁英雄传》《洋铁桶的故事》《鸡毛信》等，充分展示了人民抗战同仇敌忾的精神力量和中华民族抗战到底的坚强意志。
值得注意的是，在延安抗战文艺的众多样式中，文学是既独立又基础的存在。如在根据地歌曲歌剧中，歌词是根本性的，且能与乐音融为一体并成为经典。《黄河大合唱》《八路军进行曲》《白毛女》的力量就离不开歌词亦即诗歌的强有力支撑。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不仅是文艺运动的引领者，也是以政论体散文和诗词名世的作家和诗人。他身居窑洞陋室，既指挥千军万马以决胜千里，又夜以继日用“笔杆子”写出许多别出心裁的文章和诗词，特别是诗书或书文一体的作品更能显示其“复合文本”的复调之美。毛泽东的题词也往往同时具有政治的纲领性和书法的艺术性。如他于延安时期创作的“抗战宣言”及手稿，其手迹不仅有毛体书法的神采，也蕴含着巨大的信心及激情。而1936年周恩来致胡鄂公的信札真迹，更是以深厚的书法功力确证着共产党人对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贡献。
（三）投身世界的“反法西斯主义”浪潮，通过与国际友人的对接以及媒体传播，发挥了延安抗战文学堡垒的作用。延安抗战文学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它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世界，一时代亦有一时代之价值体系。事实上，正是延安抗战文学，以其独特的内容和形式为世界提供了理解中国抗战、东方反侵略斗争以及人类追求自由正义的宝贵精神资源。在侵略者和各方压迫者的重重阻力中，革命者克服各种困难打破信息封锁，向世界传递着真实的中国和延安的丰富信息。
同时，国际友人也通过到访，考察了延安及根据地的具体工作。斯诺为延安、中国与世界奉上了《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该书以客观、生动且充满人文关怀的笔触，向世界全面、真实地展现了延安抗日根据地艰苦奋斗、团结抗战的面貌，成为整个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了解“红色中国”的经典文本。国际友人的见证与书写还有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斯特朗的《人类的五分之一》、贝尔登的《成为时局中心的新四军》等，这些关于延安及根据地的“境外书写”进一步扩大了这些根据地的世界影响，使国际社会进一步认识到处于上升期的中国共产党是坚强、高效且深得民心的抗日力量，对争取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理解和支持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正是在国际友人的感召下，留学归国的陈学昭女士两次前往延安，经过大量的访谈和考察，写出了《延安访问记》，也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
此外，部分根据地的作家的作品还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如英、俄、日等）广为传播：既有艾青的诗歌被译介到苏联、东欧、东南亚乃至西方，也有丁玲等人的小说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抗争力量，也为世界被压迫民族反抗侵略、争取民族解放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中国方案”。而延安文艺在探索文艺民族化、大众化方面的成功实践也为世界文学如何既扎根本土又反映人类普遍关切提供了独特的“中国路径”，成为1945年后世界其他民族国家寻求文化独立的重要参照。
事实上，延安抗战文学所表达的反抗侵略压迫、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强烈诉求，与苏联卫国战争文学、欧洲反法西斯文学所表达的反法西斯精神内核高度一致，汇入到人类为自由、尊严和正义而战的宏大叙事之中，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语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通过回顾延安抗战文学，我们可以发现它依然具有唤醒、拯救、激励及启迪等多方面的作用。在“文以载道”方面也进行了难能可贵的文学创作和文化创造，在实践中确立了“人民文学”的创作范式，为中国文学史提供了典范的“红色文学”，也为中国当代文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延安抗战文学在《讲话》的引导下，通过大众化路径，彰显了文学服务于战时特需的组织优势及宣传效果。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以《讲话》为纲领，通过组织化手段已将延安文学纳入抗战救国的战略版图，并使其获得了崇高的历史地位。而延安抗战文学的意义也在于，它不仅是中国的力量象征，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人民精神力量的一个象征；它不仅是过去的，也与当下和未来息息相关。此外，延安抗战文学作为革命文化遗产，也具有重要的红色基因和当代价值，如文艺大众化就为当下方兴未艾的新大众文艺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历史经验和镜鉴。
〔本文注释内容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