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京：在循规蹈矩的日子里，我决定写作
2008年，我第一次发表作品，用的是本名，在《北京文学》上面发表一个乡村背景的短篇小说，在一个新人栏目，还放了一张照片。
发表后，我没有继续写下去，当时还在上班，做别的工作，与文学毫无关系。现在回头看，应该庆幸的就是没有继续写下去。顺着那个路子写下去，不知道拐到什么地方。
写作是长跑，也不是越长越好。
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只是模糊觉得，也许我应该写点东西，因为平常话特别多。念书的时候，在宿舍夜谈，我是话最密的两个人之一，和另外一位常常争论起来，争论一些完全不重要的事情，但是很快乐，用说话的快乐掩饰的是对前途的恐慌，我不知道将来要干什么，自己是谁，有什么爱好，想过什么样的生活，统统想不明白。
那时候的标准答案，比如找个稳定的工作，嫁个好人，我又不完全相信，对众说纷纭的关于“幸福”的定义，都持怀疑态度，因为那些情景与我的实际生活很遥远，不相干。我知道那些好事都是有的，是真的，但不一定是我的。我得靠自己去尝试和摸索，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我忙着建立一种生活，稳定，也不无聊，工作，换工作，又换工作，结婚，生子，不能说在这个过程里我没有自己的想法，中间的每个选择好像也是我自己决定的，但是回头再看，社会的、习惯的力量，在我身上大获全胜。
按照社会的时钟，我过上了一种循规蹈矩的生活。
出第一本书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写得好不好，只是很开心，觉得没有虚度时光，总算做了一点事情，有一个肉眼可见的结果。《新婚之夜》出版的时候，我已经三十六岁了，觉得自己已经很老了，有青春消逝的焦虑感，和现在不一样，现在我倒觉得年龄不再重要了，时间确实会无可挽回地带走许多东西，同时也会带来一些礼物，比如耐心。
因为《新婚之夜》的出版，无论是当时出版方的编辑老师，还是我自己，都多了一点信心。不管怎么说，有人愿意看，有回应，是一个积极的结果。
《晚婚》（原名《默然记》）很快也出版了，这是我第一次写长篇小说，其实从结构上来看，更像一个较长的中篇小说，凌青和婉丝两个人的故事撑起了叙事的主线，她们是亲密的朋友，又有着完全不同的个性和命运。我觉得这两个人物之间的对比很有意思，有明有暗，有显有隐，有一种张力存在，方便故事向下进行。写《默然记》的那个阶段，我比较看重方法，不管怎么设计，首先我得把故事讲完，讲完了，再看讲得好不好。
在线下出版之前，我在豆瓣阅读上发布自己的小说，网络阅读的特点是反馈非常快而且直接，这个机制的好处是，读者能看到我自己都没想到的东西，可能是无意识的，可能是隐藏在下面的，可能是本可以如此、却被我放弃或者忽略的。
对一个作者来说，小说一写完，门就关上了，结束了，阅读是重新打开那扇门，每个人都可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我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读者要看你的书？有那么多经典作品，经过时间考验的、留在文学史上的作品，为什么要读一个同时代写作者的作品？
答案是没有为什么，因为确实是不必要的。小说是一个“小”玩意儿，是消遣，我自己读小说，也是为了消遣，为了得到一点忘我的快乐，想得到共鸣，想寻找我自己的影子，我希望我自己是在一个完全不设防、也没准备去学习什么的状态下，去读一本小说，真正的动人的东西才会自由地流淌。那么换一个角度去想，该怎么去写呢？在一本作者名字很陌生、水准未知的当代作品里，能期待什么呢？
我想我还是尽量地写我熟悉的东西，我自己有过的感受和感情，把它们翻腾出来，晒干，再翻个面，继续晒。作者的目光需要像太阳一样去蒸腾经验中的水分，留下最重要的东西。不去翻腾自己过去的生活，永远不知道竟然有那么多细节、那么多感受曾经转瞬即逝，乍一看只是平淡无奇的日子，没有大事发生，真是不写不知道。
抱着、拍着婴儿哄睡的时候，我在想什么？可能我只是在刷手机，沉浸在零碎信息的洪流里，或者看侦探小说——孩子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妈妈来家里看我们，我拿着kindle在看书，她问我是什么，我说是侦探小说，那段时间看完了好多本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她说，你还看这些书，我在你这个时候，都在看育儿书。
我不能在育儿的时候看育儿书，超载了，但是我可以写下来，可以把那些凌乱的、很难直接说出来的东西，放在小说里，变成有实感的细节描写，每次写到我自己有过的生活经验的时候，写作就会变得异常顺利。
写得多了，我也警惕这种顺利，是否太流畅了？这样是对的吗？后来我不这么想了，倒不是自己的那些问题，那些困惑、难过或者快乐真的具备所谓的“公共性”，而是除此之外，我无路可走。当我坐在电脑前面，最先到达我的，就是那些我以为早已消逝的、忘记的东西。
写小说会打开一扇自由之门。有时候开头是非常跳脱的，比如《雪球》的开头，从关于一只猫的谜团开始，好像写成一个科幻故事也可以，但是它实际在讲一个女孩的成长，她跟她母亲的关系，她对爱的理解，以及在最终和解之前，人要走多远的路；有时候也很普通，比如《关于爱的一些小事》，开头是一个小孩子眼中的毛绒猴子，由此引出一个小孩子和他的妈妈以及奶奶三代人的生活图景，一般来说我会从小的、具体的场景或者对象开始，把一个未知世界撕开一道缝隙，越撕越大，越亮。
把日常生活当作一个写作的源泉，看上去好像不至于枯竭，因为日常生活是源源不断，一天接一天，想不过都不行，但是也有变成流水账的危险，忠实的记录并不是一个小说作者该做的事，写小说需要挖掘、发现和最终的呈现，这意味着我不能总是相信别人告诉我的事情，甚至也不能完全相信自己。
在写出来之前，
一切都是模糊不定的。
写作这件事，与其说无中生有的创造，不如说是一种梳理，让真实生活的纹理显现出来，这些纹理平常被掩盖、忽略掉了，可能是一种沉重的忧伤。比如《无处可往》里面失去孩子的父亲，也可能是一个迷思，比如《雪球》，更有可能是人类千百次验证过的复杂而真切的感情，或者《关于爱的一些小事》。总之我希望这些小说放在一起看，呈现一种嶙峋的参差的面貌，同时隐含着某种内在的谐调。
今年夏天去甘肃，看雅丹地貌，想到一个写作者，如果写了一辈子短篇小说，这些作品放在一起，看过去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色彩纷繁，相互之间又是和谐的，有着声音和质地上的一致性。
《白露春分》是在疫情期间完成的小说。长篇小说的写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因为一旦进入轨道，一切都是有节奏的，包括外在的工作节奏，以及文字内在的节奏和语气，很容易继续下去。这个故事本来就很像生活，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结局也是读者可以预料的，没有大的悬念，我会像对待一份固定工作那样去完成它，有规律地推进，写完的感觉是有点失落的，好像生活一下子空掉了一大块。
2023年，《我奶奶的故事及其他》写完之后，我发觉这或许是另一个长篇小说的开始，它有产生新枝桠的苗头，提供了一些人物命运的线头，但是这次我想换个形式。
每一篇的主角都是“我”，此前我比较少用第一人称，觉得太直接了，作者的声音难免不会大于人物的声音。《在苹果树上》里面四个“我”，每一个都像一个视角的代表，我借用他们的感官去看、去听、去说，很奇妙而新鲜的体验，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反思了家庭，回顾自身，同时也望向未来，哪怕未来已经很短暂。小说结束于一个与四个“我”都没有血缘关系的女孩亚亚身上，是结尾处的荡出一笔，她不属于这个家庭，她孤独飘零，面向空荡荡的未来和宇宙，她是跳出了框架，朝向更广阔世界的那个人，一个陌生而全新的人。
写小说是一件看似无限，其实非常有限的事情，跟人生很像，一个写作者终其一生，能写的东西也是很少。写作和阅读在本质上是一种时间的相互交托，这种交托需要信任，而信任的建立，又需要时间。
我并不知道自己能写到什么时候，能确定的只是今天、明天和后天，再往远处看，都是茫茫。我不是一个有远见的人，也缺少远虑，与其徒劳地向前方张望，我更喜欢闷头走路，关注身边与脚下，偶尔回头，望一望来时路。我知道这样的视角有局限，但是就在这样的有限中，呈现一些现实生活——可能还有历史的沉淀与结晶，是我已经做过、并且接下来要继续做的事情。
或许无限的意义就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