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24年秋末，修订过刚写完的短篇，我感觉写作陷入了停滞。“一个点子+一个知识领域+一个故事”的写作方式，已经成为在叙事表面不断重复的套路，我无法说服自己再这样写下去。停滞的状态一直维持到第二年春天。我想起一位朋友之前推荐过米兰·昆德拉的《帷幕》，觉得是时候找来读读了。

一本薄薄的《帷幕》，前后读了一个月，一遍粗读，一遍精读，还摘抄了两本笔记，获益匪浅。书中，米兰·昆德拉讲到卡夫卡向朋友们朗诵《审判》的情况：“第一章（卡夫卡向他的朋友们朗诵了这一章，朋友们都被逗乐了）可以理解为（而且完全是有道理的）一个简单的、好笑的小故事。”昆德拉继续写道：“但是，卡夫卡并不想写（我再次借用福楼拜的话）‘一个或多或少具有些精神性的奇异故事’，……他想‘赋予它许多细节，加以发挥’，强调它的‘逼真性’，……从而将它做成‘一件严肃、甚至可怕的东西’。他想深入到一个笑话的黑色深处。”

以荒诞开始，以真实走过，以黑色深处结束。这看上去不但有趣，而且也像是不一样的小说。

刚好我所在的单位为了应对上级集团的检查，接到通知：桌面上不允许放置任何私人物品。开会时，领导一再强调检查的重要性，还特意提起某单位最近被通报批评，涉嫌公款吃喝，而起因只是检查组在茶水间里发现了一袋小饼干。这在我看来，的确像是一则笑话。不单单因为可笑，更因为它具备某种荒诞性。

好了，起点已经有了，接下来就是一点点把它完成，于是就有了这篇《咖啡》。

先说说作者的叙事语态吧，我一直觉得这是个值得探讨的技术问题。作者是在正襟危坐地论述，还是在饱含爱意地低声呢喃，抑或于阴影中窃窃私语，都决定了小说的气质，也决定了作者与读者会以怎样的方式沟通。我从前愿意扮演一个闲聊者，桌上摆了几盘炒菜，开了啤酒，给自己倒一杯，又给对面倒满，然后说：哥们，听我慢慢给你唠。这样的语态带来的好处是轻松、自然，话题由浅入深，可以将读者不知不觉间引入故事。但这么做也有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太依托口语和生活化的叙述了。于是在《咖啡》中，我选择做一个隐藏在故事背后的叙述者，一个掌管放映机的人，读者只需要关注投射到幕布上的光影就够了。

除此以外，我也做了一些其他尝试。

例如试图让故事变得荒诞。马林与杨副总的对话算是小说的高潮部分。马林一直深信被辞退一定要有正式文稿和正式谈话，这是铁一般的程序与规则。但杨副总作为掌握权力者，根本毋需任何形式，闲聊中，随口说了一则关于欧洲旅行的荒诞故事，便足以将马林打发掉。被执行者奉为圭臬的规则，只不过是掌握权力者的工具罢了。而最荒诞的可能在结局——经过考量、思忖、揣测，甚至不惜以做咖啡来讨好同事的马林发现自己从一开始就搞错了地址，他压根就不是这个公司的员工，连被裁员的资格都没有。

在《咖啡》中，我尝试插入了一些管理学话术、领导的讲稿、广告宣传语之类的无意义的句子，以期塑造马林这个人物形象。他是被长期规训的异化的人，不但摆脱不了这些空洞的语言，还在不自觉间将它们内化为自己的思想。在职场最悲哀的可能不是甘为牛马，而是自我意识与思维已经被这些空洞的语言所占据。在大大小小的公司里，语言和人都被抹杀了个性，沦为工具。

在我开始写作时，很钦佩极简主义的代表雷蒙德·卡佛，甚或在一些写作技法和语言风格上都努力向他学习。但这一次，我想摆脱卡佛的影响，因为随着写作的继续，我越来越感觉到这种风格已经开始成为一种束缚，也是一种理念上的左右互搏——好像小说的整个写作过程，都是我和卡佛在角力争斗。在《咖啡》中，我不再追求口语化和短句子，而是更倾向于语句的书面化与象征性。在塑造人物时，我为人物（主要是马林）注入了更多的绵长的心理描写，而不是以动作和对话构成人物剪影。如果说卡佛的小说是一柄冰冷锋利的剃刀，那么我现在更想要的，是一杯苦涩酸冷的咖啡。

在塑造人物方面，我尝试以将次要人物符号化的方式达成对男主角的聚焦。我为男主角赋予了真实的姓名，而其他人都以咖啡品种或者职位命名，意在“去人格化”，让他们成为职场中标签化的工具。这也突出了马林的孤独，他是幽暗的小说世界中，唯一被烛光照亮的人，也是职场中尚残存自我认知的人。但只要他留在职场里足够久，也最终会沦为没有名字的牛马。

《咖啡》要用什么样的语言，我做了一番考量，以期刻意淡化地域性。我是东北人，在之前的写作中，一直喜欢用一点东北方言或者东北风土人情的描写“提鲜”。但在这篇小说中，我更关注的是普遍性，而非差异性。而且模糊的地域背景，可以增强故事的象征性。我希望这是一篇身在职场的读者都能读懂的小说，无论他们身在南方还是北方，我也希望他们在读到某个熟悉的场景时能会心一笑。

说到笑，在《咖啡》中我加入了一些黑色幽默的情节，除了调节叙事节奏之外，也增加了荒诞的意味，例如一向沉默寡言的“拿铁”忽然对满主任的口红色号侃侃而谈，负责安全生产的“爱尔兰”实则是个在咖啡里兑入威士忌的酒徒。

当然，我一定要加以解释，我所在的单位负责安全生产的是位不近烟酒、认真负责的同志，尽管我所在的单位一楼的确有一家“醉爱KTV”，但在小说中，无论在现实里是否真实，都要服从小说真实。就像我从未去过皮兰或者伊斯坦布尔，但也不妨碍利用想象力，把它们变为小说场景的一部分。关于《咖啡》中出现的欧洲旅行故事，我曾想以某个听来的真实故事为蓝本，但前后处理几次都不满意。是《帷幕》中的两句话启发了我：“自从卡夫卡越过了不逼真的边界，这一边界就不再设有警察、海关，永远开放了。这在小说的历史上是个伟大的时刻。”是的，虽然我已经写了许多小说，虚构了许多人和故事，但在面对不逼真的边界时，我始终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半步。在《咖啡》中，我打算大胆试一次。欧洲旅行故事按照小说中已有的逻辑展开了，它可能不符合由巴尔扎克或者福楼拜这些前辈所坚守的“真实的写作”，但它完全具备了在《咖啡》中该有的，介于真实与虚幻之间的气质。

小说的样式或者不同，但人和人性从未改变过，无论是弗兰茨·卡夫卡笔下的K，约瑟夫·海勒笔下的约翰·尤索林，还是让-保罗·萨特笔下的罗冈丹。我想，作为写作者的使命之一，就是以不一样的书写方式抵达人性中人所共知却又讳莫如深的那一部分，那个黑色的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