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们必须意识到一个基本事实：1998年出任《科幻世界》主编的阿来扶持了一大批科幻作家。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所知道的绝大多数科幻作家都受到过阿来的扶持、提携。刘慈欣在《流浪地球》的自序中表示，他与科幻界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99年与阿来的相识。彼时，刘慈欣还只是一个文学新人。这样的事实表明，阿来具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对于文学的现状与未来的发展道路具有很强的判断力和前瞻性。

昨天我在中国人民广播电视台录音，被要求介绍几个作家，我介绍的是阿来。随后我告诉记者，阿来明天要来北大讲课。记者问：“你是不是因为阿来要来北大讲课，所以对他的评价才这么高？”我是这么回答的：“不管他来不来，我的评价都这么高。如果他以后再来的话，我的评价会比现在更高，因为时间会进一步证明阿来的成就。”阿来的作品如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云中记》、非虚构作品《瞻对》等，都从个人经验出发，带有强烈的地域文化色彩。

一个藏族作家，一个用汉语写作的作家，一个以汉语作家的身份进入世界文学史的中国作家，无论如何都值得我们探讨。他的写作或许可以说明一个基本道理：从个人经验出发的写作当然离不开地域文化的滋养。在相当大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会成为一个地域、一个族群、一种文化、一种文明的代言人。他的书写仿佛是来自异域的书写。考虑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写作在经验层面上都可以看作是对地域的书写，所以这种对地域的书写具有非常广泛的生存意义。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今天，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其实都是互为异域的。我们可以明确感受到，中国作家的写作之于西方世界、英语世界，都带有强烈的地域性。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地域性的书写有必要保持某种警觉。阿来对地域性的书写、对种族与个人经验的书写，时刻保持着非常可贵的警觉。符号学家、批评家罗兰·巴特在致意大利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的一封信中，提到这个词——警觉。在这封信中，罗兰·巴特写道：“亲爱的安东尼奥尼，如果您愿意，请允许我快速地回顾一下您作品的一些特性，从而把握在我看来就成为艺术家而言所必备的三种能力，或者说是品质。我将它们称作：警觉、智慧与脆弱。”他接着写道：“所谓‘现代’，完全是由时代的变动不居所导致的困境，它不单存在于大的历史事件中，也被嵌入小故事，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阿来的写作既能直面他的同胞与种族，呈现出地域性文化在与主流文化的交流中所面临的诸多困境，也能通过不同的叙事方式与叙事视角挖掘其中的普遍性，表现困境中人们的共同诉求。

阿来今天的演讲题目是《地域性写作：双重困难或双重可能性》。我与大家一样，对于今天的讲座充满期待。最后，今天的讲座是“第三届北京大学王默人-周安仪世界华文文学奖系列讲座活动”之第二讲，而阿来先生正好是这个奖项第三届的获奖者。

——李洱

我确实在《科幻世界》担任十年的总编辑。在我看来，一个杂志无非就是搭建了一个平台，发现那些最有才华的、最有可能成长为大家的年轻写作爱好者。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能够让平台与作家相得益彰。

我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写小说，刚开始时，我的脑子里没有任何观念，只有两个小小的储备。第一个储备源自当时我们非常贪婪、半知半解阅读的许多文学经典。对经典的阅读触发了我们生活中积累的许多经验。第二个储备源自我们在社会上的闯荡，我们那代人的特点是读书虽少，在社会上“混”的时间却长。我们十五六岁就离开学校、走向社会，这让我们积累了许多经验。但这些经验不会自动转化为文学，它必须以大量的阅读为媒介。经典文学作品中的一些场景、一些特殊经历、一些特殊情感唤醒了我的生活经历，让我发觉原来我们内在的经验都是值得书写的；并且，在当时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与社会现实中，充满了可供开掘的、可以表现的价值。

刚开始写作时，我从小时候出生的村子写起。我们村子的背后是一片森林与一座雪山。今天的天气好不好？会不会下雨？只要看一下这座雪山周围的云彩就知道：这座雪山完全露出脸来，今天就是个晴天；早上起来雪山被云雾遮住，大概就要下雨。按照天气的变化，人们开始安排一天的工作。如果我们要把这种经验文学化，天气就会成为一种情感的调子。

这样的地理元素，是不是“地域”呢？我觉得是。地域的本质就是任何一个人都要在任何一个空间里活动。但是我们所说的“地域”“地域性”又不限于此。我们通过写作要提供一种认知，这种认知首先是对我们所处土地的由小到大的认知。

我自己几十年的写作经验已经从一个村庄扩展到几十万平方千米——青藏高原东部，我们称之为横断山系的地方。横断山系从秦岭北麓开始，一直延伸到云南，然后深入到缅甸，横跨上千公里，纵深上千公里。中国最重要的河流都在这个巨大的山体中奔流，长江、澜沧江、嘉陵江、大渡河、岷江、怒江，河流奔涌、山脉蜿蜒。而且其间生活了许多不同的族群，这些族群不是以一成不变的形式存在，而是从古到今变化，从南到北、从北到南迁徙。所以费孝通先生等研究民族学的学者给这一片高地一个命名——“民族走廊”。在这个民族走廊中，多民族的文化互相影响、互相交融。

书写这样的地方时，就不光是在书写一座山、一条河流。它不单纯是一个地理空间，它有了人群的历史，有了拥有不同历史而形成的不同族群的文化。这些不同的文化导致了不同人群的语言、性格、生产方式、文化心性。“地域”这样一个单纯的空间，就因为这些区别有了差异性与多样性。更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不同的族群不是彼此孤立，“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他们不断在血缘上、文化上互相影响，互相交流，有时候甚至演化成更大、更新的族群与文化。

有一个叫欧文·拉铁摩尔的美国人，他在中国西北各地周游的过程中发明了一种理论，由此转向对中国社会、中国历史独特性的研究。拉铁摩尔的理论叫作“内亚边疆”。“内亚”就是亚洲内部，需要注意的是，“内亚边疆”不是今天有些外国人所谓的“分裂论”。在拉铁摩尔看来，中国西北是一个极有意思的地方，在同一片地理空间里，有这么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相处相生在一起。它们不是静态的，而是从古到今一直变化着，这个变化的过程是往民族融合的方向前进。因此他认为这些文化之间有一些模糊的边界，这就是“边疆”的意思。甚至，他注意到，即便是同一种语言的一个民族内部，也会因为地域、习惯、气候等差异的不同形成一些文化差异。在他看来，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这些文化差异中不断地发生着交融、冲突、再交融、再冲突的过程。

我出生在藏族当中，藏族也是一个有不同语言的民族。我生活在嘉绒语区，在藏语中，“嘉”就是指汉族，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与汉族接近的。此外，大家都觉得藏族人大部分都在游牧，但是嘉绒中的“绒”是农耕的意思。由此可见，我生活的地区在藏族属于少数派，一方面由于接近汉族文化，另一方面由于农耕的生活方式。

对于作者而言，“地域”是不言自明的概念，我们任何人都面临着“地域”的问题，就算是写科幻小说的人也不能脱离地域。写科幻小说最伤脑筋的一件事情就是所谓“架空”。如果作者要写一个外星世界，他首先必须想象出一种特殊的空间。当时一群科幻作家们聚在一起，首先讲的不是故事，而是制造一个特殊的空间，然后才让人物登场。光是空间还不够，还要思考：交通靠什么？交流靠什么？如何消耗能量？吃不吃东西？如果吃东西，是和人类一样吃碳水，还是直接把电脑拆开吃芯片呢？回归正题，文学的“地域性”怎么形成？“地域”很简单，山脉、河流都是地域，然而“地域”和“地域性”之间是有差距的。在中国文学的语境中，我们讨论“地域性”，往往是特指在一种乡土化写作或边际化写作中对独特的地理以及独特的地理背后更加独特的文化的书写。换句话说，我们往往对这种书写怀有一些特殊的期待。

其实在中国古典文学时期，所谓“地域性”的问题并不一定存在。最近我在读杜甫的诗，我发现杜甫的诗歌中有很多独特的地域呈现，但并没有关于不同文化个性的考量。他从天水走向成都，一路上每天写一首诗，记录自己每天过了什么渡，走了什么桥，看了什么岩，最后经过剑门关，成都赫然出现在面前。这种书写也是一种地理空间的呈现，但其中仍然没有“地域性”的考虑。

因此在我看来，“地域性”的出现，其实与“世界文学”的概念相关。歌德是最早提出“世界文学”概念的人，此后便有了一门叫做“比较文学”的研究。这个时候，“地域性”突然出现了，在不同民族之间、不同文化之间、不同文学之间的比较出现了。在中国，真正的“地域性”概念出现在“五四”以后，这一概念有意无意之间在作者、读者与研究者之间产生影响。

我刚开始写作时，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1980年代，我给杂志社和出版社投稿，很多坐在上海或北京办公室的编辑都会带着一点失望说：“你写的小说很好，但是你对你们那些雄伟山川地理的描写是不是可以更多一点？尤其是对你们民族的风俗习惯的描写是不是可以更充分一点？”我想，我都写了，而且我是照实写的。我在小说中虚构得更多的是人物关系，而不是背后的风景。地域当然是小说的应有之义，但似乎不应该是最多的部分。小说不是在塑造人吗？小说不是在挖掘人吗？怎么会把对人的关注更多地转移到附加于他身上的东西呢？在我看来，这些附加之物正是我们对“地域性”的期待。这个世界对那种非中心的边缘地方，已经有了一种想象。这个想象强大到你即便写出了某种真实的东西，还要与他争辩这一真实性，因为你的真实不符合他的想象。这就是今天我们地域写作与边地写作需要挑战的困难。

地域性书写的困难就在于：在写出真实的同时，还要与另外一种东西搏斗。我搏斗了许多年。《尘埃落定》是1994年写的，1998年初才出版，就是因为在与这种观念拼命搏斗。他们说，你的地域是不是还没有写够？他们又说，你写了太多的斗争，你写这么多斗争干什么呢？你应该多写大碗喝酒和大碗吃肉，多写你们谈恋爱。世界在鲜花盛开的草地边，周边环绕着猴与鹿，你们在林间吃饭。问题是，生活似乎并不是这样。所有的要求都出自中心地带对边缘的想象，出自此文化对彼文化的想象。面对这一困惑，我只能坚持我正在写的东西。

到后来我发现这个观念其来有自，国际上对此早有研究——萨义德的“东方学”。萨义德有巴勒斯坦血统，但他没有在阿拉伯这个传统的土地上生活，而是去了美国。我读他书的时候，他已经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他所讲述的“东方学”，正解决了我们关于“地域性”的困惑。

萨义德说，西方世界在殖民主义时期开始研究东方。所谓中东、近东、远东，都是以巴黎、伦敦等城市为地理坐标的概念。在萨义德看来，他们对东方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想象，这种想象无论从学术上还是从艺术表达上，都并不完全等同东方本来的样子——这就是东方主义。基于自身立场的构想和期待导致东方主义有两个特征：一方面走向浪漫化，一方面走向妖魔化。

浪漫化的出发点尚且是好的。在西方眼里，东方更有诗意、更淳朴，一切都是西方的反面。今天许多北京小资想象西藏，认为西藏应该是北京的反面，北京是复杂的，西藏就应该是简单的；北京有时候不太厚道，西藏便是淳朴的；北京是紧张的，西藏就是松弛的，这就是浪漫化。我们在边地写作或地域写作，甚至中国的农村写作中，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另外的一种想象戴着有色眼镜，便走向了妖魔化。过去西方人对大清帝国的描述中就有非常多妖魔化的东西，在这种妖魔化当中，东方同样成为西方的反义词：西方是文明的，东方是野蛮的；西方是美的，东方是丑的；西方是善的，东方是恶的。

在中国，北京、上海的文化就是今天的中心文化，它们掌握着发布平台与话语权，会影响文学的趋势。因此，后来对东方主义的进一步研究指出，其实东方主义不只存在于西方对东方之中，东方主义也许无处不在。

前天我在飞机上打开手机，居然在众多娱乐消息当中看到一篇李泽厚先生的文章。他说他不太喜欢老舍。李泽厚认为老舍过分追求“京味”，一定要把文化当中风俗习惯的部分过多地挖掘出来。原来不仅是我被要求要有地域性，北京人要写京味小说的时候，这种情况也大量存在。再比如沈从文先生的作品，我也不太喜欢《边城》这样过分浪漫化、风情化的小说。我不相信其中的许多描写，事实上，沈从文的老家湖南其实民风彪悍。反而是沈从文的散文《湘行散记》没有这个顾忌，他在回乡路上一路给张兆和描述的经历，我非常喜欢。与散文相比，沈从文的小说，尤其是以湘西为背景的小说，多少有要写给别人看的意思。当我们要把本身真实的生活写给别人看时，很容易出现过于浪漫化的倾向。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了“世界文学”的概念。中国文学不光是中国的文学了，更要与全世界的文学比较。并且在话语权上我们其实处于下风。这个时候，当作家开始文学书写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关于受众的想象——不只有中国人的面孔，很多时候我们眼前会晃动好多外国人的面孔，外国有名的大作家，外国有名的大批评家，甚至外国某个奖项的评委。受外部的影响，内部的东方主义就成为了书写“地域性”的第二重困难。当外界用想象性的眼光来判断与要求作家时，有些作家便会主动校准自己的视角与表达，从而适应和迎合受众的标准，在自身的内部形成同样的东方主义倾向。

地域性写作如何克服来自外部的东方主义与来自内部的东方主义？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更何况今天的作者们还面临着市场化的困难，很多作者需要去揣摩市场。这都会让作者离开我们真正生活的土地，离开我们真正生活的社会空间与社会气氛。这还会让作者离开历史的大动向，离开文化动态性的交流中发生的那些悲喜剧、那些真正的关注与理解。

如何克服这样的困难？艺术家、作家能否按照自己内心原初最强烈的冲突来写作？在这个冲突中，我们通过自己的文字书写展开一个特殊的地理空间，呈现那些人、那些文化的面貌时，能否不被预设的想象所左右？我们必须承认，在今天的文化消费中，大部分作品还未出世，就已被预设。当这样一种预设已经对文学本身的进步和创新造成巨大妨碍的时候，就值得我们关注和反思。

最恐怖的是第二种困难，我们开始自觉校准自己以适应外部或内部的交流。这种东方主义的视角方法会永远存在，尤其是当我们书写更具地域性、乡土性或边疆性的内容时，这种情形是一个必然的现象，而且会越来越普遍。

有一年我去瑞士，瑞士的一家图书馆邀请我参加《尘埃落定》德文版新书的朗诵会，说他们的德文读者很好奇，也想听听作家用中文念出自己的作品是什么样的。朗诵德文版的是一位话剧演员，语调抑扬顿挫，我想我的小说没那么夸张吧，我就用比较平淡不兴奋的声音念。朗诵结束后还有交流，就上来一个年轻人，穿一件白衬衣，内搭背心，背心上隐约显现出某民族大学的字样，只说藏语。我说：“对不起，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要听，这儿还有别的中国人，我看你应该会讲汉语。”他说：“我不会。”也罢，那就翻译。

那个孩子说得很客气，说：“你的《尘埃落定》写得很好，我们都是藏族人，你能够写出这样的内容并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们感到非常骄傲。但是，我们西藏过去是不杀人的，你的《尘埃落定》里头杀了这么多人，这个我们要跟你商量。”（笑）因为这一时期，有人相当程度上在迎合西方对西藏的某种想象，既便这种想象通常较为友好。

西方对西藏的想象其实早在元代之前就开始了。当时成吉思汗率其子侄远征欧洲，打到多瑙河，突然一夜之间又班师回去了。欧洲人很好奇，本以为“黄祸”来了，会打过多瑙河横扫整个欧洲，结果突然撤走了，不知道去干什么。罗马教廷就派遣了两个教士去探查，其中一位叫柏朗嘉宾，居然一直跟踪到了蒙古的汗城，发现这些蒙古人并非因为害怕欧洲人而返回，而是因为蒙古大汗死了，他们要回到蒙古去争汗位。欧洲人很有科学精神，喜欢考察和写游记，所以柏朗嘉宾回去就写报告，报告中国的山川地理。他去的主要是北方大草原，没去过西藏，尽管如此，他的报告中还是出现了两条他听闻的对于西藏的描述，这是世界历史中的首次。第一条说喜马拉雅山中生活着奇特的人群，男性成员终日盘腿而坐，无所事事；第二条说他们最重要的节日是当家中有人去世时，会邀请所有亲戚朋友来参加葬礼，把这个人吃掉，而且载歌载舞。这显然是“妖魔化”的书写。

如果大家研究西藏书写就会发现一个问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西方对西藏有大量研究，甚至远远早于我们中国人自己对西藏的研究，比如意大利人图齐就写过一本《西藏画卷》。在图齐之外，西方还有一系列的藏学家，他们对西藏的制度、演变、社会情况、刑罚等等方面的研究是很客观的，不过总体来讲还是把西藏看作比较落后和野蛮的地区。不过1949年以后尤其是1959年之后，西方对西藏的研究和书写就发生了偏移，或多或少呈现出美化和浪漫化的倾向，这种倾向并不仅限于文学作品，而是渗透到了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许多看似一本正经的学术著作也暗含着这一倾向。这其实是不严肃的。

再回到刚刚的故事，我猜想和我交流的藏族学生恐怕才出来留学不久，因为他的衬衫里还穿着民族大学的背心，但他就要宣称“不懂汉文”，就要公开否认西藏曾发生过的事，说“我们从来没有这种事情”。

反观国内，今天我们关于边地，关于少数民族，甚至是较为偏远的汉族地区和汉族文化的描写，是否也存在着某种东方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已经严重到不像我当年写《尘埃落定》那样是希望人家认可，而是在写之前就想人家会认同什么，然后照着人家的想象提供脱离真实的书写。很多人急于变现，急于取得商业成功，急于获得功名利禄，虽然通过写书能获得的功名利禄并不多，但也禁不住我们对成功有一套想象，所以会自动站在东方主义的视角上校准自己。在当前市场经济兴起，旅游业发展的大气候之下，这种基于大众对少数边缘群体的想象和要求，将边缘主动与大众想象对接的“内部东方主义”确实是一个问题。

有一次我去湘西，看到一群人不厌其烦地天天给观众表演结婚仪式，我感到很难过，这个很重要吗？怎么掀盖头，怎么上轿子，很重要吗？反过来我又想问那些观众，这个真的好看吗？在当今的文学和艺术当中，是否也越来越多地充斥着这种奇观化现象？这个问题需要解释。在座的很多人将来可能要转向文艺批评，但是今天我在文艺批评中很少看到对这种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和批评的。

好的文学从什么地方来？就是战胜了地域性书写中的“东方主义”。谁对外部和内部的“东方主义”都保持充分的警惕，谁就拥有“突围”的可能。如何杜绝“东方主义”？如何在大家都不走的方向上，按照地域、历史和文化的真实性，在绝不降低小说的审美标准的原则上来展开世界？在我看来，所有可能性都发生在突破限制的地方，所以产生困难的地方也正是产生可能性的地方。我一直在这个方向上努力，我也期待能看到更多人不被今天的趋势所裹挟。

如果今天“东方主义”仅仅像过去一样和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其实还好办，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了意识形态对我们的影响，但实际上我们真正应该警惕的是消费主义。如果你与意识形态对抗，你还知道这个力量来自哪里，但是消费主义是从万众之中产生的，那么多人都在说“我要我要我要”，你就投降了，你就把他要的东西给他了。这种“东方主义”在具有消费能力的人身上越发明显，因为消费能力越强的人往往拥有更优秀的教育背景，居住在发达地区。当这样一些人对边疆、对乡村、对遥远的地方带有一种若有若无的想象，对文学发出这样强烈的需求暗示时，你是选择抵抗还是顺从？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比对抗意识形态还要艰难，但是战胜困难的地方也正是可能性产生的地方。谢谢大家。

李洱：阿来老师做了一个非常精彩、专业且富有洞察力的演讲，在很多方面都给了我们启发。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主持人，因为无论演讲者演讲的质量如何，高水平的主持人都能总结得非常好，但我面对高质量的演讲，却总是总结得很差（笑）。

阿来老师演讲的线索非常清楚，我刚才也做了很多笔记。阿来老师提到了横断山脉区域形成的“民族走廊”并区分了“地域”和“地域性”这两个概念，这一点非常重要。“地域”概念是不言自明的，但“地域性”是一个文化概念，某种意义上是被建构起来的，在建构的过程中我们要同时警惕外部的“东方主义”和内部的“东方主义”这两种倾向，警惕中心对于边缘以及边缘对自身的浪漫化乃至“妖魔化”的想象。

作家进课堂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他能够与我们的学术研究形成对话。在现代文学的研究当中，在普通读者的阅读当中，沈从文（的创作方式）是有效的，但是对当代写作而言，这一有效性要大打折扣。不过，当我们回顾沈从文的创作、视野和方法时，我们会对当代创作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关于中心与边缘的定位这一问题，我想起一位曾多次获奖的著名中国作家在小说中描述的一个场景，这个场景令我非常震惊，就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一位20岁的中国女性还在缠脚。但是毫无疑问，很多作家还在沿着这条写作道路前进，并且屡次在西方获得成功。在这位作家的小说中，村庄的名字还是以动物命名的。我就对他讲：“你这个错了，在中国有以动物命名的村庄，比如‘牛庄’，那是因为‘牛’同时也是人的姓，但是不会有‘驴庄’，也不会有‘鸡庄’，不能这样取名。”但是他就是这样命名了，这里面就包含着基于外部的东方主义的想象对自身做的校准。

所以当代艺术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不被预设的想象所左右”。在当今旅游业繁荣、消费主义兴起和文化交往日益频繁的背景下，东方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仅有很大影响力，还可能为许多写作者带来巨大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如何在不降低作品审美性的前提下处理如此复杂的关系，阿来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非常值得思索，同时也需要勇气的应对方法。

罗兰·巴特在给安东尼奥尼的信中曾经按照尼采的理论把人分为“神甫”和“艺术家”两类，艺术家最重要的品质是“警觉、智慧和脆弱”。为什么脆弱？坦白地说，我们在面对变动不居的文化，面对声名的巨大诱惑的情况下，每个人都非常脆弱。所以，如果要我在罗兰·巴特对安东尼奥尼所阐述的艺术家最重要的三种品质之外再加一种品质的话，那么我认为是“勇气”。这是我今天听完阿来老师演讲后的学习体会。

现在还有些时间，大家有问题可以提问。

学生提问：老师好，我的研究方向是非洲文学，之前上课老师讲到“翻译的政治性”时，我就提到了《尘埃落定》这本书，我想知道您怎么看待这本书的英文翻译？因为英文翻译并未直译《尘埃落定》这个书名，而是将其改为了《红罂粟》。您认为这种翻译是否体现了西方的东方主义想象？谢谢老师。

阿来：这个倒没有，面对东方主义我们也不能风声鹤唳，杯弓蛇影。这个书名的翻译是我和译者共同定下来的，因为“尘埃落定”翻译成英文太长了，封面都放不下，所以最后就用了“红罂粟”这个书中非常重要的意象当书名。

学生提问：老师好，虽然您的《尘埃落定》是1994年开始写作，1998年才出版的，但是评论家普遍认为它是寻根文学的延续，我想知道您是否认同这种评价，即您是否认为自己出于一个边缘者的立场，对中心地带对边缘的想象所进行的反抗，可以被视为一种寻根的尝试？

另外您在书写地域性时如何看待宗教？宗教在您的地域性书写中占据何种地位？谢谢老师。

阿来：我的小说和寻根文学没有关系。至于宗教，我觉得文学本身就是一种信仰。新文化运动时《新青年》曾经发起过“美育能不能成为中国人的宗教”的讨论，我认为“能”，至少美育对我而言就是宗教。我觉得一个文学家的唯一的宗教就是“文字”，所以我经常说我是“文字教”的信徒。

学生提问：老师好，您刚才在演讲中提到，地域性的本体写作可能会受到他者的预设观念和想象的侵蚀。我本人来自豫西，也就是河南的孟津、济源地区，和李洱老师大概是同乡，我们那里也有自己比较鲜明的地域性。但是我近几年在写小说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本体写作无法呈现出地域性。我感觉当前的社会生活趋向同质化，人们都生活在相似的小区和单元房里，接受差不多的教育，成长经历也差不多，所以在创作时，我往往只能选择揭露自己的内心世界，或者根据史料创作历史小说。想问问阿来老师如何看待地域性这个本体特色的消弭？在我们的生活体验日益同质化的时候，应该如何写出地域特色？还是说这只是我个人的狭隘偏见而不是社会的普遍问题？谢谢老师。

阿来：刚才我说地域本来是不言自明的，有些人所处的空间的特性本身就非常鲜明。但正如你提到的，当今世界的同质性确实越来越强，这也是文化演化的必然趋势，所以并非所有小说都要有那么强烈的地域性。像我这样似乎无法逃避地域性，是因为我要在那样的空间中展开故事，它的独特性会自然呈现，而不是说我要刻意去寻找一种并不存在的东西。

现在有大量作家还会有意地规避（地域性），比如特别受到年轻人喜爱的作家村上春树。有些作家故意强调特性，尤其是在写城市的时候，反而把城市写成乡村，比如过去好多“京味小说”，不写长安大街，不写写字楼里的事件，反而又回到一个犄角旮旯的四合院里写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为什么要回到犄角旮旯去呢？因为那儿才有独特性，写字楼和长安大街已经没有独特性了。一直有人说“你们这群人写乡土小说太多了”，是，可中国就有这么多乡土，我们是从乡土中成长起来的。但今天一代代人在城市中上学、工作、成长，我们确实要问“我们的城市文学呢？”这个城市文学可能会更多容纳来自世界文学的经验，因为东京、巴黎、纽约等现代都市早已被书写过，而且这都是真正城市形态的都市书写，不是我们之前又回到胡同里写北京的方式。总之，一部分小说中的地域性是很鲜明的，一部分可能并非如此，但是地域性是所有小说不可或缺的要素。

学生提问：老师好，您刚才提到了地域与地域性之间的关系，我想问一下您对地域性与民族性之间关系是怎么看的？您是否也认为民族性是被建构出来的？第二，您提到了消费主义，我想问一下您对丁真怎么看？他的爆红是不是消费主义的一种表现呢？

阿来：地域性当中的一些问题其实可以用民族性的问题来替代，我们甚至还可以找人类学的问题来替代。地域是客观的，但是当它与生活于其间的人群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信仰、历史发生关系，所谓“性”就产生了，可以叫地域性、民族性，也可以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思想。所以其实不同学科有不同的术语和体系，但是在现实中它们要处理的是同一个对象。

学生提问：老师好。今天我们生活的时代物质基础是非常雄厚的，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才能进行文化的发展和研究。刚才听您的演讲，似乎文化发展有两个方向，一是文化繁荣，繁荣的前提是实事求是，要与外部的偏见与刻板印象做抗争；二是文化工业，对应着您提到的消费主义，我们会存在一些幻想，有人会用创作满足我们的幻想，而他的创作又会让我们产生新的幻想，由此催生新的需求，这些需求又进一步被满足，形成了一个循环。您刚才说，改变和可能性是在突破限制的地方出现，但同时也认为我们不能风声鹤唳，那么我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年轻的读者或者创作者，在试图打破这种限制时，要以何种标准来区分文化的这两个面向？

阿来：读书读得多有好处，但是也有坏处，还没想好怎么写，自己就纠缠不清了，就想先要标准。但其实要先有一系列产品，把这些产品的共同特征总结出来，才能有标准，东西没有产生之前是不会事先产生标准的。即使是工业标准的确立，也要以产业发展为前提。今天的消费主义正在推动文化产品工业化。刚才关于丁真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下去，做个调查，喜欢他的30岁以上的妇女有多少，50岁以上的妇女有多少？她们身处何方？年收入多少？每天刷视频多长时间？诸如此类。工业发展后就会有一套完整的方法来做这样的事情。调查之后再让丁真的形象往更符合这些目标人群期待的方向发展，本来要坐车进村，不行，给他牵一匹马来骑；他快进家了，本来他的家人正在看电视，不行，把电视关了，把火升起来，咱们跳舞。包装文化产品其实非常容易，我也曾在《科幻世界》工作，做过出版商，知道这个流程。

但是今天我是作为小说家来讲课，我想我们的文学艺术是进化的，而小说家要在这一进程中承担起责任。将来写小说的人肯定会发生分野，今天已经出现了，大部分网络作者已经被纳入工业系统在进行工业化生产了。但是这个世界上总会剩下一些人，觉得虽然钱的多少也重要，但是当基本的中产生活得到保障后，更多的乐趣将来源于文化与精神的创造和丰富方面。

（演讲时间：2023年4月18日；地点：北京大学第二教学楼307；主持人：李洱。原载《当代文坛》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