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学》2025年第10期｜李春雷：太行怒（节选）
李春雷，男，1968年2月生，河北省成安县人，文学创作一级，毕业于邯郸学院英语系和河北大学中文系。主要作品有：散文集《那一年，我十八岁》《李春雷散文精选》，长篇报告文学《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宝山》《摇着轮椅上北大》等38部，中短篇报告文学《木棉花开》《夜宿棚花村》《朋友——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纪事》等200余篇。曾获鲁迅文学奖（第三届和第七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徐迟报告文学奖（蝉联三届）、全国优秀短篇报告文学奖等。现为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河北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河北省文联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导 读
1937年9月24日，保定失守。不足1个月，河北全境沦陷。民族危亡之际，八路军渡黄河、越太行，果断地与老百姓站在一起，广袤的河北农村筑起挽救民族危亡的血肉长城，建立了坚如磐石的敌后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战略作用。作家李春雷先后踏访了神头岭、响堂铺、平型关、忻口等十数个战场，采访百余名当事人，二十年磨一剑，写出这部风格独特的纪实作品，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推出，以此铭记河北抗战的壮烈历史。
太 行 怒
——河北抗战记忆
李春雷
历史之鉴——作者的话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这场战争，已经过去80年。虽然相关文学作品浩如烟海，但不得不说，真正能够面对历史、面对文学、面对世界的经典作品，少之又少。这些作品或滞留在传统的战争描写中，或偏向于随意和轻浅的叙述，缺乏严肃、科学的大历史观，缺乏人类文明层面的细微观照和真实人性的深度思考。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巨大遗憾。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一直在试图尽力突破。
其实，为了全面且深层地理解和了解那场战争，早在2004年，身为一名最基层的青年业余作者，我曾有过一次“疯狂”的举动。
那年早春，我在妻子支持下，倾尽全家积蓄3万元，租下一辆天津“大发”面包车，并找了三位文史和军事专家，从河北省最南部的涉县出发，纵穿太行山，一路向北，直达山西省最北部。时间二十多天，行程数千公里。这期间，踏访了包括神头岭、响堂铺、平型关、忻口等十数个战场，采访百余名当事人，搜集资料二百多公斤。
现在想来，此行万分幸运。彼时，虽然战争的当事人大多去世了，但仍有一小部分人在世。而今，他们都去世了，都去世了。
此行，我似乎穿越时空隧道，走回了当年，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原汁原味。
准确地说，中国抗日战争是一场地地道道的人民战争。在整个战争期间，牺牲多达3500多万人，绝大多数是不穿军装的老百姓。这些无名的人们，就像一块块细细碎碎的卵石，铺满了战争的河床，左右了河流的方向。
所以，在采访和搜集资料时，我有意避开那些众人耳熟能详的著名人物，着重选择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小人物：小商贩、小演员、童养媳、乡村医生、算卦道士、饭馆掌柜，甚至被释放的罪犯。他们，更真切、更具体地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毛毛茸茸和枝枝叶叶。
当年采访后，我创作了一些文字，现在看来，由于当时自己尚处年轻，格局狭小，功力不足，致使作品远不够成熟，更不够震撼，对这些绝佳题材是一种浪费。
20年过后的今天，年过五旬的我早已阅尽人生沧桑，对历史、对世界、对战争、对政治、对社会、对人性都有了比较全面且深刻的认识，在艺术表现方面也有了一些感悟和提升。
所以，今年以来，我重新出发、另起炉灶。
在创作时，我更多地还原时代氛围，从最真实的人性底处，从各个侧面写出这些小人物的琐琐碎碎，写出他们在原始生活土壤中茸毛般的须根，写出他们的怯懦与坚定、脆弱与柔韧、踟蹰与勇敢，从而写出发生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各自不同的抗日战争。
希望这次创作有突破，能传世。
引言：草根知春秋
“七七事变”之前的河北农村，普遍是一片沉默的土地。
彼时，军阀混战刚刚结束，国民政府的统治网络还没有建立起来，散落在大平原和深山区的村庄们的组织形式，大都是沿袭千年的“乡约制”。村里少数上层人物轮流坐庄，操纵大权。“乡约”设正副各一人，统管行政事务，下设几名“公执”，专门评判民事纠纷。还有三至五个“地方”，负责催粮、催款、扣压、吊打等任务。
除约所外，农村还有各种各样的“族”“社”，即用神权统治乡民。每个“族”“社”都有严密的族规社规。一旦违犯，就要课以罚款、禁闭、服劳役，甚至开除“族籍”“社籍”之处罚。
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农村普遍推行“保甲制”：十家为一甲，设一甲长；十甲为一保，设一保长；十保为一联保，设一联保主任。这又是王安石变法时设计的“保甲法”了，仍是传统的驭民形式。
河北的千里国土上，到处是秋风野草、石桥驿路、低矮的土房和枯瘦的庄稼。平原上多是传统的枣树、柳树和槐树，山区里遍布着野生的柿树、椒树和核桃树。这些纯朴的树和同样纯朴的乡民们一起，默默地站在岁月的风霜雨雪里。黑黑的树干，黄黄的叶子，显示着大地和大山的宽敞与贫寒。树杈上悬挂着一枚枚半熟的柿子或枣子，像一盏盏晕红的小灯笼，却照不出乡村的温暖与光明。
在荒凉的皇天厚土间，在无尽的大山皱褶里，在传统的枣树、柿树、椒树、核桃树下，是河北乡民们饥寒惨淡的生活……
但是，当战争骤然来临的时候，这一切都变得面目全非了。
1937年9月24日，河北省省会保定失守；10月17日，最南部小城磁县易帜。不足1个月时间，河北全境沦陷。
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冀省的2000万民众翘首盼望着国民政府军队的收复，但是“王师”却是向南撤退得越来越远了。
这个时候，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渡过黄河、翻越太行，穿着草鞋走进了广袤的河北农村，果断地站在了最贫穷、最底层的老百姓背后，成了他们的主心骨，成了他们的亲兄弟。于是，山坡上、沟渠边、地洞里，他们手拉手、肩并肩、心贴心，合力筑起了挽救民族危亡的万里长城。
于是，地道战、地雷战、雁翎队、铁道游击队等等，一个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战争奇迹上演了。
于是，这里建立了包括北岳、冀中、冀热辽、太行、冀南、冀鲁豫、冀鲁边等战略区在内的一个个坚如磐石的敌后根据地。
于是，这里成了华北抗战的主战场……
定义河北是华北抗战主战场，丝毫不为过。
请看一组数字：晋察冀边区是敌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是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唯一得到国民政府行政院和军事委员会正式批准的边区政府，也是第一个被中共中央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晋冀鲁豫边区是敌后最大的抗日根据地和敌后战场的前线指挥中心……
因为中国抗日战争的特点和性质决定了它是一场最广泛的人民战争，所以，在这场空前残酷的战争中，位于草根层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了战争中最根本的力量。
历史已经证明，人民群众对这场战争结果的影响最为重要，对战争的付出和牺牲也最为巨大。
数字统计显示，14年抗战期间，中国军民的死亡人数为3500万，其中95%以上是普通老百姓。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焕发和组织起如此巨大的民间抗日力量？西方学者眼里，始终是一个谜。
查莫斯·约翰逊在1962年发表的《农民民族主义和共产党政权》一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是“利用了农民的民族主义”。
马克·塞尔登于1971年发表的《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一书则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认为“农民阶级不是通过民族主义而是经由社会经济改革，才发生革命转变的”。
片冈哲谷1974年发表了《中国的抗战与革命》一书，对以上观念都表示怀疑。他指出“中共的成就在于把农民势力加以改造，自下而上完全用现代化的组织把他们联合在一起，成千上万分离的孤立的细胞单位结合成一种钢铁的结构，然后再以抗战为大义，以统一战线相号召，来巩固其所拥有的根据地”。
不难看出，以上论述都有其片面性。
中国共产党在其多部经典论述里最全面地诠释了这个问题，那就是根据地建设的双重目标：抗日和社会改革。
据聂荣臻回忆，毛泽东在洛川会议时就曾考虑到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问题。所以，每一个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不只是拖住敌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问题，还包括进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改革和建设，既是对旧社会的改造，又是对新社会的开创。从一定意义上说，根据地建设就是未来中国的雏形。
根据地的社会改革涉及多方面。政治上，普遍实行了民主选举，建立“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经济上，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合理负担、统一累进税；文化上，推行新文化运动，号召文艺为群众服务……
正是这些全方位的社会改革，才解放和团结了最广大的草根层的基本群众，使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看到了希望，发生了质变，由一个个保守的、懦弱的个体小农生产者，变成了一个个最勇猛、最无私的抗日战士……
这一切变化，在根据地建设之后，很快就完成了。
战争初期，日军兵锋正悍，河北各地城城纳降、村村白旗，一片败国之象。但是，随着根据地的建立，抗日火种遍燃各地。短短时间内，八路军及抗日游击队发展至数十万人，更有几百万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群众救亡团体。每个村、每棵树、每道山梁、每颗石子，都是一个个战士，都在对这群来自异域的侵略者开火……
1938年10月27日，日军攻下武汉之后，对河北兵力重新进行了部署。唐山、承德、张家口、沧州、保定、邯郸、石家庄、邢台、大名等地驻防重兵，对每个县城及集镇也以大队和小队为单位全面进驻。
但是，此时站在日本人面前的河北，已是一片深不可测的大海。大海里，游动的是鱼群般的八路军和游击队，还有波纹般密集的老百姓。
这些玉米、红薯、高粱、谷糠、柿面、榆皮、粗盐、野风、咸水养大的河北乡民，就是他们无奈且无解的敌人……
高粱举起了红缨枪，
豆角把子弹推上膛，
玉米秆抡起了手榴弹，
山药蛋布下了地雷网。
鬼子胆敢来进犯，
叫他乖乖见阎王。
……
这是当时流传在河北民间的一首歌谣，可谓形象至极。
这就是河北的乡民！
这就是河北的抗战！
2004年8月，作者在太行山深处采访
山城蛇影
被采访人：李亮，男，68岁，涉县文化馆原馆长，太行山抗战史研究专家。
采访时间：2005年8月。
采访地点：涉县文化馆办公室。
太行深处，漳河北岸。孤孤零零，一座小城。
城建于何时？不可考。原名崇州，又名沙阳。沟谷纵横，河水泛滥，行人往来，皆需涉水。东汉末年，更名为涉县。
涉县城墙最初为土筑，明嘉靖年间包以砖石。城池周长三里零九十五步，高三丈五尺，广二丈五尺，配敌楼二座。护城河环绕，深一丈五尺，宽三丈。奇特的是，城池只有南北二门。这在全国，或许独一无二吧。
更奇特之处在于，这个位于三省交界的偏僻小城，实在不入朝廷的喜爱。历史上曾十数次废立，辗转归属，频频易主。仅明代之后，就先后分属于真定府、磁州、彰德府和河北省。
1939年7月，日军占领县城。
日军在城门口摆放几门大炮。隔几天，向周围山里轰几炮，炫耀武力。这是一种野战重型加农炮，射程18公里，而国民党军队装备最先进的山炮，射程只有6公里。日军把大炮看作武器中的“将军”，常常在炮筒系上红绸，列队行礼和祈祷，像敬神一样举行供奉仪式。
日军的牛皮鞋底钉满了铁掌，走起路来“咔嚓、咔嚓”直响。大洋马的屁股圆滚滚，高过人头。走在大街上，留下的马蹄印，砂锅口一般大。
每天早上，一群群日兵蹲在门口，用一根彩色棍棍在嘴里乱搅，满口吐白沫。有人说，那是在刷牙呢。
还有刮胡子。日本兵用薄薄的刀片，像一片柳叶，轻轻蹭几下，腮和下巴就白白净净。而城里男人的刮胡子刀，厚重厚重，像杀猪刀。
日本人爱洗澡。洗澡也不避人，就在东大街的路旁，砌起二十多个大石灶，把从老乡家搜来的大水缸放在上面，强令老乡挑水烧火。每一担水，每一捆柴，给一张粉票（日本钞票）。火刚刚烧一会儿，光着屁股就跳了进去。烧火的人，担水的人，围观的人都发现，日本人没有内裤，只用一条宽宽的布片兜住裆部，缠系在腰间。
更让小城人惊诧的是，日本兵洗澡后，大都到慰安所去了。
在魁星阁南侧和北关狮子巷，分设两处随军慰安所。大都是从日本和朝鲜征来的女人，穿着木屐，在大街上慢慢地碎步走，买零食，香香艳艳，很高兴的样子。迎面走来一个日本兵，要接吻，女人不让，蝴蝶一般闪躲了。日本兵蹑手蹑脚地追上去，把烟头偷偷塞进女人高高盘起的发髻里。不一会儿，燃烧了，女人惊叫一声，回头怒骂。日本兵，则哈哈大笑，跑远了。
慰安所门口，日本兵进进出出。
最让小城人惊愕的是，这些狗男女，竟然一点儿也不避讳，在床上的叫喊声穿过后窗，落在了街上。
行人听见了，霎时明白了什么，红着脸，捂住耳朵，赶紧跑开，只在心底哀叹牲畜成精、日月无眼，人间的风化算是彻底丢尽了……
民兵队长
被采访人：李士华，男，73岁，涉县党史办原主任，冀南抗战史研究专家。
张天未，男，92岁，涉县赤岸村村民，木匠。刘邓驻军时，曾任村党支部副书记。
采访时间：2005年8月。
采访地点：涉县赤岸村129师司令部旧址。
赤岸村西北三里，就是王堡村。
王堡村有一个年轻人，官名樊四的，生于1917年。家里穷，不识字，又顽皮懒惰，不愿干农活，就参加了孙殿英的国军。孙部队军纪混乱，蛇鼠杂烩，吃喝嫖赌。樊四的也不甘示弱，便与驻地附近的一个女人好上了。抗战开始后，长官整顿军纪，正好抓他当了典型，决定枪毙。行刑半路上，他听出执行人的口音是同乡，就哀求，就许愿，并把贴身所有的铜板都递上去。真是幸运，讨回一条命。
回家后，八路军129师政治部设在本村，正在发动群众抗日，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纷纷成立。他想着自己屁股上有屎，脸上不光彩，也不好意思报名，便到山西打短工了。不久，他爹看兵荒马乱，担心儿子进一步学坏，就找村里地下党支部书记樊玉华商量。樊说，现在国共联手抗日，不打紧，只要往后别再犯浑就行了。
这样，樊四的成了一名民兵。
村里的民兵，开始称“抗日自卫队”。1940年冬，又改名“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青抗先”。全队只有五六支退役步枪，每枪仅有三五发子弹。多数人的武器是红缨枪、大刀片。他们雇请木匠，偷偷制造了十多支木头步枪。这些木枪雕刻逼真，再涂上油漆，不让外人触摸，谁也看不清真假。
樊四的是新人，自然轮不着扛真枪，只能抱着这种木制品，站岗、放哨、查路条、抓奸细。
一天黄昏，樊四的抓住一个替日军搜集情报的漂亮女人，负责看押。夜半三更，孤男寡女，女人哭得梨花带雨，要委身于他。他忍住邪念，坐怀不乱。砍头后，把头颅的长发系在路口的树枝上，像悬挂着一只精致的鸟笼。
还有一次，盘查一个可疑人。仔细辨认，路条上盖的竟然是萝卜公章。再加审问，得知这家伙是温村人。温村距此40多里，全是山路。他马上跑步，前往调查。果然，此人常年混迹长治城，为日本人做事，是铁杆汉奸。他立即报请县政府，明令枪毙。这家伙再三哀求、许愿，并掏出贴身的所有铜板。哪里行得通？只是他不舍得浪费子弹，直接拉到河滩上，砍头。
当时，日军兵锋正盛，有人充当奸细，暗领薪酬，更有人加入了“黑狗队”。黑狗队就是皇协军，因衣服呈皂黑色，被民间咒骂。
1941年3月，村边的桃树刚要开花，日军“扫荡”。老百姓都跑进了深山。
日军在村头埋锅造饭，有一个黑狗队队员偷了老百姓几个包袱，要送到山那边。躲藏在周边监视的樊四的远远地看见了，请示樊玉华，要干掉他。樊玉华说黑狗子有枪，你凭什么打？樊四的说，有办法。于是就带领樊怀林、刘钱林、樊二胖、李白旦、樊三狗5个伙伴，跑到黑狗子的必经之路——大寨沟口。樊四的找来一把菜刀，让每个人各拿一支木枪。
他嘱咐说：“到时候，你们用枪瞄准沟下的路，一起大喊，就把黑狗子吓蒙了。我跳下去抓他。”
伙计们说：“这种‘枪’瞄得再准，顶屁用？”
“仗打一计。那时候，他还敢细看？”
刚刚埋伏，黑狗子果然来了。
几个民兵举枪瞄准，大声断喝：“不许动！”
黑狗子吓呆了。
樊四的一个人拿着用红布包裹的菜刀冒充盒子炮，冲了上去，下了那家伙的武器，夺过包袱，命令他跟自己走。
黑狗子也不是纯饭桶，转眼清醒过来，看出民兵们手里根本不是真枪。认清了现状，便死死抱住一块大石头，不肯走，同时大喊大叫，向村头的日军求救。形势万分危急。樊四的抡起菜刀，狠狠砍在黑狗子头骨上。可是，由于空室清野，好菜刀全部藏起来了，他找到的只是一把生锈的钝刀。不仅没有形成有效杀伤，刀柄反而折断了。黑狗子身上淌满血，樊四的也喷溅满脸，浓烈的血腥气直熏鼻孔。那几个民兵都是新手，从没打过仗，更没杀过人，见这阵势，吓破胆，全跑了，只留下樊四的与那家伙死拼。打斗一会儿，黑狗子终不是对手，被樊四的用石头砸死了。
樊四的行动，受到了大家称赞。不久，部队送来十多条破枪，正式成立民兵队。大家选他当队长。
仍是人多枪少。
一次日军“扫荡”。两个鬼子格外莽撞，率先进村了，或许是急于立功，或许是以为村民都跑光了，想先行破门搜东西。殿后的樊四的看到日军大部队还有一里多地，便一声令下，十几个人一拥而上，刀枪齐下，把两个鬼子打死了，得到两支真枪。
一小队日军，经常在附近巡逻。傍晚，樊四的和几个民兵穿上红衣服、绿裤子，头上包裹花头巾，挎着篮子，假装在山坡上挖野菜。篮子里，装着从部队借来的盒子炮。看到日军小队来了，他们更是做出小脚妇女害怕的样子，掩面、低头、碎步、一摇一晃、扭屁股。日本兵一见，哈哈大笑，色心膨胀，把枪一架，徒手围了上来。日军有一个规矩，休息时必须把枪架起来，呈立体三角形或锥形，这是避免沙土进入枪膛，拉不开栓。
十几个日军手里摇晃着钞票，纷纷跑上前：“花姑娘、花姑娘……”
走到近前了。樊四的和几个民兵猛地拿出盒子炮，一枪一个，全部打死。
这一下，又得到十多支精良的“三八大盖”步枪。
“一块青石蛋，中间打个眼，装上土炸药，安上爆发管，黄泥封住口，引线留外边，事先准备好，随时都能安，日本来扫荡，石雷到处响，炸死东洋鬼，留下机关枪……”这是响彻根据地的《石雷歌》。王堡村的民兵个个都是造雷高手，拉雷、踏雷、滚雷、子母雷，样样都行。
1942年5月，日军再次进村扫荡。樊四的率领马双元、周合义、樊文亭等民兵，将地雷埋到王堡村奶奶庙坡的要道上。一伙日军刚入雷区，樊四的不顾危险前去挂弦，伺机拉响地雷。只听“轰隆隆”一片连响，炸死一群日军和黑狗队。
那年秋天，他带领本村民兵上前线抬伤员，半路上正好遭遇黑狗队。他急中生智，指挥40名民兵埋伏于两侧庄稼地，虚张声势地高喊并放枪，制造八路军主力重兵包围的假象，迫使400多名黑狗队乖乖投降。
樊四的的孤胆勇敢，还有一次惊艳表现。
日军在游击区的中心城镇大力推广日化教育，我方决定进行宣传还击。樊四的主动请缨，要求去日军驻地墙壁上书写宣传标语。
一天夜里，他执行任务。由于文化低，又紧张，竟然把“抗日救国”的“救”字写成了“求”字。夜半回来后，越想越脸红，日军经常攻击土八路没有文化，这不正是授人以柄吗，真给边区政府丢脸。于是，决定趁着天未亮，回去补写那个“文”字。30多里的路程，重新深入虎穴。他一手拿枪，一手拿着刷笔和墨水，不慌不忙地补足了笔画。
撤出时，还是被发现了。他躲在一堵土墙后，与黑狗队对峙。土墙原有一米高，敌人的子弹，刮风一样，把上沿土全打飞了。最后，土墙只剩下一尺高。他只能紧紧趴下。坚持一个时辰，直到黑狗队把子弹打光，不敢上前，他才从土里钻出来，使劲摇摇头，拍拍屁股，高高兴兴地跑开了。
1944年11月，在太行区召开的群英会上，樊四的被授予“太行区一等杀敌英雄”称号，成为晋冀鲁豫边区党政军民的学习榜样。
邓小平，还亲手为他戴红花呢。
……
1991年，我在涉县赤岸村采风时，曾专门拜访他。
彼时的樊四的，霜雪满头，步履蹒跚，但高高的身材瘦棱棱，黑黑的脸庞笑微微，依然可见当年的英挺。
抗日县长
被采访人：杨金安：男，48岁，曲周县党史办公室主任，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
采访时间：2004年7月。
采访地点：曲周县党史办公室。
1938年9月，23岁的郭企之告别家乡，赴任曲周县抗日政府县长。
其实，这是八路军方面一次匆忙的安排。
当时，日军主要兵力集中于南线。国民党军队全面撤退后，整个冀南顿时成为一块无主的蛋糕。一时间，土匪杂生，遍地司令。八路军129师趁机从太行山东进，发动民众、收编土匪、建立政权。当务之急，冀南50余县，必须马上推选各自的抗日县长。以杨秀峰为首的冀南行政公署派往曲周县的人选，是南宫县战委会组织部部长郭企之，而宋任穷主持的冀南军区选送的对象，则是任县县委书记张子政。由于情况紧急、联络不便，共产党方面派出的两个县长，几乎同时抵达曲周。最后，经协商，由郭企之担任县长，张子政改任秘书。
不久，日军回兵占领县城。抗日武装被迫转移至周边活动。
此时，曲周县境内出现了一个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同时存在三个县政府，分别是日本人支持的伪政府、国民党的留守政府和共产党的抗日政府。伪政府县长连书平，在县城办公，呼风唤雨，威风凛凛；国民党县长常容德，率领几个随员潜伏在城东一带，昼伏夜出，匿影藏形；郭企之的抗日政府则全县活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三个县长各自发号令，分别收税赋，打打杀杀，碰碰撞撞，刀光剑影，血雨腥风。
郭企之，1915年生于南宫县安宋庄村。在南宫中学读书时，他曾成立“晓行社”，并撰写社歌：“同学们，起来，起来，晓行，晓行，让红霞启动我们的才思，让霜雪洗掉我们的劣性。同学们，起来，起来，晓行，晓行，快快迎接东方的光明。”另外，他还创办一个名为“毛瑟”的墙报。抗战爆发后，他成为南宫县战地动员委员会主要成员。
据张子政回忆，郭企之的外表恰似一个农家小伙：灰上衣、白头巾和大头鞋，内里却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文质彬彬。平时爱看书，不喜说话，但讲起话来口若悬河，行动起来风风火火。见到农民，他常谈种田，多打粮食支援抗日；遇到干部，他便讲持久战和游击战；和地主乡绅在一起，话题则为统一战线和文天祥、史可法。
不少村庄政权由地主把持，减租减息难以推行。这期间，杏园村发生一起地主杀害农会主任的恶性事件。郭企之坚决为死难者撑腰，报请冀南第三专署专员唐哲明，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处决凶手。
1939年2月，陈赓筹划在曲周县东部香城固一带伏击日军。郭企之等人化装进城，搜集情报，探测动向。香城固战役，击毙日军200余人，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平原胜战的第一范例，受到国共两党的共同嘉奖。当然，这次战役，也引发了日军的疯狂报复。
他，毕竟只是一个23岁的青年啊，对战争的残酷性和复杂性认识不够，有时显得过于简单和鲁莽。张子政曾多次规劝，要时刻注意隐蔽和转移，否则可能遭遇不测，但郭企之并没有特别在意：“怕什么？咱们有枪，鬼子来了，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
这期间，张子政专程回部队汇报地方情况，请求上级派出军事人员，辅助郭企之。
不想，就在这时，出事了。
1939年3月28日晚，郭企之等人在北马店村开会。
那时节，日军兵骄将悍，气焰嚣张。民间有许多内线暗哨，私下领取伪政府薪酬，发现抗日活动，即以送鸡毛信或放二踢脚等形式告密。为此，抗日政府规定：白天在某村活动，晚上宿营最少要转移10里之外。但那一天，也许是天晚了，也许是太累了，郭企之和警卫员魏赓启等人就借住在紧邻的南里岳村。万万没想到，该村暗藏着一个日军密探——牙医石成瑞。
凌晨5时，日军突然包围，将全村人驱赶集中，声言不交出八路县长，统统枪毙。
日军队长平岛站在一个石磙上，命令从人群中拖出几个青年，毒打之后，当众刺死。
村长贾丕文悄声对郭企之说：“鬼子不认识你。你千万别出声，我出去应付一下。”说完，主动挤出去，以村长的名义担保八路县长昨晚已经逃跑。
平岛不相信，让汉奸带着他到人群中一一辨认。
贾村长假装认真鉴别一遍，再次肯定地说：“这些人我全认得，没有八路县长！”
平岛已经得知确切情报，看到贾不说实话，勃然大怒，挥刀劈砍。贾村长惨叫一声，鲜血迸溅，脑浆涂地。
包裹在人群中的郭企之再也看不下去了，要冲出去，可村民们摩肩接踵，密不透风。他举起拳头，大喊：“我是郭企之！我是八路县长！”
众人皆惊，鸦雀无声。
日军用刺刀拨开人群，推出郭企之。
郭企之镇静地走到被杀死的几个村民尸体前，深深地鞠一躬。又面对贾丕文遗体，跪下去，三叩首……
有关郭企之被日军刑讯、杀害的细节，王金玉的回忆最为真实。
王金玉，曲周县王村人，时为伪县政府皇协军副中队长，专门负责看管郭企之。
郭企之被关在牢房，双手被铁丝紧紧地拧在一起。抽皮鞭、压杠子、灌辣椒水，毒刑用遍，拒不投降。
后来，日本人改变策略，为他疗伤。平岛摆上酒席，送来干净衣服，笑微微地说要与他交朋友。郭企之怒不可遏，一脚踹翻酒桌。
平岛不厌其烦。特意从邢台调来一个漂亮的日本妓女，香气撩人。接着，又物色了一个本地的美貌女郎，花枝招展。郭企之双目如火，厉言怒斥。
伪县长连书平也出马了。这个北平大学毕业的汉奸，一表人才，写得一手好书法和好文章，曾是当地文化界名流。见到郭企之，竟然恬不知耻地说：“老弟，咱们都是曲周县的父母官。”
郭企之咬牙切齿：“你是汉奸县长，我是抗日县长，水火不容，你不配和我说话！”
连书平马上哭泣起来，开始诉说自己的无奈。这是形势所迫，曲线救国，等到战局有变，再回归国民政府。接着，他低声说：“老弟，你何必这么直心眼呢，来一个假投降，先保住性命再说。”
郭企之看穿了他的用心：自己一旦答应，他们马上就会大肆宣传，借机瓦解民心。
自从被捕那一刻，他就抱定了必死决心。生在战乱时代，早已看惯死亡。死亡，对他来说，不是恐惧，仅仅是一种选择。为抗日而死，值得！
最后，连书平透出了日本人的底牌：如顺从，可出任邱县县长，否则，就地活埋。
1939年4月10日上午，郭企之缓缓地走向刑场。
中等个头，清瘦身材，白白面孔，长长头发，上身穿青色对襟夹衫。这是郭企之留给人间的最后面貌，也是其本质形象——一个文儒、激情却又刚强的知识青年。
刑场，设在城内东北角的一片荒地。
郭企之走过县城大街，频频向两旁人群颔首致意。
路过东大街“明伦堂”酒馆时，平岛命令押送队伍停下。他吩咐摆上一壶白酒和几盘菜肴，意欲再次劝降。
郭企之再一次踹翻酒桌，连续大喊“中国人是杀不完的！”“日本人早日滚出中国！”等豪言壮语。
写到这里，暂且停下。类似的场面描写，我们在影视作品里经常看到，几近模式化。所以，在采访郭企之事迹又遇到这种情况时，我曾强烈质疑，这是不是虚构情节，以图塑造光辉形象？但是，经多方求证有关档案和当事人，事实的确如此！
刑场上，已经挖出一个大土坑。
那厚厚的黄土啊，就是中华民族的母壤，那里面蕴含着祖先的血脉和气息，我的灵魂与肉身，将与你融为一体。
郭企之不再犹豫，大步跨上坑沿，回头喝问：“时辰到了吗？”
爹娘和妻子高庆华带着4个年幼的孩子，还在老家思念着自己吧。临别之时，妻子有孕在身。可是今天，我就要走了，永远地走了。往后的日子里，你们珍重吧！
平岛怔怔地看着郭企之，似乎在等待着最后的奇迹：“郭先生，现在是最后的机会，你当不当邱县县长？”
郭企之两眼喷火：“我绝不做汉奸！”说着，纵身跳进黄土坑。
平岛无奈地摆摆手。
一锨一锨的黄土，填进土坑。
当黄土埋到郭企之胸部时，平岛示意停止。
连书平战战兢兢地走上前，脸色煞白：“郭先生，你发表一个声明也可以啊。”
此时的郭企之，呼吸急促，脸色紫红。他深深吸一口气，坚定地摇摇头。
平岛气急败坏，下达命令。
一个皇协军走上坑沿，回头看一下平岛，颤颤抖抖地举起了大刀。
白日高悬，天地无言。
过了一会儿，郭企之的头颅动了几下。
平岛和连书平再次走上前。
郭企之抬起头，睁开眼，看着天空，用微弱的声音喊道：“打倒日本……”
平岛暴跳如雷。
皇协军再次举起大刀。
血光闪过，尸首分离。一条狼狗扑上去，叼住头颅，跑往远处。只剩下身躯在黄土中战栗着、摇晃着。血浆汩汩喷涌，黄土壤浸成了红泥浆。这时，另外两条狼狗又扑过去……
以上场面，系皇协军副中队长王金玉亲眼目睹。
他惊骇万状，曾经顽固的思想一下子崩溃了：共产党竟然是这样的人？将来的胜利者肯定是他们。皇协军为日军做事，只是鹰犬和炮灰。每次打仗时，日军总是驱使他们走在最前列。前思后想，幡然悔悟。几天之后，他借口出城抓捕，便带着手下的36个弟兄，携枪投奔了八路军。
解放后，王金玉曾在内蒙古自治区某医院任职，退休后返乡养老，1995年左右去世。关于郭企之在狱中和刑场上的细节，多由他讲述。
还有一些故事，鲜为人知：
郭企之被捕时，警卫员魏赓启躲在人群中，吓得魂飞魄散、屁滚尿流。日军撤出后，他把手枪扔进水井里，隐形匿迹，人间蒸发。而国民党县长常容德，从此也撤出县境，杳无影踪。
至于出卖郭企之的牙医石成瑞，当时被日军偷偷奖励一头耕牛。5年后，他被抗日政府公开处决。
关于营救郭企之，也有一段尘封多年的秘闻。
郭企之被捕后，抗日政府曾两次组织营救，但由于日军防范严密，终未得手。
冀南第三专署专员唐哲明格外焦急，指定某人专门负责，但此人总是行动迟缓。多次督促，均未奏效。一天晚上，再次开会商讨，此人仍旧前怕狼后怕虎、畏畏缩缩。唐怫然变色：“天晚了，你回去吧。”此人刚走出屋门，身后枪响，立时倒毙。
旁人大惊失色。
唐哲明吹一吹枪口：“哦，不小心，枪走火了。”
郭企之遇难的当天晚上，抗日政府组织人员冒险挖出遗体，埋藏在小王庄村的一个盐碱土丘下。由于被几条狼狗噬咬啃食，遗体没有头颅，上身全是骨头。直到建国之后，烈士遗骨才运回老家。
1940年8月，冀南行政公署发布命令，将曲周县东部香城固一带和邱县、临清县、威县部分地域组合，析置“企之县”；抗战胜利后，又将曲周县改名为企之县。1949年，恢复原名。
郭家老小，由政府厚恤，其中长子送至苏联留学。郭妻终身未改嫁，直至1995年去世，享年88岁。
郭企之纪念碑亭，现位于曲周县城中心广场北侧。
青石一方，默默无语。
冀钞
被采访人：李士华：男，73岁，涉县党史办原主任，抗战史研究专家。
采访时间：2004年6月。
采访地点：涉县党史办公室。
日军全面侵华之后，北方中心城市和交通线全部丧失，经济秩序彻底混乱。
国民政府既有的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农民银行原本已发行多种货币，日军进占后把持大中、保商、农工、农业四大银行，也大量发行货币。1938年3月之后，日军又开设20多家银行、国策公司、华北开发会社和合作社等，吸收法币，倾销日货，套购抢掠粮棉煤铁各种物资。
仅在太行山区流通的钞票，就有30多种。
一任日伪钞票和杂钞通行，坐视大量物资哗哗外流。这样下去，129师在太行山根本站不住脚。发行自家钞票，坐控经济大局，这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
如何发行？
按照国共协议，共产党无权组织政府。没有政府，就无法发行货币，只能借巢生蛋。此时冀南行政公署已经成立，业经国民政府默许。何不借助这个合法的外罩？
1939年6月，冀南银行总行在山西黎城西井村筹备，由129师供给部部长徐林负责。但太行山内既无设备，又无技术，更无人才，习惯打仗的八路军搞经济，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时任129师先遣支队支队长张贤约回忆：
“1939年6月的一天，胡震（时任邢台县抗日县长）来找我，说他找到一些工人，会印假钞票，想印一些敌占区流通的满洲票，用它到敌占区去买布、煤油、皮革等紧缺物资，同时扰乱日军的金融。我说，出钞票可是件大事，得请示领导。我到辽县师部开会时，向邓政委汇报了这个想法。邓政委说：‘你们先尽可能地收集工人，筹集机器、纸张、油墨和版，我们正想发行自己边区的票子，就是缺乏这些。’我回去后就让胡震放手来干。过了一段时间，师部派供给部长徐林同志前来接洽，他负责筹建冀南银行。他从胡震那里把人员设备全接到太行山区去了。”
据这批邢台印钞技术工人透露，要印钞，最主要的是钞面设计和雕刻制版。这个技术只有一个人精熟，现正在邢台监狱关押。
此人名叫张裕民，邢台南宫人，在天津长大，从小在京、津学徒搞美术设计，尤熟于精美印刷。去年，邢台一家老板高薪请他仿制印刷国民党货币，印出后畅行市场。后被人揭发，被日军抓进监狱，不日将要处决。
徐林把这一情况报告邓小平。邓指示设法营救。
有关资料记载，为营救张裕民，八路军花了不少法币，还动用了十多条黄金。
张裕民出来后，先到邢台浆水镇，后被送到129师司令部。他害怕得要死，以为八路军要枪毙他。
刘、邓马上决定成立钱币研究所，任命张为所长，并为他配备一匹马、一个警卫、一支手枪。这个待遇，相当于八路军旅长。
张裕民很快就设计出一张两角钱的图案。
刘、邓大喜。
简单修改后，就定稿了。
接着又设计出10枚面额不同的铜元券，以及1角至5角、1元到5元、10元至50元、250拾元、500元、1000元、2000元等，共计56种。
设计完成了，却没有印钞机。
通过地下关系，从天津三条石搞到了石印机床，又从新乡搞到石头印版。
石印虽然传统落后，却照样能印出精美的钞票。
油墨呢？纸张呢？虽然暂时可以从敌占区搞到一部分，但用量太大，必须立足自我，土法上马。
漳河两岸，古来就有造纸的传统，茅岭底、太苍、丁岩、石梯以及山西省的云头底等地，都有纸厂。可是，这些纸厂都是麻头纸，仅供记账、糊窗、写字用，所用原料，全是绳头、鞋帮、旧鞋底之类，用来印钞票，肯定不行。
关键还在原料上。
于是，优质上等的好麻，成捆成捆地从各地买回来。
钞票纸要求白净，却又没有硫化碱，连漂白粉、滑石粉也没有，只有松香和石灰。
使劲冲刷、精心洗涤。山沟里有的是清泉。
造出的纸果然漂亮，只是太薄。工人们又将单层纸改为双层纸。
还有油墨，也是土法制造，但制造过程更复杂。
这些土头土脑的人，是如何把大自然中的五颜六色迁移到纸上的呢？采访时，我追问过不少老人，仍不得要领，但当时他们确实成功了，掌握了色彩的秘诀。
印刷冀钞的手工作坊，就在赤岸村附近的各个山村，辽城、常乐、悬钟、宇庄、圪腊脯等。一个山村设一道工序，各印刷点都极其隐密，四周的路口都有特务团设岗。
没有人知道，在那些破庙烂房塌窑洞里，正在印刷着人类最垂涎的钞票。
1939年10月15日，冀南行政公署通告发行冀钞，并向边区人民及各专署、各抗日民主县政府颁发了关于成立冀南银行的布告及发行冀钞的宣传纲要。
冀钞初进市场，市场上钞票极其混乱。
以太南为例：公开流通的有五专区合作社兑换券，有潞城、壶关、平顺、长治各县银号发行的县票，有高平、晋城、阳城、陵川等县发行的钞票，有上党银行发行的上党票，有阎锡山发行的旧山西票，还有新印的“大花脸”票——因其印刷模糊，老百姓这样称呼。暗地里，还流通着日军联合银行发行的伪钞。如不加以廓清，冀钞根本无法立足。
1941年10月，新成立的边区政府坚决实行“巩固冀钞，保护法币，打击伪钞”的政策，并且颁布法令，规定冀钞为本位币，禁止伪钞流通，对各种杂币进行限期兑换，过期作废。
边区经济，逐渐开始围绕冀钞运转起来。
涉县河南店村有一个盐商孙万宽，对八路军颇不看好，时有攻击。有人买盐，他坚持不收冀钞，说，这也算是钞票吗？绵塌塌的，少筋没骨，哪能跟人家那票子（日币）比？人家那票子，硬板硬得像刀片，能割下人的耳朵来。私下里，他又常常对人说，蒋委员长才是一国之君，八路军是土匪，他们的票子万万用不得，过几天他们败了，跑了，烂在手里都是麻纸，只能擦屁股。
为了维护冀钞信誉，抗日政府对孙万宽进行了公审。之后，出了一张布告，以汉奸罪处决了。
张贤约还回忆：
百团大战后期，日军对根据地疯狂扫荡。一天，邓小平严峻地交代他专门拿出一个营，负责保护印币厂的安全转移。邓小平说，绝对不能让日军搞掉了，这可是关系到根据地部队穿衣吃饭的大问题。
印币厂有50多人。他们用几十头骡子将票子、机器、币版和纸张分开驮着，在山区的邢台、沙河、涉县、武安、黎城、辽县、和顺一带和日军周旋。
10月底，百团大战结束，他们在辽县的峒峪，完整地把印钞机器交给了八路军供给部。
罪犯
被采访人：田恩中，男，56岁，沧县人，沧县人大常委会代表联络科科长，发表过一系列地方党史、文史资料故事。
采访时间：2004年10月。
采访地点：沧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冉广秀，男，沧县龙庄村人，生于1920年9月。
这个人啊，从小好吃懒做，染上了许多坏毛病。
比如偷鸡摸狗。邻居刘老太是一个寡妇，喂了几只鸡，全指望着下蛋换钱过日子呢。冉广秀嘴馋了，就去偷一只，晚上到相好的女人那里去开荤。
再就是好色。张牛庄有一个年轻姑娘，还不到二十岁，因为家穷、父母贪图彩礼，就把她嫁给了一个四十多岁的老男人做填房。因为家族矛盾和夫妻生活不如意，这个姑娘就赌气坚决不回男人家，后来更是破罐子破摔，在家里公开聚赌、卖淫作践自己，也坑害了不少男人。
抗战爆发后，沧县五区抗日政府召集当地青年农民，成立了一个手枪队，在敌后打游击。在区长兰丕炜的引导下，冉广秀也参加了队伍。他头脑灵活，敢闯敢拼，经常受到组织表扬。
可是，他仍旧离不开那个女人，频频私通暗渡。
那女人说，你要是想和我长久相好，就去做一件事。冉广秀问做什么。女人就鼓动他把那个老男人除掉，并谎称那男人与日本人和皇协军有来往。冉广秀欲火焚身，冲动之下，掂着手枪就去踹门砸窗，吓得老男人疯狂跑到区政府所在地大袁庄去告状，说你们手枪队队员与我老婆长期通奸，现在还要追杀我。
这件事，在当地造成了极坏影响。区政府干部十分震怒，立即将冉广秀抓获。经过详细调查，报请上级同意，决定就地正法。
1939年春天的一个夜晚，锄奸队姜队长把冉广秀押到小袁庄村南的运河岸边，宣布决定之后，即向冉广秀后脑开了一枪。然后，俯下身子听一听，发现他还在喘气儿，就又补了一枪。
将冉广秀枪决之后，因战事紧急，区、队机关连夜转移他处。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时候，奇迹发生了。
淅淅沥沥的春雨下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凌晨，冉广秀竟然苏醒了过来。原来，姜队长的那两枪，都是从耳后根打进去，又从鼻梁外侧穿出来，并没有击中要害。
恰巧此刻，有几个出来干活儿的庄稼人路过。
这是谁？他们围在冉广秀身边，猜测着。一定是被日本鬼子打伤的手枪队员吧？还没有死，还喘气儿呢，要赶紧救救他呀。
他们急忙跑回村子，卸下一块门板，冒着雨抬往县城。一路上东绕西拐，躲过日军一个个据点和炮楼，深一脚浅一脚地小跑，不知滑倒了多少次，个个累得直喘粗气。
半路上，冉广秀又一次苏醒了，身子一颠一颠的。我这是在哪里？
他渐渐明白了，这是乡亲们正抬着自己去医院呢。不由自主，眼角溢出了泪水。他使出浑身力气抬了抬胳膊，嘴里嘟囔着说：我、我不是八路……我是罪人……
“不要动！别说话！”抬担架的人立即喝住他。
“听见了没有？”正在抬担架的一个老乡小声说，“‘我不是八路’，这一定是让鬼子抓住了，不承认自己的身份，让鬼子打伤的。”
他们一口气跑了50多里，将他送到了县城一家医院。临走时，一个乡亲还哆哆嗦嗦地从贴身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塞到冉广秀手中：“兄弟，钱不多，留着花吧……”
这几张纸币，还滞留着那位乡亲的体温。冉广秀攥在手里，心里一阵酸楚。他，又一次落泪了。
冉广秀明白，老乡们之所以冒着生命危险，抬着他跑几十里送到医院，那是因为将他当成了抗日游击队员，当成了与日本鬼子拼杀的英雄。如果知道他是一个被抗日政府判决的罪人，还不知道怎样恨他呢。游击队在老百姓心里是多么光荣呀。记得刚当上手枪队员那天，母亲高兴得直流眼泪，说广秀啊，娘总算看着你走上正路了，以后要好好干啊。有一次，手枪队打了胜仗，邻居刘老太亲自端来一碗从不舍得吃的煮鸡蛋，硬往他怀里塞，全不理会他偷鸡的旧账了。还有兰区长，每次见面总是表扬他、鼓励他。可是自己做的这是什么荒堂事啊，为了一个不正经的女人，竟然去杀一个无辜的人……
冉广秀想起自己所犯的罪行，万分懊悔。他想，如果这次真的能再活下去，一定要当个好人。
医院里有一个日本特务，得到了关于冉广秀的情报。他认为这个被八路军枪决了的人，对八路军肯定怀有刻骨仇恨，于是就想着发展他当皇协军。他带着许多点心、罐头和水果来到病房探望冉广秀，对他说：
“兄弟，我知道了你的情况。就犯了那么点儿男女小事，八路军就将你判了死罪，真是不讲人道！你应该报仇啊。只要你肯为皇军做事，美女啊，金钱啊，那可是要多少有多少。你是聪明人，好好考虑一下……”
听着这个特务的话，冉广秀大觉刺耳。心想：他妈的，想让我当汉奸，妄想！我就是再死一次，也不会干这种对不起祖先的事。
刚开始，冉广秀本想不理睬。但又想，这么硬抗也不行，自己正在治伤，如果惹恼了对方，他们可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我这第二次生命，可不能再随便送掉。于是就想了一个主意，借着脑袋受了重伤，装傻。特务送点心送罐头，送多少就吃多少。后来，特务再提着东西来，冉广秀当着他的面拿起就吃，一边吃一边盯着他的脸傻笑。无论特务怎么问，就是不开口，只是嘻嘻地笑，搞得那个日本特务只皱眉头。
过了半个月，冉广秀感觉伤口稳定了。为了摆脱特务的纠缠，他就偷偷地溜出医院，但又不敢回家。于是就辗转来到天津，住在一个亲戚家里养伤。
伤好之后，冉广秀开始认真考虑今后的道路了。
他首先想到了兰区长。他想把自己的心里话说一说，即使抗日政府不饶恕，他也认了。
他决定先给兰区长写一封信，探探口气。
他在手枪队里上过识字班，认得不少字，可是从来没有写过信。然而这封信是不能找人代写的，只好自己写了。于是，他拿起笔，歪歪扭扭地在信纸上写起来。
信的大意是：我是冉广秀，那天姜队长打死了我。第二天，我又活过来了。我现在天津亲戚家，伤也养好了。我知道我犯了重罪，政府枪决我，我是罪有应得！可是我没有死，抗日政府还能收留我吗？给我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我也是苦出身，母亲将我养大成人不容易。我要参加抗日工作，戴罪立功，重新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游击队手枪队员，去跟鬼子拼，那样死了也光荣。
……
兰区长接到信时，正是傍晚。他心里一惊，冉广秀竟然没有被打死？天下居然还有这样奇异的事？
他燃亮油灯，反复看着这封信，不禁被那些朴实的话语深深感动了。
是啊，一个被抗日政府判死刑枪毙的人，活过来之后不念旧怨，反而真心悔罪，还冒着第二次被判刑的危险，主动联系，渴望重新回到抗日队伍中，真是难能可贵。
兰区长连夜找到县委书记孙轶青：“这个人对抗日政府怀有很深的感情，对自己的罪行也有很深的认识。如果我们不理他，就很可能被敌人拉过去，危害抗日工作。如果我们再拉他一把，他就会重回抗日队伍。共产党的抗战政策是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我们就给他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吧。”
读过冉广秀的信，县委书记也十分感动，当即拍板同意。
可想而知，当冉广秀再次见到兰区长时，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扑通”一下跪倒，抱住区长的双腿，号啕大哭起来……
……
冉广秀，这个死过去又活过来的人，真是脱胎换骨了。他在战场上机智果断、作战勇敢。不久，便调到县大队，升任排长。
1941年夏天，日军以数倍兵力包围了潜伏在宣惠河附近的县大队。县大队立即转移到冯家洼村，不料又遭到日军堵击。为了县直机关和县大队顺利突围，冉广秀主动请缨，担当殿后的掩护重任。他向大队长保证说：是抗日政府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一定要将功补过，报答政府！
他大喊一声，带领全排战士，冲向了阵地最前沿。
当天夜里，冉广秀和战士们死死坚守，与日军血拼，直至全部牺牲。县直机关和县大队趁机突围，安全转移。
几天后，锄奸队姜队长带领几个战士前来葬埋战友尸体。由于天气炎热，肉体早已腐坏，再加上血肉模糊、灰尘覆盖，根本难以辨认。于是，姜队长命令战士们提着长嘴水壶，往一个个尸体脸部冲水，细细辨认。即使这样，也没有找到冉广秀。
最后，姜队长跪在地上，大哭大喊：“冉广秀啊冉广秀，你真是我们的好兄弟，真是一条好汉！”
残酷且复杂的战争环境中，人们都在急骤地变动着，有的人从懦夫变成了勇士，有的人从勇士变成了汉奸。
冉广秀，第一次生命结束于罪恶，第二次生命奉献于抗战。
他，也是一位抗日英雄！
伪“保长”
被采访人：郝志民，男，54岁，霸州市南孟镇李家营村党支部书记。
采访时间：2005年5月。
采访地点：霸州市南孟镇李家营村村委会办公室。
东村是日本兵，西村是日本兵，长城沿线全是日本兵。整个北方，都让日本兵占领了。
李文元，只是霸县李家营村的一个小小老百姓，只能徒叹奈何啊。
35岁的李文元正值青壮，身材魁梧，又讲义气，从小就在大青河边跑买卖。日本人打进来后，他参加了八路军的秘密组织，三哥李文郁更是进入县大队，担任3中队指导员。1940年之后，形势骤变，日军在冀中一带频频增兵、轮番“扫荡”，八路军主力不得不转移到外线，地方干部转入地下。
在这种情况下，上级指示要采取“两面政策”，建立“两面政权”，趁日军大批建立伪政权的机会，出任伪职，以“合法”身份为掩护，坚持对敌斗争。不得已，李文元只得遵照八路军工作团团长贾雨轩的指令，在本村出任日伪政权下属的保长。
从此，李文元开始了一种全新的另类生活。
既然当汉奸，就要有一个汉奸的样子。
李文元本来就是生意场上人，见过各种世面，红嘴白牙跑舌头是特长。他凭借到据点开会的机会，通过熟识的伪军和别的乡保长，利用伪军队长爱打牌的习惯，经常和他们玩几把。
李文元打牌技艺高超，但赢钱后从不拿回去，往往不是与他们一起吃喝了，就是以某种借口给队长和弟兄们送礼了。时间一长，竟和皇协军内部的上上下下都成了朋友。
就这样，他和披甲营据点中队长李大傻子拜了把兄弟。通过李大傻子，又和其叔伯哥哥伪军大队长李宝伦拜了把子。这样拜来拜去，越套越近乎，从李部队一直套到了王部队，也就是亲日最坚决的县警备大队长王德玉那里。
这一来，李文元名气更大了，方圆几十里，在李（宝伦）、王（德玉）、黄（锡标）、刘（凤泉）四大系皇协军里都成了座上宾。
春天的一个晚上，抗日政府特务大队董振明大队长带着几个人住在李家营村。刚刚睡下，霸县皇协军头子王德玉带领上百个伪军就把村子包围了。
村里没有地道，董振明等人又操着外地口音，情况十分危急。
李文元镇静地说：“不要紧，你们不见我的话可别打，我先出去支应支应。”
李文元不慌不忙地走出去，找到王德玉，坦然地让到家里，奉上香烟，斟上茶水。
王德玉问：“兄弟，听说你村住八路了，咱们的交情你知道，可别瞒着哥哥。”
李文元看到王德玉部队已经在村口下了卡子，有的占了高房，连机枪都架好了，知道不是在吓唬人。可眼前的情况怎么办呢？
黑暗中，他的脑子飞快地旋转。瞬间，想起了一个稳妥主意。
他凑到王德玉耳旁，低声说：“二哥，兄弟不瞒你，八路是住下啦。”
“哪部分？”
“二十九团，刚刚从马坊撤下来的。”
“多少人？”
“差不离家家都有，人多少谁敢数去？”
王德玉一听二十九团，立时吓得变了颜色。前几天，二十九团攻击马坊据点的日军，全消灭了，打得惨烈。
李文元见王德玉呆呆发愣，就乘机说：“二哥，按我看别打，一打我们村就完啦，再说你们人也少，再来这些人也不行，八路打仗可是不要命。”
“你怎么不报告呢？”王德玉战战兢兢地说。
“出得去吗？除了敛粮食的，家家不让出门，你看有人吗？”
王德玉沉吟一阵，又问：“我们要走，他们打不打？”
李文元一听火候到了，赶紧说：“我给他们磕头作揖，多送些粮食，也不让他们打。再说他们也是临时休整，估计也不见得要打。”
王德玉不敢久留，更不敢声张，蹑手蹑脚地集合队伍，偷偷地溜走了。
事后，王德玉经常对其他皇协军头头说：“李文元，真够朋友！”
为了报答李文元，秋后，王德玉还把派给李家营村的皇协军军粮全免了。
有一个叛徒刘宝刚，原在冀中十分区工作，后来当了日本人特务。这小子可恶极了，打骂群众、奸淫妇女、勒索民财。群众恨之入骨，纷纷要求除掉这个败类。组织上也多次动议，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李文元把这事记在了心里。
一天夜里，李文元暗暗地找到区公安员张立功，说出了自己的打算。
张立功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刘宝刚在日本人那里是红人，你有几成把握？”
李文元胸有成竹地说：“刘宝刚刚投降的时候，确实很受信任，但现在，他跟翻译官闹了矛盾，也跟东村的一个女人缠上了。这个女人跟（伪）李队长也有一腿，李队长也在私下里暗算他。日本人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信任他了。”
张立功细细考虑了一番：“好吧，你要机灵些，多带礼物，见机行事。你走后，我马上通知各村保长写信告他，晚上我以区政府名义再给他写几封感谢信，你想法让日本人到他家去搜。只要翻出我们的信，就不愁日本人不上当。”
第二天，李文元挎上两篮子鸡蛋出发了。大篮子准备送给日军中队长小林，小篮子的目标是与刘宝刚有矛盾的日军翻译官。小篮子底下，另塞了一沓子现钱。
小林的住处戒备森严，但因为李文元经常出入，又挎篮子，日军警卫便问也没问，放过去了。
李文元进去的时候，小林正好在和翻译官喝酒，就躬身问安：“太君，辛苦辛苦的。”
小林看见鸡蛋，眼睛立即睁得像鸡蛋一样大，竖起了大拇指，高兴地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说：“你的，中国人的这个。”
李文元一看鸡蛋起了作用，立即笑着说：“太君远渡重洋，帮助我们建设‘王道乐土’，我们理该慰问，只是年景不好，收成不多，太君别见怪。”说完，把大篮子鸡蛋递上去。给翻译官时，用眼神指了指篮子底。翻译官心领神会，接过小篮子，微笑着出去了。
小林指一指桌上的酒杯说：“你的大大的好人，米西米西的。”
李文元忙说：“不，我不会喝。”说着，提起酒壶，帮着小林斟起酒来。
小林大口大口地喝着，不一会儿，眼红了，话也说不清楚了，结结巴巴地说：“李保长，你的实话，刘宝刚怎么样？”
李文元心中大喜，便假装生气地说：“太君，我跟刘宝刚是朋友，按说不该说他的坏话，可他太不讲义气了，他不该……”
小林歪着脑袋看着李文元，让他说下去。
李文元继续说：“前几天，我就给太君准备鸡蛋。村里鸡不多，要挨家挨户去找，串了半个村，好不容易才凑了一篮子。刘宝刚看见了，非要不可。我说这是给太君准备的，他一听就火了，‘什么他妈的太君，日本鬼子，他们能吃鸡蛋，我就不能吃了？’说着就从我手里夺走了……”
小林似乎对鸡蛋被抢一事并不感兴趣，继续问：“你的实话，他对皇军的忠心？”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不过，他当过八路，他的心可不好猜。”
刚说到这里，翻译官回来了，满脸笑容，态度客气。李文元知道这是篮子底的现钱起了作用，心里就更有底了。
翻译官看见他们正在谈论刘宝刚，也点燃了心中怨火，就在旁边使劲儿地敲边鼓。
小林拧着眉头，愣了一会儿，跟翻译官咕噜了几句。
翻译官掉头对李文元说：“太君问你，刘宝刚跟八路有没有关系？”
李文元感觉火候到了，就说：“这我可不知道，不过有一点儿不好讲，最近刘宝刚家里总有生人出出进进，说话南腔北调。有人问他，这都是干什么的，他支支吾吾地说是他姐夫。这就怪了，刘宝刚只有一个姐姐，哪儿来的这么多姐夫？”
小林的眼球瞪得更大了，脸红得像猴屁股，杀气腾腾。
李文元知道，小林要下决心了。
可出乎他的意料，小林闷了好一大会儿，突然一扬头，哈哈大笑起来：“你的大大的好人，刘宝刚的大大的好人，你们多多的合作，为皇军效劳效劳的。”
说是这么说，但看得出来，小林的情绪十分败坏。
过了两天，李文元进据点打听。李大傻子告诉他，当天晚上日军宪兵队就搜查了刘宝刚家，搜出好几封八路军区政府的来信，刘宝刚随即就被捕了。
又过了两天，小林接到全乡好几个保长的告状信，都控告刘宝刚“勾结八路，欺骗皇军”。
小林看完信，当天下午，就把刘宝刚枪毙了。
1943年夏天，抗日区政府私下里任命李文元为区反攻建国同盟会会长。李文元接受任务后，积极在上层人士中发展会员，并深入到伪军据点中，在军官层及伪军中扩大八路军的影响。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偶然事件。
1943年7月末的一天晚上，李家营村附近一个日军据点被抗日游击队打了下来，人、枪全部带走。实际上，该据点的不少伪军已与抗日组织达成了默契，不宜攻打。可这次活动是谁搞的呢？原来分区一个手枪队，是一支流动的抗日武装，事前没有与抗日县政府沟通联系。
据点被拿下后，自然引起了日本人和警备大队长王德玉的注意。
王德玉认为李文元红、黑、白三道无所不通，又是自己的把兄弟，就请求他把人和枪讨要回来。
为了下一步的工作，李文元答应试一试。
但是，那支流动手枪队与地方关系并不紧密，而且抓到的人放的放、毙的毙，枪早就分下去了，更要不回来。所以，李文元费了很大力气，仍是没有结果。
这一来，就引起了王德玉的疑心。他又联想到了上一次的事。据他后来打听，当时八路军二十九团早就跑远了，根本没有在村里住宿，那次是被李文元欺骗了。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人已经对李文元起了疑心。
这年秋后的一个拂晓，日本宪兵队和王德玉特务队突然搜查了李文元的家。
他的家里倒没有住什么人，也没有藏什么枪，但藏着一个最致命的东西，那就是抗日政府的委任书。
特务们搜查得仔细，终于在他家的相片镜框后边搜出了一张纸。上边是油印的“反攻建国抗日同盟会四联区东小区会长”的任命书，还盖着霸县抗日政府的大印。
李文元本是一个聪明人，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在那个特殊环境下，抗日政府的任命铭记心底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保存实物呢？或许他是想，自己为日本人干活，被不明真相的人骂作“汉奸”，日后抗日组织清算的时候连一个证明也没有。留着这一纸任命书，就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呢。
他万万没想到，正是为了这一纸清白，毁了自己的性命。
李文元，就这样被捕了。
村里、乡里的保长们纷纷前去作保，但日军拒不答应。县里、区里也多次设计武装营救，但始终不知他被关押在哪里。
直到日本投降，人们也没有见到李文元，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只是听当时为日本宪兵队做饭的一个老汉说，李家营的那条汉子真是够硬，日本人往死里拷打也不说。
鬼子来了
被采访人：李士华，男，73岁，涉县党史办原主任，冀南抗战史研究专家。
采访时间：2004年6月。
采访地点：涉县党史办公室。
民国31年（1942年）农历四月初八，涉县偏城村庙会。
那天晚上，村庙里高搭戏台，演出山西落子《三娘教子》。舞台上锣鼓钹镲正敲打得热闹，突然，抗日村长陈良挥舞着手枪，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跑上来，高喊：“狗日的小鬼子来了，快快回家，空室清野！”
转眼间，全村大乱。
家家户户的院子里点起一堆火，亮堂堂。男人们赶紧和泥，用土坯把街门垒实。其实，每家的街门早就垒窄了，平时只能通过驴子骡子，遇日军扫荡或兵匪来袭，易于封闭。女人们呢，则赶紧收拾贵重物品，藏匿到村外自家的秘密窑洞里或地窖里。
报警锣声响个不停。民兵们在街上来回跑步通告：“小鬼子出了阳邑（镇），正顺路往西开。这回扫荡时间长，各户要多带口粮啊。”接着，是老人孩子的哭喊声，毛驴、牛羊和鸡们的咒骂声，却没有狗吠声。近两年，村里没谁再养狗了，是为了民兵和八路军行动方便。如果有狗，夜里稍有响动，狗们就乱喊乱叫，岂不成了特务汉奸？
年老的小脚老太太最难安排了。带着，走不动；留下，要遭难。怎么办？只有埋在地下。
埋在哪里？
梯田的堰边。
将梯田堰边的石头和土扒开，挖出一个洞，把人放进去，上面用棍棒搭好，再盖上草席和浮土，伪装成原始模样。因为堰边由石头垒起，透气，人坐在里边可以顶几天。只是吃喝屙尿在一起，憋得难受。
只要能够跑动的，必须跟着全家逃跑，死也要在一起呀。妇人们、老人们、小孩子抓住驴尾巴、牛尾巴，拼命往山上跑。此时的牲口们，似乎直通人性，不踢不咬，跑一夜，汗淋淋，明晃晃。猪们、鸡们、羊们都顾不得了，留在院里，锁在屋里，听天由命吧。
在山里跑一天，谁也顾不上吃东西。傍晚时分，村长约定在河滩里见面，清点人数。谁家人被打死了，谁家妇女被糟蹋了，谁家的驴丢了，牛丢了，都要统计上报。
经常会有被杀、被奸的人。
人们也麻木了。谁家出事了，遭殃了，也不哭了，只是闷闷地低着头，叹几口气，再咽下去。
天黑了，人们默默地牵着驴子、骡子，向附近的山洞走去。驴们、骡们垂着头，尾巴尖上都系着一块石头。
为什么尾巴尖上系石头？
牲畜们毕竟不解人事，在关键时候胡乱嘶叫，往往暴露目标，酿成大祸。尾巴尖坠上石块，憋住了气口，就叫不出声了。
然后就开始做饭。
谁家都带着粮食、锅、被子、火石。山沟里，找几块石头，支起锅，淘几勺河水，撒一把米，拾几杈干树枝，引火造饭。有的人家忘了带锅盖，水永远也不能烧沸，只得用棉袄捂住。一会儿，棉袄落进锅里，也被煮熟了，煮涨了……
菜呢？捋几把树叶，拔几棵野菜，也不用水洗，在手上甩一甩，扔进锅里。没有碗，折几根树枝当筷子，先把锅里的野菜捞出吃完，然后，端起锅，全家人一个个传递着，喝汤。
汤里落满了星星，还有月亮，全吞进了肚里，仍是感到饥肠辘辘，空荡荡。
有时，全家人正“呼噜呼噜”地喝粥，猛地有人大喊：小日本来了。
把锅一掀，拔腿就跑。金黄黄的小米粒，泼洒半石板，全喂了蚂蚁……
1942年腊月底，日军趁群众过年时，沿邯长路扫荡。
除夕晚上，沿途各村群众不得不携老扶幼、背锅挑碗，进行空室清野。
不少老人回忆说，那天晚上逃难时，包好的饺子撒在了半路上，慌慌张张地摸黑捡起来。冰天雪地里，饺子冻成了石头，所以把一些卵石也捡了。因此，大年初一黎明，在野地里吃饺子时，锅里煮着不少卵石块……
空室清野，最忌盗窃。
村里早就号召每家每户在野外秘密挖一个洞，平时掩盖，日军扫荡时，就把贵重东西放进去。
群众都上山了，这些东西怎么办？
如果被日本人烧了抢了，那算倒霉，可如果被村民偷了呢？
民兵有严格规定：一经发现，就地正法！
涉县马布乡一个康姓汉子饿急了，偷吃了别人田里的两穗玉米，被人发现，送到区上。区武工队写出布告，枪毙了。
还有一个妇女，趁机偷了别人家一筐蓖麻籽，放在自家山洞里，用玉茭秆挡住。后来被区公安员破案，关禁闭，也毙了。
抗日县政府设有司法科，能判决死刑。
山民们没有文化，记不住，更说不出，只是常常听说苏联有一个“莫斯科”。
于是，村干部平时吓唬群众时总是说：“谁也别偷东西啊，小心送你到莫斯科！”
庄子岭
被采访人：郭喜：1921年生，男，涉县青塔乡庄子岭村人。17岁参军，任八路军总部情报员。建国后曾任福建省漳州地区政法委副书记、公安处处长。离休后定居河南省新乡市。
采访时间：2004年8月。
采访地点：涉县青塔乡庄子岭村。
1942年5月26日凌晨，从涉县和辽县（现左权县）交界的十字岭突围之后，八路军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带人把32驮钞票、8驮金银器运上了庄子岭。这80个麻袋里装着600万元冀钞和价值连城的金银器。这些，就是全军的军饷。
这些军饷，全交给了一个年轻的妇人。
这个39岁的妇人，名叫李才清，人称郭二嫂。
庄子岭，位于太行深山区的最偏僻处。
一般地说，涉县县城已是深山区了。在县城西北方面90里处的青塔镇，更是深山区了。青塔镇的西北部，是一片高耸的山峰，骡马难行，人迹罕至。这一片山峰，名叫大岩山。在大岩山的中心部位，还有一架山，海拔1500多米。庄子岭，就悬挂在这架大山的山顶上。
庄子岭是一个村，却只有一户人家，郭姓。一泓清泉，10间石房，一头毛驴，十几只母鸡，就是他们的全部世界。不过，与外人不同的是，前几年，郭二嫂的长子郭喜参加了八路军，就在八路军总部工作。而八路军总部，也在附近的大山里。多年来，郭姓人家就在这个世界上最偏僻的地方，过着清贫且宁静的日子。
没见过生人，只见过碎钱，贫困是这个家庭常年的客人。
但今天，郭二嫂却见到了天大的财神。她死死地盯着这80个麻袋钞票和金银，感觉到了一种比天还大的责任。
当天晚上，她带人把所有东西全藏进了周围的山洞里。这些山洞都隐藏在直立的山壁上，离地面几十米，离山顶也有20多米，只有从山顶用绳索卸下去，才可进入。而且，洞口都隐藏在树丛中，外人根本不会发现。
第二天早上，日军来了。
郭二嫂抱着5岁的儿子来喜，和几个留守战士，躲在洞里。
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本来已经突围出去的新华日报社（太行版）的100多人因为迷途，又转回来了，在这里遭遇日军。
大悲剧，开幕了。
28日黎明，新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何云等人正在庄子岭下的泉水旁用凉水拌炒面吃早饭，日军围了上来。何云赶忙指挥大家钻树林。他和警卫员王保林正要离开，突然被七八十名日军围住。
日军喊：“快投降吧，不投降就开枪了！”
何云的枪里已经没有子弹。他用日语骂道：“强盗，你们绝没有好下场！”
何云曾在日本留学，1935年回国，在上海与宋庆龄合办抗日刊物，因直言政治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国共合作后，被中共力保出狱，主办新华日报。何云，是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新闻奇才。
“嗒嗒嗒……”机枪响了，何云和王保林都倒在地上。
日军一拥而上，搜查身体，除了钢笔和手枪外，还有一沓刚刚写就的新闻稿。何云原来的计划，是在突围期间再出版一期报纸。
在树林中隐蔽的报社电台科科长王默磬看到社长倒下了，心如刀割。看着日军离开，便不顾一切地向何云跑去。
何云断断续续地说：“快去保护王会计，她身上有钱，是报社的财物。”说完就断气了。
王默磬往前找去，终于发现了女会计，但她已经牺牲了，钱袋死死压在身下。他正要去取，日军又来了。他赶紧钻进一个石缝里，咬破舌头，满嘴流血，张开大嘴，仰面朝天。
日军走过来。一个汉奸说，死了，子弹从嘴里打的，说完就移开了。
这时，日军发现了被打断双腿的国际版编辑乔秋远。小乔22岁，刚刚结婚。
日军问：“干什么的？”
“伙夫。”
日军从他身上搜出了新闻稿和一支手枪。随即就是一刀，砍在脖颈，血“噗”的一下溅到石崖上。接着，又在刀口上狠狠地划了一下，脖子断了，头掉在石头上。
王默磬听得真真切切。他悄悄地睁开眼，不想却看到了更加惨不忍睹的一幕。
对面山头上，3个熟悉的身影在拼命地跑着，那是担任新华日报社销售部主任的妻子黄君珏和译电员王健、医生韩某。她们一起跑上了山顶，日军在后面追。妻子上周刚生下一个男孩，把孩子存放到老乡家里就参加了转移，可现在……山顶有个山洞，她们钻了进去，但很快又出来了，那是一个浅浅的死洞穴。山顶上，她们已无路可逃。几声枪响之后，3个人跳下了几十米高的悬崖……
当那些熟悉的身影消失的时候，王默磬昏了过去。
十几个日军聚集在郭二嫂和八路军战士藏身的洞下，洞里人都能清晰地听到日本士兵“咔嚓、咔嚓”的皮靴声。大家都屏住呼吸，生怕弄出一丝儿声响。
突然，“哇”的一声，郭二嫂怀中的来喜哭了。
郭二嫂一把捂住来喜的嘴。孩子的四肢拼命地挣扎着。
郭二嫂的手，更紧了……
报社行政科科长王友唐躲在树上。一个汉奸诈唬着胡乱大喊：“看见你了，看见你了，快投降吧！”
王友唐下意识一动，被发现了。机枪扫射过去，腿上、胳膊都受伤了，从树上摔下来。日军围上来，看他浑身是血，像是死了，先用皮靴猛踢，把头皮踢掉了，也不见反应。又拨开眼，看他的瞳孔，又好像没有死，就用刺刀向他的心脏捅去，由于他的身体横在斜坡上，刺偏了，刺到肺上。刺完后，踢了一脚，想把他踢下悬崖，正好崖边有一块石头，拦住了……
王友唐真是命大啊。几个小时后，他醒来时，天已黑了，痛得厉害，渴得厉害。地上正好有几个被风吹落的野山杏。他吃力地爬过去，用舌头舔进嘴里，嚼碎，浑身酸彻。
他，向着庄子岭的石房爬去。
当天晚上，郭二嫂已经收拾了50多个伤员。
怎么办？只有把他们全藏在附近的山洞里。
此时的小脚妇女郭二嫂，俨然是一个镇定的将军，指挥着全家人，一个个抬到山顶，再从山顶上用绳索卸下去，卸到半山腰的山洞里。
这时候，她的来喜，终于醒来了。
孩子下午被她捂晕之后，就放在洞口的通风处。慢慢地，又有了轻微的气息，又睁开了眼。她想，日本人已经住在山下，看来已经盯上这里了。孩子太小，免不了哭叫，如果招来日本人，不仅50几个伤员遭殃，而且八路军金库也就全完了。
她咬咬牙，把长子郭喜叫到身边。原来，15里外的欢鱼沟有一户人家，没有男孩，曾几次来商量，想把来喜买去当儿子，她一直没答应。可今天……
半夜时，孩子睡着了。郭二嫂忍着哭泣，给孩子穿上新衣，让郭喜把孩子送走。
伤员们分散住在十多个洞穴中。郭二嫂白天在各个洞里帮着护理，没有药材，就用花椒水洗，用豆面、榆皮面涂抹。晚上回到家中，用被子捂着窗户，做饭，然后，摸黑从山顶往一个个洞里送去。
不几天，郭二嫂家里存放的100多斤小米就吃完了，只剩下400斤玉米和多年攒下的千余斤糠炒面了。
糠炒面是山里人一种特殊的食粮，用柿泥和粗糠掺在一起，放在席子上，晾晒20多天后，在碾子上压碎，过罗，成黄粉，再装进缸里。时间长了，整体结成一个石头般的硬块。食用时，用刀砍下一块，加水，可直接吃。糠炒面的最大特点就是几十年不变质，是山民们抗大灾用的救命粮，一般多年不动。
而现在，正是救命的时候啊。
直到6月11日，山下的日军才撤离。而这时，郭二嫂家里所有的救命粮已经全部吃光了。
郭二嫂的壮举，受到了八路军总部的表扬。
从此之后，这里就正式变成了八路军的一个后方医疗所，重伤员就隐藏在山顶洞中养伤。
一场战争，使这个小脚妇女变成了一名坚强的战士。
一个月后的一个傍晚，她突然发现山角的老杏树下有一个黑影移动，鬼鬼祟祟，疑心是狼，是山猪，是奸细。于是，她唤来几个战士，瞄准射击。可是，定睛看时，黑影又没了。不一会儿，又出现了。
豁然，她有了一种感应，隐隐约约地意识到了什么，扑上前，哭着喊道：“来喜！来喜！我的儿！”
五岁的儿子哭着跑出来，怯怯地说：“娘，我再也不哭了，我再也不哭了。”
郭二嫂扑上前，紧紧地把孩子搂在怀里。
孩子不愿意离开娘啊，自己沿着十几里山路，偷偷跑回来了。
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在后来的日子里，八路军总部每逢转移时，一些贵重物品总是寄放在郭二嫂家里。最典型的，就是彭德怀的那件黑色皮衣。
这件皮衣，可是名角啊。它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在太原赠送的，也是彭德怀的心爱。彭德怀平生最威武的一张照片，拍摄于百团大战期间，隐身战壕里，手扶望远镜。当时，他身上的那件皮衣，就是它！
由于当时经常转移，潮湿发霉，这件皮衣生虫了。1943年春夏之交，彭德怀的警卫员就把这件皮衣送给郭二嫂保管。郭二嫂的丈夫正好善于皮毛保养。他把皮衣在石头上晒干晒透，晾至到半热半凉时，放入衣柜底部，中间夹上几片艾叶和花椒叶，然后连衣柜一起放入某一个山顶洞里。
当年秋冬之交，彭德怀要回延安，就派人取走了皮衣，并对郭二嫂表示感谢。
2004年夏天，我在庄子岭采访时，正好遇到从外地赶回的郭二嫂长子郭喜。
郭喜已经83岁，是一位师职退休军人，原在中国科学院某所工作。讲起那场战争，这位老战士每每义愤填膺，泪流满面。近几年来，他正在从事一项神圣的工作，用自己的摄像机拍摄当年抗日战争的原始资料。他已经踏访了上百处战争遗址，采访了数百位当事人，拍摄和录制了上千盘异常珍贵的资料。
说起他的这项事业，老人举起手中精巧的摄像机，自豪地说，真得多亏了它，国产的不行，还是进口的好。
我注意到，那是一台日本索尼牌微型摄像机。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是轻松的、无意的，话题已经远离了那场战争。
但我的心底，却是别有一番滋味……
烈士
被采访人：刘广民，男，60岁，沧县人，原为沧州市党史办资料管理科科长，参与编写过多种党史类图书。
采访时间：2004年8月。
采访地点：沧州市党史办会议室。
遍地都是死尸。
有皇协军的，有回民支队的；有仰面躺着的，有俯身趴着的，有身躯蜷曲的，有身首异处的。每一具死尸都是血肉模糊，辨不出模样。在这初冬空荡荡的田野上，血水、脑浆遍地流淌，残肢、断臂到处散落。真是惨不忍睹啊。
韩大伯领着大侄子、二侄媳妇，一大早就从四十里外的韩石桥村赶到这里，寻尸来了。寻找目标，就是儿子韩景彬和二侄子韩景正。
这是1942年12月上旬的一天。
前一天，冀鲁边区回民支队二大队在向沧县东部转移途中，遭受日伪军包围。两边交火，打了一场恶仗。日伪军两千多人，二大队不足百人。日伪军是洋枪洋炮，二大队只是老式步枪，弹药也不够。几个回合打下来，听说二大队的人一个也没有跑出来。
景正和景彬弟兄俩，都是二大队的队员。
好多乡亲都到这里认尸来了。提一壶水，看到身材和模样与自己亲人差不多，就先用水将脸面冲一冲，擦一擦，再仔细辨认。确认后，就用门板或自制的担架抬回家中。唉唉，这是什么样的年月啊！
突然，大侄子喊道：“大伯，快过来，快过来。这是景正啊……”
韩大伯回头一看，只见大侄子跪在地上，双手抱着一具尸体的脑袋，正在大哭。他心里一抖，踉踉跄跄地扑过去。哭了一阵子，定定神，再伸手抹掉泪水，仔细看一看，又感觉不太像。
他说：“猛一看，模样儿倒有些像，可是景正的身子没有这么壮啊。”
大侄子哭着说：“大伯，我和景正是一起长大的亲弟兄，我还能认错？”
景正媳妇提着壶，急忙跑过来，再次用水将尸体的脸洗干净，仔细看了看，有点儿像。于是又解开裤子，看见了左边大腿根子上的一块伤疤。
景正媳妇即刻号啕大哭：“这块疤，是春天打圣佛镇时受伤留下的。这就是景正啊……”
韩大伯一看侄媳妇找到了证据，还有啥说的？便放开喉咙，结结实实地大哭起来。哭了一会儿，脱下外衣，遮住死者脸庞，让侄媳妇好生看守。
说完，他又和大侄子一起，去寻找景彬。直到黄昏，翻遍了所有尸体，也没有找到。
听说景正抬回家了，村里的乡亲们都过来吊丧。
人们流着泪，一面哭，一面念叨着这孩子的种种好处：从小就勤快、仁义；参军后，打仗勇敢。春天打圣佛镇时，大腿根被弹皮炸伤倒在血泊中，硬是咬着牙又扔出两颗手榴弹，炸死了一个鬼子三个伪军；在家养好伤，五月里娶了媳妇。刚进六月，新郎官就回归了部队。可怜这个好媳妇，过门半年，和丈夫在一起的日子，满打满算还不到一个月，她今后怎么活下去啊……
区乡抗日政府、回民抗日组织、各抗日团体都派代表吊唁。
村干部和韩大伯商量，确定第二天下午安葬，并嘱咐大家，千万不能大声痛哭，附近有一个日军据点，若是让他们知道，就会来找麻烦。一面安排人员夜间站岗放哨，一面又派人到各村送信，一直忙到三更天。
第二天下午，抗日组织和村民们按照回民习俗，为韩景正烈士举行了一个隆重的葬礼。全村人都来了，排起长长的队伍送行。各位领导还在葬礼上讲话，号召大家向烈士学习。
老人们都说，这是村史上从未有过的最隆重葬礼！
侄子打发安生了，儿子还没有下落呢。韩大伯的心哪能放得下？
听人说，那天战斗中，有一部分回民支队队员，在弹尽枪毁之后，被抓走了，都关在沧州监狱。韩大伯坐不住了，揣了几块干粮，马上出发。百十里路，走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到了沧州城。
一路打听，终于找到了监狱大门。可哪里能靠近半步？四周的高墙上布满刺网，岗哨林立，还有牵着恶狗的鬼子，绕圈巡逻。韩大伯站了半天，想不出办法。
这时，走过来几个伪军，厉声喝道：“在这儿站着干什么？老头子想找死啊，赶紧滚开！”一面骂，一面推了他一个跟头。
韩大伯从地上爬起来，不敢说是来找儿子的，只说：“年轻人，都是中国人，干吗那么厉害？”
伪军骂道：“什么都是中国人，你是八路探子吧。”
另一个伪军走过来，小声说：“老头子，赶紧离开这儿吧。别不识相，等会儿皇军过来了，能有你的好？”
没办法，韩大伯只好离开。没走多远，见路边有一家小饭铺。他想，饭铺里吃饭的人杂，说不定能打听到点儿消息。刚进门，一眼就看到了那个坐在柜台里边的掌柜，那不是自己的表弟肖云龙吗？
“云龙，原来你在这里呀？”韩大伯赶紧走过去打招呼。
肖掌柜急忙站起身：“大哥！好久没见了，你进城来了？”
韩大伯一把将表弟拉到旁边，悄声告诉他进城的目的。
肖掌柜张大了嘴，又把他拽到里屋：“大哥，你真算是走对门儿了。咱八路军托人在我这里定下了窝头，每天送到监狱里面给回支战士们吃。待会儿，你跟我一块儿去送饭，看有没有你儿子。多年不见面，我也认不得他了。”
韩大伯心里喜欢，几天没吃下饭，这时忽然感到饿了。表弟端来几个窝头，一气就吃下三个。
快晌午时，他按着肖掌柜吩咐，换上了一身干净衣服，又系上一条白布围裙，装成店员的模样，跟上表弟，挑起窝头担子，直奔监狱而来。
肖掌柜一连几天过来送窝头，与站岗的人都混熟了，没费多少周折，就来到了关押回支战士的监号前。这是两间不大的牢房，一道铁栅栏封堵着门口，里面黑咕隆咚，什么也瞅不见。
肖掌柜冲屋里喊道：“窝头儿来了！”马上就有几个回支战士拥到门口，隔着铁栅栏接窝头。
韩大伯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儿子景彬。
景彬也看见了他，高兴地小声叫道：“爹，怎么是你？你咋来了？”
韩大伯的眼睛立即就被泪水糊住了，只觉得心里发堵，不知该说什么。
“爹……”景彬又叫他。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韩大伯讷讷地说，“可是你景正兄弟，死得好惨呀……”
韩大伯正要往下说，忽然看到景彬的身后，又挤过来一张熟悉的面孔。他心里一颤，急忙用手擦擦眼里的泪水，不禁脱口叫道：“这不是景正吗？我的儿，你是景正吗……”
“是我呀，大伯！”景正说，“我听到你的声音，吓了一跳。我说这不是我大伯在说话吗？就连忙挤过来了……”
“景正啊，我的儿……”韩大伯的泪水像小溪一般顺着满脸的皱纹流了下来，“你不知道，家里人哭你都哭死过几回了呀，都把你发送了，今儿个正在家过头七呢……”
接着就简要地述说了寻尸和葬礼的经过。
景正和景彬听了，震撼得直掉泪。
景正说：“这虽是一宗错案，可也看出了组织和乡亲们对我们抗日战士的感情，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瞅着旁边没有看守，又悄声说，“大伯，组织上正在设法营救我们出狱呢。回去告诉家里人和乡亲们，如果能出了监狱，我一定会好好干，多杀鬼子……”
正说着，看守过来催促离开。爷儿三个，只得挥泪相别。
韩大伯收拾好担子，随肖掌柜回到饭铺，立马就要往回赶。
肖掌柜拦住说：“大哥，你不要命了？昨天走了一天一夜没停脚，这会儿又往回赶？反正孩子们也有了下落，咱也放心了，就在这里歇一夜，明儿再走。”
韩大伯拗不过，只好在饭铺住下来。夜里，在炕上辗转反侧，到天明也没有合眼。
第二天一大早，韩大伯就从炕上爬起来了。肖掌柜要给他做饭，他拦住不让，抓了两个窝头，一边啃着就上了路。路上一步也没停，当天半夜就赶回家中。进门就扯着嗓子把全家人喊醒：“景正没有死呀，和景彬一块儿，弟兄两个，都在沧州监狱里关着呢！”
家里人见他风风火火闯进门来，大冬天里敞开棉袄露着胸膛，脸上又是尘土又是汗水，还嘻嘻笑，都吓了一跳，以为这是气得疯癫了。
大侄子过来小心安慰：“大伯，你忘了？咱们已经把景正下葬了，今天头七也过了。你上了年岁，心里可不能一直放不下呀……”
老伴儿也在一旁哭：“他爹，你气疯了不是？”
韩大伯忙说：“我可是没有疯，我说的可是真话，昨天在监狱里，我亲眼看见了他弟兄俩，还跟他们说了话儿呢。”接着，就将事情经过详细讲了一遍。
家里人都愣在那里了，张开嘴巴，半天都合不上。
第二天一早，这事就传开了。乡亲们纷纷来到韩家，听韩大伯一遍又一遍地讲着寻子的经过。
人们高兴之余，又犯难了：咱们埋葬的那个烈士，究竟是谁？
最后大家商定，一方面将情况报告抗日政府，让政府帮着打听，另一方面，全村的乡亲们也尽量打听消息。
果然没过几天，认尸的人就找来了。双方介绍了烈士的相貌特征，特别是左边大腿根的伤疤。最后对方认定此人就是他们要寻找的人：曹庄姓张的孩子，叫张之政。原来张家也找遍了战场，没见踪影，又到各村打听，也没有消息，最后托关系到沧县监狱打听，才听说韩石桥村认错烈士的事。
在村干部和韩家人的帮助下，张之政的遗体从坟里被重新刨出来，由张家人运回去了。
悲痛，又转到了张家。
韩石桥村的乡亲们，又排起长长的队伍，为张之政烈士送殡来了……
乡绅
被采访人：张化普，男，78岁，本文主人公的次子，现居黑龙江省塔山县，已瘫痪。
张子成：男，73岁，本文主人公的孙子，现居馆陶县寿山寺乡寿山寺村，仍务农。
采访时间：2005年5月。
采访地点：河北省馆陶县寿山寺乡寿山寺村村头。
2005年5月，寿山先生去世62年后的一个中午，我走进了他的故乡——河北省馆陶县寿山寺乡寿山寺村。谈及当年惨烈的一幕，他的孙子张子成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张子成，是爷爷遇害全程的目击者。
73岁的张子成步履蹒跚，带领我来到村中心庙前的一个大土坑旁，颤颤巍巍地说，那时，这里全是黏糊糊的血浆，冒着热气，坑沿下滚动着几十颗人头，像一地砸烂的西瓜。
他又指着坑上沿西北角的一片空地说，这里原有一棵老槐树，爷爷就是被日本人吊在那棵树上活活烧死的……
当年的寿山寺村，原名南彦寺。由于距离县城55里，日军鞭长莫及，抗日气氛格外浓烈。
涂红小村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国民党鲁西游击总司令范筑先和八路军129师新九旅旅长张维翰，都出生在这里。一个小村同时诞生两位国共两党的抗日名将，放眼全国，独一无二。
小村有一个民兵队，40人，24条枪。每天早晨以铜锣为号，在村外的打麦场上训练军事。晚上则是政治课，学唱抗日歌曲。歌声口号喊杀声，队列投弹加冲锋，每天都是红红火火、铿铿锵锵。老百姓的热情也被煽动起来了，老太太、小媳妇们纷纷围观，树上的孩子们也迎合着，又唱又喊，仿佛整个小村都在唱和喊。
小村人更大的底气，是开明财主张寿山。
张寿山，1893年生，少年从军，曾在湖北督军王占元部下任职，后来升任湖北煤建局局长。1926年，王占元败散后，他隐退老家，置办宅田，课教子孙。日本人进驻后，一些乡绅充任伪职，送钱送粮送女人，他却与抗日政府交好，不仅自己带头捐献，还担任村粮秣委员，积极为八路军筹粮筹款。由于他的特殊影响，八路军不少高级将领常常登门拜访。
张子成清楚地记得，宋任穷、陈再道曾几次到家里做客。每次都在晚上，村里村外、房前屋后遍布岗哨。宋、陈等人与爷爷在屋里吃饭喝酒，高声谈笑，通宵达旦。那一年冬天，邓小平从涉县来到馆陶，还在他家秘密住宿三天。爷爷让家人杀了一头大猪，热情招待。白天，邓小平闭门看书。每到晚上，就带着两个卫兵到野外走一走、转一转。而后，几匹战马便悄悄进村，那是冀南军区和地方党委的主要干部。马蹄磕在门前的石阶上，火星四溅……
张子成说，爷爷身材魁梧、脸阔体胖，总是笑眯眯。家里虽然有几百亩地，雇佣不少长、短工，但爷爷精通各种农活，习惯亲手劳作。雨雪天气，就坐在窗下，教自己学文化：“上学识字，先认姓名，认会自己，再认别人，祖父祖母，爹娘儿孙……”
距南彦寺村西南7里许，有一个房寨镇。那一带，是八路军新八旅23团的秘密驻地。团长郝国藩，经常悄悄找寿山先生商谈。日军烈焰高炽，八路军在平原活动，困难重重。他们默默地抽烟，苦思冥想，愁雾飘满了小屋。
日本人发现这一带八路军活动频繁，就在村南4里的法寺村修造一座炮楼。摩托和马队，来回巡逻。黄尘滚滚，恶焰汹汹。
寿山先生亲近八路的消息被汉奸侦知，炮楼里传出话来，让他小心狗头。
1943年阴历年前，他又为23团筹办了一批小麦。正准备送去，战局突变。部队立即转移，不仅不能带走小麦，又送来一批子弹和枪支，委托保存。他二话没说，当天夜晚，就和家人一起把这些物品藏进了自家菜园的一个秘密地窖里。
小村人眼睛睁得圆圆，日日夜夜盯紧四周。冬天夜里太冷了，怎么办？就在野外挖一个井状深坑，人跳进去，只露出头部。实在寒冷时，就钻进粪堆里。乡下人每年秋后都把积攒的杂草垃圾和猪粪牛粪掺在一起，堆成坟包状，发酵后，内部热气腾腾。挖一个小洞，钻进去，虽然臭气熏天，身上却是暖烘烘。
正月十四黎明，300多名日军突然袭来，被粪堆中的眼睛发现了。
一声报信枪响，村民全部撤退。
日军进村，一无所获。
村民返回，庆贺胜利。因为根据经验，日军扫荡都是一次性，短时间内不会再来。
可这一次，小村人大大地失算了。
仅仅相隔一天，日本人就杀了回来。
塌天大祸，骤然降临！
凌晨时分，日军突然从四周包围小村，挨家挨户地把村民赶进村中央大庙前的一个大坑里。寿山先生一家和民兵们都来不及转移，尽在其中。
机枪架在四周房顶上，枪口黑洞洞、阴森森。
日军先是从人群中拉出一个中年人，没有问话，直接劈砍。死者的血浆“噗”地喷出两三米，顷刻分离的身体和头颅各自颤动着。一个日本兵猛然飞脚，血淋淋的人头像足球一样滚入人群。顿时，村民们一阵哭号，立时又喑哑下来，一片死寂。接着，日军又拉出十几个青年男女，剥光衣服，拷打、火烧、灌水，逼问谁是民兵，谁是村干部。不吐实情者，立时砍头。
十几条生命，转眼崩灭。
殷红惊战，白雾弥漫。血腥浓烈，直呛鼻喉……
这时候，一个名叫张廷俊的村民经不住拷打，下跪求饶。
村长范树奇，民兵武进安、范树伍、范成发和范成普等人被一一指认出来。但这些人都是硬汉子啊。拷问无果，悉数砍头。
寿山先生身披一件破棉袄，头裹一条灰毛巾，脸上涂满锅黑，抱着小孙子张子成，被人群拥挤在最中间。但是，不幸，也被指认出来。
大坑西北角有一棵老槐树，几百岁了，是小村人敬奉的“槐仙”。村民笃信不疑，逢凶遇难，总要叩问是非；离乡远足，都去祷告平安；久婚不孕，便来拜求子嗣。但这棵古老的神树啊，现在却不能庇佑它的乡民了。
日军先是把张寿山横捆在树下的一张木床上，让翻译追问粮食在哪里，枪支在哪里。
寿山先生闭眼，拒不答话。
一个日本军官“乌拉乌拉”说了一通日语，几个皇协军便开始撬寿山先生的嘴巴，灌辣椒水。红红的辣椒捣碎后，掺凉水，辛辣无比。
寿山先生猛烈地咳嗽着，破口大骂：“狗日的小日本，野兽……”
军官暴怒，命令把他吊在树上，又砸碎一张八仙桌和两把太师椅，堆在脚下，泼洒煤油。
一个年岁稍大的皇协军凑上前，低声耳语。
寿山先生咬牙切齿，再次狠狠地摇摇头。
恶毒的火焰点燃了。
大火舔着寿山先生的双脚。他像一条钓钩上的鱼，拼命地挣扎着，边挣扎边怒骂：“我操你祖宗！小日本，王八蛋……”
寿山先生素来是一个文明人，从来都是笑眯眯，从来没有骂过粗话啊。
日本人愈加恼怒，愈加疯狂。
烈焰中的寿山先生，棉鞋烧着了，棉裤烧着了，粗壮的双腿烧着了，浸出的油脂溢出来，滴进火里，“嗞嗞”直响……
村民们心惊肉跳、魂飞魄散，不忍面对这惨绝人寰的一幕。
大火熊熊燃烧，炙烧人肉的焦煳味，浓烈地在空气中弥漫……
太阳在云层里闭上了眼，大槐树剧烈地颤抖着。小村所有房子和树也都在剧烈地颤抖着。它们怎么也不会相信，举村敬佩的寿山先生竟然惨遭如此丧尽天良的折磨。
狗日的日本人！狗日的日本人！
就连躲藏在小村角落里的鸡狗牛羊们，也都在狠狠地咒骂着、咒骂着……
日本人在小村里挖地三尺，最终也没有找到粮食和枪支弹药。撤出之前，把寿山先生的房子全部点燃，也把小村叛徒张廷俊的头砍了下来。
这一天，日军在南彦寺村共杀害村民53人。
几天后，八路军23团的官兵回到小村，在村东张家菜园高搭灵棚，举行公祭。
300多名官兵在团长郝国藩的率领下，集体跪下，泣泪宣誓，为寿山先生报仇！
又一天夜里，宋任穷骑一匹枣红马来到张寿山坟前，磕头致哀。而后，他掏出一张纸，交给寿山先生的次子张化普，并嘱咐：从今之后，可以凭此证向当地抗日政府领取抚恤。
那是一张特殊证明，上面签盖冀南行政公署及领导人的印章。
1944年，冀南行政公署发布命令，将南彦寺村改名为寿山寺村。
1953年，以寿山寺村为中心，设立寿山寺管理区。
1963年，成立寿山寺公社。
我采访时，张寿山的次子张化普已经78岁了，定居黑龙江省塔山县，已瘫痪多年。
我打去电话。
说起往事，他更是感慨唏嘘，哽咽难声。
“文革”期间，因为父亲与邓小平、宋任穷的关系，公社和村分别改名为向阳公社和向阳大队。张家被查抄，那张特殊的抚恤证也被焚烧成灰。造反派把他吊在当年爷爷遇难的那棵大槐树下，打得死去活来。不得已，他只得潜逃东北。后来，落户当地。
“文革”过后，国家规范地名，当地政府拟将乡村名称均改回原始的南彦寺。张化普不甘情愿，专程到北京申诉。宋任穷说，寿山先生对革命有大功，还是保留他的名字吧。
于是，乡和村重新定名为寿山寺乡和寿山寺村。
我在寿山寺村采访的那一天，正好赶上大集。
石榴如火，杏儿金黄，槐花桑葚，各呈黑白。太阳的暖香，静静地飘浮在街市上。
熙熙攘攘，笑语喧喧。处处飘酒香，满街晃醉人。
60多年过去了，安逸早已成为人们庸常的生活。人们或许不再理会“寿山寺”三个字的含义。再或许，他们压根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一位名叫张寿山的乡绅……
晒裆
被采访人：张水来，男，82岁，赤岸村村民。刘、邓在赤岸村驻军期间和南下时期，曾担任邓小平马匹饲养员，后执意返家。终身务农。
采访时间：2004年7月。
采访地点：涉县赤岸村。
五月的骄阳，暖洋洋地照着太行群山，像一锅高高低低、胖胖瘦瘦、黑黑黄黄的粗粮窝头。
山腰的石板上，仰躺着几个一丝不挂的八路军士兵，两腿宽宽敞敞地分开着。毛蓬蓬的裆部，直冲着群山，直冲着太阳。
整天行军打仗，夜无定宿，宿不卸衣。衣服全是硬邦邦的土粗布，更没有内衣内裤。又脏又潮的粗布日夜不停地摩擦着阴暗的裆部，溃疡腐烂，臭气熏天，又痛又痒。
怎么办？
连队内部有规定：清水洗一洗，在太阳下暴晒。但要避人，尤其是妇女。所以，战事轻松时，只要有河水，只要有太阳，士兵们就可以请假晒裆。
三三两两地找一处水湾，脱光衣服，用水边的泥沙做肥皂，把全身特别是裆部细细地打磨一遍。然后，找一块向阳的石头，躺下，晒裆。
太阳洒满了身，晒着满身的伤痕斑斑。八路军士兵，尤其是从红军时期走来的老战士，谁身上没有几处大大小小的伤痕呢？像鱼鳞一样灼灼闪光。
躺在温热的大山怀抱，沐浴着太阳的恩泽，身体又恢复了往日的活力，裆部的生殖器悄悄地坚挺了，像迫击炮筒一样竖了起来，冲着天空、冲着远方、冲着欲望……
这些以战争为业的汉子，当兵多年，生活里充满了枪声，每天抱着枪支睡觉，却从来没有抱过女人呢。平时呢，只是嘴皮放肆地说一说她们，双手使劲地捏一捏自己。
对他们来说，性是遥远的美梦，生殖器只是排尿的出口。
长期野外作战的士兵们，谁不是这样呢？
日军也大致如此。
日军离开本部，在山里扫荡十多天，不能洗澡，燠热如蒸，也会烂裆。烂裆后怎么办？
烤裆。
点燃一堆火，以10人或8人为一组，把裤子褪掉，围住火堆，撅起屁股，烤。烤干后，再涂上药膏。
对于性犯罪，八路军绝对禁止。
由于土匪、日军、国民党军在此方面犯恶太滥，引起社会公愤。所以，八路军的军规格外严厉。
邓小平到129师上任后开启的第一个杀戒，就在于此。
那是1938年2月，在辽县峒峪镇，一个从延安过来的老红军在驻地附近与一个妇女通奸，被村民告发。虽是女方情愿，却也影响败坏。邓小平坚决主杀，在漳河畔执行死刑。
还有这样一件事：一个八路军连长，晚上到一个寡妇家里，暗暗相约。讲好了价钱，还没有发生关系，被人发现。招认了，枪毙了。
男人的向往是女人，天经地义。男人大了要娶妻，更是金科玉律。但这个天赋权利，却被战争机器无情地绞杀了。
日军大本营专门配置了一个劳军系统——慰安妇。日军对本国军人在华性犯罪问题，明确规定，违者处死，但日军仅在华北就强奸了36万名妇女，却未见因之处死过一个士兵。
八路军规定，只有一个条件可以结婚。
那就是“2875团”：28岁、7年军龄，5年党龄，团职干部。四个条件，缺一不可。
另一个说法：8条腿也可以结婚。
何谓8条腿？
一个人，两条腿；一个警卫，两条腿；一匹坐骑，4条腿，加起来8条腿。
这，也是团长的标准。
其主要目的，就是全心全力抗战。
普通士兵和底层军官，不能结婚，不许谈对象，又不准通奸，更禁绝强奸，性欲望如何解决呢？
只能是忍，或用训练出汗转移意念。
再就是手淫、鸡奸。此类现象在八路军内部确有存在。手淫是个人行为，比较隐蔽，不易发现，但较为普遍。鸡奸行为涉及两人，且容易露出蛛丝马迹。
这些年，我采访一些老战士，查阅战时笔记和日记，也发现一些此类记载。
在那个贫困的年代里，“光棍”比比皆是。也许，独身是一种常见的生存方式吧。能够苟活就感谢老天了，谁还奢望娶媳妇呢？
2004年7月，我在赤岸村采访的时候，仍然遇到两位当年活下来的独身老人。
一是曾为邓小平牵马的饲养员张水来。邓小平南下后也曾跟随3年，平时经常帮着邓夫人卓琳逗孩子玩。由于没有文化，看不透形势，又怕死，淮海战役时执意回家。家里穷，娶不上媳妇，只能一个人生活。我见到他时，他已82岁，在村里充当义务工，笑呵呵的样子，倒也乐天知足。
还有张海元，就是原来赤岸村首富张茂德的曾孙。刘、邓的住所，就是他家祖居的老宅。土改后，家道衰落，一蹶不振。
我找到他时，已是中午1点多了。近70岁的他刚从大田里干活回来，满头流汗，进门后就忙着生火烧饭。屋里黑乎乎、乱糟糟、脏兮兮。
我问：“孩子呢？”
他憨憨一笑：“没有。”
原来，他也是一路光棍到今天。
“嗡嗡”纺车声，响彻太行山
纺妇满太行
被采访人：张天未，男，92岁，涉县赤岸村村民，木匠。
采访时间：2004年6月。
采访地点：涉县赤岸村。
封锁造成封闭，也带来商机。
根据地与敌占区物品互缺，价格猛涨，差价巨大，反而刺激了不少商人的投机欲望，在根据地周围的村镇里建立了更为秘密的货栈。只是交易的主要方式不再是钱和货，而是以货易货。
边区政府派出几个得力干部，担任八路军商贸办事处主任，分别驻在周围的几个集镇上，与各方商人秘密联系，从武安阳邑、山西潞城、河南安阳等敌占区或边沿区，贩运粮食、棉花、布匹、咸盐、药品、香烟、煤油、犁铧、颜料等。同时，向外地推销本地出产的花椒、核桃、柿饼、黑枣、中药及其他山货……
双方商量后，约定交易地点。
交易地点一般在封锁线附近，时间大致在黎明时。双方舞动火把，或假装几声鸡叫。确定暗号后，八路军架好机枪，骡子脚上捆绑棉布，车轴上涂抹蓖麻油，人们头上去掉白毛巾，光着脚，快快地交换……
最主要的是棉花。
没有棉花，就没有布匹，就没有军衣，就无衣越冬。
太行深山区，由于地高天寒，不适合种棉。
除组织地下商人秘密贩运之外，边区政府还组织大量的小商小贩到东部平原，利用晚上，利用亲戚、朋友关系，走家串户，用自己的山货、中药、小米和玉茭面换取棉花。
太行山东部平原乡村夜间的村街里，流传着这样一首小曲：
有花卖给根据地，
莫让鬼子白抢去。
有花卖给根据地，
既有功来又有利。
种花流了血和汗，
西边换来米和面。
……
大批雪白雪白的棉花，纷纷向着太行山跑去。
但，有了棉花，又没有纺织技术。
因为缺少棉花，太行山里的妇女普遍不会纺线，只会捻线。有一个谚语：“涉县婆娘不干活，胳肢窝夹着个捻线砣，走一走，砣一驼。”这样的捻线效率极低，仅用于缝衣被、织腰带和绑腿带之用。
怎么办？
政府规定：提供棉花，劝民纺织；纺一斤棉花，可得二斤小米。
这，无疑是一个巨大诱惑。
一时间，从东部县嫁来的或讨荒要饭在山区落户的媳妇们便成了香饽饽。村里敲锣打鼓送红花，请她们教授技术。
涉县城里村妇女梁秀英，娘家在东部成安县，从小就是纺织能手。村公所鼓励她坐在街头现场表演，一个人与5个本地捻线能手比赛。不到半个小时，梁秀英就纺了5个花卷，而当地5个妇女连一个花卷还没有捻完。
过去，男人席地而坐，纺花织布，无论如何是要让人耻笑的。但更乐村村民赵九洲，却在政府扶持下，开始学习纺织技术了。赵九洲心灵手巧，学会后又教会全家。不长时间，他家纺织挣来的小米，除自家食用外，还买了5亩地。
霎时间，赵九洲成为边区名人。
风潮大起，风气大变。大姑娘、小媳妇、老太太们都摇起了纺车。
不长时间，纺妇满太行。
开始，每人每天只能纺二三两棉花，不长时间，就能纺棉五六两。两个月后，就能日纺一斤了。
1943年冬天，虽然大雪封山、天寒地冻，但太行山的农村里却格外有生气，不论白天黑夜，时时处处都能听到“嗡嗡”的纺花声。一盏盏昏暗摇黄的油灯，映照出太行山妇女顽韧、坚定的身影。
纺织工具少，人歇机不歇。长夜线不断，一灯到天明。
其实，真正的纺织高手，根本不用点灯，只需一炷香头。
“嗡嗡”纺车声，响彻太行山。
不到一年时间，涉县95%的妇女学会了纺织，达29750人；纺棉35万斤，织布36万平方尺。
纺织所得的白粗布，如何染色？
把白布和红胶泥一同放进锅里，煮，可得土黄色。橙黄色的染料，则是槐豆，同样是大锅煮……
土布染色后，分给农村妇女，让她们分头制作军衣、军帽、军鞋、军包……
报酬，依然是小米。
由于来自千家万户的手工缝制，八路军的军装极不规范。
我们在照片上可以看到，包括朱、彭、刘、邓等所有高级领导人的服装，也都是毛毛糙糙，鼓鼓囊囊，颇不美观。
匠与枪
被采访人：李士华，男，73岁，涉县党史办原主任，冀南抗战史研究专家。
采访时间：2004年6月。
采访地点：涉县党史办公室。
1938年12月，129师后勤部在晋冀交界的涉县圪腊铺村一处秘密山洞里，成立了第一个军械所，专门修理和生产步枪、手枪、刺刀等。
战争形势发展太快，武器跟不上，仅仅依靠从日军手中夺取，不现实。日本军士顽强，死拼到底，最后把枪炮毁坏，也不留给八路军。
最早的工人，是一些民间铁匠和木匠。原来，他们游荡于晋、冀、豫三省之间，以打制大刀、红缨枪、猎枪为生，后来世道乱了，改造步枪。有钱的大户们为了保护自家财产，花费12块大洋，订制一支。
几十个匠人凑齐后，八路军派来一个政治指导员，军械所就开张了。
完全是一个联合的铁匠铺，炉火红红，铁锤咚咚。
造枪主要是枪筒、枪槽、枪托、小桩、枪栓、搭子勾等八大件。各个部件都不容易制造，因为没有机器，连像样的机床也没有，只有原始的钳子、凿子、钻头、锉刀、扳手、大锤之类。
但是，中国的传统手工业真是了不得，土家伙也照样能够制造神奇。一个个零部件竟然像变戏法儿，全造出来了。最主要的是枪筒，当时没有气锤，工人就支起铁架，安上滑轮，将大锤拉起来替代气锤。石磨中间穿一个洞，将铁轴从洞中通过去。铁轴当然不能是直的，中间有一个弓字形的弯儿，钻头安在轴头上，借用转动磨扇带起的惯性力量，硬把铁杆钻成枪筒。
枪筒制好后，要反复打磨，制来复线，做准星、缺口。而后是检验，先通过枪筒看中目标，然后再用准星和缺口看，两者一致后，再装枪托、扳机、枪栓……
一支步枪，就这样诞生了。
有了枪，还需要子弹。
子弹如何造？
弹壳是不能自制的，因为山洞里没有冶炼黄铜的设备，只有利用旧弹壳。好在战争时期，最不缺的就是弹壳，日本人也不吝啬子弹，一仗打过，满山的石缝里撒满了弹壳。各村发动老百姓捡拾，按铜价收购。
弹壳收集后，先用碱水煮，清洗、缩孔，拆火帽。
这之后的第一道工序是制火药。黑色火药的来源全是土法，硝、磺配上棉花灰。硝是从茅房里扫出的白碱土熬制而成，磺无法自制，只能从敌占区私购。三者分别压成细粉状，按比例配制，即成烈性炸药。
再一道工序是装弹头。弹头的用料是锡，而民间的锡制品很多，酒壶、蜡台比比皆是。破损的全收上来，加温后烧铸成一个个奶头状的弹头。
然后是装火帽。火帽类似于磷火，是子弹的引火，苍蝇屎大小。放入子弹尾部的凹槽后，用薄金属片堵上，再涂上一层特殊的紫胶。这种紫胶来源是印度等地一种树上寄生虫的排泄物，经特殊炼制后，不仅防水，而且防火，再发热也不软化。国内没有这种紫胶，只有进口。太行山里的紫胶从何而来？全是通过地下关系，从国民党兵工厂偷偷拿来。好在用量极小，一桶胶可用半年。
最后是检验。一排排子弹放在平面上，挨个儿查验，分量重的轻的，弹头长的短的，弹壳松的紧的，都不行，全剔出来，重新加工。
这些传统的铁匠、银匠、木匠、锡匠、铜匠，不识字，不懂图纸，习惯于手工作业，经验主义，心知肚明，口莫能言。
但现在，他们必须摒弃原来的一切，严守工艺流程及生产过程的检验制度，逐步学会看图、英制公制换算，使用量具、公差配合、机床操作……
红红的炉火旁，一批批来自乡间的匠人和青年农民，正在悄悄地向产业工人蜕变……
......
节选自《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5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