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对文学最初的印象，源自20世纪90年代。

那时，我还是一名中师生。我们班的语文老师姓冉，名仲景。冉老师身材瘦削，戴的那副大黑框眼镜常滑到鼻尖。人也风趣，课堂上时有金句妙语，且写得一手极漂亮的字，粉笔划过黑板，遒劲有力、龙飞凤舞，以致很多时候同学们都不舍得擦去语文课的板书。

当时我还不知道，除了教师外，冉老师还有另一重身份。有一次，我偶遇冉老师和他的朋友们聚会，大家一起谈文学、谈诗歌，大口喝酒、大声唱歌。我这才知道，冉老师也是一名诗人。我至今依然清晰记得他们曾高声朗诵的一些诗句。那场景对当时的我而言，虽谈不上震撼，却也带来不小的触动：原来生活还可以这样过，人还可以这样活。

许多年后，冉老师和我的散文诗同时刊发于《星星·散文诗》的“文本内外”栏目，这不禁让人惊喜于这奇妙的巧合。

我得知老师是诗人后，再在课堂上听他讲文学便有了不一样的感觉。那时，班上有几个同学在老师的影响下开始写作。我也悄悄涂写过几首“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分行。那些笨拙的分行虽是我一时兴起之作，但在那时也带给我不少零碎的欢喜，如同滴滴露珠，点缀了我青涩的时光。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所乡村小学任教。

学校建在半山腰，教学楼是栋新修的二层小楼，教师宿舍则是一排老旧的平房。据我父亲回忆，我住的那间宿舍就是他当年任教时曾住过的。房间不大，墙面刷了层石灰，但不少地方已脱落，里面的黄土露了出来。后来我用报纸把墙面全糊上了，再后来，那些报纸便成了我写写画画的“涂鸦墙”。

房屋年久失修，带给我的却是一种“全新”体验。宿舍的常客是老鼠，它们或在天花板内蹿来蹿去，或在墙角吱吱唧唧。有几次午夜时分，它们还从我被子上跑过。指头大的蜘蛛和筷子粗的蜈蚣偶尔会来访，喷杀虫剂就成了我每晚必行的睡前仪式。若是起大风，天花板的缝隙间便会掉下尘土或枯枝败叶。我曾从中捡到过一片半枯黑半干黄的叶子，把它搁进桌上的玻璃杯里放了许久。印象最深的是某夜，酣睡中的我被一声响动惊醒，接着便感觉床歪了。当时我的睡意正浓，迷迷糊糊中也没多管，任床歪斜着，翻个身继续睡了。早上醒来再看，我才发现原来地板下是空的，那声响是腐朽木板断裂的声音，而一只床脚恰巧安放其上。

那时，学校有一块地，划成小块分给教职工种菜。我不会种，住隔壁的王姐便说交给她，我要吃什么直接去地里摘就行。王姐很会种菜，种的菜品类也很丰富，基本不用再另买。我有次就把王姐种的莴笋薅来煮了汤，因为它是那块地里长得最好看的，叶片水灵，又嫩又绿。

矿区有条公路通往山下，路上常有运送铜粉的车辆。放假时，我和同事常在路边搭这些车到山下的小镇采购生活物资，再坐班车回家。

从学校步行去矿区通常不走那条狭窄的公路，只需沿一条弯曲的小路一直上坡，不用半小时就到了。大多数时候，我跟同事们会邀约着结伴而行，偶尔也会独自前往，那不到半小时的路程便充满了大于半小时的快乐。一路走走停停，听到好听的鸟叫就想找出它藏身的树枝，看到野果定要摘几颗丢嘴里。若在九十月，便多了一项用树枝刨“地瓜”的任务——此“地瓜”非彼地瓜，它是埋在土里的一种野果，成熟时果皮变红，又香又甜。返回时，沿路摘把野花或采几根草是最常做的事，总之有花摘花，无花采草，带回去插瓶里放桌上，看着就觉得很开心。

还记得有一次，在从矿区回学校的途中遇到一位老人，我不认识他，想来他应该也不认识我。不过，这丝毫不妨碍他对我露出微笑。大概是见我慢悠悠、不慌不忙赶路的样子有些磨蹭，老人着急地朝我喊：“女子哎，快点回去哦，马上要下雨了！”这句话一下子就勾出了我的眼泪，我也微笑着应了老人一声。多年后，每当想起那位陌生的老人，仍旧会有一股落泪的冲动。

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独自生活，难免有时会觉得寂寥。庆幸的是，学校用电还算方便稳定。每晚，批改完作业、备好课，我就会把磁带放进收录机，在昏黄灯光下翻开书，心慢慢静下来。每当我读到喜欢的文字时，仿佛有双翅膀从体内长出，随音乐声缓缓扇动。

那时，我看的书大部分是文学类的。阅读过程中，我有时会想起冉老师曾在课堂上讲到的相关内容，字里行间便透出些久别重逢的暖意；还会想起自己曾涂抹过的那些分行文字，心有所动，便开始试着写下些零星的句子，关于花香、虫鸣、陌生人……想写下什么时，随手就记在纸上或糊墙的报纸上，也没想过要给谁看，似乎记下就可以了。

后来，因工作调动，我去了另一所学校。听说，我离开后不久，那排教师宿舍就被拆除重建了，新的宿舍很好很漂亮。我的老鼠室友、我的涂鸦墙、我断掉的地板条永远被留在了那年那月。

生活是第一位的，但生活不只有生活。

活着，记录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替那些无言的山川草木、鸟兽虫鱼说出它们的话，这便足够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