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者梁鸿的非虚构作品《要有光》通过“非虚构+观察+对话”的复合叙事，多维度地记录了当下越来越多“时代少年”及其家庭正在经历的成长之痛与生活之惑，内容真实、意义深刻。相比真实的记录，作品更令我动容的是文字中的爱和悲悯，书名“要有光”宛若《创世纪》里的“上帝之音”，向社会发出了一声时不我待的真切呼唤，字字肺腑、真切动容。

纵览书中丰富的青少年家庭案例，有两处感触尤深：

父亲的“离场”对孩子成长的伤害

无论是乡镇还是都市，书中的父亲们有些选择消失和逃避，有些对母子总是强势以待，他们托辞各种理由，卸下了自己抚育孩子的责任，不仅居高临下地无视孩子发声的权利与求救的呼唤，更是在肉体和精神上进行一次次的伤害，让创伤雪上加霜，让伤痕难以弥合。我想，如果说孩子的健康成长“要有光”，那么缺失最多、尤为迫切的那束光就是父亲。

在作品的案例中，代替“父亲”的男性角色成了滨海市的心理咨询师“阿叔”、京城青少年心理健康咨询中心的“徐老师”和丹县卫生院精神科的“王振医生”，他们努力地介入一个个扭曲的家庭，尽力用平等的对话和专业的引导，试图干预危机的蔓延，虽有所起色，可总体上仍然杯水车薪，令人唏嘘。

我想，如果这本书谁最该先读，我的答案便是“父亲”。父亲的社会压力固然不容忽视，但在孩子眼里，父亲的“在场”及其作为传统家庭一家之主的权威认可和平等尊重，是孩子得以健康成长的精神给养和情感土壤，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家庭会议”的缺失，让家庭内部“失声”

滨海市的阿叔说：“中国家长很少开家庭会议。都是在做饭、吃饭或闲聊天时教育孩子，长期下去不会产生积极效果。”这句话我深有同感。

回忆我的青少年时光，家中似乎从没开过什么“家庭会议”。这个词汇似乎只在美国家庭情景剧《成长的烦恼》中出现过，如今想来，“成长的烦恼”之所以能解决，恰是剧中身为心理咨询师的父亲和社会新闻记者的母亲在生活中对子女的尊重和包容，并以成员“家庭会议”的方式在对话与分享中寻求彼此的理解，父母与子女之间最大限度地杜绝了一意孤行的评判和先入为主的决断，在消解因代际和境遇不同而产生的认知差异和观念偏见的过程中，家长式的说教渐渐转换成将心比心的换位思考，进而让家长学会了怎么做家长，让孩子懂得了什么是成长。

记得阅读这部作品前，我给自己提了一个问题：这本书是不是一本可供家庭成员集体共读的书，能不能成为家长与孩子彼此有效沟通、实现真诚交流的重要载体？如今读罢，答案是确切的：能！我更希望的是，这本书能成为中国家庭，特别是深陷子女成长困境的的家庭们开启“家庭会议”机制的启示读本：因为在我眼里，《要有光》既是一本直面少年成长创伤的“福音”之书——每个深陷困境的孩子应该都能在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产生强烈的共鸣；也是一座联结孩子与家长的情感桥梁——它能让家长换位思考，发现自己孩子的心智其实并未如他们以为的那样幼稚，甚至在弥合家庭裂缝的问题上反而比他们看得更加精准而透彻；更是一束指引社会向何处去的希望之光——绝大多数的少年创伤并非他们与生俱来的“原罪”，而是家庭几代人共同积累、相互间认知错位而酿成的痼疾，虽然它的产生无关是非对错，父母长辈也好，孩子本身也罢，大家在时代的滚轮下仓促前行、身不由己，但是它的解决事关一个民族的未来，容不得我们半点轻视、任其野蛮生长。

微观到孩子的呼喊、到父母的迷惘、再到家族的觉醒，宏观至整个社会的进步和民族绵延，我们都无法回避“生命成长”的关键命题，而生命的茁壮与健康就像植物的光合作用一样，总是需要光来滋养的。

由此观之，《要有光》最具现实意义的价值在于帮我们寻找到了一个近在咫尺、却被长期忽视的求解之道：这慈悲的光源并不靠宗教式的“上帝恩赐”，也非宿命般的“天命定数”，而恰恰就深植在每一个家庭本身，只要身为家庭成员的我们彼此间能够摆脱偏见、敞开心扉、平等相待，充分地互诉衷肠、分享甘苦，父母和子女便是照亮彼此最闪耀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