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破理论话语的“围城”——刘诗宇和他的当代文学研究
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由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携手建构的话语如层峦叠嶂，研究者置身其中，久而久之难免会有“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局促和无奈。正是在冲破理论话语的“围城”这一关键节点上，诗宇的文学研究显示出了不容忽视的新生代力量：“经历了‘经典化’的文学教育、有了相对稳定的文学观念之后，能在文学现场发现当代文学的现实，这种经验其实是许多人并不拥有过的。”[1]
如果把学界比作武林，那诗宇所走的绝非套招拆招、一板一眼的路数，而是摘叶飞花，皆可伤人。诗宇出身“名门正派”——北京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和导师张清华教授的学术影响力自不必说，因而在诗宇不拘一格的“招式”背后，其纯正的“内功”修为着实有迹可循且自成体系。
“边界”内外的凝视与面对世界的方式
所谓“边界”内外的凝视，按照诗宇在同名专著中的解释，一是指“严肃文学有‘边界’”，尤其在当下多元文化交织的互联网语境中，“通俗文学以及更受大众欢迎的影视、动漫、游戏对严肃文学形成了一种‘合围’”。二是指“一个时代的文化生活，有中心和边缘之分。当我们站在严肃文学的‘边界’之内滔滔不绝时，说的可能是比较靠近整个文化生活边缘位置的话”[2]。以新近火爆的《黑神话：悟空》为例，很多研究总是在“古典性”“现代性”“两创”等热门学术名词周围打转。然而这些宏大的研究范式与专业的理论术语，在面对“个体”与“跨界”的“游戏文本”时，多少让人感到有些捉襟见肘。尤其是当研究者没玩过甚至不会玩这款游戏时，自说自话带来的只能是批评的“失语”。2024年10月，在“博古通今：文化传承与当代书写文学馆·学术青年工作坊”上，曾在“朋友圈”直播《黑神话：悟空》亲测体验的“游戏玩家”刘诗宇做了主题为《黑神话：悟空》与当下“叙事性艺术”接受问题的发言。他认为《黑神话：悟空》涵容了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中的双重身份，对它的接受体现了当下文艺作品极具症候性的“盲盒化”现象，类似凿破壁垒的研究便不再有“浮云蔽日”之感。
其他比如《动漫、影视、游戏与文学的“代际差异”》《大历史中的“RPG叙事”与“热血”情结——评马伯庸〈大医〉》《元宇宙与人类的叙事艺术》《未来不是天堂，我不是我》等，仅从题目便不难看出诗宇研究视界的广泛。其中，《是“东北”，还是一种曾经黯淡的“阶层趣味”——论互联网文化与“东北文艺复兴”》是诗宇跨界研究的典范。凭借该作他获得了《当代作家评论》2023年优秀论文奖。颁奖词充分肯定了诗宇从互联网和社会文化语境入手，对莫衷一是的“东北文艺复兴”概念及其症结性问题所作的新意解读。上文所列篇目其实都是诗宇“跳出单一文学维度”，努力为“漫长的90年代”及新时代书写“文学—文化史”的有力尝试。
当视野回归到学科“边界”内部时，因为有着强烈且自觉的文学史意识，诗宇的研究在以广度见长的同时绝不缺乏纵深感。《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再解读”思潮》按照时间顺序将“再解读”思潮划分为侧重“历史性”“文学性”“现代性”的三个不同阶段，同时对相关研究群体做了基于“代际”差异的界定和扩充，进而揭示出“再解读”思潮的意义与局限。《当代文学史视阈中〈红高粱家族〉》对莫言小说中伦理道德作用的再解读，对以民族英雄身份颠覆主流历史叙事观点的再思考，以及对断裂文学史观念下人物形象谱系的再反思，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重构”而言极具启发意义。其他像《当代文学批评史中的“新写实小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21世纪“转译”》等均是诗宇在相关研究领域精耕细作的代表作，前者的论述异常精彩，且顺理成章地入围了第十三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
能够在“边界”内外闲庭信步，必须要有丰富的知识储备作为支撑。生活中的诗宇热爱电影、精通漫画，写小说和剧本屡获大奖，唱歌和玩游戏更是业余选手中极为专业者。有如此多才艺傍身，当面对“Z世代”中“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文学现象时，他不仅不会束手无策，反而如鱼得水。这种不为“边界”所限的“总体性”研究视野，使得诗宇能够敏锐地洞察到看似不相及的“风马牛”之间的内在关联。北京师范大学求学期间，诗宇先是借《长城》杂志专栏牛刀小试，聚焦当代文学中的一些“场域”问题，继而将博士论文的主攻方向定为“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按照张清华教授的说法，诗宇“可以透过这些现象的研究，去深入了解文化研究、文学社会学研究、历史研究、知识考古学研究等方面的理论”[3]。后天的孜孜探求加上先天的兴趣优势，诗宇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研究范式的形成可谓水到渠成。
研究范式形成的背后，本质是选择如何看待世界的问题。是“闭户读书”，还是“睁眼看世界”？是固守“小我”，还是关注“大我”？从研究实践来看，诗宇坚定地选择了后者。他习惯在具体的研究对象之外触及“文学批评的未来”“严肃文学的未来”，甚至“文学的救赎功能”等根本性议题。诗宇之所以透过纯文学的窄门看到了更加驳杂和辽阔的风景，是因为在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那些看似遥远的东西与我们当下精神生活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密。这是“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4]般的大关怀。优秀的作家当有如是关怀，优秀的批评家也不例外。
作家批评的优长与阐释的有效性
“作家”诗宇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虽然不多，但一篇有一篇的分量。他的小说《阿梅的故事》曾获台湾师范大学“红楼现代文学奖”小说组首奖，剧本《一顶军帽》《夜市》连续两届入选了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扶持青年优秀电影剧作计划”。以作家身份从事学术研究，究竟对诗宇的当代文学研究产生了什么影响？这其实涉及作家批评这样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
作家评作家是文学研究中的重要传统之一。杜甫评李白、雨果评莎士比亚、茅盾评鲁迅、聂华苓评沈从文等，不仅具体的评价文字被研究者们频繁征引，评价行为本身也经常作为文学“事件”在读者间广为流传。原因或许在于，作家与作家之间的惺惺相惜与感同身受，使得作家评作家更容易接近“了解之同情”[5]的境界，这也是诗宇从事文学批评时和他的作家前辈们共享的优长之一。诗宇善于从之前“自我主体的经验”中寻找与当下共通的阅读感受，从而与研究对象达成精神上的共鸣，最终在“他者”身上获得“非凡体悟”[6]。他用来征引的生活经验包括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与之相应的阅读体验因此变得鲜活、生动、立体、全面。在《不见色，无字书——评黎紫书〈流俗地〉》一文中，诗宇对《流俗地》中绵密、氤氲的人情世故书写充满了“久违”之感。从细腻的分析文字可以想见，小说像石子落入静水般激起了他内心的漪涟。而且因为换位思考的“参与感”较强，诗宇不少批评文字仿佛是对研究对象的“二次创作”，有一种压制不住的作家主体意识。典型者如《枪之子的黑色幽默——论郑在欢小说的荒蛮气质》，诗宇开篇便说假如自己穿越到郑在欢笔下的大王庄，他可能活不过一个月。这种感觉像极了在读穿越小说，读者仿佛在跟着一个叫刘诗宇的探险家经历着他的奇幻冒险。
诗宇在尽可能言说他人的时候也在竭力表达自己。这不禁让人想到法朗士的名言：“为了真诚坦白，批评家应该说：‘先生们，关于莎士比亚，关于拉辛，我所讲的就是我自己’。”[7]诗宇表达自己的主要方式是追问，他追问式的批评文字中蕴含了诸多应答往还的可能性，是诗宇与作者及研究对象在思想上的交流、切磋，或者可以说——较量。对此，吴俊教授早有认知：“在貌似与人为善的外表下，诗宇的眼光其实已经尖锐地刺破了很多虚饰的表象，追问到了骨子里的问题。”[8]诗宇在《是“东北”，还是一种曾经黯淡的“阶层趣味”——论互联网文化与“东北文艺复兴”》开篇一个不长的段落中竟接连用了五个问句，追问“东北文艺复兴”相关人物、作品风靡的原因。他论文中的句与句、段与段、部分与部分之间，大抵是通过追问将逻辑关系串联起来。类似兼具力度和深度的“批评家诘问”避免了隔靴搔痒或庸俗吹捧，从根本上确保了阐释的有效性。
综合来看，诗宇上述一体两面的“理性的直觉”或“直觉的理性”[9]，使得他的批评文字呈现出“坏处说坏，好处说好”[10]的特点。比如在评价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时，他一方面指出这部小说在前后结构安排上的明显不协调，另一方面又对刘震云整体叙述上“不厌其烦的回溯”持认可态度。他在剖析韩东的《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时，既看到了这本书前后两部分割裂感之严重，也强调了小说前半部分的足够优秀和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
文本细读与“理论内生”
尽管有着比较宏阔的大众文化研究视野，但“文学性”的“在场”依然是诗宇从事当代文学研究以来持守的底线。文本细读向来被认为是通往“文学性”研究的主要方法，诗宇曾将文本细读等同于“根植于文本的‘误读’”，说它“意味着一种微妙的折中，意味着让作家和读者同时在语言的延异中发现‘更好的自己’”[11]。简言之，诗宇极为重视研究者在文本细读时预留给读者的想象空间。至于如何细读，对文本中的“潜结构”和“潜叙事”展开研究，也许是重建当代文学研究与现场关联的好方法[12]。于是我们看到，他在评陆辉艳的新诗《妇科病房》时，不仅能从“空泡面盒”“烟头”这些容易被人忽视的意象中看出丈夫的压抑与不满，而且从中挖掘出了“现代意象该如何处理”这一诗学命题。于是我们还得以看到，他从孔乙己“茴”字写法中觅得了人文知识分子身份的隐喻，并将这一深层结构或“设定”投射到格非的《登春台》上。
除了呼应导师张清华对“潜结构”与“潜叙事”的关注，诗宇从过往文本出发，为当下人物形象的塑造提供范本的努力更具个人独创性。在相关细读实践中，诗宇对“新人”与“废人”形象的分析让人眼前一亮。其中，《风声与烛影——论新世纪文学中的“新人”问题》关注的是新世纪文学中的“新人”问题。该文对《神木》中的赵上河、《那儿》中的朱卫国、《三体》中的罗辑等人物做了包含动机、性格、时代性的全面解读，并为如何处理“新人”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知识分子性形象的“废”与“用”》先是对《绿化树》《鲜血梅花》《风雅颂》等小说中的“废人”形象进行梳理，而后将其与《地球之眼》《陆犯焉识》《三体》中看似“废人”实则“不废”的形象作对比，最终点明“知识”的不断消失是知识分子形象宿命般颓废的主要原因。“新人”“废人”“旧人”“少年”“坏女人”“革命者”等，通过文本细读，诗宇建构了一个庞大且完整的当代文学人物形象研究谱系。
扎实的文本细读功力一方面源自诗宇对作为方法的文本细读的独特理解，另一方面与他对文本细读价值的强调密不可分：“恰如其分的文本细读其实并不比操纵宏大的理论话语，或者挖掘生僻艰涩的史料更简单”，因为“这不仅考验着研究者的知识储备以及对人情世故的体察能力，也考验研究者是否对文本有足够‘热情’与‘耐心’”[13]。有鉴于此，诗宇曾用逐章分析的方式细读陈福民的历史小说《北纬四十度》，洞烛幽微般揭示出文学区别于历史的叙事功能。他还对黎紫书“经得住考验”的人物、语言、情节等写作“基本功”做了全面细读。
如果稍加留意，会发现诗宇的文本细读没有停留在具象层面，而是做到了自觉的理论提升。而且相关理论主要不是源自外界或秉持“拿来主义”，而是“理论内生”[14]——从对作品的具体艺术感受中总结出来的。
或许因为深谙创作的甘苦，诗宇对于作家创作机杼的把握很是贴切。他通过解读小说《云落》，窥斑见豹般提炼出张楚文学世界的关键词——“迷茫的青年”“蹉跎的中年”“离开与归来”等，那是一个“县城”所无法容纳的文学空间。他将韩东在剧变时代下飘忽不定而又和谐共生的小说风格概括为平等面对各种方向的“球体”美学。他用神殿或寺庙前的“阶梯”形容何向阳诗歌创作的形式追求和美学特质，因为阅读何向阳的诗歌有时像顺势而为的次第而下，有时似回环递进的拾级而上，这与上下楼梯的体验如出一辙。诗宇出色的“理论内生”能力显然不止于个案研究。他还别出心裁地将2021年的长篇小说分为可以“站着读”和必须“坐着读”的两类，以此区分其“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创作风格。在综论2022年的长篇小说时，他又匠心独运地用“地质景观”比喻新时代文学既“丰富”又“整饬”的创作形态。这些理论与文本若合符契，毫无隔膜之感。在当下理论覆盖文本，文学研究与文学现场越来越“区隔”的环境下，诗宇批评实践的意义不言而喻。
读者友好型与阅读的趣味性
从文学接受维度来看，诗宇非常重视普通读者在当代文学史建构中的作用。他的一系列研究文章诸如《世界经验、政治寓言与叙事形式的中西之辨——刘震云作品海外传播研究》《互联网中的当代文学史“隐文”——从豆瓣读书评分说起》《最难的就是“好读”——论〈千里江山图〉与长篇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等从海外传播、豆瓣平台、读者偏好等方面探讨了大众如何按照自己的标准建构文学经典并延续作品生命的问题。他持之以恒关注的这些问题，不出意外地成了眼下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比如近期就有学者指出：“当下因文学读者流失而产生的‘文学危机’，有必要将文学与读者之关系重新问题化。”[15]
正因为对普通读者的作用有充分的认知，诗宇的文字总是想方设法拉近与他们的距离。在评介《北纬四十度》时，诗宇说：“研究了几十年纯文学的陈福民突然‘放下身段’，讲事实、摆道理，幽默处令人忍俊不禁，黯然处惹人潸然泪下，其潜在的对话者，是否也有文学研究者和作家？”[16]这其实是诗宇的夫子自道。他的论文对于读者非常“友好”，像《毫毛上的〈西游记〉》《是好还是坏——论屏幕、键盘时代的“创作”》《穿靴戴帽，奇货可居——论文艺类视频“干货”与“二次创作”问题》《一颗赛博子弹，一封中式情书》等，即使专业之外的读者阅读起来也没有障碍。从学理上讲，“总是用浅显易懂的方式，解释那些深奥的佛理”不仅对写作者的表达能力等专业素养要求更高，而且“能否用浅显易懂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学术思考，一定意义上也是检验学者之真假的标准”[17]。
诗宇当代文学研究的另一重要特点是有趣。波德莱尔曾说：“我真诚地相信，最好的批评是那种既有趣又有诗意的批评，而不是那种冷冰冰的、代数式的批评。”[18]不夸张地说，有趣不仅是一种风格，还应提高到立场和境界的高度加以认识。
诗宇研究文章的趣味性最直观的体现是语言的通俗和形象化。比如那句让我在阅读过程中哑然失笑的形象描述：“且容我像韩东小说中那些狡黠的人们一样，‘不厚道’地想到作者在岁月流逝中渐渐能够反射任何角度视线的光头。”[19]“光头形象”对接“球体风格”，文如其人的本质特征就这样被幽默自如地表达出来了。与诗宇对乡贤马秋芬小说语言特点的评价相似，作为纯正沈阳人的诗宇，其个人化的语言表达背后其实也有一个强大的东北方言及其幽默谱系在做支撑。而且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诗宇对以语言的趣味性见长的老舍情有独钟。老舍认为“干燥，晦涩，无趣，是文艺的致命伤；幽默便有了很大的重要”[20]。这应该是在潜意识里被诗宇当作“信条”坚守的。
诗宇曾明确表示：“最好的评论就是复述。”[21]这也是他的研究文章让人感到兴味盎然的主因之一。日常交流中，诗宇不时会语带留恋地跟我讲起大学时期那些让人忍俊不禁的人和事。他复述和转述的能力之强，常常让我有历历在目甚至恍如隔世之感。诗宇的研究文章正具备了这样一种“情节流”的效果，让人感到好像是在“讲故事”。这让我想起勃兰兑斯那跳出文学史枯燥写作模式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以及鲁迅被刻上“闲话风”烙印的《朝花夕拾》。想达到如此阅读效果，这要求作者必须与读者平等对话，既不能有高高在上的轻蔑，也不能有屈尊俯就的谄媚。由是，他的复述或转述才能营造出一个轻松愉快的阅读“场域”，娓娓道来且充满“复调”况味。
诗宇研究文章的趣味性骨子里其实来源于他糅合了各种文化艺术的“大文学观”，以及他触类旁通的“通变观”。他的论文里经常出现电影、音乐、游戏、漫画、小品、鬼畜、坊间笑话、时事热点等元素。在《枪之子的黑色幽默——论郑在欢小说的荒蛮气质》中，诗宇用《巴斯特·斯克鲁格斯的歌谣》《老笠》等电影情节帮助解读郑在欢小说中的“荒蛮”气质和“CULT”风格，他还将东西的小说《篡改的命》与我国台湾地区电影《大佛普拉斯》、卢一萍的小说《白山》与美国电影《阿甘正传》做主题契合地对读。在《病虎、怪事、疯人——论李修文〈猛虎下山〉兼及文学中的历史、文化、现实》中，文章的第一个小标题甚至直接化用了小品《钟点工》中的台词……这些长期与严肃文学“井水不犯河水”的通俗艺术，一旦“闯入”学术论文中，会对高头讲章的话语表达起到平衡或消解作用。同时召唤着普通读者丰富的大众文化“阅读前史”，甚或对“Z世代”语境下文学的理解起到画龙点睛之效。
拉杂谈论许多，或许不得要领，却句句出自本心。如果此文勉强算得上“知人论世”的话，那权且看作是我对诗宇现阶段研究的一个注解。然而当我在为其研究“设限”时，他或许只是把这些当成了起点，正在一步不停歇地向着新的研究领域掘进。“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诗宇的当代文学研究已然到了让同侪为之侧目的程度。作为十多年的老友，我深知诗宇能在而立之年取得如此成果有多来之不易，被学术光环遮蔽的是他暗地里异于常人的努力。对于诗宇已经取得的学术成绩，我由衷高兴；对于诗宇将会取得的学术成就，我满怀期待！
注释
[1][8]吴俊：《温和才子刘诗宇》，《文艺论坛》2020年第3期。
[2]刘诗宇：《边界内外的凝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笔记》，作家出版社，2021。
[3]张清华：《印象诗宇》，《文艺论坛》2020年第3期。
[4]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624页。
[5]陈寅恪：《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第279页。
[6]何向阳：《远方之远》，《文艺报》2021年7月23日。
[7]李衍柱、朱恩彬主编《文学理论简明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第565页。
[9]欧阳文风：《一种准现代感悟诗学——论李健吾的印象主义批评》，《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
[10]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528页。
[11][13]刘诗宇：《“误读”与“经典”——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讨论维度》，《文艺论坛》2020年第3期。
[12]刘诗宇：《作家“不读”，还是作家“必读”——论“文学性”视角下研究与创作的关系问题》，《当代文坛》2023年第5期。
[14]在2022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二十二届学术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杨庆祥教授做了主题为“回到文本与理论内生”的发言。
[15]赵普光：《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读者维度的建构》，《文艺研究》2024年第6期。
[16]刘诗宇：《史的刀与笔，文的屑与尘——论历史题材创作问题与〈北纬四十度〉》，《上海文化》2022年第1期。
[17]王彬彬：《“是真佛只说家常”》，《文学报》2012年8月16日。
[18]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第215页。
[19]刘诗宇：《剧变时代的浑圆球体——论大众文化视野中的韩东小说与“新生代”文学》，《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第2期。
[20]老舍：《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第202页。
[21]曾攀、傅逸尘、曾念长等：《长篇小说去向何处？》，《当代文坛》2019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