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当下的青年写作呈现出丰富多彩、各有所长的“岛屿化”状态。然而，这种“岛屿化”的自由状态能否随着时间而逐渐步入“经典化”进程，成为了青年写作当下或未来不得不面对的重要议题。那么，青年作家在发现写作素材的过程中，哪些问题是可以被纳入到“经典化”或普遍性范畴的？哪些又因其极具个性化因素而逐渐随着时间消散？显然，前者更需要读者产生共情与共鸣，也要求写作者对公共性的、共识性的问题进行有甄别的筛选。从写作群体推演至外部环境，我们不得不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青年写作的读者是谁？他们的年龄层和职业分布如何？他们以怎样的姿态来看待青年作家的文学写作？在一定程度上，作家在书写当下生活时，往往容易陷入尴尬的境遇。那么在极难处理的当下共时性经验和历时性问题时，青年作家又将如何自处呢？在他们的年轻化、个性化的生命体验和情感体验中找寻共性，避免因为自由的限度而忽视应当重视的问题，成为青年作家和读者须共同面对的挑战。

本期《长城》“新锐”中四个短篇小说的青年写作者：元光、冉茂一、许无恨、丁圣润，以个性化的语言呈现出“几乎无事”却日日上演的伦理之思与精神谜题。从书写乡村日常“新”生活的《坟边柳树》，呈现重复生活中无处安放自我的《酒神》，到居无定所漂泊他处的《单行道》，以及遭遇生活困顿和思维停顿的《我们也去旅游吧》，他们所关注的“沉默的大多数”与“看不见的生活”开拓了青年写作的诸多新命题。

一

在很大程度上，九零后和零零后一代作家的世界当中，父辈的生活可能并未和时代产生巨大的撕裂感。于是，在他们“平凡”的日常之中，亲人间的亲疏偏向、利益纠葛几乎构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内容。因而，当新生代作家重新来检视上一辈人之间的纠缠时，就生成了长大后的自己，以“他者”的眼光重新回望小时候未能全然理解的伦理之思。这成为他们开启个人记忆和过往经历的一个端口。当对生命有了新的领悟或成为“过来人”之后，原有的体验与经验便能够生成新的“观看方式”与想象素材呈现在文本当中。由此也就回应了处于写作初期的青年作家，具备“大时代”“大历史”的记忆并不构成写作小说的必备条件。

元光在她的短篇小说《坟边柳树》中，将乡村日常生活中的新现实、新经验通过日常化的叙述有条不紊地呈现出来。在这个故事当中，刘彩云是一个文盲，她全部的知识都是通过快手直播和抖音来获取的。然而，不识字的她却慢慢通过看抖音大数据推送学习把自己培养成一个“柳树博士”。虽然最后医治柳树的方案遭遇了滑铁卢，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她确实获取了大量真假难辨的信息。小说以为母亲坟边的大柳树治病为起点，最终却以砍掉柳树收束结局。作者在孝道与手足情谊的惯常伦理中，并行不悖地融入了算计和虚伪。我们可以看出，作家元光对乡村生活的细致观察，从她的叙述中看到了青年写作新的尝试。小说中，大柳树边上生活的村民被掉落的柳枝吓到忍无可忍时，刘彩华一家终于决定要砍掉这棵大柳树。这个重大的家族决定行将实践，刘彩华与刘彩云打开了快手直播，似乎在这个时候，曾经那些为了这棵坟边柳树能够茁壮成长而不断学习，将柳树视作母亲亡灵的显化等想法早已变得虚无缥缈。

“新现实”与老问题彼此交织，生发出文本的新鲜生命力。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刘彩华们”是乡村农民群体的一种缩影。面对数字经济和自媒体时代，乡村仿佛是一张摊开的白纸，等待着数据填充他们在搜索引擎上关注的问题。他们关注什么，平台大数据就会给他们推送什么，新媒体正在塑造或建构着当下的乡村生活。“现代生活的断裂性，从历史的角度就被理解为现代都市生活同传统的乡村民俗生活的断裂；从生活品质的角度被理解为现代生活固有的碎片化同前现代生活的总体化的断裂。”{1}在现代化进程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新的经验如何逐渐浸入或涌入农村，对人们产生影响，如何去穿透当下日常生活中的物质化和实用主义，回到乡村生活当中去，回溯父辈甚至再上一代的微观生活变迁，这些问题成为青年写作中值得持续探索的问题，也构成了他们叙述的内在驱动力。

二

无论是乡村使用的新型生活手段和思维模式，还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视而不见的普通生活，几位青年作家向我们呈现的是那些无名的大多数人，他们的生活是无声的，但正是这些沉默的父辈编织起了时间河流中的涟漪。因而，这些“沉默的大多数”也应当从历史的烟尘中被打捞起来，给予关注。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不可复制的，人们只有一次体验生命的机会，也只有一次机会成就和父母的缘分。那么，在理性实证主义至上的时代当中，如何去安抚自己的内心，如何不让自己的灵魂沉湎到标准化生活之中，如何能够在逃离沉重感之后，带着父母一同逃离他们作为父母的身份，让他们忘记或暂时忘记自己作为父母的责任和使命，这些成为逐渐步入中年的九零后一代正在面对或发现的问题。冉茂一的短篇小说《我们也去旅游吧》以离婚多年的父亲中了奖金为触发点，原配母亲为了生活困顿的儿子，疑虑前夫偏心重组家庭，陷入到巨大的困扰之中。母亲不断地要求父亲将奖金多分些给儿子，经过在无数次争吵、爆发之后，儿子决定带着母亲出去旅游。当他们来到大自然当中，母亲享受地在落日余晖当中自拍时，一切谜题也迎刃而解。原来，父亲并没有偏向继子，而是想通过中奖的钱让两个家庭都过得更好，一场闹剧终于落幕。当夏俊阳想和母亲说清楚事情原委的时候，沉浸在美好旅行体验中的母亲似乎已然不再在意结果，因为她终于暂时忘记了对儿子生活的担心。小说接近了尾声，也留给了读者一个令人沉思的问题，年轻人在步入社会之后是否有意识地拿出时间和精力与家人相处？

人生过半的父母早已把对子女的担忧当作习惯，子女也视其为理所应当，对父母的照顾和尽孝简化甚至退化至为其养老送终。在大部分子女的观念中，他们对父母的尽孝就是让自己努力活得更好，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利己。那么，我们如何在当下的现实情状中和父母葆有一种真正亲密的情感连接，而不是仅仅去用原生家庭的苦难和无法逃离的忙碌来充当借口，或许才是十余年或几十年之后不会后悔或不留遗憾的精神慰藉所在。无论是《坟边柳树》还是《我们也去旅游吧》之中，都涉及到了青年人对父辈日常生活的思考，绝大多数父辈的生活都已抵达平稳、平静的状态，发现这些状态之中的褶皱也是“新的现实”。我们往往沉迷于猎奇或是发现个性化的体验或叙述，然而，在庸常之中发现“不平凡”，或是在平凡之中发现它的症结所在，沉淀出人类情感史变迁和人文关怀，在自己所处的时代当中和人生经验之中去找寻到自己的问题，这才能够生发出更加强大的创作生命力，过往和记忆是创造未来最为可贵的经验。

我们可以发现，这一代中的许多作家，在写作当中发现了个人与时代之间的关联，发现了内心与现实之间的密切联动，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他们不再被动承接集体叙事，也不止于纯粹的私人表达，而是在两者的张力中寻找情感和精神的真相。这些领悟和思辨不断扭结，萦绕于他们的构思之中，最终生成了写作的动力，成为了与其他代际作家写作截然不同的想象素材。

三

我们发现，在诸多青年作家的创作中，已经没有非常鲜明的地域特色，他们的风景书写或景观呈现更多时候呈现出一种“去地方化”的“在地性”。在一定程度上，由于个人的地域流动体验，及现代流动性带来的空间趋同，他们不会刻意地将地方的特色融入叙述之中，而是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地方风土带给他们写作风格的影响。“我们是在‘风土’中发现自己，寻找相互连带中的自己”{2}，也发现了所生活的地域在时代浪潮下的共性。雷蒙德·威廉斯提出的“感觉结构”概念，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种转变。传统的地方书写往往通过显性的“地方感”来构建地域文化，但威廉斯强调，真正的文化特质存在于未被完全结构化的“感觉结构”中，它是特定群体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情感模式、认知框架和价值取向，渗透在叙事伦理、人物行动逻辑等隐性层面。

在丁圣润和许无恨的小说中，都没有非常鲜明的关于苏北地带和东北土地地方特色的展示，然而，在他们的文本当中，却始终渗透着风土性的元素，虽然这些也许只是故事整体架构的小小的边角料，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传递出在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中，人们充满不确定的感觉，暂居和成为常态的漂泊感体验。就如同丁圣润在短篇小说《酒神》的结尾处所表述的个人感受。小说尾声处说道：“生活的巨大浪潮不断地翻腾，裹挟着妥协与恐惧，要将在水中扑腾的我淹没。”同样地，许无恨的短篇小说《单行道》也是一个讲述蛰居的故事。小说的开始，作家并没有交代主人公所处的地方在什么区域。但他将东北方言的“粗粝感”转化为故事的叙事节奏，短句的顿挫、“屯子”等俚语的陌生化使用，这些实则都是东北人直爽性格的表征。这种语言策略与“感觉结构的物质性”，也就是“语言本身承载文化基因”相呼应。

可以说，许无恨的《单行道》充满了悬念，字里行间的东北风格呼之欲出、扑面而来，粗糙且冷冽。小说人物那种嬉皮士、满不在乎的处事风格似乎也让我们联想到荒芜的精神世界和皲裂的东北荒原。许无恨将《单行道》中“看不见的生活”推向了深邃幽微的层面，再现了那些未被言说，甚至难以被命名的情感与创伤。主人公在县城的日复一日里漫无目的地徘徊，我们也在许无恨编织的故事迷宫里，触摸到现代生活中那个永恒的命题：真相或许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无数个互相映照的“可能”。公交车上那抹跳河的身影，也同样构成了小说的“留白”。它模糊、短暂、无从求证。如果跳河的是理发店的那个漫不经心的姑娘“假睫毛”，那么她的轻佻便成了对绝望的伪装。刘岁的形象更是始终悬浮在多重可能性的迷雾中。最初那个守着兽医站等待丈夫归来的女人，怜悯生病的老马并不断照看的她，随着情节的推动逐渐呈现出不同的面孔。或许她从未在等任何人，只是因为伤人或杀人，或是被某种无形的网困在兽医站的方寸之地，许无恨在不长的故事体量之中，向我们发出了无数个困惑和疑问。

“正如个人的肉体被视为单纯的物体一样，风土也只被客观地看作单纯的自然环境。那么，在主张应该恢复肉体的主体性的同时，风土的主体性也应当强调出来。这样，身心关系中最为根本的意义就存在于人文的身心关系中，也可以说存在于蕴含着历史和风土关系的个人和社会的身心关系之中。”{3}在现代社会当中，风土与人们精神结构之间也生成了更加复杂的关系。“风土的主体性”使得地方特色从小说背景中走出，融入到人物的性格、观念、选择等多个方面。在《酒神》中，丁圣润呈现了社会化婚姻关系的世俗和物化，横亘在两个年轻人步入婚姻的难题，是一笔巨额的彩礼。虽然三大爷的妻子因他酗酒，不堪忍受而离开了他，但是他却愿意卖掉自己的狗场，用换的钱来给侄子娶亲。在酗酒的生活中，三大爷天天泡在酒坛里。在侄子“我”的眼中，他并没有什么魏晋风度，而只是一个单纯的酒鬼。小说中，当喝醉的三大爷被藏獒咬住一条腿昏倒在血泊中时，藏獒逃逸的路上布满了沾满了血液的爪印，一点、一片印在地上，如同鲜血梅花。这些梅花的味道弥漫开来，竟然是一股股酒香的味道，可以说，这段描述构成了整个小说的“华彩”。在这里，我们再度被作者氤氲着南方气息的笔触而吸引，似乎在这个时刻，三大爷真的幻化为仙气飘飘的酒神。洒脱的名士风度与苏北地带烂醉的酒鬼生成了鲜明的冲突。最后，在“我”的梦境中，一度被“我”看不起的三大爷大声嘲笑着“我”的局促与狭隘。《单行道》中的刘岁、《酒神》里的三大爷等这些“被抛掷”、被遗忘的“旧人”，有的希望改变现状、拼命“折腾”，有的则选择用酒精麻痹自己，他们成为了未经现代化影响的村镇遗产，他们所身处的县城和乡村，也已经成为一种被动迎接现代化的公共空间。

在青年作家的文学创作当中，发现“真问题”，也是在找寻这些青年人自己的“问题”。再造真正青年性的思想和行动能力，重建文学和时代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然后再出发开始写作，在自由当中找到方向，在方向当中获得更大的自由。{4}他们的文学资源、家族体验，以及地方精神和风土所呈现出来的文字品质，不仅暗含着时代的记忆，同时，也是参与历史与现实的依据。这或许也是四位作家的文本带给我们的启示。他们以自己真实的生命体验重新理解父辈，穿透物质化、科技性的表象思考个体精神的嬗变，共情“未被言说”的人生，在每一处对日常生活的伦理思辨中，生长出照见人性与历史的自觉。这也成为青年写作走向深邃的可能，在时间的沉淀中，真正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精神桥梁。

注释：

{1}汪民安：《现代性》，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第1版，第38页。

{2}{3}和辻哲郎：《风土》，商务印书馆，2020年5月第1版，第7页、第13页。

{4}何平：《青年的思想、行动和写作》，《行动者的写作》，浙江古籍出版社，2022年1月第1版，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