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水土”是如何被想象的
城市与地方，是描述同一地理空间的不同视角。城市与乡村相对应，体现基于不同生产方式形成的生活逻辑、人际关系与价值取向；地方则与整体相关联，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呈现的“地方性”，突出的是这一地理空间的独特性。从根本上说，城市或地方，都是在具体参照系中对某一地理空间特征的指认：对城市的考察需置于围绕生产与消费的网络中，对地方的描述则明显带有地理边界的限定。由于关注点不同，两者虽能相互叠加却难以彼此化约，相关研究也往往独立展开。然而，《说扬州：明清商业之都的沉浮》（以下简称《说扬州》）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历史研究的单一视角，既描述扬州的城市历史，又聚焦其地理空间的内部肌理，在时间与空间的交汇、城市与地方的叠加中，呈现出扬州城的复杂面向。
对城市而言，商品与货币奠定了其核心本质，而围绕商品生产、流通与消费建立的管理机制和契约精神，决定了它的基本品相，并影响着城中人处理人与自然、与他人及与自身的关系方式。可以说，正是商品交易和消费行为让形形色色的人聚集于城市空间，建立起与乡土社会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衡量标准，重新定义了人际关系与交往模式。作为一部城市史，《说扬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展开论述的。安东篱将全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作为导言或概述，介绍此项研究的史学基础，以及扬州城的地理沿革；其余三部分则分别从贸易增长与城市地位确立、市政工程与城市管理、城市扩张与城乡关系变化，以及社会圈层与日常生活等方面，为这座在明清时期积累了巨额财富的城市画像。
大运河曾使扬州成为连接中国南北水运的重要税关口岸。尽管唐朝以后的人口迁移和明清时期南方经济的快速发展，让扬州在水运中的位置不再那般重要，但盐政和漕粮仍是其城市经济的基础，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充分条件。在《说扬州》中可见，商人势力崛起、财富聚集、流寓人口增长、消费与文化休闲兴盛等城市化景观，为扬州带来了深刻变化。至今，我们仍能从“扬州园林”“扬州八怪”“扬州学派”等概念承载的城市想象中，感受到明清时期这座城市的繁华与喧闹——这些特点，显然是基于城市的商品性发展而来的。
从城市研究的角度考察扬州历史，的确能勾勒出这座城市从繁盛到衰败的轨迹。然而，一旦深入城市细部，单纯的城市视角便很难解释这一地理空间中出现的矛盾。比如：商人和士绅是扬州具有主导性的社会力量，可商人为何多为徽籍而非本地人？徽州女性与扬州女性的符号意义是如何建构的？当流寓人口与本地人口比例达到20:1时，这座“移民城市”是如何运转的，地方意识又怎样形成？显然，只有在城市研究中融入“地方性”视角，才能对这些问题给出合理阐释。
“地方性”视角本质上是一种比较或参照的视角。当《说扬州》将扬州与同为水运港口的汉口、镇江相对照，将流寓人口与本地人的社会生活相对应，扬州城市的复杂性便清晰显现。扬州依托大运河与食盐专卖发展起来，是“一个人为结构的获益者，其存在取决于国家政策”，因此它的盛衰自有其内在逻辑。扬州繁盛时期，长期居于此地的多为徽州人而非本地人。《说扬州》第四部分以《徽城，扬城》为名，既突出了徽商在扬州的重要性，也揭示了城市人口中“劳动的文化区分”：客居的徽商建园林、设雅集、结交文人、赈灾行善、参与地方管理，成为城市精英；本地人则靠地租或提供服务维生。而当米价暴涨、盐业凋敝，徽商便返回原籍，仅委派经纪人留扬经营纳税，本地人生活自然难以为继。至于饮食起居、婚丧祭祀等日常生活，流寓人口与本地人在相互模仿习俗的同时，也多少保留着“原籍”的某些传统。徽人与扬人构成一组既相互依存又彼此矛盾的对立项，在互为镜像中揭开了城市的褶皱，照见了生活的复杂肌理，也塑造了扬州“一方水土”的独特性。
李斗的《扬州画舫录》是安东篱研究扬州的重要参考文献。安东篱提到，李斗本可以按地方志体例，分沿革、地理、名胜、艺文、人物等部分撰写，却因感知到这座城市的“有机性质”，最终写成了“一种充满戏剧性互动的城市社会叙事”。在《说扬州》中，官方文献里市政民生、治水赈灾的记载，与诗词歌赋中声色犬马的“扬州梦”相互融合，叠加出地方志与城市史两个层面的扬州城。可以说，安东篱也以这种“戏剧性互动”的方式，串联起不同视角下的各类线索，回应了她在篇首提出的问题：“这座城市如何被想象？”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