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先：作为经历与经验的写作
“海客”并不是一个常用词，大致有三个层面的意思：泛指航海者，特指航海经商者，引申为居无定所、浪迹江湖之人。潘峰在《海客行》中直接给出了一个界定：在当代语言里，常把徒步旅行者称为“海客”，而在古语里，“海客”是指跨海到异域做生意或者体验不同文化的人。《海客行》就是一部以跨海贸易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在 2023 年《中华读书报》的访谈中，潘峰隐约提到了这部小说，但是那个时候还叫《沧海扬波》。他说以大宗商品国际贸易领域的故事为素材，但强调不是一部专业的行业题材小说，而是写人、写人性的。不过，我觉得这个题材本身恰是《海客行》的亮点，至于“人性”云云，从文明时代以迄，登高下低，翻来覆去，倒也没有太大区别，有意思的是作品所展现出来的海客经历与从中汲取的、可供展示的经验。
士农工商为基本结构的古典身份社会中，商贾是末流，尽管可能掌握巨大财富，但是政治地位不高，文化资本稀薄，其形象烙刻在“商人重利轻别离”的刻板印象当中。商人到了明以后，才在小说中浮现出其含混未明的面孔，也依然是区别于雅正飘逸的世俗化面孔，仿佛他们只是缺乏内心、凭借着趋利避害本能的行动者。
现代以来的小说题材主流是知识分子与农民，至于工人、学生、士兵多数也都是由前两者衍生出来的。至于从历史长时段来看，昙花一现的“民族资本家”除了在茅盾、周而复等极少数作家的笔下有所呈现，基本上付诸阙如——值得一提的是《海客行》中有一节“甲醇大战”中“做多”与“做空”，让久违了的茅盾《子夜》中的“多头”与“空头”在新的社会语境中再次出现。将商人作为主角进行书写，只有在改革开放和重商主义的背景中才有可能。《海客行》故事开始的 1990 年代正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的时节。
但是，往往是历史题材的商贸商人作品占据文学书写的主流，著名的如郭宝昌《大宅门》、朱秀海《乔家大院》、李佩甫《河洛图》、王资鑫《大清盐商》等。一直以来对于当下现实商人的书写并不被重视，至少不被评论界与学术界重视，它们也往往停留在两个方向。一种是商人（企业家）的自传或者他人撰写的准报告文学作品，前者往往带有自我营销与案例总结的色彩，后者则不乏宣传和典型示范的意味。另一种则是偏向于通俗大众市场的商战书写，夹杂爱恨情仇，不时透露一些行业内幕和权钱交易等内容，比如侯泉声《商贤》、豆豆《遥远的救世主》、王强《圈子圈套》等。至于《海客行》，则在于两者之间，很显然它带有浓郁的纪实性和自传性，很多人事都有其原型，因而现实感大于其传奇感。
小说以 2019 年湘西商人彭沧海的离世为开端，通过其临终书写的香烟盒名单串联起跨越三十余年的商海浮沉。主线围绕彭沧海与徒弟行天旭展开，辐射向成山、江明、姚奇、朱鞍等不同个性的人物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的命运交织。
在一场战争中，年轻的彭沧海为了救战友失去三根手指和生育能力，也因此放弃了对爱情的追求。转而以军人的铁血意志和素朴的道德理念转战商海，在 1980 年代靠战友帮助，倒卖汽柴油赚取第一桶金，1990 年代创立瀚海公司，为国家追回 6 亿美元石油债务，纵横国际贸易，成为商界的巨擘。当公司在体制改革中被国企吞并，他犹如战败的将军退守故乡的村寨城堡，成为一名当代隐士，却在深山捐建八所学校，将商业智慧转化为教育火种。
学法学的湖南人行天旭在大学里本是文学青年，后来进入国企中国能化集团做总裁向成山的秘书。在入职军训过程中结识福建人姚奇、北京人江明、上海人朱鞍，成为朋友。行天旭的转型具有时代新知识分子的特质：本来可成为作家，却受彭沧海感召而下海投身商界，亲历公司易主、婚姻破裂、股灾的灭顶之祸等起起伏伏。在面对老友姚奇设置的圈套案中，他以徒步 58 公里的肉体苦行比赛赢得企业和自身的尊严，最终领悟“背靠背贸易”的真谛——不做金融赌徒，甘为实体经济的搬运工。最后决意回归写作，完成了一场从文人到商人再到文人的精神升华。
围绕着这师徒二人情节主线的各色人物，构成了一幅时代商业的浮世绘。江明两度因期货豪赌入狱，诠释了资本操盘手的宿命轮回。姚奇以诡计牟利，不惜坑陷朋友，终遭反噬，展现贪婪的自我毁灭。行天旭的前妻白丽，再婚后沦为弃妇，而终究通过网购行业积累财富后创办了自己的玩具品牌，体现了女性在新技术商业中的逆袭。向成山则从意气风发的国企教父到晚年蒙受不白之冤而难以平反，显示出体制内精英的悲怆命运。
就结构而言，《海客行》并无太多可以言说之处，基本上是以彭沧海的死亡与葬礼作为前后衔接的时空框架，讲述 30 年间市场经济的曲折前行史，中间叠加世界性的重大事件，如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与 2015 年的股灾，这些事件关联着人物的命运浮沉。这是一种简单易行的处理，便于阅读。但是，在与经济金融密切相关的背景性事件选择中，显示出其与此前常见的革命斗争史、“新历史”家族小说叙事截然不同的取向。革命斗争史及后来的“新历史”家族小说叙事往往会以现代史与当代史的时间节点为依据，选择政治事件，如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从而形成所谓“大历史”转型与“小人物”命运交织的叙事模型，时至今日，几乎成了一种类型写作。《海客行》则是对改革开放叙事的深化与延伸，题材上带有新质，观念上也摆脱了对于政治史的依附，有种“在商言商”的素朴。
基于素朴的叙事需要，小说的叙事速度显示出讲究绩效式的快捷，单位时间里有着巨大的信息含量，每个人物都被很快地交代出前世今生，每个事件和矛盾都被高效地解决，几乎没有描写，绝大部分都是叙述，语言呈现出一种纪实风格。因而，从“文学性”而言，《海客行》确乎缺乏形式上的探索和语言上的精致。不过，那种侧重审美与形式的“文学性”也未必就是所有小说都需要追求的目标——应该对“文学”与“写作”进行宽泛的理解。写作本身至少对于写作个体而言就是有意义的，即便他（她）或许并没有在美学上有什么突破、在观念上有什么创新，记录、整饬经验本身就已经赋予了它以价值。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海客行》是一个饱含着经历与经验感悟的写作。当然，我们完全可以对其文本进行阐释与解读，比如谈生意的彭沧海始终穿着旧军装，象征着他未竟的英雄主义，而他随身携带的酒，则是对身体致残和当将军梦想破灭的创伤记忆进行自我麻醉。在师徒两人之间传承的军棋，则隐喻了商场如战场的谋略与生存法则。小说中的空间转场，彭、行二人的故乡湘西是灵魂的净土，上海这样的商业城市则是欲望之海，北京是充满权力的博弈之都，而中东与印度则分别代表了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货物与财富流动处所……这些阐读对于理解作者与文本未尝没有意义，然而更重要的是作者以简笔画的形式所呈现出来的经商贸易的经历与经验。
在彭沧海创办瀚海公司的理念中：“生意就是把实实在在的货从价格便宜的地方运到价格高的地方，不管是千年前的丝绸之路用骆驼和人力运还是用大船运，本质一样。”行天旭后来创办自己的天旭公司，同样做外贸，继承了这个最基本的理念，所有业务都没有丝毫投机成分，“只是将一批批化工产品从国外运进来或者从国内运出去，赚取微薄的价差，干着两千多年前丝绸之路上的商人们一样的事，只不过用船而不是骆驼运输了。”但是，在两代人之间依然发生了静悄悄的变化，彭沧海无法理解金融期货，到后来行天旭的公司“却是经常在大规模操作期货，将没有卖掉的现货在期货市场上对冲保护，再慢慢优化，这样可以把规模做大，同时确保安全规避市场涨跌风险。世界上很多东西不能简单地说它是好的还是坏的，看你怎么用它，就像火药，可以用来制造杀人的弹药，也可以用它来制作礼花焰火，在祥和的节日之夜让夜空更为璀璨”。这可以说是对农耕时代产生的商贾观念的一种突破，蕴含着现代化的思维。
在平实地讲述故事时，那些故事本身所透露出的商业文明辩证法体现出作者的价值观。一方面通过江明对期货市场赌性成瘾而锒铛入狱和姚奇利欲熏心中的背叛友情，来批判资本与金钱对人的异化；另一方面，也通过单身母亲白丽利用新兴网络技术而逆袭的经历，肯定了技术进步与市场经济的阶层流动价值。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并没有把白丽塑造为一个时下流行的“大女主”式人物，而是让她在多年之后与行天旭解下心结，相忘于江湖。在处理情感问题上，《海客行》有种难得的清新爽脆，没有黏黏腻腻、纠缠不清，也没有让情感主宰了情节的走向。彭沧海残疾后果断地从对白春兰的爱情中撤出，行天旭同白丽的离婚也没有剪不断、理还乱，而是悬置不提。这其实才是生活中的真相——在世俗与急剧变迁的社会中，人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与精力卿卿我我、藕断丝连，这倒未必是如今生活与生存的压力挤压了感情的空间，而是一种无论何种时代与社会都恒久的常态，感情只是生活中一个部分，而非全部。
没见过世面的人才会煞有介事、大惊小怪，矫揉造作之人容易多愁善感，只有那些不断在现实的生活中饱受暴击的人在狂风暴雨之中还能安之若素。作为经验与感悟的写作，写作者没有踵事增华，仅仅是平朴地呈现事实本身。那种立足于经历的质地因此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意味。行天旭在贸易中践行的是诚信、规则与义气，这是一种既继承了彭沧海所代表的行商传统，又不乏现代性的契约精神，这是融合了精明理性与重情感性的“背靠背贸易”，是可持续性的商业本质。一方面以踏实的薄利多销，来抵御无底线谋利的诱惑，推崇契约精神与反哺社会的新商人伦理；另一方面，则将跨国商品与资金流动放置于“一带一路”的背景下，与扎巴尼、差拉旺等外商的合作，昭示出一种理想的愿景。基于此，《海客行》书写了一种新的商人形象，摆脱了寡情凉薄、唯利是图的形象，也不是那种单向度、意气洋洋的新的“成功人士”，而是拥有复杂人性的常人。
毕竟商人只是一种由职业所界定的身份，回到原初共通的层面，他（她）无论是位高权重、春风得意，还是商海蹉跎、失意消沉，都是一般意义上的人。职业同样构不成一个人的全部，职业生涯与经历则会带来观察自我与他人生活与生命的存在困境。小说的结尾，在历经沧桑后，人物生发出超越性的人生感悟。经历因此上升为经验。
生而艰难，再坚韧与强悍的人都有其遗憾与不足，经过几番浮沉、人到中年的行天旭反思：“关于理想，不提孩童时代的要当科学家要当飞行员之类不切实际的梦想，即使成年后成形的理想和计划，最终又有几个人能实现？
想当将军的彭沧海最后成了一位归隐的乡绅，想当教师的向成山成为一位落寞的前总裁，梦想成为画家的那瓦提成了精明的职业商务主管，以为会一辈子捕鱼为生的莫江川拥有了一支远洋船队，曾是诗人又以豪情博弈为生命的谢云成为一个心如止水的顾家男人，而一直想当作家的自己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商人。”不完美才是人生的实相。人在这种不完美中所能做的只能是超越既有层面的囿限，努力抵达对自我的确认，因为人生需要意义，而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获得，而那个意义不假外求，只能自己赋予。
对比一下向成山与彭沧海两位，就可以看出其中的区别。向成山之所以退休和蒙冤之后，郁郁而终，是因为他将自己的人生价值建立在某种虚幻的正名之上；而彭沧海归隐之后，通过对山区学校的捐赠，获得了普遍性的认可，并感召了晚辈，这才是面对死亡的昂扬抗争。行天旭最后想着重新提起笔写作，则是对初心的回归，那种无功利的美可能才是抵抗虚无的终极武器。这是经过了无数经历与反复之后的感悟，因而弥足珍贵，那些感悟未必高深，也不会故弄玄虚，但是能够提供根本性的共情。
我想如果讨论某个作品的“文学性”，在这个意义上才是成立的。即文学的意义如同人生的意义一样不假外求，它不是借助于知识的铺陈、观念的发明、技巧的展示——这些都是附加的效果，它源出于对生命和人生体验与感受的梳理与分享，通过书写与分享去滋润、充实、丰富、照亮自我与他人的生命与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