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与致敬——《造车记》创作谈
二〇一九年,我写了非虚构作品《金乡》,开篇文章是《温州第一能人叶文贵》。叶文贵应该是中国最早研造出电动汽车的农民企业家。将叶文贵放在第一篇,可以看出我对他的敬重。车造出来了,他却破产了。叶文贵当年为什么突然转行去造电动汽车?他本人讳莫如深,坊间众说纷纭。在我开始写这本书的二〇一七年五月份,叶文贵刚刚走完他的一生,享年六十八岁。这个疑问成了无法解开的谜。我走访了多位叶文贵至交,没有得到明确答案。
《金乡》出版后,在金乡镇开了一个现场会。镇里领导特意安排到叶文贵当年的工厂参观,将他研造的红色电动汽车展示给大家看。在展示现场,叶文贵的妻子陈星初对我说了一句话,叶文贵是为她造电动汽车的。
我很意外。但也不意外。
也就是在那一刻,我产生了以叶文贵为原型,写一篇小说的念头。五年过去了,我将这个念头付诸实践。我也想用这篇小说感谢叶文贵和他的家人,没有他们,就没有这篇小说。必须说明的是,小说是虚构的产物,书中的钱大同不是现实中的叶文贵,小说里的事件和角色,都是我虚构的。不能对号入座。
另一个原因。这篇小说最初题目叫《钱大同造车》。写下这个标题,我立即想到高晓声名篇《李顺大造屋》。
当然是两篇完全不同的小说。《李顺大造屋》是短篇小说,写于一九七九年。李顺大是从旧时代走过来的人,一个农民的造屋梦。他要实现的目标是个人温饱。是居者有其屋。钱大同不一样,他是中国改革开放涌现出来的第一批农民企业家,有六幢厂房,千万资产。是首富。是大能人。他身上有时代赋予的光环。他要做的,是如何实现人生价值,是如何实现一个中国企业家的价值,说得玄一点,他要实现的,可能是如何实现和突破自我的问题,知不可为而为之,知可为更要为。钱大同身上有浓烈的悲壮色彩。
相同之处是,李顺大和钱大同,两个时代,两种人生,他们都怀抱理想。从这个角度说,我写《造车记》,也是向高先生致敬。晚生这厢有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