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楚《云落》中力的混乱与重建的尝试
在张楚的长篇力作《云落》中，力的混乱与重建作为一条隐秘而又贯穿全文的叙事线索，巧妙地潜伏于文本的缝隙之中，构成了一幅令人深思的县城生态图景。这种力不仅是人与人之间行动的连接点，更是推动人物命运发展的潜在动力，以其独特的方式勾勒出小城镇生活的复杂面貌。小说中，力以多重面孔呈现：常云泽与天青因斗殴结识，继而因一次推搡而结下深仇，最终以常云泽身亡而戛然而止。这一系列暴力事件犹如一条隐形的线，将人物命运紧密相连。与此同时，暴力也成为人物命运的潜在催化剂，在每个转折性事件中悄然发力。从债主对万永胜和罗小军的粗暴讨债，到继母的虐待间接导致云泽的出走，暴力在云落这个县城的人文生态中，已然成为一种普遍、持续且常态化的存在。
然而，本文所探讨的“力”并非仅限于表面的、肉体性的冲突。通过对《云落》的细致剖析，我们得以窥见以云落为代表的县城，以及生活其中的“活着的人”的独特性格。基于力的形式差异，本文将其划分为三个层面：“秩序”“权力”和“身体暴力”。这种分类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小说中力的多维性，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县城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新视角。
首先是秩序。《云落》里面主要有三条线，一条是以万樱的活动串联起的家庭、工作和回忆，一条是罗小军的商业活动线索，一条是天青以“灵修团”为名义回云落寻父的线索，这三条线索将所有的人物关系、行为串联起来，每个人都以一种“回归”的状态存在于云落，即使唯一看上去是“外来者”身份的天青，也是“回归”而非“来到”云落，也就是说，书中人物完整的生命状态实际都是与云落密切相连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体现就是，每个人对过去的回忆都能够找到交集，这也就构成了一种紧密的，能够互相凝视（甚至说监视）、互相掣肘的身份关系，由此形成一种“紧密的团体”。当蒋明芳因意外事件被扣留在警局时，万樱四处奔走托关系，而她找到的每个人几乎“拐弯抹角”都能够联系到可以帮忙的人。这种“奔走”对于很多生长在县城的人来说应该是格外熟悉的，他们以“常记驴肉馆”为地标的相聚正是一种默认的“团体”，在县城中，“人情社会”的特征格外明显，这样的“团体”间实质上存在一种波尔兹所说的“强制的信任”。也就是说，在紧密团结的团体中，人们一方面会把团体的、默认的规则暂时置于个人的眼前利益之上，另一方面也会将团体的利益和需要置于社会，甚至是政府与法律的规则之上。这种性质决定了《云落》中的“团体”实质上是强力的，其产生的负面效应正在于它并不稳固，很容易走向失序与打散重组的反面。此外，人与人之间这样的连接在某种程度上虽然可以形成“监督”，但更多的是产生暴力性的压抑与束缚，反而更易滋生隐秘的欲望。文本中写到在和常云泽偷情时，万樱隐隐觉得每个窗户后面都有一双眼睛，眼睛下面的嘴巴又直通婆婆的耳朵，恰如蒋明芳的眼中的阳光，流言般“被风吹得四处流淌”，并且“用不多久，整个云落县的人便会知晓这桩桃色丑闻”（第142页）①，县城独特的“秩序”对人的影响可见一斑。
其次是权力。在阅读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在云落中有一个隐藏的权力核心，就是万永胜，书里面有两次近乎重复的描写，写到万永胜骑着“凤凰牌二八自行车”在路上，其他“开着宝马奔驰路虎”的人打开车窗，“亲亲热热喊上声‘万爷’”，如果万永胜给他们一根价格低廉的“阿诗玛”烟，对他们来说就是莫大的荣耀（第47页）。能看出这里面其实就存在一种权力结构，这种权力与金钱相关，但又并非仅由金钱构成，其中还涉及到城镇之中的政治关系、生意关系。万永胜的人际关系网是四通八达，以至“覆盖”整座城市的，他涉足县城房地产、水泥厂、煤炭公司、医院等领域（第49页），并且与县里的领导集团关联密切。可以说，以万为代表的人物正是靠在“县城”这个空间内同时拥有金钱和政治关系而颇有名望，他们大多人至中年。高祎博在其博士论文《70后作家小城镇叙事》中提到，这些人“已多半在事实上成为县域政治经济文化各生态系统内的‘话事人’，是权力的毛细血管，亦是各种潜规则与隐秘秩序的制定者，谙熟不同的话语体系”。这一类人在民间说法中被称为“地头蛇”，是县城这一空间结构下的“特色”。张楚在另一部短篇小说《七根孔雀羽毛》中也写到了“县城的人可能不知道县委书记是谁，但是没有人不知道丁盛”这一类的“万永胜式”人物，可见有着近四十年县城经历的他谙熟这类人物在当地的位置，他们有着平行或高于政治权力的号召力，又在某种意义上“非法”操控着县城人民的生活。
第三是身体暴力。《云落》中打架、斗殴、互相报复的情况似乎很常见，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常云泽由于参与所谓“混混”之间的争斗在新婚头一天被当街故意伤害致死，而杀死他的人最后的结局也是被人用“私刑”的方式处死，可以说是典型的以暴制暴。从“美团外卖”“王者荣耀”等时代性的提示词可以推断，这本书设定的背景大概在2012年前后，彼时这样无序、频繁的暴力事件仍是较为常见并值得关注的，因为它是潜伏在文明社会下的“野蛮”。这种野蛮产生的原因或许无形中与前两者相连，也就是说，权力的、身份的集体性的暴力落到每个人身上，以一种肉身性的方式转化为个人暴力的扩张。而常云泽正是处于几种暴力漩涡中心的人物，他近距离甚至切身地参与了偷情、苟合、商业竞争、街头斗殴等行动，所以从表面上看，常云泽死亡的原因是他自小顽劣、暴躁的性格，实际上，这种死亡是县城文化生态下发展的必然，寓意着权力、经济、人际关系的失序在个人身上的集中。
张楚书写的暴力不同于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直达人存在困境的荒诞性暴力，也不同于陈应松《马嘶岭血案》里底层由于“不平等”而爆发出的直接赤裸的暴力，《云落》中的暴力是丰富的、多层次的，但同时又集中地存在于县城这一社会空间中。倘若引入社会学的视角对张楚笔下的县城展开分析，更能够透视文本中的人物以及人物背后的行为逻辑，理解“暴力”产生的动因。
费孝通对于小城镇有这样的定义：“新式的正从农村的社区变为多种家产并存的向着现代化城市社区转变中的过渡性社区，它基本上已离开了农村社区的性质，但还没有完成城市化的过程。”（见《行行重行行》）可见，县城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的过渡性。首先从地理位置上看，县城往往处于城市和乡村的接合处，处于几种不同“层级”、各有中心的地域的交界，这样的位置决定了其秩序的不稳定性——既非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又不完全归属于现代都市依赖的“法治秩序”，而“交界”本身就意味着混乱、不明和变动，一般来说越是处于交界的地带，越易产生超越常理的事。就形成过程来看，县城产生于“通过工业部门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要，以工业为主的生产模式成为（尤其是早期）城镇的中心。由此，在传统农村中以血缘和地缘为核心的关系逐渐向以业缘和亲缘为核心的人际关系转变，在《云落》中，几乎所有人都可以通过亲属、同学、同事三者之一产生联系，县城处于熟人社会（农村）与陌生人社会（城市）的中间地带，随之而来的是人与人之间处于密切的亲缘和疏离的契约之间，这样“混合性”的关系带来了规范的模糊化，当传统道德约束开始失效，新的规范还未完全建立，“半熟人社会”间存在的一部分紧密的交往就会带来“秩序的暴力”，反言之，暴力正是产生于混乱中。
就权力结构而言，县城通常是一个县域内政治经济的中心，经济产业往往和政治权力密不可分，如项飚在《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中所说：“非经济关系为经济运作提供了很大便利，特别是形成了对经济关系潜在的监督场景。”手握县城经济大权的人物往往与体制内的政治群体有着利益紧密的合作关系，而县城的资源分配便在无形中形成利益集团，《云落》中万永胜与欧阳书记之间的关系正是处于“利益集团”核心层人物的写照。由此，以万永胜为代表的权力支配者成为县城中利益分配的中心，决定着全部“有产者”和部分底层的命运。这一类人近似于梁晓声对“黑社会”的描述，虽然并非见诸于直接的血腥暴力，但是作为“文明的黑社会”，其“商业经营也仍带有显然的权钱交易的特征”。在这样明显与社会期望相悖的“反面”权力模式下，“黑社会”“地头蛇”式的人物会由于各种偶发的或是必然性的原因发生位置的坍塌，万永胜商业帝国的崩溃看似是出于一个极其荒谬的原因——一名叫苏福进的副科长贪杯，忘了将贷款本息收回而使万永胜资金链断裂（第230页），实质却是其反常规运作模式失败的必然，是权力高度集中以至成为暴力性的统治力量带来的走向反面的必然。
此外，虽然《云落》中人口的流动并不算频繁，文本的最后以万樱为核心的人物兜兜转转之后似乎都生活在“原地”（只有蒋明芳前往日本），但却也存在身份认同这一问题。县城中生活的人如果追根溯源，无外乎来源于农村或是城市，它既是农村人口进城的“第一站”，又是城市精英阶层返乡时的“落脚点”，而那些以所谓“县二代”之名自小生长在这里的人又可以根据后来去留的选择分为“在地者”与“异乡人”，对于从乡村或城市来到这里的人来讲，他们的出现无疑带来了观念的分野与冲突，而对始终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他们也并非“全然了解”脚下的土地，因为他们处于与县城同样的“中间状态”，与乡村人相比，他们对城市的向往并非完全出于对“现代化”的向往，而是出于对“更现代化”的想象，而与都市人相比，他们大多也不是生活在“田园式”的净土，所以只能称其为处于中间的人。文本中一个有意思的设计在于天青与云泽的身份谜团，被公认的云泽实际是来自桥洞下的无身份者，而坚定自己县城身份的天青在即将确认答案的最后却通过万樱之口发现原本属于自己的身份实际也是“未知”——外来者诚然明确是外来者，“本地人”是否真的属于本地却十分可疑，在这几重反转的身份确认中包含着县城人对自身所处位置的疑惑。
诚然，对暴力的书写与展示背后正是重建秩序的渴望。如张楚所说：“在乡镇城市化进程中，痛苦、探索和希望并存。”（见张楚《为什么是县城，为什么是万樱——关于〈云落〉的若干闲话》）县城在建立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经历着内孕和外生性的阵痛、改变，作为一个有着长期县城生活经验的作家，面对“县城将走向何处”的疑问，他的答案或许就在长篇《云落》、中篇《刹那记》及短篇《樱桃记》共同刻画的女性角色“万樱”身上。根据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的观点，万樱的性格中兼具“地母性”与“妖女性”两种看似相反的特质，这也正是这一人物的丰富矛盾之处。一方面，她与传统乡村社会期望和规训的女性形象一样具有善良、隐忍、包容等特征，像水一般将云落中的各类人物汇聚在一起，她无怨言地照顾还未来得及离婚便成为植物人的丈夫，以近乎母性的情感接纳罗小军和常云泽，又用巧妙的方式调和莱素芸与蒋明芳间的敌意，她面对苦难时呈现出的令人讶异的平和态度正是黑暗慈厚地母接纳一切的核心精神。另一方面，万樱与常云泽从年龄、身份、场景多种情况叠加下进行的反伦常偷情，正与妖女“反叛性的反理性，反传统的情感冲动”的特点相契合，万樱在无意识的丈夫面前接纳“小一辈”的青年常云泽，这一行为无疑是对传统价值体系的反叛，是对“地母式”女性贞洁规范的解构，从而使得万樱这一形象存在让人困惑的矛盾感。事实上，如果将万樱作为县城“肉身化”的缩影，就可以轻易理解她身上传统与反传统的分裂感。就发展面向而言，具有现代化景象的县城正在逐渐增加，县城的经济运作方式、生活方式、空间设计越来越向现代都市靠拢，但就个人生存状况来看，县城中的人仍带有传统乡土社会的“记忆”，并在“类熟人社会”中固守着曾经的价值体系与思维方式。从万樱身上，可以看到张楚面对县城发展现实的抉择——在接受现代进程的同时，坚信人性本真与道德伦理的弥合作用，呼唤理想的、纯粹的生命力，并从中寻找可能存在的“融合点”。《云落》的结尾，万樱留下了既非丈夫也非“真正常云泽”的孩子，这个孩子成为县城与未知的结合，成为旧的、混乱的秩序暂时平息，而新的秩序又尚未建立时的诞生者，由此以身体的方式进行着与暴力路径相对峙的“反映照”，寓意着新的，但同时也是充满不确定性的重建的可能。
“云落”这一县城凝聚着中国多数县城在地理位置、政治政策、功能意义等因素下形成的复杂和独特性，而暴力成为理解和进入县城的路径，被赋予一定空间内的独特意义。可以说，以张楚为代表的70后作家笔下的县城包含着他们自身真真切切的成长经验，他所感受到的“悲凉中的暖”，正是以悲悯的姿态达到与其所叙述人物的平等的共鸣。这也启示着我们，唯有真正“走进”县城，走近县城中“活着的人”，尽可能理解他们欢乐与痛苦背后的真实动因，才能更清晰地看见县城的面目。
注释：
①张楚：《云落》，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以下所引皆据此版本，不再一一出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