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边地书写中的“巨变”与“恒常”——从《木垒河》到《天山下》
2012年，李健携书写民国新疆历史的长篇小说《木垒河》在文坛崭露头角。此后不断有中短篇小说问世，但并未突破读者基于《木垒河》形成的期待视野。十年磨剑，继2022年推出中篇小说集《脐血之地》获新疆首届天山文学奖提名后，李健新作《天山下》①又于2024年由《当代》杂志推荐，入选“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之“名刊名社拓展计划”重点作品。
李健创作量不算大，获奖数不算少，风评很高，全面深入地研究却并没有跟进。就现有的学术性研究成果来看，其作品内容中的历史、家族、性别和形式上的传奇风、地方性是比较受到关注的方面。如评论家何英把《木垒河》《青杏》读作“北坡庄子的秘史”②，刘小琳、晏杰雄提炼出《木垒河》“以家族叙事呈现民族史诗”“以两性对照叙事呈现人性多元”“从性别冲突到文化冲突”三个方面的主题③。何英认为“《木垒河》就是一部由历史、风俗、地域、传奇等要素写就的‘传统小说’”，其间的风俗、地域元素注定了作品的传奇风④。
很显然，在当代新疆作家中，李健的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其独特性。李健说：“这些年来，我所有的写作都是围绕木垒来写的。”⑤木垒是其创作“独特性”的发源地，也是其作品“地方性”的终极归宿。李健怀着对这片自然与人文互融、农耕与游牧交织的大地的热爱，用文字使其成为展示多彩边地生活及新疆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窗口。木垒河长流不息带走了历史的风云变幻，沉淀下人们强悍的生命力、永恒的追求和瑕不掩瑜的本真人性。《天山下》四次写到“草木一枯一荣，应季而动，山永远是它最初长成的样子。”边地人民的生存与发展像草木山水一样蕴含着“巨变”与“恒常”对立统一的辩证法。
一、时代的奔腾和个体命运的浮沉
李健笔下的“巨变”使其创作整体呈现出“史诗性”追求。像草木一样应季而动的，是如同木垒河一样流动不居的社会时代变幻和个体命运跌宕。从《木垒河》到《脐血之地》《天山下》，李健坚持俯瞰历史的宏观视角，以编年史的方式将晚清到21世纪纵跨百余年的新疆历史结构到小说叙事之中，塑造了新疆各民族人民作为“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记忆。
由“西域”到新疆建省带来的“新疆人”的地域身份认同，既是清军收复新疆、“左大帅进剿阿古柏”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成果，也是“魏宗寿他大给一个赶大营的天津人赶马车到新疆”⑥，季大妈祖上“推着小车赶大营，跟着左大帅的进疆队伍到了巴里坤”（《天山下》）的底层民众以主观上个体谋生参与到客观上历史创造的结果。由晚清到民国，在《木垒河》中仅一句交待：“蔡县佐是木垒河的老人了，做了好多年县吏。”⑦“县吏”是清代县衙的当差，“县佐”则是民国时期才有的官名。因此，晚清这段影影绰绰的历史在李健笔下有“寻根问祖”的意味，只是开启其历史叙事的前奏。
民国新疆历史才是李健浓墨重彩的叙事背景，几乎出现在他的每一部重要作品中，由此构建了民国新疆历史书写的文学版图。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称赞《木垒河》“以民国新疆往事为描写对象，弥补了新疆民国史写作的一个空白”。⑧《木垒河》中魏宗寿家族的兴衰荣辱，《脐血之地》中青杏、库兰与三哥，青杏、半春子与周马驹，九月与拴牢、老尕之间的爱恨情仇，《天山下》中哈木扎家族所在部落由阿勒泰到木垒河的迁徙，无不与民国时期新疆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串联在一起。杨将军、盛督办、金督办的权力更迭带来的政治动荡是大时代的“巨变”，权力关系的频繁重构突显了军阀统治下边疆治理的脆弱性，因其脆弱，才有尕司令进军新疆、哈密匪乱、伊宁事变、苏俄和外蒙觊觎新疆等种种新疆历史的结构性事件搅乱了木垒河各族百姓的平静生活。“那时候，盛督办抢了金督办的督办位子，从北边的阿勒泰到南边的喀什，从西边的伊犁到东边的哈密，到处都在打仗。草原变成了战场，人和羊群一样，都过不安宁。”（《天山下》）大时代“巨变”势必造成个体命运的浮沉。《木垒河》里魏啸才死于马仲英部围攻木垒城的战斗，魏啸铭在匪乱中被阉割，魏啸仪因盛世才联苏联共政策才得缘去苏俄学习军事；《青杏》《库兰》和《九月》里，库兰、三哥和老尕的命运都卷入外蒙在北塔山边境制造的争端；《天山下》中刘承义的父亲侥幸逃脱了盛世才的反共屠杀，却在和平解放后被误认为叛徒；而把哈木扎的爷爷们逼入绝境的，是杨增新时代留下的残匪、盛世才省政府的苛捐杂税。李健将民国新疆历史融入小民百姓抗争与宿命的轮回，为历史叙事设置了民间视角，既让凡尘往事生出历史纵深感，又让湮灭的历史变得血肉丰满。
与民国新疆历史相对完整的脉络相比，新疆和平解放之后的各个历史时期显得有些碎片化。“这年九月，包尔汉主席、陶峙岳将军通电起义，新疆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⑨之后便是“乌斯满、贾尼木汗、尧乐博斯等土匪窜扰乡里，散兵游勇、一贯道、青红帮以及潜伏敌特分子滋扰地方”⑩，《木垒河》尾声中这段短暂的动荡期，魏宗寿对家族财产的守护归于失败，魏啸铭解救解放军战士的英雄主义行为也化为历史尘烟。《天山下》以哈木扎追忆的方式回顾这段历史，零星再现了解放初期新疆匪乱给各族百姓带来的灾难。随后的特殊历史时期，景万民医生神奇的医术成为祸根，他被从乌鲁木齐下放到木垒河大石头；刘承义先是被打成右派，再因父亲“叛徒”身份在七十年代流落到大石头，终未能逃出被抓捕及至死亡的厄运。在大时代的洪流中，“人生如蚁，我们谁都无法预知，下一刻等待我们的是什么。”⑪时代的变幻和命运的不可捉摸，使这些背景人事涌动着苍凉之意。
《天山下》主线勾勒的“新时代山乡巨变”是改革开放到21世纪前20年间哈萨克牧民生产生活方式的急剧转型，哈木札、巴亚什父女为代表的两代人从游牧文明走向现代城市文明，文化撕裂感带来的是对历史暴力前行的痛感体验。小说的叙事节奏不快——哈木札对传统的固守从心理层面造成读者对历史发展速度的错觉。从哈木札反对巴亚什与刘言归的“姐弟恋”，屈从于“改姓不改家族”的老传统而埋葬自己的爱情，抵触阿勒玛为代表的市场经济，到斯日木雪灾中遭遇生存危机却不卖死牲口时他们对“老传统”产生些许怀疑，这一过程就用了整部小说三分之一还要多的叙事时间。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之快远超作品的叙事节奏和读者的心理时间，从牧民定居到巴亚什卖掉奶牛进城做刺绣，再到她的刺绣生意走向产业化，不过二三十年的光景。伴随着社会经济大潮激流奔涌的，是人们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夜晚可以看到星星的毡房被楼房取代，骑马出行早已由骑摩托迭代为开汽车，蔬菜和饼干正在调节由馕、肉、奶茶、酥油组合的食物结构。在观念层面，哈木札对孙辈再没有了“老规矩”的要求。然而，日异月殊的变化中，充斥着“身体里破碎的声音和愈合的过程”（《天山下》），难免产生对脐血之地、大山深处的草原的怀想。
《木垒河》《脐血之地》《天山下》所勾勒的编年史，当然不是对百年新疆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的简单记录，这些由文学呈现的历史，回荡着波澜壮阔的时代巨响，交织着小人物紧张、不安、犹疑、忧虑、坚定、热烈、亢奋的命运多舛交响曲。那些尘封的往事也因此变得鲜活而灵动，民国至当代新疆历史与文化的全景图也便生机勃勃地铺展开来。
二、永不褪色的生命强力和本真人性
在历史“巨变”让人心生“苍茫”时，李健也写到了如“山”一样岿然不动的恒常生命强力和本真人性，带给读者对现实的坚定和对未来的信心。那些有酒有肉、有爱有恨、有巴克斯有道士、有传说有现实的历史文化记忆经过不断重新编码，成为“新疆人”的身体记忆，转化为创造新的历史的强大精神动力。“木垒河”作为文化符号的“在地性”写作为当代边地书写提供了“非景观化”的范本。
爱与性是木垒河人生命强力的聚光镜，照出各族人民反抗命运的执着。李健多写扭曲多结、痛感与快感错杂的情感纠缠。《木垒河》中的情爱与家族命运紧密相连，魏氏兄弟与湘绣、汪秀英、麦秀三个女人之间的爱、欲、委屈、怨忿最终都在魏氏家族生死存亡的挣扎史中走向彼此谅解。魏啸才与湘绣情投意合，却不得不为救父而娶有着三段“望门寡”经历的汪秀英，但湘绣离开前的一夜缠绵让她像“一个精灵似的附着在他生命里”⑫；魏啸才不爱汪秀英，又在她温柔似水的依恋中，在戈壁遇黑风死里逃生回来后，终于实现了灵与肉的全面融合，自此“对生活或者是生命有了一种新的感受”⑬。魏啸铭与麦秀有过短暂的甜蜜生活，无奈被阉割后再也不能正常面对麦秀。最不堪的是“兄占弟妻”的不伦关系，对于麦秀来讲，与魏啸才私通，不单是因为“如岩浆般炙热的”情欲，更是为了想给魏啸铭生个娃。这一切的颠倒错乱，结束于魏啸才为救魏啸铭死去和魏啸铭在死囚牢内对麦秀想要一个孩子的理解。人物情感常常被迫妥协于家族利益，但没有人消极沉沦，破碎的爱情反而激发出各种不可思议的蛮力来抵抗充满悲情的宿命，魏氏家族在一个一个生命陨落之后，第三代继承人争子——这个魏氏兄弟共同的血脉——背负起家族的希望走向远方。
《脐血之地》《天山下》中的情爱悲剧更多链接到边塞风云、文化差异和个体意志中。《青杏》里周马驹与青杏的悲剧源自包办婚姻与自主爱情的冲突，青杏与三哥的爱情毁灭于北塔山的边境战事。《半春子》中半春子与周马驹的畸恋注定在不对等的“母子”般关系中难以为继。《库兰》里库兰与三哥、《九月》中萨伊兰和她的情人、《天山下》中巴亚什与刘言冬、哈木札与喀喇库孜，他们的爱情都与哈萨克传统文化对婚恋关系的规约产生冲突，既折射出哈萨克部族之间对于“人”的资源的争夺，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汉族宗法观念与游牧民族习俗的巨大差异，使得爱情成为“文明冲突”的微观缩影。“如果说常态的婚姻关系体现了人类对文明和制度长期规训的膺服，那么非常态的情爱关系更能体现出人性本来欲求的强大力量”⑭。这些作品中的爱情与人的生存意志共生，所有人物在各自的爱情传奇中，迸发出的都是一往无前的生命活力。即便拴牢这样瘫痪在床的病人，在他让九月与老尕私奔的那一刻，就产生了对抗童养媳制和传宗接代观念的力量。
在时世多艰的边地，爱情固然重要，然而“生存高于情感”的原始法则却更具适应性。因此，李健所着力书写的与家族命运、边塞风云、文化差异及个体意志交织在一起的爱情完全可以看作是边地人民“生存”的隐喻。
像山一样“永远是它最初长成的样子”的，除了生命强力，还有木垒河人难以用传统道德和价值标准来评判的本真人性。李健以多民族混居的木垒为背景，写出了不同民族的人们在面对生活困难和挑战时的人性共通性，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复杂多元的人性图景。
李健作品中的本真人性首先表现为善与邪对峙又依存，没有完全的恶，也无纯粹的善，各族百姓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发自个人本心的选择多数情况下仍然皈依于生存的法则。以魏氏兄弟为例，魏啸才勇敢、勤劳、仗义、坚韧、有担当，为救父牺牲感情，为帮吐尔逊救护羊群与狼搏斗，为救弟弟牺牲生命，是自带英雄光环的硬汉，但也恰恰是他，私售过烟土，私通过弟妻，私利和私欲褪去了他的英雄光环；魏啸铭被阉割后变得阴郁而暴戾，做事工于算计，常使阴招，但又是这样一位“阴怂”，多次在事关木垒城安危的大事中主动出谋划策、担当重任，还在叛兵反攻木垒城时做出解救共产党人的英雄之举。《木垒河》中的汪雨量、衡隶范等人也同样是善恶同体，蝇营狗苟小奸小恶的同时又非乏善可陈，汪雨量的父爱如山，衡隶范的家国大义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在动荡时代，面对生存的艰辛，善恶美丑混杂的人性不过是利益和情感之间的挣扎。
本真人性的本质在于其复杂性。有时表现为卑怯与强大的对立统一，如《木垒河》中魏陆氏、汪秀英婆媳是典型的传统女性，她们对命运和夫权均持顺从姿态，但唯唯诺诺间又尽显细水长流的坚韧，屈服命运又渴求生存微光是她们苦难人生映射出的人性状态；有时表现为越轨与长情的同一，如《青杏》《半春子》《九月》中的三位女主人公，她们的爱情都是非常态的，但都表现出对爱人的忠贞不渝；有时表现为坚守传统与迈步现代之间的困惑和挣扎，如《天山下》中，巴亚什从爱情、婚姻到事业，一直经历着传统与现代激烈碰撞时的心理波动：爱上刘言归体现的是对刘氏父子所描绘的现代性生活的热切向往，嫁给夏木斯是对哈萨克传统伦理的服从，在成为“城里女人”的道路上，每一步都伴随着内心的惶恐不安。
人性复杂性是李健所有作品的底色，他很少用二元法界定人物，而是在边地文化的特殊性中去发现丰富复杂的普遍人性，在时代变迁、文化交融、命运起落间写出人性的挣扎、救赎和成长——这些才是人性超越地域和时代的本来面貌，强悍的生命力和丰富多元的人性是面对苦难而能生生不息的文化密码。其人性书写的价值正在于将边地经验转化为普遍的人类命题，既来源于木垒河的纷繁人事，又以超越地域的普适性为旨归。
三、执常迎变：
新历史主义的民间化写作
木垒河和双疙瘩山是李健诸多故事的地理坐标，带有鲜明的隐喻色彩。他并没有对这条河和这座山展开细节化的描写。“木垒河”大多数情况下是“镇”，作为“河”的样子仅出现在“老人们”口中：“那时候的木垒河才叫河，河宽水急。河岸边，一丛丛、一簇簇灌木，郁郁葱葱。河边的梁坡上，沿山梁走势散布着成片的胡杨林。”⑮“双疙瘩山”的基本形态是“圆润飘逸，像女人翘挺的奶子”。⑯河与山不是故事的结构性要素，但作为意象化存在反复出现在李健的每一部作品中，不得不让人联想到这两个意象背后“巨变”与“恒常”的内在含义。王夫之主张“执常以迎变，要变以知常。”⑰李健何尝不是以“山”的“恒常”端详“河”的流变，表现出历史叙事的主体性，而这种历史叙事明显带有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民间化立场。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出现在国内文坛的新历史主义小说潮流受美国新历史主义史学观的影响，“通过书写‘家族史’‘村落史’‘心史情史’‘秘史野史’‘外史异史’和‘民间历史’来‘重构历史’‘调侃历史’‘戏说历史’甚至‘颠覆历史’和‘解构历史’”⑱。李健执念于“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木垒河·题记》）“我喜欢读小说，喜欢历史，包括地方文史。我看过北疆几乎所有县的县志和文史资料……这些都成为我创作中的支撑点。”⑲他表现历史的立场和视角具有孙先科所指认的“新历史小说”⑳的特征——以家族史替代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㉑。从《木垒河》到《天山下》，他讲述的从来都不是阶级关系主导的正史，而是由“宗法关系、血缘关系与性别关系”㉒建构的世俗生活史。魏家、汪家（《木垒河》），周家、老哈山家、赵皮匠家（《脐血之地》），哈木札家、夏木斯家、刘家、景家、季家（《天山下》），这些家族带有私密性的日常生活变迁成为百年新疆历史的载体，在“木垒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流动中，人们在追求个体幸福生活的愿望和奋斗中共同守护与建设了美丽疆域，共同书写了辉煌历史，早已超越狭隘的民族身份，而以地缘为纽带，基于“命运共同体”形成了新型的“文化族群”。
李健所执应对世事无常之“常”首先像双疙瘩山一样，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坚韧。“望着远处的双疙瘩山”是他全部作品中人物常有的姿态。“覆满绿色的双疙瘩山像少女的两个乳房，挺拔又秀美，使人生出无限遐想。”㉓这里是生命的源泉，孕育着希望。时代嬗变，岁月接续，有太多的风霜雨雪，木垒河畔的人们之所以能够在白雪皑皑与绿意盎然的轮回中繁衍生息，靠的正是山一样的坚定。以李健钟情塑造的女性形象为例，她们可以温柔也或者胆怯，但绝不脆弱。《木垒河》中魏陆氏和汪秀英是夫权的顺服者，但又是她们的宽厚和柔韧支撑着魏家最艰难的日子；麦秀、冬梅和月月是传统思想的叛逆者，坚守爱情初心又不回避本能欲望，勇敢坚韧毫不退缩。《脐血之地》中，像青杏、半春子、九月这样的女子，或者被哥嫂以“五口袋粮食、两只羊”的聘礼嫁与陌生人，或者出身卑微骨肉分离，或者身世不明就成了童养媳，但她们并没有在苦难的宿命中自怨自艾，反而在千难万恨中生长出旺盛的情欲和泼辣的性格，即便到了与爱人生离死别的时刻，也能够以“女人就是地”的地母情怀接纳现实。《天山下》中的巴亚什从广袤草原走来，从哈萨克族漂泊辗转的游牧生活中走来，她背负着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使命，爱情和事业的挫折与磨难不能击垮她的心志。她直面命运的安排，放下对刘言归的爱情，努力经营与夏木斯由亲情构建的家庭；在牧民定居的再社会化过程中，她率先接纳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她勇立改革开放潮头，在一切悲喜交替之间，体悟“新生的秘密”。李健描写的众多平凡女性，虽然无法完全抵抗来自外界力量的操纵，但依旧尽自己所能寻求更有意义的生命状态，背着命运的重负依旧昂首向前。如果以“编年史”的视角来看，李健书写的一系列女性形象，又深埋着自我遮蔽、自我发现、自我解放、自我成就的成长脉络，体现了女性历史的接续和传递。“远处的双疙瘩山渐渐清晰，山背后慢慢升腾一片红光，在太阳跃上山顶的时候，他听到了一声洪亮的啼哭。”㉔“山”一般的坚韧是人类推动历史发展的本质力量之“常”。
像“山”一样屹立不倒的还有人们对“好日子”的期盼。王侃教授认为，上世纪后期的新历史主义小说代表作家“都放弃了寻根时期启蒙主义的文化理想与历史美学，将历史的叙事化解为古老的人性悲歌和永恒的生存寓言，成为与当代人不断交流与对话的鲜活映像，成为当代人‘心中的历史’。”㉕李健关于底层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叙述是其“元历史”叙事的起点，他“厚描”的木垒河秘史是以百折不挠求生存的人物为中心的小历史，历史流变的规律根植于小人物“往后都是好日子”的期盼和“不知道以后的日子会怎样”的忧虑之间的循环交替。《木垒河》中，当“日子像流水一般逝去”，魏宗寿抱怨的是“这怂球世道，就不是个能让人过安生日子的世道。”㉖蔡县佐修城门“也是为了城里的百姓能过个安生日子”㉗，老百姓不关心金督办盛督办还是尕司令谁来当政，他们追问的是“啥时候才能让人过上个太平日子？”㉘《脐血之地》中，三哥最朴素的愿望是“我想和你过安安生生的日子”㉙，半春子对周马驹的劝说是“回去把媳妇娶回来，好好过日子”㉚，九月跟老尕私奔是为了“我想把日子过得像个日子。”㉛《天山下》里，叙事从巴亚什“眼下的日子过得让她看不到一点希望”开始，经斯日木鼓励她“国家政策肯定不会错，要让我们过上好日子”，再到“我们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结束。很显然，李健如同新历史主义小说作家一样，拆解了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让普通人物“过日子”的原始信仰贯穿百年新疆历史的变迁，因为有了这份信仰，才能坚强面对一切灾难的暴击。
正如能够给人带来“无限遐想”和希望的双疙瘩山并不巍峨，李健笔下芸芸众生的坚韧和坚守，也并不宏伟或崇高，只是“古老的人性悲歌和永恒的生存寓言”中的民间追求，小奸小恶是坚韧求生存的无奈，饮食男女是坚守美好生活的安慰。李健民间化的历史叙事是碎片化和感性的，不是新疆历史的“客观”展演，但为读者与百年新疆历史的对话、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提供了个人化的视角。
李健的边地写作带着鲜明的个性特征，木垒小城的历史、地理、风俗、人情和“文中见野、土中带辣”（白烨语）的疆味儿方言，都使他的创作即便放在新疆作家群体中也有清晰的辨识度。他扎根于“浸透在血脉中的记忆”㉜，在“内心无法隐忍的激荡”中，用文字“探寻刻于这段古旧城墙上的往事”㉝，他以编年史的方式在小人物命运的必然与偶然中追溯百年新疆历史，写出了这片土地上一众人物生存至上的原始信仰，在“巨变”与“恒常”的对照中以变观常、知常达变，建构起自己“执常以迎变”的历史发展观。“变”是为了更好地生存，生存则是“不变”的硬道理。
“新历史主义小说侧重于表现人性与文化范畴中的历史，因而在探究人物性格发展与历史前进方向的动因时，多从人性本源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展开分析。”㉞李健的小说并非自觉向新历史主义靠拢，但从《木垒河》到《脐血之地》《天山下》，他的创作以独特的创作视角和深厚的地方文化底蕴，写出了人性与文化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这种复杂多元是“恒常”不变的，却又因此铸就了个体命运和地方历史的传奇性“巨变”，在常与变的审视中，各民族共同守护家园，共同经历时代风雨，又共同创造新的历史，融汇出新的文化形态——“在这片神奇又古老的土地上，世代繁衍生息的弹冬不拉、敲手鼓、唱京戏、吼秦腔的人们，杂居在一起，交融、冲突，融合、新生，早已不分彼此。”㉟李健边地书写的意义正在于在“巨变”和“恒常”的辩证关系中发现历史前进的文化密码，为当代文学写作注入边疆视野和活力。
注释：
①《天山下》尚未正式出版，本文引用该作品文字均来源于作家李健提供的小说终稿。
②何英：《那些北坡庄子的秘史》，《新疆艺术》（汉文）2023年第2期，第27-30页。
③刘小琳、晏杰雄：《〈木垒河〉的家族叙事——评李健长篇小说〈木垒河》，《新疆艺术》（汉文）2018年第3期，第47-55页。
④何英：《论“传统小说”在当代新疆的“超稳定性结构”——以李健长篇小说〈木垒河〉为例》，《小说评论》2017年第2期，第185-189页。
⑤黄杰：《聚焦文化润疆 共话边地书写——作家李健携新作〈天山下〉亮相南开大学》，见网页http://xj.news.cn/zt/2024-10/15/c_1130210029.htm
⑥⑦⑨⑩⑫⑬⑮㉓㉔㉖㉗㉘㉝㉟李健：《木垒河》，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5页、363页、368页、90页、91页、154页、58页、197页、11页、108页、231页、384页、383页。
⑧何英、朱小如、李健：《“活得精彩，死得绚烂”——关于长篇小说〈木垒河〉的对话》，《西湖》2017年第12期，第101页。
⑪李健：《我写〈木垒河〉的意义》，《博览群书》2017年第8期，第88页。
⑭王志萍：《历史、人性与性别主题辨析——读李健中篇小说集〈脐血之地〉》，《昌吉学院学报》2024年第4期，第60页。
⑯㉙㉚㉛㉜李健：《脐血之地》，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62页、60页、150页、180页、12页。
⑰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一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058页。
⑱张进：《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的思想内涵和基本特征》，《文史哲》2001年第5期，第26页。
⑲蔡俊：《书写新疆大地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乌鲁木齐晚报》2025年2月25日A08版。
⑳关于20世纪后期以莫言、苏童、叶兆言等人为代表的历史题材小说，有“新历史小说”和“新历史主义小说”两种命名。
㉑㉒孙先科：《“新历史小说”的叙事特征及其意识倾向》，《文艺争鸣》1999年第1期，第33页、34页。
㉕王侃：《新历史主义：小说及其范本》，《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第32页。
㉞李阳春、伍施乐：《颠覆与消解的历史言说——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特征论》，《中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第9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