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5G网络与边缘计算技术，使文艺生产—接受进入“零时差”状态。文艺作品的创作、发布、传播与接受过程实现了即时化、同步化，消除了传统媒介的时空延迟。新媒介，尤其是短视频平台、人工智能等的出现，造成了文艺接受方式的极大改变，过去是用眼睛划过文字而产生无限的遐思，现在是借助AI阅读文字在耳际的短暂停留；过去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现在是三五分钟的音/视频解读。纸媒时代“从前慢”所造成的接受滞后性为数媒时代的即时性所替代，海德格尔所言“此在的时间性”被压缩为即时反馈的电子脉冲。“新时代环境下，需要打开思路、拓宽眼界，以观察更广大文艺群体的创作行为，思考如何认识与评价新形态下的文艺现状，如何引导大众文艺向健康的方向发展。”（1）

2025年4月19日，“新媒介时代与文艺大众化”学术研讨会在河南新乡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青年批评家、媒体记者等60余人参会，围绕新媒介时代与文艺大众化的总议题，以及新媒介语境下的文艺大众化理论、文艺接受范式、文艺大众主体，新媒介形态与大众文艺的形式和内容，数字大众文艺的实践探索等分议题展开讨论，从媒介之变、观念之变、主体之变、文体之变四方面，以及文学本质不变的恒常性中，思考新媒介时代文学的言说方式。

一

媒介之变：物物而不物于物

《庄子·外篇·山木第二十》中有言：“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阐述了一种用物而不为物所累的哲学观念，器物的发明和技术的革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不断更新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物我关系成为需要深思的问题，“善假于物”固然是理想的物我关系，可技术的革新有时也会脱离某种既定的轨道，冲向不可预测的未来。以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为核心技术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为新媒介的产生提供了技术支持。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所言的“媒介即讯息”在当今更加具体，媒介完成了从口语媒介到文字媒介再到电子媒介的更新，来到了具有高度数字化，超强交互性、即时性与全球性，AI深度介入等特征的数字化媒介时代。新媒介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媒介的诸多限制，为当代文学提供了多种言说的可能性。

面对当下媒介之变，如何平衡物我之间的关系，如何更好地运用技术来促进当下文艺繁荣兴盛，与会者阐发了各自的思考。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陈云昊指出，面对新媒介时代，学界存在“积极、消极、中立、转化”四种态度。

持积极和转化态度的学者认为，新媒介蕴含着无穷的潜力，能够为当下文艺创作提供技术层面的助力。福建师范大学文艺批评中心教授南帆从新媒体与大众文艺理论的思考谈起，提出“在以互联网为中心的大众传媒时代，以文字、影像等汇聚的虚拟空间催生了富有活力的文艺形式，这是技术革命带来的文化的革命”。《新华文摘》编审、文艺评论版主编陈汉萍从切身经验谈起，提出依托于网络平台的文学视频使传统的文学批评有了“出圈”的可能。她从文学视频的概念、特征、意义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展开讨论，认为尽管文学视频存在“简单化解读”“误读”“批评的异化”等问题，但瑕不掩瑜，文学视频的崛起深刻影响了文学批评生态，文学视频与其他新媒体批评一道，推动了批评的大众化运动。中国作家网主编王杨从数字媒介赋能大众文艺谈起，指出媒介的重要性，她认为新媒介的发展使文艺接受者能够积极参与文艺创作，自由地表达自我。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刘欣玥则认为B站（Bilibili视频网站）评论对文学奖的锐评，实际上积极参与了当今技术时代文化权力的再分配，这种解构和重构文化机制的行为是新媒介技术时代所特有的。

持审慎态度的学者认为，尽管技术的发展为人类提供了诸多便利，为文艺生产、传播、接受，乃至大众化提供了媒介载体和技术支持，但是它背后不可避免地存在资本的操控和技术对人的异化。苏州大学文学院资深教授王尧以中国文学为例，探讨了新媒介与人文学科的未来走向。他认为新技术和新媒体的兴起，尤其是与新大众文艺相关的批评，正在推动人文学科发生历史性变革，影响其研究方向和议题。文化现实的均衡性结构被新媒体等因素打破，导致文明和知识生产的机制发生深刻变化。人工智能的更新迭代使人文学科受到极大的冲击，关于“人”的话题讨论越来越少，关于技术的话题增多，对人文学科造成极大的困扰。“在面对新媒介造成的变化的时候，不要一味地趋新，而是保持一定的警醒。”无独有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清华认为，文艺大众化或者新大众文艺的出现实际上表现的是一种伦理的变化，从普遍的文学伦理—启蒙伦理—政治/革命伦理的转变，新媒介尤其是AI技术的出现对于人类主体性和尊严构成了挑战，从而对文学伦理造成一定的挑战。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洪治纲指出，新媒介以其多模态、交互和超链接的特性重构了人类获取、加工、储存和传递信息的路径，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认知模式，使得大众能够更自由地参与信息发布与传播。然而，尽管新媒介提供了全新的发表平台并降低了创作的门槛，但也带来了知识外脑、信息茧房和认知固化等挑战。

二

观念之变：文律运周，日新其业

“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2）当今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大数据、区块链、万物互联、虚拟空间、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革新进一步促进了文艺观念的诸多变化。贯穿百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艺大众化思潮、大众的概念、大众与文艺之关系等问题，在新媒介语境中生发出新的内涵。相比于传统媒介，尤其是纸媒在创作、传播、接受周期上的繁复和精英化趋向，新媒介前所未有地降低了文艺创作的门槛，形成了即成—即传—即评的大众化趋向。面对诸多文学观念、概念及边界界定的模糊问题，与会者将文艺大众化现象放置在百年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历史谱系中，探究其源流，并对大众、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等概念进行厘定。

“文艺大众化是近百年来中国文艺发展的主潮。”（3）实际上，无论是五四时期先觉者们为改造国民性而提出的具有启蒙意味的“国民文学”，还是1920年代后期创造社有感于国家危亡而提出的“大众文艺”，以及1930年代初左联提出的“文艺大众化”的口号，都具有自上而下的属性，且国民、民众、大众等边界并不清晰，加之大众的文化水平有限，1930年代以前的文艺大众化运动仍由精英阶层主导，以“普及”为主。然而，自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具有前瞻性地提出“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4），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等内容，加之开展扫盲运动、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等一系列教育活动，文艺大众化实现了由“普及”到“普及与提高并行”的转变。张清华认为，不同于“文学的普遍伦理或永恒伦理、启蒙伦理以及政治化的革命伦理主导下的文艺大众化。随着技术变革，即新媒介时代的发展，文艺大众化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面对文艺大众化在当前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洪治纲指出“新媒介统摄下的文艺大众化，其实主要是创作主体的大众化问题”，强调了新媒介时代创作主体大众化的重要性。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彬彬则通过梳理文艺与大众之关系的历史演变，认为存在政治主导的文艺大众化和媒介主导的文艺大众化两种文艺大众化。王彬彬强调媒介技术的进步，如印刷术的发明和字体的变化，对文艺传播和通俗化的影响，并重新思考“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提出在文艺大众化的同时，应坚持高雅艺术的高峰，不断提升通俗艺术的品质，以保持当代文艺的多样性和高质量。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讲师李强从分众化角度指出，19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的大众化实质为分众化，“市场化与意识形态控制并存，构成了讨论新大众文艺的重要前置条件”。他提出“走向真正的人民大众，共同体格局作为打破以纯文学为中心差序格局的设想”，“在构建共同体时应尊重分众化的现实，而非强行统一宏大叙事”。

除了对新媒介语境下文艺大众化概念、特征、历史源流等内容的讨论，与会学者还从各自角度对新大众文艺进行了详细辨析。王尧首先指出大众文艺概念的由来，并剖析了新大众文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阶级、资本、技术的关系。他认为，尽管新大众文艺目前还是个现象，也有可能成为思潮，也有可能产生新的作品，但它已经开始重构文化现实，也重构了研究文学史的逻辑和文学批评的知识体系。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孟繁华则从大众文艺观念入手，梳理了百年来大众文艺观念的变革及其表征，指出“新大众文艺从创作实践到现象的提出，首先是一种文艺观念的变革，它是对普通人参与文艺创作的一种积极回应、肯定和支持，它意味着文化权力的重新配置”，“新大众文艺观念的确立，重新确立了普通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特别是在文艺创作主体上的地位”。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贺绍俊区分了大众文艺和新大众文艺的概念，认为二者是一脉相承的，体现出党坚持文艺人民性的思想，它们都是一种文艺的类型，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但是当大众文艺或者新大众文艺作为一种思想主张提出来的时候，就赋予了这种客观类型以自主性，也就意味着要将大众文艺纳入主流文艺的领域之中，并赋予大众文艺更明确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内涵。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从文学动力学的角度出发，谈到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学研究的视野和方法、大众与小众之关系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大众与小众在文学中互为主客、交叉跑动的关系，突出了共生关系的重要性。

不同于上述学者在回望历史中对新大众文艺的探讨，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研究员李壮、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唐诗人等青年学者则立足现实，探讨新媒介与新大众文艺现象之间的关系问题。李壮指出“新大众文艺的边界很广，某种意义上是不确定的”，意识形态色彩、市场和产业、新质生产力和文明转型彰显出新大众文艺提出的背景逻辑。唐诗人则围绕技术创新、媒介融合及共同进化这三个核心概念，分析了新大众文艺在当前媒介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所面临的问题和机遇。他指出面对技术进步，新大众文艺需探索新的艺术语言和叙事美学，以适应年轻一代的感知方式和理解现实的新思维方式。

三

主体之变：人禀七情，应物斯感

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中提出文学批评的四大要素：作品、世界、作家、读者。作家和读者分别为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在新媒介兴起之前，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之间通常有严格界线，尽管创作主体在创作时会预设隐含的读者，接受主体也会有自己的期待视野，但二者并不会在作品完成之前有太多交集，而自媒体平台的兴盛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文学主体的流动。学者们大都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变化，围绕创作主体的大众化倾向、人机协同主体性之辨、接受主体参与式倾向、文艺批评方式新变等话题展开讨论。

首先，创作主体由专业化趋向大众化，新媒介运用的简单化特征导致文学创作门槛的降低，“创作不再是专属于‘专业作家’的事。普通人如果有表达的欲望，有书写的基本素养，只要手持移动终端，注册新媒介账号，就可以进行文学创作。”（5）针对这一变化，孟繁华谈到新大众文艺的提出重新确立了普通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特别是在文艺创作主体上的地位。新大众文艺以普通大众为创作主体，他们是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而非专业文艺创作者，凭借个人对文艺的热爱和兴趣，利用现代技术和媒介平台参与文艺创作。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刘月悦指出，对于新媒介时代的文本生产而言，叙事策略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对情绪的捕捉和回应。在新媒介时代，情绪动力学已经成为出圈的文学作品共通的一种叙事策略。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从日常经验出发，提出新的写作群体的出现，如外卖员、清洁女工、卖菜工等平凡的劳动者，正在用一种全新的、一手的、可贵的经验书写新媒介时代的文学。

无论创作主体是精英还是大众，都是鲜活的拥有肉身经验的“人”，然而人工智能的更新迭代，使人的主体性受到挑战。张清华谈到人工智能时代IP化倾向，分析了新媒介和人工智能对大众文艺和创作者主体性的影响，指出“当AI能够模仿和超越人类创作者的风格和创造性时，其对个人创作主体性构成挑战”。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尹林提出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新媒介、新技术出现并不一定代表着“新”的产生，“不管产业革命进行到哪一步，人类的主体精神才是真正的发展动力。只有我们的文明更加先进，AI才能给我们提供更加精准而有效的服务”。

其次，接受主体由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文艺报》记者、青年评论家罗建森，从大众文艺的互动式生产角度分析了新媒介的出现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指出短视频平台，如抖音、快手的出现进一步打破了创作者和用户之间的界限，促进了大众创作的兴起，使内容生产与传播机制的互动性增强。这种全民创作和互动式生产催生了“网红”和“网络梗”的形成，改变了大众文化的传播方式。然而，也需要警惕创作者与接受者的互动导致的文本可修改次数增多、试错成本降低和创造者态度不端正等后果。同样对参与式创作持保留态度的还有河南大学在站博士后郑慧文，她以小红书、B站、抖音等媒体平台上文学的“二次创作”现象为例，从“自我表达的圈层性”“等级制度的解构与重构”等方面，思考人的主体性问题，反思“大众时代的‘我’是否真正具有自我性”。除此之外，王杨谈到新媒介和新技术的结合，改变了过去以大众阅读或者欣赏为主的单向接受模式，促进了越来越多的人去参与创造内容。文艺主体，尤其是接受主体的变化，直接导致了文学接受，尤其是文学批评方式的变化。

面对接受主体变化导致的文学批评方式的变化，李壮进一步谈到文学接受中的碎片化问题，他认为“评论行为和评论形态碎片化形态，其实恰恰是互文的阅读行为，以及阅读习惯和审美预期的碎片化形态，在根本上又同现实生活经验的碎片化形态同构”，并指出新大众文艺评论形式的碎片化、互动性、专业与非专业性并存、真实性等特征，与传统的评点式批注有着相似性。刘欣玥从读者接受角度，讨论数字时代的严肃文学读法的变化，指出阅读社交化在互联网时代成为年轻人社交行为的一部分，严肃文学阅读习惯正受到实时互动、冲动消费等新阅读行为的冲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韩欣桐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提出针对新媒介时代，表达平权所造成的传统学院派文学批评生存空间被挤压的挑战，可以通过对短视频平台文学评论类账号的观察，总结出有效的批评方式和策略，如及时满足性、功能性、对话感、当下感等，以应对新媒介时代文艺批评面临的挑战。

此外，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刘东及苏州大学文学院讲师牛煜，分别从新媒介视域下区域文学的重构和晚近文学创作与批评中的地方性话语的角度，谈到了新媒介对区域/地方文学创作及批评的深刻影响。刘东通过“二人台”艺人的演艺经历，分析了新媒体如何改变传统艺术形式的传播和接受方式，以及这种变化对区域感性和文化体制的影响。牛煜则从新媒介、文艺大众化、新东北、新南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概念谈起，分析传统命名方式和分类方式在新的时代语境中的不可靠性，以及如何在当下破除命名的焦虑、批评惯性等问题。

四

文体之变：文变染乎世情

文体即文章体例，“包括形下的体制形态、语言特征、表现方式，形上的风格面貌、精神内涵等方面”（6）。中国文学经历了诗词曲赋的文体之变，并形成了较为稳固的文体形态，先秦神话、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不同时代文体之不同，反映出文体与社会风气的密切关系。近代以来，现代机械印刷媒介的兴盛，直接推动了白话文学的发展。此后，伴随历次工业革命的开展，媒介对文学文体之变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新媒介语境下，“文学与新媒介的嫁接还产生了‘博客文学’‘微博文学’‘公众号文学’‘弹幕文学’‘短视频文学’等新媒介文体”。“电子媒介融合了图文声像的优势，衍生出一系列混合式的新文体。”（7）面对新媒介语境下文学文体之变，与会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展开讨论。

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王杰从跨媒介传播与文艺大众化的文体探索谈起，提出跨媒介改编在推进文艺大众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她指出，在文艺大众化过程中，不同文艺形式如何处理文字、图像、声音层面的关系，以及如何以审美方式回应社会问题和反映社会历史变革等，是当下文艺的关键议题。山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邵部通过对比印刷术与输入法两种不同形态的媒介，提出当代文学是表音还是表意的问题。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研究员刘诗宇从《黑神话：悟空》这一游戏文本的接受过程谈起，提出当下文学作品接受存在困难，可能并不是人心浮躁的问题，而在于创作与读者需求的错位。《黑神话：悟空》因其强烈的文学性内核，不仅吸引了玩家和消费市场，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体现了其在文学性和叙事艺术上的成功，为严肃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厦门大学中文系讲师胡行舟谈到科幻文学同时具备的大众与小众特征，指出元宇宙作为一种终极媒介对于人类生存和科幻文学创作的影响，并通过对郝景芳的《宇宙剧场》、王威廉的《荒岛朋克》和李宏伟的《国王与抒情诗》等文本的分析，指出青年科幻作家对元宇宙这一终极媒介现象的及时关注，以及从多维度对元宇宙所带来的新的智能模态、元宇宙与文学的关系进行思考。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助理教授丁茜菡对微信公众号、素人写作等新的文体形式持辩证态度，她提出微信公众号上的非虚构写作内容如何影响社会景观化的问题，指出微信公众号的非虚构写作存在二重疗愈的作用：第一重是打破个体面对的社会景观围困；第二重是人类具体情境的广泛恢复。但她也提出要警惕微信公众号非虚构文学内容窄化、真相共识缺失等问题。

吉林大学文学院讲师周鹏从新媒介时代的新乡土叙事谈起，他谈到自2012年以来，以乡村振兴为题材的乡土小说数量增长，质量提升，并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兴起拓宽了乡土题材的受众群体。借助于虚拟媒介的载体效应，乡土题材短视频相较于传统的乡土小说创作来说，基本上实现了泛乡土文学创作者和受众的大众化，带来了乡土小说审美风格的突破。

结 语

技术的发展、工具的革新为人类提供了诸多便利，不断更新着人类的认知模式，从而改变作为人类精神产物的文学的样态。在文字未产生之前，人类通过口耳相传表达最原初的生活状态和感受；随着文字的发明，人类进入新的文明阶段，占卜者的龟甲保留了人类古老的智慧印记；造纸术的发明，使大篇幅的文字有了依附，使华丽铺陈、汪洋恣肆的文风成为可能；印刷术的发明，在加快文学生产速度的同时，进一步改变了文学的传播方式；广播、电视、网络、移动终端的普及，使依托传统纸媒的文学向虚拟空间延伸，实现了数字化的“在云端”。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杨丹丹谈道，中国百年新文学发展史，实际上是文学跟技术的互动史。新媒介技术出现之后，对于文艺的大众化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其改变了整个大众文艺的文学生态和文学生产机制。文学写作的主体、文学的内容、文学的传播方式、文学的语言形态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然而，正如尼尔·波斯曼在《技术垄断》中所言：“每一种技术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赐，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8）技术固然带来文艺的多重新变，却也造成了文艺的一些困境。1990年代，伴随市场化浪潮而来的是解构崇高后人文精神的失落，以及“精英边缘化”和“文学终结论”，这轰动一时的现象即是技术异化的一种表征。21世纪以来，尽管文学并未如悲观者所言走向终结，但数媒时代的碎片化、同质化、失语化、流量为王等诸多特质，依然不可避免地使当代文学烙上了相似的特质。文学载道、言志、娱神的功用，逐渐向单一的娱乐化方向发展。面对技术带来的弊端，文学该如何自处，如何于变动中保持恒常不变，从而更好地言说当下与未来，这些问题值得思考。也许只有回到文学的本质中，才能够寻找到有效的答案。文学性即文学的本质，也就是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所在，是脱离一切有形的或无形的载体之后仍然长存于世的精神，是无论新媒介如何发展，文艺如何大众化，新大众文艺如何发展，都不变的最本真的东西。具体来讲，无论什么样的文学，都是人的文学，是人的表现与被表现，即便是人工智能所创造的文学，也是经过人的协同操作和基于人类经验的产物，某种程度上依然可称之为人的文学。人的基于眼耳鼻舌身意的幽微的生命体验和对真善美的追求构成了文学性。“雪中送炭，抱团取暖，历经劫难仍有梦想，受尽欺辱不泯善良，就是那些人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韧与强，看到了人间的情与义，看到了人心的慈与悲，让我们在这受苦的人间，感受到了人间值得。”（9）在新媒介语境下，保持对人的书写与对文学性的坚持，亦构成了当下文学言说的一种方式。

注释：

（1）李桂玲：《新大众文艺崛起，如何给这庞然大物画像？》，《文艺报》2025年2月14日。

（2）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4年第20期。

（3）王本朝：《百年中国文艺大众化的内在逻辑及其现实意义》，《中国文学批评》2025年第1期。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杨丹丹：《新媒介利于实现文学大众化》，《光明日报》2025年5月28日。

（6）王芊：《文体学与文章学》，《光明日报》2025年5月5日。

（7）杨向荣：《媒介文化时代的文体新变及其反思》，《中国文学批评》2019年第4期。

（8）〔美〕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第2页，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9）韩春燕：《〈致江东父老〉：让暗夜有灯火引路，让穷途花朵盛开》，《文艺报》2020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