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光》——给自己的糖果
从现代文学中鲁迅发出救救孩子的那声呼喊开始，少年（孩子）一直都是现当代文学中重要的叙事对象。少年的形象往往不是一个完全中立或者客观的叙事对象，而是带有强烈社会责任意识的习惯性叙事，孩子等同于未来、希望、新生，未受思想封锁、成见、流毒之沾染。新时期文学初期刘心武的作品接续了这个主题，《班主任》《醒来吧，弟弟》书写承受“文革”带来的心灵和肉体伤害的少年，他们行为上各有差异，但思想上几乎如出一辙地僵化和教条，或者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成了患有社会运动后遗症的病孩子。创伤是少年肉体上的病症，更是具有隐喻色彩的民族和社会疾病。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发展，疾病、少年与社会批判的常用组合愈来愈朝向疾病主体本身，他们真实的生存环境和精神状况，比如作家涵逸1986年3月发表于《中国作家》的报告文学《中国的“小皇帝”》。这篇报告文学宣告了新一代特殊少年（独生子女）的诞生：中国的历史进入80年代以来，各种新的事物和新的问题一起来临，其中就包括出现在每个家庭里的宠儿，更确切地说是那些由祖父母、外祖父母及父母用全部精力供养起来的、几乎无一例外地患了“四二一“综合症的孩子———独生子女们。作家用一种泛泛而谈的方式预测二十年后“小皇帝”们的问题和病症：“在未来岁月里，中国将会出现更多的胖子，身高将会下降，肥胖病将要折磨一代人！”“精神病的发病率将会上升——自私、褊狭，实际上是诱发精神病的内在因素”“他们聪明、好学，有着很高的智商，但，同时也可能是极端的利己主义者。”“孤独将是这一大批独生子女的共同的痛苦……他们一个个都夜郎自大，内心里却是空虚而寂寞的，他们的目光里很少有温情。”作家的担忧和淳淳教导如今听来有一种刺耳和粗糙感，好在它也并未成为198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显著和典型的特征，但却以另外的方式体现在下一代人身上。梁鸿的最新非虚构《要有光》接续了这一写作传统，也延续这篇报告文学对青少年的部分预测，比如精神和情绪疾病的上升，成为显在的社会问题。
青少年的问题从来不是单独出现的，跟经济发展、教育制度、政策法规、医学与心理学发展等缠绕在一起，从各类社会新闻、影视剧、主题图书出版和相关医学、社会学统计资料来看，抑郁症的低龄化，青少年的情绪问题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客观存在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但人们对此并未做好应对的准备。出现与此相关的社会事件，社会、学校、媒体和家庭基本都视之为一个需要隐晦处理，带有禁忌色彩的话题。《要有光》中的精神科医生张殊认为这种心态来自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成为一种日常习惯，人们习惯性避忌和绕开精神病，视其为不祥之兆，即使是专业医生听到精神科的时候也会莫名的恐惧，“精神病意味着疯癫、失控感，在成长过程中家长都会告诉我们遇到这种人要小心，要躲开，所以，你不自觉地就会有这种心理。” 当然这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青少年的精神和情绪疾病还伴随着社会和家庭的失败、羞耻、无望和迷惘等情感，以及背后扭结在一起的众多社会问题。梁鸿的《要有光》从文学的角度选择直面深渊，它打开的是众所周知却又不愿意和难以揭开的一个沉痛世界，从这个意义上看《要有光》的写作本身就是一束光，以文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视角试着去开启影响着众多人日常生活的话题。青少年的抑郁和情绪疾病在客观存在的社会化之后，还需要实现另一种自身的社会化，让他们的精神生活从模糊、晦暗、隐晦的暗房逐渐走到被严肃对待和综合全面理解的前台。“要有光“这句话带有毋庸置疑的吁求和宗教色彩，无论发出的语气是命令还是祈求，都带有强烈的情感，因为它不是单一的声音，而是包含着大众、家庭和作者的声音，当然也有青少年们的声音。
《要有光》选择从空间的角度把问题平铺在中国大地上。第一部分选取了二、三线的滨海市，给出了几个外省少年及其家庭、社会关系的群像，小夏、雅雅、敏敏、小关、铁子、小丽等因为情绪问题彼此建立起一个小社会，他们狂躁、抑郁、焦虑，休学在家，与父母沟通不畅，沉迷游戏，拒绝外出，试图自救但又总是失败。家长和学校同样也处在由此而来的困境中，他们同样焦虑、无力、四处求索，寻找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思想、行动和方法扭结在一起。第二部分以京城命名，写了三个高知家庭的孩子，他们是少年天才但内心复杂的竞赛少年，从不上辅导班被挤下链条的佛系孩子，众望所归但败走名校麦城的优异少年。不同的孩子携带着不同的家庭、情感和教育模式，殊途同归的是，三位少年都在这个社会和教育系统中遍体鳞伤。第三部分进入的是更加复杂的县域社会，从县城到乡镇、农村，呈现的是青少年精神问题的另一种面向，通过花臂少年、娟娟、小立等人的治疗，我们看到的是类似的症状和不一样的原因，城乡流动的家庭变迁以及县域各种的社会问题提供了另外的故事景深。
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埃伦贝格在《疲于做自己》一书中认为抑郁症无法定义，“正因为其无法定义，抑郁症的综合症才能层层叠叠、不断累积，旧的被分解，新的又被添加。社会舒适度、消费状况和社会流动的变迁已经悄然重塑了人的概念，精神病学的内部转变是人的概念转变所产生的巨大现实结果。现代生活的多变性被引入医护领域，精神类药物开始变得普遍，一切都在形成一个动态体系，最终建立起一种关于人的内心生活的特殊社会语言。它促进了精神的社会化，与此同时，它还参与到了社会的心理学化中。”关于社会和人的变化，以及人的概念的重塑，我们在《要有光》中也可以看到端倪和印证。作品中有几位令人印象深刻的寻找药方的专业人士和准专业人士，比如滨海市的阿叔是以奇人的形象出现的，以一己之力去改变父母的认知，精神科医生张殊关注专业队伍的心理学治疗实践及其效果，县域社会的王振医生、吴庄镇卫生院李院长等人则在镇卫生院实验一种因地因时而宜的系统治疗。他们都意识到社会和现实带来的代际差异，最为明显的是原生家庭内部认识上的落差，家长们把教育理解为狭窄的成绩，城市家长要么特别忙碌，忽视和孩子日常相处，要么对孩子过度控制，把孩子给管死。农村家长很多出门打工，把孩子留给亲戚或者寄宿，缺少对心理和精神生活的知识。从大城市三个中产阶级家庭来看，出问题的少年们父母一代往往是“空心病人”，满足于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成功经历，以自己的标准要求孩子功成名就，而孩子的世界早已位移，他们想的是“我为什么活着”“怎样活着更有意义”，中间的错位导致激烈的冲突和难以穿越的隔膜。
新的动态系统呼吁新的语言，旧的认知、概念和知识必然失灵，作为顽症的情绪疾病就是这个困境的外显。流于皮毛的心理学治疗和鼓励抚慰式的心灵鸡汤在疾病面前往往是无效的，药物治疗的历史和科学推进的历程在具体案例面前也显示出它的匮乏和生长空间，青少年情绪问题带来的是对社会整体性困境的认识，需要我们以更综合的视角和多元的力量去理解疾病和被缩略为疾病的主体们。《要有光》是一本具有边界感的文学作品，它带来的是理解、记录和探索，是整体社会应对中的一环。梁鸿说写这本书最大的目的不是控诉原生家庭、教育体系、社会系统等等，“而是找到那样一个节点，或者多个节点，它或者它们是事情发生质变的重要时刻。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样的节点存在于我们最日常的话语和行为中，我们甚至根本不知道我们在用这样的话语、行为、表情和孩子说话，而这样的话语、行为和表情我们用了几千年，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惯性一代代传承下去。我们很难改变社会系统，但社会系统由我们这些成人构成，一点一点改变。”
《要有光》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孩子是雅雅，她因为有一个能够理解自己的网友，而觉得心灵有了缝隙，有一丝光亮挤了进来，感受到有人关注和理解，她开始写日记和阅读，记录自己的感想和读书的一些感受，在心理煎熬中的思考和记录。雅雅的一则日记写到去上海的一次旅行，她把这次出行看作梦幻，在那里焕发出理想主义和生活的勃勃野心，但她依然保持清醒，知道这并非上海的全部，有自己无法看到的压力、残忍与野蛮之处，但她仍然想继续这个以偏概全的梦，她说这是给自己的一颗糖果——“难道真正值得纪念的是上海吗？不，其实是十八岁的自己。”无论是宏观考察的作家，还是作为主体的病人，他们都知道疾病是一个系统和机制，但所能做的也只能回到自己，每一个自我都需要自己的糖果，发现一个问题，写出一本书，记录一段历史。雷声大雨点小会带来失落，只问病症不开药方一直是文学的通行证，但值得珍重的是破题者的诚与真，是意识到边界与局限，仍然要挣扎着前行一步，谁知道接下来如何，谁又能判定有无意义。《要有光》是一本充满矛盾的作品，反反复复的疾病和时间的轮回，内心来来回回的父母，陷入自我困惑的张殊医生，对治疗疾病有一套自己理论，随时斗志昂扬投入战斗但也会释放无力感的阿叔，既有远见卓识又要考虑创收的乡镇卫生院院长，知道心灵鸡汤无效，但又不断释放和寻找温情时刻的作家。
《要有光》不是上帝之光，而是一束平行的光，是对写作对象们的陪伴和自我鼓励。它从空间描述开始，以无情流逝的时间结束，如果空间是困境的隐喻的话，时间不是，因为在时间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向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