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寓言与叙事的星丛——论李洱《超低空飞行：同时代人的写作》的对话诗学
语言的寓言与叙事的星丛
——论李洱《超低空飞行：同时代人的写作》的对话诗学
梁尘
（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摘要：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界具有深刻哲思穿透力与独特文体意识的作家，李洱的《超低空飞行：同时代人的写作》不仅是一部文学评论集，更是一场语言的实验与叙事的探险。本文以“对话”理论为基石，结合“寓言”概念、“星丛”理论与“块茎”思想，剖析书中隐喻丛生的意象系统与经验解构的叙述话语所蕴含的文学评论，解构评论主体视角的流动、嵌入与批评范式突围的价值。在历史语境的规训与个体经验的冲动之间，李洱的评论话语呈现出寓言张力与多声部融合的特征，既有对同时代人写作语境的深切体认，也有对自身文学审美的独特彰显，给予当代文学评论寻求更丰饶表达可能性提供了一条充满启示的路径。
关键词：李洱；超低空飞行；同时代人的写作；经验；对话性
李洱的《超低空飞行：同时代人的写作》（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5 年） 作为一部极具文体自觉的评论文集，其语言实践与叙事结构不仅承载着李洱对同时代人写作的深刻体悟，更用评论实践努力构建出一种独特的对话诗学。评论文本本身即是对巴赫金对话理论的积极践行，在理论话语与创作经验的碰撞中，在历史幽灵与当下经验的互照中，在同时代写作者心灵密码的破译中，评论成为一场永未完结的对话。李洱以“超低空飞行”的姿态掠过同时代人的写作现场，他所绘制的不仅是文学地形图，更是一张记录时代精神赫兹的声纹谱系，用语言寓言经验，在叙事的星丛中，放大那些微弱而真实的声响，期待收获辨认与回响。
在历史罅隙与日常褶皱间的寓言话语
《超低空飞行：同时代人的写作》，这部文学评论集是李洱对同时代人写作的一部漫谈笔记，按李洱在序中的解释，即是对话经验，与时代、与作家“保持紧张的对话关系”①。书分三辑，加上序，共有《汪曾祺的语言是革命性的》《作为一个读者纪念史铁生》《我们与张洁无法道别》《建法先生》《忆德公》《因为欣赏，多以批评——浅谈何绍俊先生》《关于莫言的“ 看” 与“ 被看”》《看〈朝霞〉》《谈张玮，说格非——两篇短论》等23篇文章。作为李洱思考中国当代文学精神图景与作家命运的重要结晶，这本书的语言风格呈现出一种个性洒脱、切中肯綮的话语结构。这种语言游走于历史纵深与现实褶皱之间，在冷静的思辨剖析与充满张力的修辞表达中，构建了融合创作敏感与评论洞察的“超低空飞行”话语形态。
（一）意象与隐喻的编织，历史与个体的共振
“超低空飞行”本身即是一个高度凝练、极具张力的核心隐喻。它勾勒出李洱所理解的同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姿态与书写图景：“飞行”象征着知识分子超越日常的精神追求与理想维度；“低空”沉重地指向了历史经验的规训、现实语境的压力以及个体在宏大叙事夹缝中求存的困境；“超”一字暗含出李洱饱满的情绪感知和积极的信念追求，在超级低的“低空飞行”和超越“低空飞行”，李洱用作家惯用的文字游戏巧设迷局，坚定中有犹疑、自知和勉励，正如文中借德公之口的自嘲“在严肃的前额下，你有一张嘲笑的脸”②。这一意象贯穿全书，成为理解李洱评论视角的关键钥匙。
“超低空飞行”是统摄全书的评论视角与美学姿态的凝练表达，它可以看成既拒绝高空悬浮的 “形而上学眩晕”，又警惕沉溺于琐碎经验泥沼的危险，而选择在“树梢高度”进行一种紧贴人物真实 空间、敏锐感知细节还保持必要审视距离的模式。这首先体现在一种深切的“同时代人”意识上。阿 甘本在《何谓同时代人？》中提到，真正的“同时 代性”恰恰意味着一种断裂与不合时宜，“同时代 人”是要有勇气的，能够坚定地凝视时代的黑暗，也能够感知黑暗中的光，瞥见光中隐秘的晦暗，被 源自他们生活时代的黑暗光束所吸引而非融入其光亮。③李洱对“同时代人的写作”的审视，正植根于此，同时他的评论语言带有一种内在的亲历性与共情温度。其次，“超低空飞行”体现为对历史经验与当下语境复杂纠葛的持续勘探。李洱的文本中，历史是如本雅明所言的充满当下时间的爆破力的星丛，而非凝固的背景板、单一的参照维度。他对文学编辑者及其写作的评析、对知识分子作家精神谱系的梳理，无不渗透着对历史幽灵如何缠绕当下写作的犀利洞察。最后，李洱在书中言明，“接近文学现场，就像超低空飞行”④。他有意规避理论体系的直接套用，其思考路径表现为碎片化、充满即兴的火花，通过意象与隐喻的反复编织，使得一种内在的、有机的、关于他理解的同时代作家写作精神症候的认知图谱逐渐浮现。这呼应了本雅明的“寓言批评理论”⑤，通过具体的形象和故事来象征或隐喻更为复杂或抽象的概念和思想。李洱收集历史碎片、现实情感、文学意象，通过蒙太奇般的并置，在同时代人写作的超低空中凝聚飞行的信念和勇气。
《超低空飞行：同时代人的写作》的语言充满隐喻性与意象密度，其评论话语犹如一座精心构建的“意象森林”。朗西埃在《感性的分配》中提到 艺术与现实的张力关系，艺术应打破感性的分配的 既定格局，通过重新配置感性经验，挑战既有的感 知框架，重塑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艺术家要具备 社会责任感，应积极探索新的创作路径，以开放的 姿态介入社会现实，推动感知和认知的变革。⑥李 洱正是通过大量精准的隐喻意象，重构了我们对当 代写作的感知图景。他较少从作家的文本细节出 发，而是借由独特的视角，回到文学现场，从自身 与作家其人的交往、生平轶事中体悟人格性情，进 而提炼出具有历史概括力的评论意象。比如听闻史 铁生去世的电梯间，张洁的油画，林建法的玻璃瓶 子，程德培的衣着和笑声，李敬泽的挂杯，何向阳 的一滴雨，邱华栋的脚步……这些意象并非孤立存 在，它们相互指涉、彼此缠绕，如同德勒兹与加塔 利所描绘的“块茎”结构——去中心、非层级、多 入口、充满连接性⑦。通过这种意象的“块茎式”蔓延，李洱深入历史与个体心灵交汇处，进行真切 提纯，使表达既具现实穿透力，又保持诗意的暧昧 与开放。这些意象既是审美的，更是认知的，是在 “时间的子宫”⑧内给经验与对话架设桥梁，使勇于冒犯的评论话语获得了可触可感的“肉体的形象”⑨。
（二）思辨的冷峻与反讽的锋芒，解构与重构的辩证
修辞立其诚。李洱的评论语言带有冷静克制的思辨色彩。他避免简单的价值判断、情绪宣泄，有意识地选择层层递进的逻辑推演。在分析“同时代人”所面临的“与时代保持紧张的对话关系”时，他细致剖析了历史语境、现实场域、语言自身负载以及作家主体性建构等多重因素的复杂交织，指出当代小说创作的困境，“我们对当代作家的要求，可能已经超出了对科学家智力以及对人类想象力的要求”⑩。
与冷峻思辨相伴而生的，是行动妥协又野心勃勃、既当又立的反讽语调。李洱调动记忆，阐述经验，捕捉历史情境与个体命运、宏伟理想与卑微现实之间的罅隙，并以一种看似激昂磅礴、内里自尊自傲的方式呈现其荒诞性。例如，他提到文学的本质就是反对本质主义，“文学或者谈论文学总是意味着冒犯”“那些思考和絮语一旦落笔，就可能意味着它已离开或将要离开，它将使你的文字宛如刻舟求剑，但是刻舟求剑不正是每个写作者在逝川之上的肖像？”。在平静陈述和反问中蕴含着的，不仅有廉价的嘲讽，更有穿透现象直指本质的犀利解构，同时也在解构中隐含着对写作伦理的重构渴望。
小说中应存在不同社会阶层语言、民间话语与官方话语的混杂，巴赫金强调文学话语的多声部特征，“作家让所有词语和形式，同自己本人的意向中心，保持或远或近的一段距离”。在《超低空飞行：同时代人的写作》中，能清晰地看到几种主要话语的纠缠：学院化的理论话语（叙事学、批评美学、历史哲学等）、对同时代作家作品进行精准描述与剖析的评论话语、充满个人体温与敏锐直觉的作家感悟式话语，以及偶尔闪现的、带着泥土气息或烟火气的读者口语碎片。例如，在谈到李敬泽的话语时，李洱既能熟练的引用维特根斯坦的两句话、本雅明意义上众多“拾垃圾者”的守夜人、福柯式的知识考古等及运用“星丛”“灵韵”“历史天使”“道器、体用、本末”等理论术语进行深度开掘；又能突然转向一种诗人般的敏锐，“他的悲悯和仁慈就像高度年份酒一样会出现‘挂杯’现象，飞觥献斝之际依然会长挂怀中”；以及不时闪现的机锋碎片，“他的耐心是惊人的，仿佛巨细靡遗，伤人乎？伤马乎？……突出了聚光灯下的行动和细节，其余暂时模糊成为背景。伤人乎？不问马”；又能严肃指出李敬泽的话语实践是“在众人游荡的时刻，充当了一个守夜者”“它们是即兴的素描式的现场记录，也是生动的档案式的历史文献”“具有隐蔽的寓言性质”。这种语言的寓言性及经验的对话并非简单的拼贴，而是源于李洱对评论主体位置的自觉——他既是“在场者”，亲历着同时代人的精神跋涉；又是“观察者”，尝试以理论之光照亮写作的幽暗地带；更是“对话者”，渴望与作家、与历史、与文本进行平等而深入的交谈。再比如，写张洁的创作状态，“在波峰浪谷之间奔涌，时而撒欢，时而撒泼；时而凉爽宜人，时而悲凉彻骨” ，用身体感观隐喻语言风格的撕裂与弥合，及捕捉画展的生活细节让精神显影。这种评论语言呈现出“喧哗与骚动”的杂语场域，文中引经据典、名家大师的理论观点信手拈来，多种话语在此交汇、碰撞乃至相互佐证，皆是围绕文章主旨的阐发而自然生发、喷薄涌现。一方面，展现了李洱丰富的学识，在文学、美学、哲学上的理论储备，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受到外国作家学者及文艺理论的影响颇深。阿多诺在《美学理论》中强调，“批评或评论并非附加在审美经验上的外在因素，而是内在于审美经验之中”。李洱的评论话语实践，正是对此的捍卫，通过语言的复调抵抗单一阐释的暴力，在话语的裂隙中为思想、为审美开凿空间。
（三）“及物”的评论与“在场”的语调，历史文本化的实践
李洱的评论语言具有强烈的“及物性”。他的论述并不紧扣作家作品、具体的文本细节，而是借助独特的交往经历，时常展开对具体事件的描摹，进而表达作者的真实意图。他对“同时代人”写作的分析，不仅建立在对大量文本肌理的细致触摸之上，更是受到其人其事的真切影响。这使得他的评论具有现实根基与说服力。而且，李洱往往选择先从人物的一个性格特征出发，再引导到人物的创作。比如，评述汪曾祺时，先从人物出生年 1920讲起，“出生在1920 年的文化人的文化态度非常值得琢磨”，再引到汪曾祺语言的口语化是“经过自觉地选择，然后苦苦追求、严格地自我训练，最后在造出来的一种语言”，“要用小说的形式写抒情诗”。如此认识到汪曾祺口语写作的革命性是语言本体性觉醒：“汪曾祺，在口语中找到了自己的家。你在家里，当然要说人话”。这一论断揭示汪曾祺通过给汉语“松绑”，让语言回归“诚实的个人”与“世俗的烟火”，瓦解了历史语境及意识形态对语言的规训，使汪曾祺的语言及文化态度在当代逐渐凸显出生长性。评邱华栋城市书写，大胆及物地谈到“如果说别人写的是孤岛，那么他写的就是大陆”，“就当代城市书写而言，邱华栋肯定是最有力的开拓者”，“这是一种自信地立于当下、欣喜地面向未来的写作”，引导出邱华栋笔下“欲望的乌托邦”的城市书写特色。甚至毫不掩饰对最近十年邱华栋写作转向的赞赏：“之前的那个兴致勃勃的、脚步轻快的邱华栋，此时满脸狐疑地、步履蹒跚地行走于千年废墟”，“他朝向语言风景独自旅行”。因为作为老友和读者，他知道“邱华栋的艺术实践，因为不断地面对新的领域，所以需要得到我们的尊重”，最终发出大胆预言“文学史上的邱华栋将完成一次逆袭”。
同时，李洱在文中的语言风格也呈现出独特的“在地”语感。尽管讨论的是作家与文学命题，行文却常常融入带有现实印记和生活气息的表达，甚至是某种知识分子圈层特有的、略带调侃的“行话”。这使得其文本具有一种可感的现实温度和某种共时性的亲和力，是与“同时代人”的直接对话。这种语调的选择，本身即是对同时代人的写作的语言实践层面的呼应。写史铁生，从在协和医院电梯里接到莫言的短信、得知去世的消息开始，用周围人的反应场景即“短暂的纪念仪式”来映衬大众对这位作家的态度，也流露出作者的态度，评析史铁生的文字发展出一种“向内心行走、用思索行走的独特的文体”，“打开了汉语叙事的另外一个向度”，并赞誉“史铁生写下的才是真正的心灵史”，“在叙事上进行精神叙事的突破性实验”，“是对汉语写作的最大贡献”。 同时，李洱敏锐察觉到，大众容易把史铁生的文字被当鸡汤文阅读而忽视其在汉语文学史中开创的精神叙事模式，藉此他发出沉痛的在场语调，在评论吴亮的《朝霞》时再一次指出，文学发展需要“奇遇”，史铁生因个人的不幸而发展出来的叙事，某种意义上给汉语文学强行注入了一个传统，表现的是可感的，由肉到灵，由心到魂，向内心行走、用思索行走，写下的是真正的心灵史。此论直指中国文学界、批评界对精神性书写的乏力和盲视。
作家同行对莫言的解读，既羡慕嫉妒恨，也激赏自惭爱。李洱在阅读《晚熟的人》，感受到莫言小说变化的过程，“从叙述腔调上看，可以说他是从呐喊到彷徨”，并大胆在场提出，需要在莫言的研究文丛中收录作家批评，为此通过举例索尔·贝娄与菲利普·罗斯、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福克纳与海明威、萨特与加缪、库切与纳丁·戈迪默等名家名评做论证。随后及物对比，分析莫言的创作穿 透魔幻现实主义表层，如何直抵鲁迅传统的叙事突 变，以及莫言怎样改造了“看”与“被看”模式， “被看者”开始真正发声，让“我看见了看见”， “看者”看见了“看见”，“被看者”也看见了“看见”。说理及物、个性在场，使评论话语平和温润 又深刻澎湃。还有，李洱收录《致广奈》问答和书 信体评论，举凡里尔克、布鲁姆、博尔赫斯、卡夫 卡、卡尔维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人的创作经 验，以对话激活思想，在场及物地循循善诱广奈， “一个成熟的作家，会有自己的修辞……最终，这个问题可以表述为，你是否能发现自己，成为自己，而后又成为另一个自己”。
李洱在《超低空飞行：同时代人的写作》中构建的语言实践，是一种在历史现场与现实及物之间寻找平衡点的独特尝试。它以冷峻、精准、充满寓言张力的方式，通过凝练的隐喻意象、深刻的思辨与反讽以及呼应历史碎片化经验的书写结构，进行了一次对“同时代作家”的人文与写作的深度勘探。这种语言是他剖析对象的利器，也构成了一种极具风格化的写作实践，一种在“超低空”的逼仄空间内进行的、充满理性锋芒和美学自觉的“飞行”，也寄予了作者“超”“低空飞行”的文学理想。他在历史文本的褶皱处和个体经验的幽微处进行探秘，从而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谱系中，重构一种融合了学者之智与作家之敏、兼具历史厚重感与现实批判性的独特话语范式，也是对碎片化时代进行有趣言说的努力探索。
叙事的星丛与结构的块茎：评论叙事嬗变
李洱的《超低空飞行：同时代人的写作》不仅以独特的语言美学建设了批评文本新范式，其叙事策略与结构形态的自觉革新，也是当代文学批评的一次重要嬗变，构成了一种极具先锋性的评论实践。李洱的叙事策略与结构转变深刻呼应了其“超低空飞行”的美学理念与对“同时代人”精神图景的复杂勘探，其评论实践呈现出一种“星丛式”的叙事逻辑与“块茎状”的结构肌理，在碎片化的聚合中生成思想的密度与历史的纵深感。
（一）叙事视角的“同时代人”嵌入与蒙太奇切换
李洱的评论叙事首先表现为一种深度嵌入的“同时代人”视角，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视角的多重流动，形成叙事的“蒙太奇切换”。这显著区别于传统批评中常见的、保持距离的客观全知视角及单一的理论俯瞰视角。
1.“在场者”的叙事身份与同时代作家的“共在”式对话
李洱反复强调其作为“同时代人”的在场性，这种身份定位使其叙事天然带有亲历性与共情性。文集并未遵循严格的作家代际更迭或文学思潮演进的时间线索进行编排。如“80 年代先锋派”“90 年代个人化写作”“新世纪底层叙事”等常见框架，反而进行一种在场就地茶话会。在分析张洁、莫言、张玮、格非、梁鸿等作家的创作时，他不仅解读文本，更试图还原创作现场的精神氛围。如描述80 年代先锋文学群体面对历史重负与形式革命时，提出“先锋文学里面有技巧，有虚无，以技巧包装虚无，里面却没东西，就是一包虚无或快活的空气”。这种叙事，如阿甘本所言，是真正“同时代人”的姿态。这里面有对作家的分析，更隐含着深刻的自我指涉和自我剖析。同时，“对于杰出的作家而言，在任何时代，对个人经验的守护和表达，依然是他写作的始发站”，李洱的评论绝非居高临下的审判，而是建立在深切理解与精神共鸣基础上的“共在”式对话。他试图进入同代作家的“写作情境”，理解其形式选择背后的精神驱动力和历史压力。在分析中，他不断向文本发问、向作家发问、向自己发问，这种发问本身充满了探索的诚意和思想的交锋。
2.蒙太奇切换的生成：并置、拼贴与思想爆破
本雅明视蒙太奇为一种革命性的认识论方法，通过打破事物固有的连续性，将看似不相关的元素重新组合，形成具有批判性的思维工具，“提供的形象是一个分解成许多部分的形象，各个部分按照一个新的原则重新组织在一起”。李洱的评论叙事深谙此道。视角的流动与嵌入性叙事相结合，催生了独特的“蒙太奇切换”手法。他并未追求论证的步步为营，而是将理论洞见、文本细读、个人感 悟、历史钩沉、作家轶事等看似异质的“镜头”进 行跳跃式组接。如在探讨“知识分子写作”的命运 时，他可能突然插入一则关于某位作家在特定历史 瞬间的轶事，或一段对某部经典作品细节的联想。这样的例子在文中比比皆是，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有 涉及。如评贺绍俊注重知人论世，举例其对铁凝、莫言、阿来、张炜、邱华栋等作家的评析，提到 “有家创意写作杂志请他当主编”，一年后因不能异地办刊而黄掉了，“为中国文学的发展黯然神伤”。 这种组接并非随意拼贴，而是如本雅明所推崇的蒙太 奇原则，通过并置与拼贴产生的“震惊”与“爆 破”。李洱试图照亮那些在平滑叙事中被忽略的裂 缝、悖论与精神创伤。这种视角的流动，如同热奈 特所分析的内聚焦与零聚焦的交替运用，变音和复 调的综合，创造出一种立体、多维的叙事效果，使 评论文本本身也具备了小说般的丰富层次感。
（二）碎片化叙事与互文性网络：共时性张力的营造
在整体结构上，《超低空飞行：同时代人的写作》虽为评论文集，但李洱的书写常呈现出一种非线性的、碎片化的倾向，呼应了本雅明的“星丛”理念与德勒兹的“块茎”思想。他较少构建严整庞大的理论体系，而是围绕核心关切（如同时代作家的命运、写作的困境、经验与对话的关系），进行多向度的挖掘。各篇章相对独立又相互指涉，如同在共时性的平面上播撒开的思想节点，共同编织成一个关于“同时代作家”精神图景的互文性网络。这种碎片化的叙事策略，恰恰是为了应对他所描述的“小说家正是捕风者，正是历史的见证者和探究者，正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考古学家” 的时代语境。线性的、碎片化的叙事本身可能就构成对复杂历史经验的简化。李洱采用这种形式，或是为了在语言结构上呼应其批评对象所身处的历史与现实的内在断裂感，并试图在碎片的连缀与碰撞中，让 “同时代人的写作”精神世界的复杂光谱得以更真实地显现。这种形式上的选择，是其语言特色与思想内涵统一的体现。
1.星丛式的聚合
本雅明主张思想应如“星丛”，真理并非线性逻辑的产物，而是通过历史片段之间的碰撞与并置显现。李洱的文集结构正是如此。讨论先锋文学的内容可能附着于对某位“非典型”作家的解读，关于历史叙事的探讨可能与语言实验的反思交织在一起。如在《它来到我们中间寻找骑手》一文中，李洱讲述他阅读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用文学介入现实） 的当年趣事一二，联想到博尔赫斯的伟大（用文学逃避现实），到昆德拉的轻佻 （个人真实性），到哈维尔对复杂生活事实的精妙分析（生活的荒诞性），再到拉什迪的日常经验传奇式表达对综合性写作的启示意义等的思考过程，这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也是一场与自己文学经验的梳理和对话，发出希冀能从世界文学那里获得诸多启示，带来必要的勇气和智慧。这些篇章通过主题的隐秘共鸣（如对“形式与历史”“个人与时代”“语言与现实”等关系的持续叩问） 形成强大的引力场，共同勾勒出当代文学精神地貌的复杂星图。其结构力量不在于演绎的严密，而在于聚合的密度与启示的爆发力。这种“星丛”结构绝非随意拼凑，其内在统一性建立在李洱对“同时代人”精神内核的深刻把握上。李洱通过结构的星丛化，恰恰是为了让这些分散的、被宏大叙事遮蔽的个体精神微光，在相互映照中共同勾勒出那个时代的轮廓，即一代人在历史转型、价值震荡、语言危机中的共同挣扎与求索。
2.块茎状的蔓延
德勒兹与加塔利用“块茎”比喻一种去中心化、非等级化、非示意、任意点皆可连接且无限延展的多元结构，它对抗着以“树”为模型的层级化、二元逻辑的思维模式。李洱文本的结构深具“块茎”特质。
首先是多入口与连接性，读者几乎可以从书中任意一篇文章进入，都能迅速感受到其与全书核心关切的关联。篇章之间通过主题的复现（如“历史经验”“ 叙事模式”“ 知识分子精神”“ 对话性”等）、意象的呼应（如“迷宫”“朝霞”“雨滴”“书信”）、人物的互涉 （不同篇章提及的同代作家构成网络） 等方式，形成丰富的横向连接。例如，对《贾宝玉长大之后怎么办》的分析，与另一篇探讨《从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说起》的文章形成互文，共同指向对“红学研究”的思考。如《为什么写，写什么，怎么写》《何为小说家的经验》《从〈一千零一夜〉开始》三篇文章的横纵连接，探讨文学与生活的场域关系与时代印记。同时，李洱在文中，思想不是从某个理论制高点向下演绎铺陈，而是在具体文本、具体现象、具体问题的深耕中横向蔓延、多点开花。对吴亮“朝霞”的解读、对何向阳“苦难叙事”的剖析、对梁鸿“虚构与非虚构”的认识、对“红楼梦研究”的反思，都如同块茎上生长出的不同“茎节”，它们平等地贡献着对当代写作复杂性的认知，共同编织成一张理解之网。这种结构形态，有效承载了李洱对当代精神状况碎片化的体认，也使其批评能够更灵活、更包容地应对文学现场的纷繁复杂。
（三）叙事嬗变与批评范式突围
李洱在《超低空飞行：同时代人的写作》中所实践的叙事视角嵌入与流动、结构形态的星丛化与块茎状蔓延，蕴含着人文关怀与反省自觉。
1.批评主体性的重构
李洱的叙事策略重塑了批评家的主体位置。他既非高高在上的理论审判者，也非亦步亦趋的文本附庸者，而是一个深陷其中又努力抽身反思的“勘探者”，一个在文本与历史、自我与他者、理论与经验之间不断穿行的“对话者”。这种主体性，使得批评成为一场充满个人体温与思想冒险的精神实践，是一种在思想与经验、判断与同情之间保持张力的艰难努力。
2.“诗性思辨”批评范式的确立
这种叙事结构天然抗拒任何试图对当代文学进行简单定论或强行纳入某种“进步史观”框架的企图，反而通过无数微观叙事的星丛式聚合，使历史本身的复杂肌理、个体与时代间的张力关系得以更为鲜活、更具悖论性地呈现。其结构虽“散”，但思想的星丛自有其内在凝聚的光辉； 其叙事虽 “活”，但流动的视角始终锚定于对文学本真与时代精神的深切关怀。
李洱的叙事充满与中外文学传统和理论资源的深度辩难。他频繁引用、讨论本雅明、巴赫金、福柯、卡夫卡等人的思想，但绝非简单的理论套用。他总是在具体文本分析中检验这些理论的适用性与边界，与之进行辩驳、修正或创造性转化。例如，在运用西方叙事理论分析中国先锋小说时，他敏锐地指出其形式实验背后独特的历史无意识和本土经验维度，从而实现了理论的“在地化”对话。同时，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如鲁迅的精神遗产、先锋派的成败） 的梳理与重评，也是一种充满问题意识的、激活传统的对话。
3.与读者、未来的“召唤”式对话
这种叙事特色最终指向其最核心的特质：深度的对话性。巴赫金认为，语言的生命在于对话。所有的话语都是对话的，对话的条件建立在对个体的尊重，并且参与对话者应该是平等的。李洱的批评叙事将这一理念发挥到极致，使其文集本身成为一个巨大的、未完成的对话场域。李洱的叙事结构（星丛、碎片、多声部）和开放性的问题意识，本身就对读者构成了强烈的召唤。他拒绝提供封闭的答案，而是呈现思考的过程、困惑与可能性。其文本中大量的隐喻、未尽的讨论、相互指涉的碎片，都邀请甚至“迫使”读者参与意义的编织，进行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这种结构上的开放性和未完成性，使得《超低空飞行：同时代人的写作》并非一部凝固的著作，而是一个持续的、面向未来的对话邀请。它期待读者（包括未来的研究者） 带着自己的问题意识进入这个星丛，激活新的连接与阐释。
李洱在《超低空飞行：同时代人的写作》中实现的叙事嬗变，构建了一种更具包容性、开放性、对话性与启示性的批评空间。这种空间如同本雅明笔下的“星丛”、德勒兹描绘的“块茎”，不仅是对当代文学批评文体的一次有力拓展，更是在审美方法层面对如何言说碎片化时代经验、如何激活历史记忆、如何在批评中保持主体精神活力等问题提供了一条充满启示的路径。
当然，由于是评论、发言稿、演讲稿整理的文集，文中随处可见的闲言碎语和个人化情感表达，难免亲疏有别、公允难断。至于阅读快感和见识期待，自当有用则取、无益则弃。
“雪隐鹭鸶飞始见，柳藏鹦鹉语方知”，在雪影中发现鹭鸶，在柳林里指认鹦鹉。李洱认为小说家的工作如此，他的评论也有这样的使命。李洱的评论实践本身，就如同他的“超低空飞行”，在紧贴文本与经验的地表处，以独特的语言寓言及星丛叙事航迹，绘制出一幅充满思想张力与美学魅力的当代文学飞行路线。
注释见纸质刊物
本文刊发于2025年4期《西部文艺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