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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玛托娃（Анна Андреевна Ахматова，1889年6月23日-1966年3月5日），20世纪俄罗斯最重要、最受敬仰的诗人之一。代表作品有《黄昏》《念珠》《白色的鸟群》《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安魂曲》等

1945年11月13日，英国哲学家及观念史学家以赛亚·伯林在列宁格勒与俄罗斯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彻夜长谈，客人离开诗人的寓所喷泉屋44号时已经日上三竿。他们聊彼此共同的朋友，聊她的孩子和曾经的爱人，聊文学与艺术，看上去早已是言无不尽的旧相识。但其实，伯林在这次面见阿赫玛托娃之前对她也只是有所耳闻而已，甚至都不曾读过这位阿克梅派诗人的任何一首诗。这次会面，伯林形容阿赫玛托娃气度雍容、容貌端庄而又有些严肃，大受震撼并深鞠一躬，因为她看上去是一位“悲剧中的女王”。以伯林的气质和性格，不轻溢美，那么他又何以对阿赫玛托娃如此盛赞呢？

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创作是从诗集《黄昏》开始为人所知的，彼时初婚不久的女诗人仍然遵循着少女时代的创作原则，简洁、清晰、凝练。在那之后，她先后出版了《念珠》《白色的鸟群》《车前草》《耶稣纪元：1921》，及至1923年前后，阿赫玛托娃在俄罗斯已经家喻户晓。苏德战争爆发后，她辗转于莫斯科、奇斯托波尔、喀山、塔什干和列宁格勒等地。这个时期，阿赫玛托娃成为虽然在写诗但已经没有读者的诗人，甚至有很多人认为，她已经死了。

其实，彼时阿赫玛托娃半个多世纪的人生远比死亡复杂得多。如果说16岁时父母离婚尚不能使她产生较大的情感波动，那么两位妹妹在短时间内相继离世则对她造成了巨大伤害。何况，她当时才刚刚步入第一段不幸的婚姻，第一任丈夫尼古拉·古米廖夫五次求婚五次失败五次自杀未果，才换回了阿赫玛托娃同意做他的妻子，后来即便他们有了孩子也并没有挽回日渐褪色最终破裂的婚姻。接下来与弗拉基米尔·希列伊科及尼古拉·普宁的两段婚姻都以不欢而散收场。及至孤居喷泉屋之时，前两任丈夫已经英年早逝，而第三任丈夫在1930年代和阿赫玛托娃唯一的儿子列夫·古米廖夫也是命运多舛。或许，正是这些非常人所能忍受的人生经历及其沉淀的历史沧桑使伯林大为震撼，她的过往人生不但塑造了伯林所谓“举止从容”“道德高尚”，而且也塑造了阿赫玛托娃的诗情。

其一是孤独。阿赫玛托娃生而孤僻，从小酷爱诗歌，可是她的父亲却觉得写诗这件事玷污了他的姓氏，安娜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中走进了诗，十几岁时就写下了如“请不要把洁白的玫瑰编成花环/编成芬芳温柔的玫瑰花环/在尘世你也是孤身一人/承受着无用的生活的重担”这样的诗。即便拥有爱情之后，她在给丈夫的诗中也写道，“而忧郁，用它那不朽的光线/映射进我的生活，我却默然无语”。在早期的爱情诗中，诗人呈现给读者的几乎都是伤感之作，她的诗简单不晦涩、具体且生动，形塑了最初的诗人形象，而所谓“伤感之作”的底色大多是关于情感关系断裂之后的孤独。个人的羁绊和友人的离散所叠加的孤独情感在一个相对漫长的时间周期里显然成为阿赫玛托娃的创作气质。1940年代中期，即便有访客来过，巨大的失去感还是挥之不去，“没有人敲我的门/只有镜子梦见镜子/宁静护持宁静”。

其二是悲愤。如果说孤独来自于个人的情感结构和关系，那么悲愤则来自于诗人与祖国命运的紧密相连。其诗情尤其表现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后，大战伊始，她就在一首题为《誓言》的诗中言，“今天与爱人告别的那位女子啊/愿她把自己的痛苦化为力量/我们向孩子宣誓，向目的宣誓/任何人不能迫使我们投降”，似乎以此打响了关于“悲愤”诗情的第一枪。在阿赫玛托娃那一代人看来，对古典文化的眷恋和对普希金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致敬本质上都是对民族的认同。战争爆发后，阿赫玛托娃并未随波逐流、迅疾出走，而是带着一腔悲愤留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在悲愤中，阿赫玛托娃渐呈其诗歌创作的独特性，绵延的情感与雍容的气度共同构成了情感的“女性化”和风格的“男性化”，使其诗作既有“气”又有“力”还有“情”。1916年，她在《五月雪》中写道，“这提前而至的死神的面孔如此可怕/让我不敢正视上帝的世界/我心里的痛苦，是大卫王/不可违背的长达千年的赠予”；1946年，她在《肖像题词》中写道，“因为她们，众人死去活来/为了这样的女子，成吉思汗派遣了使臣/而她用沾满血迹的盘子/端来了施洗者的头颅”。相隔30年，这种颇为阳刚的诗风似无变化，在一位饱受蹂躏却极其坚韧的女诗人笔下，读者可以读到其人格上的崇高。

其三是澄明。何谓“澄明”？其本义用来形容一种清澈明亮、无遮蔽的状态；其引申义为心灵或境界的通透、明朗；其哲学义是海德格尔所意指的使存在者得以显现，朝向被理解的“敞开领域”。阿赫玛托娃的诗恰符合这三种内涵。少女时代的阿赫玛托娃就已经开始追求用最清澈的语言表达思想和爱，如《我写下这词语》中言，“蜡烛在客厅中点亮/它们的光线在白天越发柔美/人们会从温室/为我带来一大束玫瑰”，在精美中泛溢着天真无邪，而且这种澄澈的质感几乎伴随着她一生的创作，即使如《安魂曲》这样的诗，也存在“静静的顿河静静地流/黄色的月光跨进高楼”式的句子。1920年代，她写道，“再次到夜晚的密林中去吧/那里有流浪的夜莺在清啼/它的歌声甜美，堪比草莓和蜂蜜/甚至超过了我的醋意”；1930年代，她写道，“我可绝不是什么先知/我的生活，恰似溪水般清亮/我只是不愿意/在监狱钥匙的哗啦声中歌唱”；1940年代，她写道，“我将重新在这里找到栖身之地/……在临近的克什米尔原野/鲜花怒放”。在无数逆境中仍然秉持着澄明的诗情，足以证明诗人内心的通达和强大，在其诗情背后的，是与众多伟大作家一样的对国家命运的关怀与期待。

1940年代可以被看作是阿赫玛托娃人生和创作的分界线。她自此将视点转向文学翻译，译出了诸多经典文学作品。

她没有完全放弃诗歌创作，晚年仍有佳作问世。其中最重要的，非1962年的《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莫属。这首用22年时间完成的长诗是其晚期代表作之一，以独特的结构和深刻的历史反思，成为20世纪俄罗斯诗歌的重要里程碑。叙事诗构建了1913年、1941年、1962年三个时间层的对话，在时空叠映中使个人记忆升华为民族的历史拷问。此外，同样在1962年，《安魂曲》第一次以书面形式被打印到纸上，这首为孩子所作的诗将个人创伤、集体记忆和历史创伤交织于一。《安魂曲》不仅仅是一首诗，它是一座纪念碑，是用语言铸就的杰作。

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阿赫玛托娃过着看上去平静的生活。1965年6月，阿赫玛托娃和伯林在牛津重逢。一来一往间，二人似乎又勾勒出一个庞大的历史场域，以及那个时代中诸多苍凉的背影，就像是阿赫玛托娃诗中写到的，“最后一杯酒/为破碎的家园/为自己命运的多难/为二人同时感到的孤单。”

（作者系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