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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左翼作家联盟（后文简称“北方左联”）的文学实践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抗战救亡运动同频共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进步文艺刊物和报纸副刊扮演了重要角色。从“北方左联”成立初期创办的《摩尔宁》《尖锐》《火把》《文学杂志》《文艺月报》等杂志，到后期问世的《文史》《盍旦》《令丁》《泡沫》《浪花》《榴火文艺》等刊物，刊载了大量书写抗战救亡的文学作品。

华北危机中的哨响

《文学导报》于1936年3月创刊，1937年2月停刊，共出版6期，是“北方左联”的代表性刊物之一。虽然只存续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但它作为北方左翼文学运动的重要媒介，刊登了许多左翼文学青年的作品。此前，我们更熟悉的可能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同名机关刊物《文学导报》（原名《前哨》，自第二期更名），对“北方左联”的《文学导报》讨论与研究并没有那么充分。从这个刊物的编辑方针、发表作品的内容和风格中，我们能够看到抗日战争时期北方青年作家群体的生命印记与文学风貌。该文艺刊物由“北方左联”成员张露薇、马加（原名白晓光）和叶幼泉自发创办。自创办以来，吸引了一批左翼文学青年在此发表作品。随着华北危机的日益深重，中共北平市委接管并改组了该刊物，使其刊载救亡主题的作品显著增加，影响力也进一步扩大。

《文学导报》刊物内部分工明确，张露薇担任编辑，叶幼泉负责筹措经费，马加主管刊物的出版发行。其办刊宗旨意在联合青年作家，“为青年们找一块真正有公理是非的地方”。在其存续期间，澎岛、冯文侠、马加、张露薇、董秋芳、徐盈、叶幼泉、魏东明、许钦文、路一、史巴克（原名刘御）、周而复、陈北鸥、余修（鲁广益，曾用名鲁方明）等左翼青年先后在此发表作品。

《文学导报》的创办与华北日益严峻的救亡局势密切相关。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对日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北平地区也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这种民族危机直接推动了北方左翼文学运动的发展。北平大学校园内相继涌现出文学月刊社、北国社、创作与批评社、泡沫社与浪花社、北平文艺青年救国会、国防文艺社、清华文学会、文学导报社等众多左翼社团。及至“一二·九”运动爆发，这场席卷北平的爱国学生运动为北方左翼文学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并推动北方左翼文学运动继续向前发展。深受“一二·九”运动的感召，《文学导报》应运而生。刊物刊载的翻译、小说、诗歌等作品形态多样，整体上以反映民族情绪和抗日救亡的作品为主流。

随后，《文学导报》在历史局势中发生了人员流动和变化，此后进行改组，接受中共北平市委的直接领导。编辑部新增了孙快农、季里、艾路、张霁中、石果等中共党员，使刊物面貌焕然一新。在中共北平市委的指导下，《文学导报》第4、5期推出“国防文学创作专号”，集中刊登抗日救亡题材的作品，其中的重要作品包括马加的小说《登基前后》以及其他以救亡为题材的作品，如《飞机场》《流放之前》《抓兵》《火》《三个犯罪的人》《铁篷车》《抗租》《黑暗的角落》《奉天丸上》《平凡的刺激》《笑》等。1937年2月，《文学导报》宣布停刊。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刊物骨干马加、路一等人离开北平，投身全国范围的抗日工作。

点点星火穿透时代长夜

《文学导报》从创办到改组，马加都是其中重要人物。他从东北沦陷区流徙到北平，既是个人生活的重要变化，也是九一八事变后文艺工作者备受伤害、被迫流亡的一个缩影。在《文学导报》上，马加还发表了《我们的祖先》《故都进行曲》《家信》《演戏以后》等多篇作品，这些创作都深深植根于他在东北沦陷区的生命体验。作为东北作家群中的一员，马加虽不如萧红、萧军等作家在全国范围的文学影响大，但在文学创作上数量众多、题材丰富，尤其是中长篇小说和叙事诗颇受关注，留下了《滹沱河流域》《江山村十日》《北国风云录》《故都进行曲》《血腥地带》等名篇。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他身处北平，从同乡叶幼泉处听闻故土沦陷、同胞受难的噩耗。他在回忆录中沉痛写道：“民族的灾难已经降临到头上，首先降临到东北人的头上了。目前已经国土沦丧，未来的前途，不堪设想。我的头上仿佛挨了一记铁榔头，昏昏麻木，什么知觉也没有。”这场巨变使他被迫成为流亡者，也重塑了他的人生与创作轨迹。1932年，他积极投身“反帝大同盟读书会”，与“北方左联”成员密切往来，潜心研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对自身的流亡命运进行深刻反思。这种思考体现在诗作《火祭》中：“那有甘受人家的宰割，侮辱和强奸？流亡，饥饿，那十八层地狱下所未曾受过的涂炭！革命的路线很清楚的摆在我们的眼前，无须彷徨，谁还忍得瘦弱的肢体拥抱着冰寒？”

1932年7月，为切身感受沦陷区同胞的苦难，马加离开北平，经天津、营口，冒险返回日寇统治的东北。途中，为躲避日寇在山海关的严密盘查，他化装成印刷工人方得以通过。重返家乡后目睹的景象令他震惊：在敌人“严寒的政治气候下”，他深切感受到“枷锁般的沉重”，平生第一次看到贫苦农民遭受敌伪政权侮辱、压迫与苛捐杂税的剥削。故乡的惨状不仅刺痛了他，更强化了他救亡图存的决心——在伪满洲国的统治下，民众难以生存，或卖子典地，或外出逃难。这一切促使他下定决心寻求解放之道。最终，1934年，马加再次离开东北，重返北平寻找抗日救亡的途径。

1934年春抵达北平之后，经同乡李秉忱引荐，马加在清华园加入“北方左联”，与王瑶、赵德尊、魏东明等左翼青年建立了深厚友谊，这一时期他的创作进入高产阶段，致力于用文学形式再现东北沦陷区人民的生存境遇。此后，他频繁在《益世报》《新地》《清华周刊》等刊物上发表作品，创作总量约80万字。

以文学为武器号召全民抗战

改组后的《文学导报》直面民族危亡，以文学为武器来记录苦难、唤醒抗争。其刊载的作品体裁多样：或通过小说揭露日寇暴行，刻画被压迫者的觉醒与反抗；或借助诗歌发出激昂的战斗呐喊，号召全民起来抗战。这些立足现实、饱含救亡情怀的作品，以强烈的现实性和战斗性，成为抗战时代北方左翼青年群体精神的忠实记录。

强烈的救亡情怀是“北方左联”倡导的现实主义精神的核心。许多参与“北方左联”的作家在抵达北平后，都会对“躲在书斋里清谈”产生排斥、反感甚至批判的复杂情绪：“无视山海关外还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屠杀，躲在书斋里清谈虫鱼鸟兽，喝喝苦茶，打打麻将……流亡青年不仅缺少那种‘幽默’的趣味，在感情上简直发生一种反感。”（马加：《寒夜火种·前言》）这不仅是创作理念的分歧，也是民族危亡之际的自觉选择。因“国破家亡”的危机感，众多参与“北方左联”的作家普遍将笔触伸向被压迫者的苦难，致力于记录“敌人刺刀统治下”的真实生活。

马加在《文学导报》的创作，集中体现了这种现实主义精神。他以重返东北的亲身经历为素材，创作了一系列作品，描绘沦陷区被压迫的惨剧以及由此激发的怒火与抵抗。早期代表作《登基前后》后更名为《寒夜火种》，以溥仪登基为背景，通过描写和安堡村村民反抗地方豪强势力的横征暴敛，鲜活呈现东北沦陷时期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写出百姓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时的无畏反抗和顽强斗争，充分揭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武装力量，才能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这部作品向当时“到处是严冷的寒夜”的东北大地，投下了充满希望和真理的光芒。作品特别设置了革命者江琦这一形象，他在陆有详联合乡人杀害恶霸王村长后表示，反抗王村长只是报私仇，如何为国家民族雪耻是更为要紧之事，最终引导陆有详前往北平寻找救国之路。《我们的祖先》通过东北老人对后人的谆谆嘱托，讲述了祖辈、父辈的长者们如何不堪忍受日寇的侮辱与压迫，流亡到北平的故事。《演习以后》则通过“篱笆被拆得稀烂”“村前的白菜地踏得平平的，苍黄的叶子脱落在垄台上”等细节，呈现出日军占领东北后的凋敝景象。这些创作植根于马加重返故土的见闻，对“北方左联”的作家们来说，在故乡的独特生活体验，影响着他们的创作理念和世界观的形成，正如评论家白长青所言，“没有这种对当时沦陷下的东北农村的亲身观察和感受、没有与家乡被侮辱的农民的心灵的交流”，他们也写不出“这样出色的反映时代光芒的作品”，这些展现时代苦难和抗争精神的文艺作品，正是“北方左联”所推崇的现实主义典范。

《文学导报》刊登的作品体裁多样，除了小说，许多左翼文学青年积极尝试运用诗歌来控诉侵略。例如雷石榆在《我要和你们合唱》中写道：“你们用千万万人的燎原的情热，泛滥的血潮，地震的悲愤，雷鸣的咆哮，……谱成斗争的歌曲”，这种战斗的歌曲在“沦亡的土地上合唱”，在“垂危的山河上合唱”，更汇入了全世界所有弱小民族和被压迫阶级寻求解放的洪流中。诗人也主动汇入这股潮流：“啊！我要和你们合唱！”王亚平的《我要再回到火线上》则描绘了一个“受伤者的哀歌”：面对沦陷的家乡，“我”毅然执起钢枪，“在深山，在丛林，在高粱棵中，在芦苇的密影里，躲闪，袭击，和敌人争取祖国的存亡”。同样，李素月在《保卫绥东》中发出反抗的呼喊：“古老的民族会从血的斗争里解放，努力吧！机关枪的射手，我们要把每颗子弹，射进敌人的胸膛。”这种激昂的反抗强音，正是当时“北方左联”成员的共同旋律。

作为“北方左联”的代表性刊物，《文学导报》的办刊历程、内容与风格，集中展现了北方左翼青年在民族危亡之际的主体选择与文学实践。对其深入考察，为读者理解左翼文学与中国抗战救亡运动的内在逻辑，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照。对在华北救亡潮流中成长的北方左翼文学青年来说，文学不是书斋内的文字游戏，而是改造社会、挽救国家危亡的武器。这种将文学写作与抗战救亡相结合的爱国主义传统，不仅体现了左翼文学的历史价值，而且为当代青年树立了精神典范。《文学导报》以及北方左翼文学运动所彰显的“文学介入现实”的实践品格，启示文学创作走出书斋，与广阔的现实生活、与奔涌的时代主潮相结合，为当代倡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文艺道路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资源。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