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引 言

在为周慧散文集《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写“编后记”时，诗人黄灿然提到：“俄国小说家，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高尔基，他们的厉害之处是，在他们笔下，哪怕是一个看门人或流浪汉，也会凝望星空大段大段沉思人生的意义。而众多中国小说家则往往不会给他们笔下的小人物这种机会。他们似乎觉得，他们的小人物不配思考人生，而是应该劳累、卑微，为了生存而流尽最后一滴血汗。”[1]在中国当代文坛，刘震云是擅长写“小人物”的作家，且已成就了一个广为人知的“小人物”形象系列，那么，他所写“小人物”的情况如何呢？他们会“凝望星空”和“沉思人生”吗？

《一地鸡毛》里，久经生活磋磨的小林最终学会了动用手中微末权力，开始借助人际关系谋取私利，他还由此“得到一个启示”：“看来改变生活也不是没有可能，只要加入其中就行了。”[2]问题是，一个不再具有强烈屈辱感，不再时常犯傻和感到悲伤的小林，乃至一个面对种种社会不公却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不满足”的小林，也恰恰是一个被现实世界遮蔽了思想的小林。因此，当年的刘震云既从文学形象上把小林这个人物写活了，也从灵魂上把小林这个人写“死”了。到长篇小说《我叫刘跃进》中，虽然主人公刘跃进可归入抗争者而非倒伏者的形象谱系，但其大部分的挣扎和搏斗，都被限定在生存行为之内，而鲜少有超出生存本能的自由意志显现。这一情形，到更后面的《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的牛小丽那里，亦是如此。也就是说，在刘跃进和牛小丽身上，读者们很难看到多少属于小人物自己的思想光芒。

相反，在《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和《一日三秋》等作品中，无论是对于杨百顺、牛爱国，还是对于李雪莲及陈明亮等人——尤其是对于杨、牛、陈三位，刘震云都以一种在别处少见的方式，倾尽全力去谛听他们的心事和心思，从而前所未有地写出了这些小人物内心深处的细腻、精微和广阔，也前所未有地释放出闪烁在这些小人物身上的思想之光。可以说，“小林”那颗曾经被砍掉的“思想头颅”，在这些作品中又重新长了出来。

一

无声的洪流或杨百顺们的心思

《一句顶一万句》中，离家出走的杨百顺一开始就想谋个营生，好让自己安顿下来，结果兜兜转转，杀猪，给染坊挑水，在竹业社破竹子，沿街给众人挑水，去县政府种菜，跟吴香香成亲卖馒头，活计换了好多种，连名姓都改了几遍——从杨百顺改成杨摩西，又从杨摩西改成吴摩西，最终仍落得个无亲无故、无依无靠，还把之前叫过的名姓都丢了，满腹的心事无处诉说。起初，他并没料到，自己的心事竟会连上神父老詹以及老詹所信奉的神。对于老詹念叨的信仰问题——“你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杀猪匠老曾的回答是：“我是一杀猪的，从曾家庄来，到各村去杀猪。”[3]但杨百顺连如此这般的回答也给不起。同时，杨百顺也没料到，自己的心事后来还会连上延津县长、河南省长和国务总理，乃至连上更大的世界。

本来能在县政府种菜，又因此入赘吴香香的馒头铺，杨百顺的日子可以过得像个日子了。但民国政治权力体系之混乱，加上社会伦理、规则之幽暗，县长一由老史换成老窦，杨百顺种菜的饭碗立刻被踢飞。此后天天跟着吴香香揉馒头、蒸馒头、卖馒头，然而夫妻二人又都觉得对方不亲，许多事情上合不到一块儿。久而久之，杨百顺觉得这日子过得“太实了”。年底时，延津社火会会首老冯约他元宵节再扮阎罗舞社火，杨百顺（即吴摩西）就有些心动：

一提社火，吴摩西心里真痒痒起来。心里痒痒不光图个玩，而是比起琐碎的日子，舞社火有些“虚”。所谓“虚”，是一句延津话，就像“喷空”一样，舞起社火，扮起别人，能让人脱离眼前的生活。当年吴摩西喜欢罗长礼喊丧，就是因为喊丧也有些“虚”。如今天天揉馒头蒸馒头卖馒头，日子是太实了。正是因为太实了，所以想“虚”一下。

上面这段话至少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杨百顺长期被堵在现实生存和生活之内，心存苦恼、烦闷、憋屈；二是杨百顺其心未死，想往外挣一挣，冲一冲，以得些身心解脱与畅快滋味。在整部小说中，此可谓杨百顺这个普通人之精神形象的一次非同寻常的显现，它特别传递出不断选择出走或逃离的杨百顺身上的某种“反思性”。

杨百顺心中所念之“虚”，其实正是罗长礼喊丧、杨百利喷空、老冯等人玩社火、老鲁走戏、县长老史与苏小宝手谈、老汪读书诵诗、老詹信奉上帝等互通、共造之处，它指向人类在精神上的游走和超越。明证之一，便是杨百顺上回扮阎罗舞社火，舞到妙处，足以忘形、忘我。也就是说，杨百顺心里藏的这个“虚”，实际连通着人对眼前生活之单调、固化的反动，连通着人对有限和束缚的挣脱，乃至人对无限的复归，也连通着自我与他者、主体与客体的合一，甚至连通着庄子所说的“万化”之境。

可麻烦之处在于，吴香香虽跟杨百顺成了亲，心里却从没把他当亲人。因而当杨百顺刚提起“元宵节玩社火的事”，她“想也没想，一口就回绝了”。由于杨百顺是“嫁”给吴香香的，在她跟前做不得主，也只能认了。如此一来，他也就再次将自己“喜‘虚’不喜实”的心性和“喜欢热闹的本性”埋进了眼前生活的灰尘里。普通人日常的委屈和憋闷之一，便是其许多念想无从现实化。何况杨百顺又跟老汪、老詹一样，也属于内心颇为细腻敏感、想得多念得深的人，故其所感委屈和憋闷，往往又比别人更甚。

后来，老詹死了，杨百顺作为徒弟，在师父睡过的草铺乱草里，找到“一卷纸头”，竟然是“老詹新画的一幅教堂图纸”。原来老詹生前，曾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地画出了自己心中理想的教堂，并将之时时放在枕边。小说里写：

这时吴摩西才知道，老詹虽然住在破庙里，心里还想着教堂；而且不是被几任县长占着的教堂，是一座更大的教堂。初看是一幅图纸，再看，图纸上的一切似都活了：教堂的七十二扇窗户，一扇扇被推开；塔顶上那座大钟，“哐当”“哐当”，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随着教堂窗户被打开，吴摩西的心里，似也开了一扇窗。过去跟老詹学徒时，老詹夜里给吴摩西布道，吴摩西一句也没听进去；现在看到这幅教堂的图纸，吴摩西觉得老詹是世上最好的神父。虽然他一辈子在延津只发展了八个信徒，但信徒不在多，而在信；虽然这八个也未必信，但起码有一个是信的，那就是老詹。老詹传教虽没传给别人，但传给了他自己。老詹在时，吴摩西并不信主；现在老詹死了，吴摩西也不想信主，但老詹这个人，让他信了。吴摩西心里那道亮，并不来自主，而来自老詹。

长期以来，无论是在人与人的关系[4]中，还是在人与事、人与物乃至人与神的关系中，杨百顺皆找不到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因而也无法从这重重的他我关系中确立自身。也因此，作为一个长时间漂泊不定、无可信靠的人，在种种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构成了杨百顺自觉或不自觉的巨大精神需要。且就杨百顺个人的心性而言，其所找寻的确定性又与善良、友爱相连接，而善良和友爱则是杨百顺所在的人群和世界十分稀缺的事物，尤其是当善良和友爱后面再连上信仰之时。因此，老詹是个极大的例外。那一卷画有教堂模样的“纸头”，如同老詹的墓志铭。而逝去，则对老詹的生前身后施以必要的“虚”化，没有了真实的肉身形象和日常行为框限，老詹其人留给杨百顺的感动空间和念想空间得到前所未有地解放。

之前，在杨百顺的印象中，他所交往过的成年人里面，还就老詹“算个忠厚人”，“虽然不会传教，但也从来不害人”。而今，在已然离世的老詹这里，一个人的言、行、信从形象上最终抵达其真正的统一性，也成就了某种在人群中稀缺的个体确定性和可靠性。并且，这统一、确定和可靠，又因信仰维度的超越性，而能越出此时、此地、此身的限制，与杨百顺前面所念想过的生命之“虚”的境地相通。于是，那在图纸上“似都活了”的“一切”，便成为连接两颗孤独心灵的隐秘媒介，也让一道来自老詹的具有洞透性和超越性的“亮”淌入杨百顺心间。

“为了自个儿心里开的那扇窗”，或者说为了让这来自老詹的确定性和可靠性得以延续和流淌，以更加深远地淌到自己身上来，接下来的日子里，杨百顺每天都比往常起得更早，他要赶在揉面蒸馒头之前，按照老詹的图纸，用竹篾扎起一座教堂来。对杨百顺的上述心思与行动，张旭东解读说，这本质上是“主人公借助他人行为与形象而完成的自我启示和自我认同（‘那道亮’）”,是主人公“在具体而质密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伦理观念和情感纠葛网络里确认自身的独立人格与自由意志的斗争”，它带有“自我发现、自我意识和自我肯定的光芒”。[5]

当然，这些皆属于杨百顺对人生世事及其情理的日常琢磨和领悟，其中有他自觉意识到的，也有他无意识中的内容，甚至包括他在梦里的所思所念。这些心思和内心活动，并非某种理论化的思想，更不曾被展现为黑格尔所说的“具体概念的语言”[6]。尽管如此，刘震云已然将杨百顺写成了一个“爱思想”的普通人，而非成年闰土或祥林嫂式的人物。

在文本世界，叙事者将人物往生活的走投无路上推，其实也是将他往人心的极深处和生命的根底处推。最终，当杨百顺对所有“过去待过的地方，去过的地方”全都伤了心，“同时对寻找巧玲也死了心”时，便决定离开伤心之地。这时，他想起“师傅老詹生前讲经时说过的一段话”——“亚伯拉罕离开了本地和亲族，往神指引的地方去。”杨百顺更想到自己与亚伯拉罕的不同，自己是“离开本地和亲族，离开伤心之地，却无处可去，也无人指引”。再一次，他感到自己“有家难回，有国难投”。

如此一来，杨百顺就不仅思及了自己与信仰的关系，也思及了自己身在民国，被民国深深缠绕的现实，思及了整个民国及其世道人心同他个人之间的关系。只可惜，这些思想皆堵在杨百顺心底，未曾有机会倒出来。

二

翻越“害怕”及命运的历史性重复

杨百顺所感受到的“无处可去”，其实质，乃许许多多良善而弱小者的无处可去，而各种强者和“狠毒”之人则大不然。小说中，无论是杨百顺，还是老詹，包括老汪，他们也常常怀有对众人及现实的“痛恨”。但这“痛恨”也只能藏于心底，无从宣泄。在后来漫长的岁月中，杨百顺并未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心灵归所，尽管他在异乡重新组建了家庭，也有自己的后人。但他心里始终怀着“痛恨”，为此，他将“不杀人，我就放火”的“狠话”同老詹所书“恶魔的私语”几个字并排写在一起，作为其静默一生的精神遗照。这“痛恨”和“狠话”，恰恰揭发了杨百顺们难以释怀的心灵之苦。而这苦，则是他们想做良善、喜虚、有情、有某种恒定性和超越性之人而不得，同时又念念不忘的精神征候，也是其心不死的明证。因为一个人的心要是死了，其精神上的苦痛自然会淡漠许多。

换句话说，在总体性的社会关系构造与流变中，正是因为始终怀揣对生命之“虚”的念想，又认领了某种恒定性和超越性划出的精神之“亮”，以及抱着无以解决的“痛恨”，杨百顺们才这么受苦。这是普通人开始真切理会到“我是谁”之后的苦，或者说，是普通人拥有了他的灵魂之后的苦。

现实生活中，杨百顺终究是“败”了，但虽败犹荣。作为一种普通人的精神形象，他已奔向乃至抵达了其微观历史中应有的深度与强度。只有点亮生命中必不可少的思想之光，真实地拥抱自己的灵魂，普通人才能自己创造自己，进而去创造历史。倘若缺少这样的思想和灵魂，普通人即便一时得救，也很难真正得救，因为这得救往往是被给予的。而被给予的，随时会被剥夺。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七十年后“回延津”的牛爱国与当年“出延津”的杨百顺在冥冥间的精神交会才更有书写价值。在杨百顺、曹青娥（巧玲）和牛爱国这三代人身上，普通人苦恼、孤独的命运多有重复，从根本上看，作为其中的第二代人，曹青娥并未在自己身上克服这历史性的重复。甚至与杨百顺相比，曹青娥连出走（“跑”）这一微观革命都未完成。因此，“不杀人，我就放火”式的“狠话”，在曹青娥那里也是终生没得脱解，并且，她心里憋着的狠话其实是更重了：“除了杀人，我还想放火。”作为第三代人，牛爱国形象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不仅尝试从自己之前的生活世界出走，而且最终将否定性的出走转化为肯定性的相遇和寻找——对某一至关重要之爱欲对象（章楚红）的寻找。就牛爱国个人生活和历史的重新开辟而言，这一寻找可谓具有根本性的托举作用，也唯有通过它，方能“打开牛爱国心头那把锁”。而从杨、曹、牛三代人的历史断续和命运重复程度来看，在杨百顺和曹青娥那里现出扭曲、颠倒的普通人日常生态构造，终于要在牛爱国这里被重新扭转过来。

在《一句顶一万句》的末尾，牛爱国最终从思想和行动上翻越了种种“害怕”——“害怕出人命，害怕自己带不了章楚红”，让自己的出走——带着普通人的苦闷和愤恨的——汇入对情与爱的寻找，从而让自己的微观行动既具有破坏性，又具有建设性，进而“真正开始了自我指引的、合目的的人生”[7]。我们可以料想，在不曾被写下的未来，如果牛爱国能由此开辟出个人生活史的新篇章，那他就可以将自己不断被夺走的面目夺回来，并且再不会像杨百顺那般在后人的梦中失去其真实面目或头颅。

比起牛爱国，《一日三秋》里的陈明亮可谓又进一步。除了苦恼、出走和寻找，作为普通人，陈明亮还对世事、人性、生命的来处与去处、意义之虚实有无等等，皆有自己的独特思考和领悟。这就使得他从思想认知和观念上，又多了几分守护人间良善与美好的能力。在日常生活世界，明亮常能做明理之人，行明理之事，且尽量让情理相合——情依于理，理不远于情。这已然是一个普通人对“无情”世界的悄然撬动，就此而言，明亮当属于刘震云所寄望的那种“有见识”[8]的中国人。例如，在《一句顶一万句》中，牛爱国对章楚红的寻找才刚刚开始，整部小说却结束了，而《一日三秋》在故事讲述上的一大推进在于，它让读者们看到，当“寻找”成功之后，有情有理的守护就变得极为重要，如果没有它，“丢失”很有可能会再次降临。

小说中，当妻子马小萌在北京做过妓女的事传遍延津县时，陈明亮被投入一个十分凶险的考验之内：对于他和马小萌“成”的这份“亲”，该守护还是放弃，成为问题。所幸从事情的开头起，明亮就没有过分沉溺于自己的苦恼与不满，正是他及时赶回家里，救回了意图上吊自弃的马小萌。如此一来，明亮就让自己避免了重蹈父亲陈长杰曾经走过的幽暗道路——任由明亮的母亲樱桃上吊寻死。不过，这里面仍有一个幽深的结需要解开：明亮该如何面对小萌的过去？只有解开这个心结，明亮和小萌才可能继续在一起“真正地”生活。在离开延津前往西安的火车上，小萌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一问题。小萌在北京做妓女时假名玛丽，明亮回答说：“我娶的是马小萌，又不是玛丽。”实际上，这并非真正的开解，真正的开解源自明亮心里对小萌的一种至深至厚的“感觉”——“马小萌犯了这么大的错，明亮从心里，并没有对她产生厌恶，感觉仍是一个犯错的亲人。”[9]这份“感觉”，连通着明亮不一般的直观能力和智慧，传递出一个普通人心性中不普通之处。一个人能不被世俗观念和感觉淹没，“哲学地”守护自己生命中珍贵的事物，其意义，绝不亚于之前的苦苦找寻。在这方面，陈长杰和樱桃做得不好，李延生和胡小凤也做得不好，他们周围许许多多的人都做得不好。[10]

从《一句顶一万句》到《一日三秋》，从杨百顺到牛爱国再到陈明亮，刘震云让其笔下的一些普通人各自拥有了属于他们的思想之光，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实是一份不多见的贡献。对此，孙郁有一个颇为恳切的评价：“刘震云要消解的，也恰是书卷里酸腐的遗痕。他的叙述口吻，有时候是戏仿的，有时候是故意搞怪的游戏。以不正经的笔墨，去写人间最被看重的意义性的存在。这造成一种张力，他在民间的思维与冷暖中，看到生活本来的样子，又在其间体味世道人心里最为核心的东西。所以，我们说是国民心理的一种记录也罢，象征的隐喻也罢，根底是中土历史的缩影，写的是一种人间的大众哲学。”[11]

三

小人物的精神形象再造法

九歌出版社曾出版过一部刘震云小说集，名为《那些微小又巨大的人》[12]。虽然该书所收入的是 《一地鸡毛》《单位》等作品，但“那些微小又巨大的人”这一命名，却也十分准确地点出了刘震云越来越自觉的一种写作方法：不把小人物写小，写薄，而是往大处、厚处和精微处写。若与小林及其诸多同事比较起来，其实杨百顺、牛爱国、李雪莲和陈明亮等人更契合“微小又巨大的人”这个称谓。

在评价福楼拜的叙事方式时，埃里希·奥尔巴赫曾言：“严肃地处理日常生活的现实，一方面让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凸显为表现生存问题的书写对象，另一方面将任意一个普通的人和事置于时代总体进程这一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这就是我们认为的当代现实主义基础。”[13]尽管在写作风格上，刘震云与福楼拜不尽相同，但在呈现杨百顺等人的“生存问题”和大苦恼方面，刘震云无疑也动用了相近的创作方法。如前文所述，杨百顺等人的苦恼绝非只是某个小人物独有的苦恼，这苦恼同时也是现当代历史、现实语境中，许许多多普通中国人共有的苦恼。也就是说，这苦恼既是个人的，具体而微的，也是牵涉甚广的，结构性的，与许多人相通的。从表面上看，刘震云并没有直接去写各个时代具体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及社会总体进程，然而在《一句顶一万句》上半部中，延津县城三教九流的普通人，加之神父老詹，县长小韩、老史和老窦，省长老费，乃至国务总理呼延等人直接或间接的在场，已然将民国时的政治、经济、伦理、社会风气和信仰维度带了进来，并将杨百顺等人的个体生命故事裹入其内。待到小说下半部，牛爱国甫一出场，时间已是七十年之后。这个文本结构上的设定意味着，除了中国现当代社会的种种历史变迁，时间本身的流淌及其长度，也将召唤出一种特别的深广意识。“中原大地，七十年时光。一个女人，两个男人。命中注定的前世今生和命运轮回的前因后果，这是一个巨大的命运链条，此一巨链中，有众多的人名和无数的地名，出延津和回延津，寻找的路线和获救的路径，延津—沁源，河南—陕西—河北。中原—中国—人类。时间尽头、黑暗深处、无限视角，这是意象暗示，也是意象结构暗示。”[14]作为话剧《一句顶一万句》的导演，牟森的这一理解和阐释可谓知心之语。事实上，也只有将杨百顺、曹青娥和牛爱国三代人的命运如此这般地“结构”起来看时，牛爱国最后对“害怕”的翻越和他对章楚红的奋力寻找，在叙事层面才能显现出深广的历史感和平民故事的史诗性。

到《一日三秋》，除了时间、历史、现实以及各种人群，作品中还出现了不少神秘、幽冥性的存在，比如三千多年来一直在延津人梦里讨笑话的花二娘，威慑着天下鬼魂的阎罗王，还有那个附在花二娘身上三千多年的可怕且有病的大人物。又比如能穿越古今的樱桃的魂魄，算卦灵验的老董，会巫术的马道婆，义犬“孙二货”等等。再加上种种笑话、戏、梦、无意识、真假、虚实、有无，所有这些合起来，构成了陈明亮置身其间的世界总体。那么，作为一个普通人，明亮又当如何直接或间接地面对这一切？是回避，木然，或者躲在别人后面永远跟随别人？还是自己不畏艰苦地去思考世界，解释世界，以求创造自己，乃至一点一滴地改变世界？

早在二百多年前，康德就指出：“启蒙就是人从他自己造成的不成熟状态中挣脱出来。所谓不成熟状态就是指如果没有别人的指引，他就不能应用他自己的悟性。这种不成熟状态，如果不是由于缺乏悟性，而是由于没有别人的指引就缺少决心和勇气去应用他自己的悟性，那就是自己造成的。因此，启蒙的箴言就是：敢于明智！”[15]这就意味着，成年后的普通人只有勇于步入自我启蒙的“奥德修斯之旅”，才有可能在其精神形象上抵达真正的“成熟”和自我实现之境。普通人不该躲在他人后面，自己不去思考世界。与之相反，越是置身于时间、空间、历史、现实乃至神秘之维的缠绕、裹挟，普通人越是需要鼓荡自己的“决心和勇气”去思想，去领悟。如此，他才不会被各种他者架着走或绑着走，进而才有可能拥有安定自己身心和真正获救的精神条件。

如此说来，《一日三秋》中陈明亮这个人物形象确乎是“明亮”的，因为他多数时候都能拥有“决心和勇气”去应用“自己的悟性”，进而开启一些涉及人生之根本的对话和思考。除了懂得与现实中人以及自我对话，明亮还肯于并敢于同诸多神秘事物对话。因为肯于同亲人的亡魂、有灵性的植物和动物们对话，明亮才有机会在梦中与大枣树、奶奶、爷爷、老董、奶奶故事里的黄皮子和犟牛、流浪狗孙二货、中年猴子相会。“众生”听着动物们的“喷空”，“时而哈哈大笑，时而热泪盈眶”[16],从心神上赠予明亮一番人间难得的美好自在景象。又如，因为敢于同花二娘对话，明亮才能领悟到附在花二娘身上的那人患的是什么病。而此人的病，又同千百年来众多人的命运连在一起，是造成世间诸多苦恼和害怕的一大根源。尽管明亮在领悟到些什么时，也不禁“吓出一身冷汗”[17],但有这“害怕”仍比压根连“害怕”都没有机会强。因为一个人只有彻底弄清楚自己怕的是什么，他才会获得真正超越与克服其内心恐惧的可能。

在《一日三秋》中，刘震云塑造明亮这一普通人形象的重要手法之一，便是让他有“学问”。此言乍听起来，也许会显得有些古怪。要知道，明亮是上到高一就退了学的，且再未进过学堂，怎能与“学问”二字沾上边？然而，除了本文前面已经述及的明亮此人身上所闪烁的哲思性光芒，在小说后面，作者还特意安排他与远在伦敦工作的中学好友郭子凯进行过一次长途语音聊天，从而将明亮与“学问”的关系明摆了出来。小说里写，二人聊到畅快处，曾有如下几句对话：

“我还有个体会。”

“啥体会？”

“活到这个年龄了，想起过去许多糟心事，当时桩桩件件，都觉得事情挺大，挺不过去了，现在想想，都是扯淡。”

“可不。”郭子凯又说，“说到这里，我有一句话想说。”

“你说。”

“虽然我留了学，成了博士，可你比我有学问。”

“子凯，我是个大老粗，就不要跟我开这种玩笑了。”

“我说的是真话。”[18]

在这段对话中，郭子凯所说的“学问”，显然不是指某个专业领域里的知识和技能，而是指一个人深入地、根本性地领悟人生问题。否则，年轻时去英国留学读博，毕业后留在英国工作了十多年的他自然要比明亮“有学问”。明亮虽然没能念大学，而与猪蹄打了三十年的交道，但他并不因此受困于自己的学历和职业，反而始终在琢磨人生天地间蕴含于万事万物中的道理。“现在想想，都是扯淡”这个具体的道理本身，或许未必有多么大的道理，但这并非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在一个个具体的道理背后，明亮作为一个普通人，却从未放弃自己的反思意识和反思行动的努力，以及将其所思整理成话语的努力。可以说，明亮之“有学问”更在于此。

借此而论，其实杨百顺和牛爱国也同陈明亮一样，都是有“学问”的人。而且，他们不光“有学问”，还心地善良，哪怕身处困厄之中，不时怀有“痛恨”之意，也还能心存他者，与人为善。因此，他们同时又是在天地间有德性的人。《易经·乾卦·文言传》中言：“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19]古人寄托在所谓“君子”那里的希望，恰在杨百顺、牛爱国和陈明亮这些如野草般活着的普通人身上安静地实现着。在向读者呈现自己“普通而缺乏光彩的一生”时，蒙田说：“每一个人都是整个人类状况的缩影。”[20]杨百顺、牛爱国和陈明亮亦是如此，他们都是“整个人类状况的缩影”，尽管他们是小说家虚构的。他们这样的形象及其身上所散发出的思想之光，是刘震云作为小说家献给当前时代极好的精神粮草。

注释：

[1]参见周慧：《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第375页。

[2]刘震云：《刘震云文集·一地鸡毛》，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30页。

[3]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本文对《一句顶一万句》文本的引用，皆出自此版，不另注。

[4]包括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也包括个人与家庭、族群等的关系。

[5][7]张旭东：《叙事摹仿的真理与方法：读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4期。

[6][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

[8]参见刘震云：《中国人缺什么》，《杂文选刊》（上半月版）2014年第7期。

[9][16][17][18]刘震云：《一日三秋》，花城出版社2021年版，第168-169页、288页、292页、252页。

[10]更多相关论述可参见吕永林：《在不亲的人间寻亲，于无情的世上有情——〈一日三秋〉中普通人明亮的情和理》，《上海文化》2022年第5期。

[11]孙郁：《刘震云：从〈一句顶一万句〉到〈一日三秋〉》，《当代文坛》2022年第6期。

[12]刘震云：《那些微小又巨大的人：刘震云小说选》，九歌出版社2005年版。

[13][德]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吴麟绶、周新建、高艳婷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583页。

[14]牟森：《穿过黑暗的玻璃：话剧〈一句顶一万句〉叙事结构》，见网页：https://www.163.com/dy/article/EHDSG7510521HAS3.html.

[15][德]康德：《什么是启蒙》，盛志德译，伯雅校，《哲学译丛》1991年第4期。

[19]参见傅佩荣：《傅佩荣译解易经》，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9-20页。

[20]转引自[德]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吴麟绶、周新建、高艳婷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