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眼、耳、鼻、舌、身（皮肤）五种感觉器官摄取外界信息所形成的感觉材料，具有基础性作用。这五种感官，分别拥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与触觉等感觉能力。其中，嗅觉、味觉与触觉要发挥作用，需要依赖于鼻、舌、身与感觉对象的近距离接触甚至直接性接触，导致其认知能力受到了很大限制。相对而言，视觉与听觉的运行，一定程度上可以摆脱距离性约束，在认识过程中往往发挥着更为关键的作用。客观而言，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中，只要是感官健全的个体，其视觉与听觉的感知，往往协同运作且相互配合。

文学是人类对世界认识的整体性反映。作为这种反映载体的文学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往往浓缩着作者曾经摄取的感觉材料，特别是视觉与听觉材料。同理，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必须充分调动自己的全部感知系统，特别是视觉与听觉系统，才能捕捉作品之中所蕴藏的感知信息，进而深入地理解作品内涵，也更加全面地品味作品背后的深层意蕴。

同样，在学术研究之中，对于作品中的视觉与听觉面向，应该给予同等的关注。然而，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文学作品的研究，更多的是从视觉角度出发，而对听觉缺乏足够关注。以叙事学研究为例，与视觉相关的研究大行其道，图像叙事、叙述视角等方面的成果昭昭，对听觉叙事的研究却在视觉聚焦之下成为盲点。[1]进入21世纪以后，特别是这十多年以来，文学研究中视听失衡的情形才得以逐渐扭转。其中，傅修延所发表的《听觉叙事初探》一文，具有标志性意义。该文针砭文学研究的“失聪”痼疾，提出了“重听”经典的呼吁，并创建“聆察”“音景”等专门性概念。[2]自此，文学研究特别是叙事学研究，出现了“听觉转向”的局面。[3]

2024年5月，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邱宗珍所著的《文学叙事的听觉书写研究》。该书是作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笔者以为，该书的出版，正是叙述学研究“听觉转向”潮流之激荡下的产物，也为听觉叙事学研究贡献了一项新成果。

该书从听觉书写的角度出发，探讨了文学文本中诉诸听觉的各类表达方式及功能。具体而言，在八章之中，该书探讨了文学文本中出现的静默、喧嚣、音乐、钟声等不同声音的听觉书写，并分别讨论了各类听觉书写方式在文学叙事中所具备的功能。综合来看，该书呈现出几大特色。

第一，中外会通的学术大视野。纵览全书可见，该书既不仅是对中国文学文本所作的分析，也不仅是对外国文学文本进行的分析，而是对古今中外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文学文本进行的综合性分析，体现了作者将中外文学文本融会贯通，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学术大视野。正是这种会通中外的学术大视野，使该书在比较宽广的文本资料基础上，进行深入的分析，从而凸显了文学叙事中听觉书写的普遍性存在，体现了听觉叙事研究的可能性及合理性。如作者所言，实施了“宏观层面的总体研究”[4]。

第二，突出的问题意识。学术论著，不同于教材之处，在于突出的问题意识。杰出的学术论著，往往是在长期把握学术动态的基础上，对既有学术问题所做的回应，与当前的学术现状常常呈现出一种潜在的互动。对于该书来说，作者对文学叙事中听觉书写关注的缘起，即是学界对视觉中心范式的反思。[5]在第一章中，作者详细梳理了国内外在视觉中心范式反思方面的已有成果，概括了国内外听觉文化研究的四个方面，分析了文学叙事中听觉书写研究的四种类型，最终提出了该书的突破口。[6]另外，在每一章的论述中，作者都会针对当前的学术现状进行评述，继而提出相应的研究主题及研究思路。这种对国内外学术发展动态的自觉关注和积极投入，体现了作者突出的问题意识。

第三，自觉的方法运用意识。除了突出的问题意识，优秀的学术论著，还往往体现出自觉的方法论意识。或者，退一步说，即使没有将方法的运用提高到方法论的高度，也必然会自觉地体现出作者对研究方法的选择和运用。在该书的研究中，作者明确表明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包括归纳法、文本细读法及跨学科研究方法等，这体现出了对研究方法的自觉选择和运用。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对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自觉运用。作者认为，“学科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牢固藩篱，学科融合乃是当下的研究趋势”[7]。对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突破了单一学科视域，使听觉书写研究呈现出了一种跨越学科界限的学术意义。

第四，对“静默”在文学叙事中的重视和独到分析。听觉文化研究，之所以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声音文化研究，主要在于听觉文化更关心人类的“听觉”，即人对声音的感知能力、聆听方式、听觉效果及其相关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声景”。[8] 所以，听觉文化研究，出发点是作为主体的人。具体来说，只有纳入人的主体感知范围的声音类客体，才成为听觉文化研究的对象。也就是说，存在于外界的声音类现象，在没有被主体的听觉捕捉而成为客体之前，还不能作为听觉文化研究的对象。

在被纳入主体感知范围的声音类客体中，按照声音唤起听觉的敏感程度，可以分为一般类声音和微细类声音。一般类声音，是指在日常的生活环境中能够被听觉正常的主体所轻易捕捉的声音，比如音乐、钟鼓声、鸟鸣声、水流声等。当然，这些声音的摄取，需要在听觉的有效距离之内。微细类声音，是相对于一般类声音而言。在人有效的听觉感知距离之内，上述声音如果需要付出主观的特别努力，才可勉强获取，即属于微细类声音，如若有若无的音乐、低沉的鸟鸣、缓缓的水流声等等。这些微细类声音被获取的时候，往往是整体环境处于比较寂静的状态，因此可谓“寂静之声”。

在听觉文化研究中，学者多关注一般类声音，而对映现微细类声音的寂静状态缺少关注。难能可贵的是，在该书中，作者首先进行分析的，即是文学作品中的静默书写，也就是对寂静状态的书写。在论述中，作者论述了文学文本中静默的相对性特征、静默的三种状态，还探讨了静默在文学叙事中的四种功能。

当然，笔者以为，该书也存在着一些有待提升的空间。

第一，论述范围与研究主题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张。该书论述的主题为“文学叙事中的听觉书写”，从其论述主题来看，其论述的范围应该限定于文学文本中的听觉书写。然而，在具体论述的过程中，该书往往逸出文学叙事的范围，反复论及日常叙事。在第一章第二节对静默之叙事功能的论述中，作者举了中国“为尊者讳”而沉默、西方对非人道灾难表示愤慨而沉默等事例进行说明[9]，显然这些都并非“文学叙事”。在同一节之中，作者也承认，“本书认为发声主体既可以是叙述者，也可以是叙事中的人物，甚至可以是日常生活叙事中的普罗大众”[10]。

这种时时逸出文学叙事范围的例子，还有不少。或许，这与作者在“叙事”定义上的纠结心态有关。一方面，作者宣称，“本书所认同的即是这种有人物卷入，具有时间和意义向度的广义叙事概念”[11]，并引用了罗兰·巴特等人对日常生活遍布叙事的论述；一方面又宣称，对听觉书写的研究将以文学叙事作品为基础。[12]也就是说，作者真正认同的叙事概念是包括日常叙事、文学叙事在内的广义叙事学，但是又不得不忍痛割爱，放弃日常叙事研究，将探讨的范围限定在文学叙事之内。其中之纠结心态，显露无遗。

如果追根溯源，这种论述范围与研究主题之间的紧张，恐怕来自

从作者

博士学位论文到该书出版之间的改写过程。作者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论叙事中的听觉书写》，论述范围可能本来就不限于“文学叙事”，而是包含日常叙事、涉及一切文本的广义叙事学。在出版之时将题目修改为《文学叙事的听觉书写研究》，这种修改实际上限缩了论述的范围，但原学位论文中具体的论述内容却没有进行相应的改动。因此，造成了该书在论述范围与研究主题之间的紧张。

第二，对关键概念的界定有待清晰。上文已经论及，该书在“叙事”概念的界定上，似乎存在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更加认同广义叙事学对“叙事”的认定，一方面又将该书的研究范围以书名的形式事实上限定在“文学叙事”之内。而且，自始至终，该书都没有以概念的形式对“叙事”“文学叙事”“日常叙事”进行明确的定义，也没有论述这些概念相互之间的关系。

另外，该书对另外一个重要概念“听觉书写”，也缺乏明确的定义。在第一章中，作者先是写道，“听觉书写可理解为文本中可感知的诉诸听觉的表达”[13]，继而又提出，“听觉书写也是作者通过书写的方式对人类倾听行为加以固定化、确定化的表达方式”[14]。这两者，究竟哪个是“听觉书写”的定义，作者并没有明确表明。这两种表达方式，前者以文本为中心，后者以作者为中心，这其实正是一切文学研究都会涉及的两种不同的切入角度。也许，在作者的心里，也存在犹豫。所以，在第八章中，作者干脆将两者综合在了一起。[15]

其实，笔者以为，按照该书的论述主题，“听觉书写”的概念，可定义为“文学文本中诉诸听觉的表达”。首先，该书研究的主题为“文学叙事”，其他文本，如科学文本中涉及听觉的表达，并不在“文学叙事”的研究范围，文本范围之外的日常叙事也不应该在该书的研究范围之内，因此概念中应该明确界定出“文学文本”之范围。其次，作者所描述的“可感知”三字，可以去掉。既然是“诉诸听觉的表达”，那当然是“可感知”的，因为听觉本来就是一种感知能力。再次，“作者通过书写的方式对人类倾听行为加以固定化、确定化的表达方式”，也可以去掉，其含义已经包含在“文学文本中诉诸听觉的表达”之中了。

第三，部分内容的论证具备拓展空间。笔者发现，该书部分内容的论证可增强纵深性。在第一章中，作者在第一段即言，“在一定意义上，听觉感知更容易为文学艺术创作者攫获”[16]。先不论这句话能否成立，单单看该书的内容，作者并没有进一步展开论述，似乎是将之当作不言自明的公理。

在第二章开头，作者写道，“有生于无，在声音产生之前，世界应当是无声的，静默的，是处于沉寂状态的”[17]。“有生于无”，是形而上的哲学推论；“声音产生之前是静默状态”，是对具体的物理性事实做出的判断。前者无法推出后者。

在第六章论述钟声具有克里斯玛特质之时，作者所引用的材料多数都是钟鼓并称。[18]如果这些材料能证明钟声具有克里斯玛特质，那为什么不能说明鼓声也有克里斯玛特质？况且，同一章在论述鼓声之时，认为鼓声具备神圣性。[19]“神圣性”，不就是所谓克里斯玛特质的超凡性？如果鼓声也具备克里斯玛特质，那克里斯玛特质就不是钟声的独享特性，为何要花费大量的篇幅（长达五十一页）论述钟声而对其他的声音匆匆带过？

综上所述，该书是自觉站在叙事学研究“听觉转向”浪潮中而创作的一部力作，为听觉叙事学的研究贡献了一部新成果，值得学界关注。不过，该书也存在一些提升空间，希望再版时进一步完善。

注释：

[1]周志高：《叙事学中的听觉转向与研究范式》，《外语教学》2018年第6期。

[2]傅修延：《听觉叙事初探》，《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3]周志高：《叙事学中的听觉转向与研究范式》，《外语教学》2018年第6期。

[4]邱宗珍：《文学叙事的听觉书写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16页。

[5]邱宗珍：《文学叙事的听觉书写研究》，第5页。

[6]邱宗珍：《文学叙事的听觉书写研究》，第5—16页。

[7]邱宗珍：《文学叙事的听觉书写研究》，第17页。

[8]曾军：《转向听觉文化》，《文化研究》2018年第1期。

[9]邱宗珍：《文学叙事的听觉书写研究》，第31—32页。

[10]邱宗珍：《文学叙事的听觉书写研究》，第29—30页。

[11]邱宗珍：《文学叙事的听觉书写研究》，第2页。

[12]邱宗珍：《文学叙事的听觉书写研究》，第3页。

[13]邱宗珍：《文学叙事的听觉书写研究》，第4页。

[14]邱宗珍：《文学叙事的听觉书写研究》，第4页。

[15]邱宗珍：《文学叙事的听觉书写研究》，第263页。

[16]邱宗珍：《文学叙事的听觉书写研究》，第1页。

[17]邱宗珍：《文学叙事的听觉书写研究》，第19页。

[18]邱宗珍：《文学叙事的听觉书写研究》，第156—159页。

[19]邱宗珍：《文学叙事的听觉书写研究》，第203页。

（作者单位：东华理工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