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夏商的长篇小说《东岸纪事》最早发表在《收获》长篇专号2012年春夏卷上。紧接着，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在2013年初推出单行本。实际上，早在作品初始在《收获》上刊载的时候，我就格外认真地读过这部厚重的长篇小说，不仅对它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而且也还萌生过为它写一篇批评文章的念头。但后来却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大约总还是因为事务杂乱的缘故吧，这种想法最终很遗憾地没有能够付诸实践变成现实。然而，尽管没有专门为《东岸纪事》撰写过批评文章，但在我的内心深处，夏商的这部小说却始终难以忽略地占有着一种特殊的地位。这一点，恐怕只有在距离发表时间已然五年之久的现在，方才可以做出较为精准的定位与评判。回首2012年，应该注意到，同样在《收获》杂志的长篇专号秋冬卷上，还曾经发表过另外一部后来在文学界获得过盛誉的金宇澄长篇小说《繁花》。都是上海作家，都是以上海为主要表现对象的长篇小说，而且在语言层面上也都有着对于上海方言有所节制前提下的有效征用，但这两部长篇小说不同的命运遭际却的确令人感慨万端。如此一种感慨，倒不是说金宇澄《繁花》不应该享有如此之高的盛誉，因为我本人也毫无疑问是《繁花》的激赏者，这一点，自有我的批评文章为证。而是，多多少少有点替《东岸纪事》“鸣冤抱屈”的意味。在我看来，总体思想艺术水准相差无几的两部差不多同时问世的长篇小说，发表后现实遭际之间的差别竟然会有如此之大，的确要令人顿生造化弄人之不公的强烈感觉。尤其是时隔五年，一方面，重新认真阅读了夏商的《东岸纪事》，另一方面，又亲眼目睹了这几年来上海作家的上海书写之后，我愈加坚定了自己的这种艺术直觉与价值判断。

当初，在一篇关于金宇澄《繁花》的文章中，我曾经写下过这样一段批评文字：“既然言及上海叙事，有一种情形的存在绝对不容轻视。那就是，除了所谓‘日常叙事’之外，上海叙事其实也存有着‘宏大叙事’一脉。某种意义上，如同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沈西蒙的剧作《霓虹灯下的哨兵》，就可以被看做是这一脉络的代表性作品。然而，尽管存在着这样一种以‘宏大叙事’形式出现的上海叙事，但无论是就作品本身的思想艺术水准而言，还是就作品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而言，此类作品恐怕都无法与前述那些‘日常叙事’作品相匹敌。个中缘由，大概需要联系上海这座城市的特性来加以理解。就我个人的感觉，假若说城市也能够被区分为阳性和阴性两种不同风格的话，那么，上海这座城市的根本性格显然就只能是偏重于阴性的。如此，与阴性的上海相匹配的也就应该是‘日常叙事’了。我们前面所列出的，那些自有白话小说以来上海叙事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从韩邦庆起始，中经张爱玲，一直到当下时代的王安忆、金宇澄，他们之所以清一色地采用‘日常叙事’方式，个中原因显然在此。需要注意的是，假若只是从题材的角度来看，自有新文学以来将近一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所谓的乡村叙事一直在与城市叙事的比较中占据着压倒性优势。即使到了当下这样一个城市化进程日益迅猛的时代，这种状况也仍然没有发生明显改观。这就使得如何振兴城市叙事成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命题。从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进程来看，上海无疑是最为充分的地域之一。这样看来，上海叙事在中国的城市叙事中所处地位的重要性，自然就是不言而喻的。实际上，在仍然不够发达的中国现代城市叙事的演进历程中，上海叙事一直扮演着排头兵的角色。就此角度来说，无论是过去的韩邦庆、张爱玲，还是现在的王安忆，都曾经为中国的城市叙事做出过相应的艺术贡献。假若确实存在着一种可以叫做城市诗学的东西，那么，以上这几位作家都以各自创造性的艺术劳动为中国现代城市诗学的建构做出过自己的贡献。然后，就是金宇澄这部《繁花》在2012年的横空出世。从一种中国现代城市诗学谱系建构发展的角度来说，《繁花》之最值得关注处，就在于金宇澄以其长达20多年之久的隐伏修炼，为中国现代城市诗学的建构做出了自己的一份可贵努力。”①时隔数年之后重新来看，一方面，我依然坚持自己判断的合理性，但在另一方面，一种无法否认的事实却是，仅仅局限于王安忆与金宇澄的意义上来谈论上海叙事，其实还是狭隘了许多。事实上，只要对这几年来，小说领域内上海作家的上海书写有所关注，即可以知道，除了金宇澄那部堪称横空出世的《繁花》之外，包括夏商的这部《东岸纪事》、文学批评家吴亮的《朝霞》，前《萌芽》编辑傅星的《怪鸟》，连同禹风的《静安那一年》在内，所有这些以上海为主要书写对象的长篇小说接二连三的出现，实际上已经构成了文学界一股特别强劲的“上海旋风”。毫无疑问，如此一种创作现象的生成，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上海文学界业已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期的王安忆一家独大的基本格局，其意义无论如何都不容小觑和低估。倘若说金宇澄已然在以他的《繁花》在为中国现代城市诗学的建构做出切实贡献的话，那么，联系这几年来上海的长篇小说写作现实，一种更为精准的判断就是，这五六部长篇小说集结为一个整体之后，在以整体的形象强有力地推进着当下时代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现代城市诗学建构。

也因此，假如我们的确承认这几年来文学界骤然间刮起了一股以描摹表现上海生活为根本追求的“上海旋风”，那么，这种长篇小说竟写浪潮的始作俑者，恐怕正是2012年在《收获》长篇专号联袂登场的夏商的《东岸纪事》和金宇澄的《繁花》，虽然说《东岸纪事》在问世后一直遭到冷遇，并没有能够获得相应的高度评价。好在对于文学作品价值的理解与评判，并不完全决定于发表或者出版当时的读者反映与社会反响如何，而是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淘洗与历史检验。正所谓大浪淘沙，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只有那些经过来长时间残酷历史检验的文学作品，方才能够真正称得上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品。从永恒的文学史角度来说，无论是金宇澄那部已然赢得了广泛盛誉的《繁花》，抑或还是夏商这部多少有点被冷遇的《东岸纪事》，其真正的思想艺术价值都有待于未来时间与历史的残酷检验。就此而言，金宇澄不必因为《繁花》的屡获佳誉而骄傲自得，夏商也不必因为《东岸纪事》的一时被冷遇而垂头丧气。然而，只要转换一个角度，我们就不难发现，《东岸纪事》的遭受冷遇，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好事。最起码在我，时隔五年之后，通过再一次认真阅读《东岸纪事》，充分地确认了此作的思想艺术价值。说实在话，在当下这样一个快餐文化盛行的时代，一部长篇小说，在时过境迁五年之后，不仅依然能够唤起笔者再次阅读的热情，并且还能够以其非同寻常的思想艺术品质赢得笔者的高度评价，这本身就称得上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文学奇迹。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两部差不多同时出现的长篇小说看作是开启文学界“上海旋风”的一对“双子星座”或者说是“双璧”。

我们注意到，在单行本《东岸纪事》的封底，曾经的先锋作家夏商不无自谦地写下了“我以为写的是浦东的清明上河图，其实是人生的一摞流水账”这样一句话。这其中，带有明确自谦意味的“一摞流水账”的说法，某种程度上其实已经格外精准地道出了《东岸纪事》所具有的“日常叙事”本质。关于“日常叙事”的特质，曾经有论者做出过精辟的论证：“平民生活日常生存的常态突出，‘种族、环境、时代’均退居背景。人的基本生存，饮食起居，人际交往，爱情、婚姻、家庭的日常琐事，突现在人生屏幕之上。每个个体（不论身份‘重要’不‘重要’）悲欢离合的命运，精神追求与企望，人品高尚或卑琐，都在作家博大的观照之下，都可获得同情的描写。它的核心，或许可以借用钱玄同评苏曼殊的四个字‘人生真处’。它也许没有国家大事式的气势，但关心国家大事的共性所遗漏的个体的小小悲欢，国家大事历史选择的排他性所遗漏的人生的巨大空间，日常叙事悉数纳入自己的视野。这里有更广大的兼容的‘哲学’，这里有更广大的‘宇宙’。这些大说之外的‘小说’，并不因其小而小，而恰恰是因其‘小’而显示其‘大’。这是人性之大，人道之大，博爱之大，救赎功能之大。这里的‘文学’已经完全摆脱其单纯的工具理性，而成就文学自身的独立的审美功能。”“日常叙事是一种更加个性化的叙事，每位日常叙事的作家基本上都是独立的个体……在致力表现‘人生安稳’、拒绝表现‘人生飞扬’的倾向上，日常叙事的作家有着同一性。拒绝强烈对照的悲剧效果，追求‘有更深长的回味’，在‘参差的对照’中，产生‘苍凉’的审美效果，是日常叙事一族的共同点”②倘若我们以论者如此一种关于“日常叙事”的基本理解来衡量《东岸纪事》，那么，夏商的这部长篇小说就毫无疑问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日常叙事”特质非常突出的作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看似“流水账”式的“日常叙事”，落实到夏商的写作过程中，竟然带有非常突出的理性自觉意味。这一点，自有夏商自己在“后记”中的说法为有力的佐证：“写这本书的一个收获是，我对世事细节的迷恋得以充分暴露。须知，小说家犹如说书先生，我是多么喜欢絮叨，喜欢多余的废话，喜欢庞杂的意味深长。小说的魅力正来自于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东拉西扯，整个叙事如同密织的溪涧，最后归于瀑布的纵身一跃。”你无论如何都难以想象，作为一位迷恋西方先锋小说日久的小说家，夏商竟然于不知不觉间完成了如此一种小说观念与技法的蜕变。众所周知，所谓“絮叨”，所谓“多余的废话”，所谓“庞杂”云云，其实都是与先锋小说了无干系的更具本土化色彩的叙事技法。中国小说经典《红楼梦》与《金瓶梅》，乃可以被看作是“日常叙事”的代表性作品。在西方先锋小说中浸淫日久的夏商，能够在看似不经意间不动声色地完成如此一种艺术转换，简直正如同体操运动员在器械上完成了高难度动作一样，令人叹服不已。唯其因为如此，夏商才硬是凭借着超乎寻常的艺术才华，把这样一部被他自己谦称为“流水账”的长篇小说，最终经营成了浦东地区1980年代一幅活色生香的“清明上河图”。

认真地阅读一下夏商的“后记”，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他这部《东岸纪事》的写作：“小时候，母亲务农，父亲当沿海海员，常年在外。我住沪西武宁路祖母家，九岁回到浦东川沙县那个叫周家弄的自然村上学，母校叫六北小学，然后在浦东中学念到初二上半学期辍学，南浦大桥动迁，被征地进工厂，户口农转非，期间开始学写小说，再从工厂辞职，自谋稻粱，直到三十三岁定居浦西。”“期间的二十多年，看着浦东从乡村蜕变为城市，农田被掩盖，乡音被掩盖，风土人情被掩盖，随着浦江东岸的簇新崛起，遥远的青少年记忆反倒越来越清晰，为故乡写传的念头也越来越强烈。”为了更好地完成这部故乡的传记，夏商“于是开始采风，搜集资料，2005年春节正式动笔，特地买了尼康相机，跑遍六里乡，去寻找上世纪遗留下来的陈旧角落，当时尚存不少破房老树，待六年后完成初稿，再去故地，照片上的风景已消失殆尽。”细细品味夏商“后记”中的这些文字，大约有以下几点值得特别注意。其一，假如说夏商曾经的先锋小说写作更多地带有凌空蹈虚或者说玄思冥想的性质，那么，他的这部以自我生存经验为强力支撑的《东岸纪事》就可以说带有突出的“纪实”性质。在一篇文章中，我曾经专门探讨过以想象虚构为本质性特征的小说创作中“纪实与虚构”的关系问题。在其中，我所特别强调的就是：“而这，事实上就已经涉及到了我们关于小说写作中‘纪实与虚构’关系的第一重理解，那就是故事情节可以虚构，但故事所赖以存在的社会与时代却容不得一点虚构。无论如何，你都不能够让那些明代的人物一个个西装革履，坐宝马汽车走柏油马路的吧。从这个角度来看，王安忆之所以要在《天香》中做足‘器物美学’方面的功夫，其根本意图正是为了保证自己能够真实地把晚明时代的社会境况描摹呈示出来。”③如果说王安忆在“器物美学”方面所做出的全部努力，乃是为了确保自己真实地把晚明时代的社会境况描摹呈现出来，那么，夏商之所以要在浦东四处采风，四处搜集各种资料，也正是为了保证自己能够在“时代与社会”的层面上尽最大可能做到一种真切的“纪实”。大约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夏商才会在“后记”中特别强调：“《东岸纪事》试图写成浦东的清明上河图，所有地名都是真实的，穿插其间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是真实的，当然，故事与人物是虚构的，完稿的篇幅比预期的大一些，也许是因为我对这片土地有太多的话要讲。”毋庸讳言，当夏商特别强调“故事与人物是虚构的”的时候，他其实同时也就在强调着时代与社会等方面“纪实”性特质的存在。其二，一部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夏商的写作竟然耗费了整整的六年时间。在当下这样一个人心浮躁的时代，夏商能够沉下心去，用六年的时间悉心经营打造一部长篇小说，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为了使得这部长篇小说成为1980年代浦东地区真正意义上的“风俗志”，成为一种“清明上河图”式的艺术存在，在酝酿写作过程中，夏商可以说做足了类似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功夫。“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夏商以他带有明显行为艺术特征的《东岸纪事》写作过程，再一次强有力地证明了古人这句名言的合理性。其三，尽管我们无法确切地指认《东岸纪事》中的哪一位人物更多地契合现实生活中的夏商，但从作家在“后记”中的说法可知，这部倾尽了夏商六年全部心力的长篇小说的写作，与作家个人的真切生存经验之间，存在着无法剥离的紧密关联。只有把《东岸纪事》与“后记”联系起来，我们方才能够发现，却原来，作品中所真切描写记述着的1980年代浦东地区以“动迁”为核心的社会变迁过程，夏商其实正是一位始终在场的亲身经历者。也因此，“后记”中“九岁回到浦东川沙县那个叫周家弄的自然村上学，母校叫六北小学，然后在浦东中学念到初二上半学期辍学，南浦大桥动迁，被征地进工厂，户口农转非，期间开始学写小说，再从工厂辞职，自谋稻粱，直到三十三岁定居浦西”的相关记述，看似只是简简单单的三言两语，但其中实际上却浸透着夏商的许多人生血泪。从这个角度来说，夏商的写故乡，其实也就是在写自己，是对自我人生历程中一段真切记忆的及时性打捞与回望。尽管夏商已经创作了很多小说作品，尽管其他作品肯定也或多或少与他的生存经验有关，但最充分地调动并投入了自我生存经验的一部，却毫无疑问只能是这部《东岸纪事》。《东岸纪事》之所以能够成为迄今为止夏商高端思想艺术成就的代表性作品，其根本原因恐怕正在于此。

放眼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事物就是所谓的现代化。“在一般的理解中，所谓现代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城市化。而城市化，按照百度的解释，则是指，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社会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第三产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的一个历史过程。就中国来说，其城市化进程可谓一波三折。”“‘文革’结束后，曾经一度紧紧关闭的国门再度向世界敞开，中国开始进入到了一个史称‘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到了这一历史时期，国家的工作重心第一次真正地落到了经济的层面，开始步入了一个务实的发展时期。到了这个时期，虽然也还偶有周折，但就总体状态而言，曾经停滞很长一段时间的城市化进程被再度提到议事日程之上，获得了较之于此前相对理想的一个社会发展空间。尤其是进入1990年代乃至于新世纪以来，伴随着所谓市场经济的到来，中国彻底进入一个经济时代，步入了经济飞速迅猛发展的快车道。经济的飞速迅猛发展，所带来的自然也就是城市化的步伐的日渐加快。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城市化的疾速发展本身，乃可以被看作是经济时代真正形成的一个突出表征所在。晚近一个时期以来，标志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的一个重要事件，就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2011年12月19日正式发布的2012年社会蓝皮书《201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称，2011年是中国城市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首次超过50%。这一数据的发布，就意味着中国的城市人口事实上已经超过了农村人口。”④如果说现代化亦即城市化的确可以被看作是现代中国最核心的事物之一，那么，以文学艺术的形式将这一城市化进程凝结表现出来，就毫无疑问是中国作家一个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就此而言，夏商这部真切扫描记录1980年代浦东地区由传统乡村向现代城市转型过程的长篇小说，自然就可以被看作是这一方面极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从现代中国城市诗学建构的角度来看，如同《东岸纪事》这样形象生动地真切记述浦东城市化进程的长篇小说，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维度。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倘若有人在很多年后意欲了解把握1980年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具体状况，那么，正如同恩格斯曾经特别强调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给我们提供了一部19世纪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一样，夏商这部《东岸纪事》所必然承担的，恐怕也差不多是如此一种重要的功能。

行文至此，一个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整部《东岸纪事》的叙事时间从1970年代一直延续到了1980年代末期，但我在具体行文的过程中却仍然反复强调夏商的这部长篇小说乃可以被视为1980年代浦东地区的一幅清明上河图。对此，我给出的回答是，一方面，形象生动地描摹展示浦东地区进入1980年代以来日益迅即的城市化进程，毫无疑问是夏商写作这部长篇小说最主要的动机所在。而且，更进一步说，除了如同夏商这样的感同身受有切身体验者，其他作家类似书写的可信度恐怕多少也还是值得怀疑的。但在另一方面，正是在真切书写记录浦东城市化进程的过程中，夏商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不涉及到父辈的生活状况（从年龄的角度来看，夏商与活跃于小说文本中的崴崴、乔乔他们很显然属于同龄的一代人。这一代人的上一代，其具体所指，也就是刀美香与柳道海他们这一些人）。一旦涉及到刀美香与柳道海他们这一代人的生存状况，1970年代就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被回避。换言之，倘若舍弃了1970年代的那个“史前史”阶段，那么，1980年代浦东的城市化进程，自然也就难以写得明白。这样一来，虽然说夏商的书写重心无可置疑地落脚到了1980年代的浦东，但从人物命运的完整性来说，作家的叙事时间还是上溯到了1970年代，对诸如刀美香和柳道海这样一代人1970年代的知青生活进行了相对细致深入的描写与展示。之所以会是如此，一个关键的原因在于，与真切地记录1980年代浦东地区由乡村而城市的城市化进程相比较，对于人性世界的挖掘与呈现，对于人物命运的勘探与透视，乃是小说这种艺术形式所应承担的更重要的思想艺术使命。

说到人物形象，我们就应该注意到，与当下时代的许多长篇小说有所不同，夏商这部《东岸纪事》的字数虽然只有四十万字，但粗略计来，先后出场的人物形象却竟然有六十余位之多。别的且不说，单只是这一点，就已经充分地凸显出了作家夏商试图以如此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向中国古典小说传统致敬的艺术意图。只要略加回顾，即不难发现，包括《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在内的一众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登场人物动辄便是数十位，乃至于很轻易就可以超过百位以上。相比较来说，进入现代文学阶段之后，长篇小说中人物形象数量的骤减，乃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一种文学现象。在这里，尽管我们很难简单地把人物形象数量的多与寡作为衡量区别长篇小说优秀与否的硬性标准，但相对来说，能够在一个篇幅字数相对有限的长篇小说中，一下子便设置处理多达六十余位的人物形象，也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了作家夏商艺术功力的相对深厚。作品在发表后之所以被普遍誉为一幅浦东地区1980年代的清明上河图，根本原因显然在此。尤其不能忽略的一点是，虽然《东岸纪事》中人物形象众多，虽然作家也并未在这些人物形象身上平均使用力量，但一种无法被否认的文本事实却是，即使是那些并未占据主要地位的“跑龙套”式的过场人物，也都被夏商点染表现生动鲜活跃然纸上。比如，那位乔乔大学时的女同学任碧云。任碧云与乔乔都是班上的才女：“她们都喜欢写写弄弄，也尝试投稿，两人都在《青年报》红花副刊上发过散文，任碧云发过一次，乔乔发过两次，任碧云胆子大，给《文汇报》笔会副刊投稿，竟登出来了……”1980年代，既是一个精神至上的年代，也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在那个文学被神圣化的时代，在校大学生能够有文学作品在报刊发表，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任碧云和乔乔那过人的写作才华，于此即可见一斑。正因为才华出众，所以她们俩才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进修生邵枫发起组织的“嚼蛆诗社”的成员。既然办了诗社，就要办一份社刊。要办社刊，就得找地方去印刷。亏得乔乔在浦东中学的校办印刷厂有一个名叫小潘爷叔的熟人，这本带有明显亵渎神圣意味的社刊，方才得以印刷装订成书。然而，在那个寒冬初始融化的“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没有履行过任何的登记与申请手续，“嚼蛆诗社”的成立以及《嚼蛆》刊物的非正式出版，很快就引起了相关保卫部门的注意。为了保护浦东中学校办印刷厂的小潘爷叔，先行被询问的邵枫便与乔乔和任碧云私下订立了“攻守同盟”：“你们把责任都推我身上，成立诗社口说无凭。浦东中学印刷厂除了曹宽河，就我们仨知道，你们咬死说我托人在成都印的，他们不会跑那么远去核实，说到底我们不是反党反革命团伙，最坏就是把我遣返原籍，你们只是诗歌爱好者，不会有问题。”没想到，等到警察找到任碧云的时候，“没等多问，任碧云就竹筒倒了豆子。”而且，“事后她没去找邵枫，当然更没向乔乔通风报信。”她的这种表现，与她此前那样一种不仅积极加入诗社的活动，而且百般讨好心仪男生邵枫的表现，自然形成了判若两人的巨大反差。尤其令人倒胃口的一点是，东窗事发之后，任碧云居然当着邵枫的面撕《嚼蛆》：“在乔乔心中，任碧云是敢于为爱情赴汤蹈火的傻姑娘。乔乔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认识出了偏差。这个插曲把任碧云打出了原形，她爱自己远甚于爱邵枫，对诗歌也是叶公好龙。”就这样，只是通过《嚼蛆》的印刷与被收缴这一事件，夏商便入木三分地挖掘表现出了任碧云“皮袍下面藏着的‘小’”，将其貌似酷爱文学实则相当自私的人性实质淋漓尽致地凸显在了广大读者面前。尤其是当我们把任碧云的出卖行为，与中国当代社会至今仍然盛行的所谓“告密文化”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夏商如此一种艺术书写中所蕴涵的深刻警世意味自然也就一目了然了。

再比如，派出所警察王庚林那位精神遭受惊吓的女儿王月颖。“王月颖虽天资一般，却是好主妇的料。”家常活计，几乎样样都拿得出手。但就是这样一位天生胆小，一直喜欢搂着洋娃娃睡觉的乖巧女孩子，在先后两次遭遇意外事件打击后，竟然陷入了精神分裂的状态而不拔。第一次打击，来自于母亲薛秀芬因为食物中毒事件的意外身亡。“开完追悼会回来，王月颖不吃不喝，关在房间里，哭会儿睡会儿，再哭会儿再睡会儿。”到了晚上，年仅十三岁的王月颖便抱着洋娃娃爬上了父亲的床上：“像一根冰棍冷飕飕的。王庚林吸了口寒气，女儿在抖，像是受了寒，也像是病了。”到后来，经过王庚林的一番努力，王月颖虽然不再爬到他的床上睡觉，但却因为父亲和林家婉之间的暧昧关系而明显与父亲生分起来。第二次打击，来自于王月颖自己的恋爱受阻。或许与母亲意外身亡后王月颖特别缺乏安全感有关，身为技校学生的她，竟然不管不顾地喜欢上了自己的老师吴云朝。“那个人叫吴云朝，是政治课老师。家住董家渡，老婆是烟杂店营业员，两人没小孩，关系不好，闹离婚多年，始终没离成。”由于两个人年龄相差很大，他们的这种感情便遭到了王庚林的坚决反对。然而，尚未等到王庚林出手阻止，吴云朝就已经后院起火。他老婆在得知消息后，跑到技校大吵大闹。那个时候，虽然“文革”已经结束，但正所谓咋暖还寒，社会对王月颖和吴云朝这样逾越出正常范围之外的情感关系，依然持一种简直就是集体无意识的反对态度。最后，“经厂部和校方磋商，处理决定很快公布，吴云朝开除公职，王月颖勒令退学。”这样的一种决定，可就把王月颖和吴云朝二人彻底逼上了绝路：“公告的第二天，吴云朝死了。他和王月颖相约殉情，在针织车间很容易找到布条，自行车棚的一大块阴影里，他把头颈套进绳子里。”两人相约一起殉情，吴云朝死了，王月颖却依然活着，却原来，满心喜欢着王月颖的吴云朝本就没想着让她去死：“她能活下来，是因为绳结是活口，人一挂上去就松开了。两根绳子的结都是吴云朝打的，是他不想让王月颖死，还是一时疏忽没打好，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谜题。”然而，吴云朝根本想像不到，他自己一死了结了自己，侥幸存活下来的王月颖，却陷入到了一种特别悲催的地步。在以泪洗面很多天之后，脆弱的神经彻底崩溃后的少女王月颖，在自己卧室的墙上订满了“吊死鬼”洋娃娃：“墙上敲满了钉子，洋娃娃密密麻麻挂满四壁。每个洋娃娃耷着舌头，是新缝上去的红布条。”关于王月颖，夏商给出的最后一种描写是：“王月颖从墙根那儿走过来，舌头也像红布条那样耷着，看着面前两个人，世界好像从她无边无际的眼神中消失了。”就这样，虽然只是一个过场的“跑龙套”人物，但夏商却以其凝练传神的笔触写出了她的精神分析学深度，读来自然令人感喟叹息不已。

《东岸纪事》中，虽然夏商对于很多“跑龙套”式的过场人物都有着精彩的勾勒刻画，但相比较来说，小说中最值得注意的，恐怕还是如同乔乔、刀美香、崴崴、柳道海等一些核心人物形象。一方面，我们固然可以将夏商的这部长篇小说理解为清明上河图式的作品，但在另一方面，这样一幅带有“风俗志”色彩的清明上河图，却也仍然需要有恰如其分的一种艺术结构方式。对于夏商在《东岸纪事》中所采用的多少带有一些个人原创意味的结构方式，我想，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姑且可以将之命名为“人物勾连法”。比如，小说一开头，就从一具出现在河里的无名女尸写起。由无名女尸而牵扯出了崴崴，崴崴突然被警察传唤。然而，就在大家都纷纷猜测崴崴的被传唤与无名女尸有关的时候，两个钟头不到，崴崴却带着一个和自己长相酷肖的年轻人回了家。更进一步地，由崴崴紧接着又牵扯出了乔乔：“乔乔在六里电影院斜对面开熟食店，自己的地盘冒出个熟食西施，崴崴当然要见识一下。才瞥了一眼，他就对跟班黑皮说：‘这个女人对我胃口的。’”从这个时候开始，乔乔的故事就差不多成为了贯穿整部长篇小说上卷也即前三章的主要故事线索。然而，就在乔乔故事长卷渐次展开的过程中，作家夏商同样在使用“人物勾连法”经营铺展着自己的清明上河图。写到乔乔，叙述者所首先牵扯出的便是最早企图勾搭乔乔的小开：“有幸第一个吃到‘大馒头’的是小开。他是浦东中学隔壁六里蔬菜市场的推销员。”讲述完小开的相关故事后，线索再次回到乔乔与崴崴这里，然后，由于有警察王庚林的出现，作家的笔触就转向了王庚林，开始穿插叙述王庚林和他的女儿王月颖的故事。待到王月颖的故事终结后，结构线索便再次回到乔乔这里，开始讲述与小螺蛳相关的那些故事。就这样，一方面，是如同乔乔、刀美香、崴崴、柳道海等核心人物故事一种循序渐进的铺叙与展开，另一方面，却又是其他很多人物故事旁逸斜出式的自如穿插，二者彼此细密穿插交织的一种结果，便是这一幅形象生动的浦东地区清明上河图的成功打造与绘制。又或者，我们完全可以把乔乔、刀美香、崴崴以及柳道海们横贯整个文本的故事看作是经，把他们之外的其他人物旁逸斜出的故事理解为纬，二者经纬交织，最终被夏商精心结撰为《东岸纪事》这样一部细致密实而又不乏厚重感的长篇小说文本。

相对而言，夏商笔下的几位核心人物形象，又以乔乔与刀美香这两位女性最具人性深度与美学内涵。首先，是那位从一位理想主义的青春少女渐次蜕变为生命力坚韧的市井商界女性的乔乔。小说开头处初始登场的乔乔，虽然不怎么理想，但却依然是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学生，是一位颇具理想主义情怀的时代少女。她之所以不仅热衷于文学创作，而且积极投入到进修生邵枫组织的“嚼蛆诗社”的活动之中，所充分证明的，正是她理想主义情怀的具备。尤其是在“嚼蛆诗社”被查处打压的过程中，乔乔与那位叶公好龙的任碧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与区别。她们俩之间简直就是天壤之别的行为选择，再一次强有力地说明着乔乔是一位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但就是这样一位理想主义者，却或者是因为她容貌过于出众的缘故，早在1980年代初期的少女时期，就叠遭各种人生磨难的打击。这其中，最让乔乔所无法承受的一种打击，来自于那位形象与行为均特别猥琐的小螺蛳：“让乔乔恨之入骨的小螺蛳是没混出道的小流氓，属于散兵游勇，没势力，也没自己的跟班，平时猫在团结饮食店里……双方妥协的结果是，邱娘当收银员，负责发筹，小螺蛳做原料采购。饮食店早上卖大饼油条豆腐浆，白天买馄饨和各式浇头的面条。”然而，由于小螺蛳虽然生性猥琐但却特别好色的缘故，他在母亲邱娘的协助下，竟然把这家团结饮食店经营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一个猎艳场所。因为事先已经在馄饨中下了迷醉药，毫无防备心理的乔乔竟然在一次吃馄饨的过程中被小螺蛳给迷奸了：“一张脏兮兮的床上，乔乔的脑袋被硬床板磕着了。她还没完全被麻痹，好几次支起半个身子，却被小螺蛳压倒，衣服离开了她，肌肤裸露的面积越来越大。”然而，乔乔的抗拒性努力，终归还是抗不住药力的作用。到最后，陷入到昏迷状态之中的乔乔的处女之身，终归还是无可奈何地被猥琐而好色的小螺蛳给玷污了。

这一次意外事件的发生，对理想主义青年乔乔构成了格外巨大的身心打击。请注意事发之后，夏商关于乔乔在浴室洗澡情景的真切描写：“乔乔站在莲蓬头下，眼泪汇入布满面门的水流。她蹲下来，浑浊的尿液在白色地砖上流淌，少量暗红的血污缓慢旋转，手触到阴阜，更下一点，是她的伤口，既是天然的，又是外力的。她探入一点，用手指捻了一下。头仰起来，很快水把胃顶到了喉咙，艰难地吞下最后一口，感到膀胱鼓涨开来。”“她排出了新鲜的小便，头依然仰着，嘴巴如同张开的陶罐，咕咚咚，更多的水从嘴角漏出去。”“她小腹难受极了，不得不把腰挺起来，让胃回到原来位置。她打了个饱嗝，酸水反刍，体内积攒的水成为膀胱的负担，令小便变得困难。滴滴答答，尿液接近了清澈。”就这样，一直到“脚上的皮肤泡得起皱，她还在那儿喝个不停。”请原谅我抄录如此长的一段叙事文字，不如此我们便无法强烈地感受到小螺蛳的迷奸究竟对理想主义的青纯少女乔乔的身心世界造成了多么严重的伤害，乃至于这一次被伤害竟然成为了乔乔人生命运一个特别重要的转折点。从这次之后，携带着永远也难以被抚平的精神创伤，乔乔就渐次地远离了理想主义，最终彻底地蜕变为一个看重实利的商界人士。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她的这种精神蜕变历程，倒也在很大程度上暗合于中国社会客观的演进发展历程。又或者，借助于乔乔的人生命运变迁折射表现1980年代浦东地区不可逆的城市化进程，正是作家夏商潜意识中的小说写作意图之一。事实上，也只有在注意到小螺蛳的迷奸给乔乔的身心造成了多么巨大的伤害，我们也才能够理解此后乔乔全部的人生与心路历程。无论是她的最终弃邵枫而去，还是她的被迫委身于浦东黑社会老大崴崴，抑或还是她与马为东之间那一场短暂的露水婚姻，甚至包括她和父母尤其是母亲梅亚苹的数度交好与交恶，都可以在迷奸事件这里觅得理想的答案。一桩意外发生的迷奸事件，到底能够给一位女性的身心世界乃是未来命运产生怎样一种至关重要的影响，乔乔便是一个极好的心理学与文学案例。从艺术传达的角度来看，正是借助于迷奸事件发生后乔乔的过度清洗这一细节的细致描摹与展示，夏商犀利尖锐地揭示出了乔乔这一核心人物的精神分析学深度。

无独有偶，多少带有一点巧合意味的是，较之于乔乔年长一代的崴崴母亲刀美香人生命运的根本转折，也与她的被意外强奸有关：“刀美香有一段不为人知的秘史，15岁时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双胞胎生父叫阿水，是个矮男人。”时属“文革”开始发生的那一年，也即1966年，初二女生刀美香由于对边疆地区极其罕见的一辆小拖拉机的迷恋，糊里糊涂地就被拖拉机驾驶员尚依水诱骗强奸了：“接触了几次，把她哄上了小拖拉机。小姑娘第一次坐这铁家伙，上了车笑逐颜开。在街上转了一圈，尚依水驱车到了山里，找个荒僻的山脚把小姑娘抱住，刀美香就这样稀里糊涂被破了身子。”被破了身倒也还罢了，与此紧密相关的另外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就这么一次，年仅十五岁的刀美香竟然就怀了身孕，最后还生下了一对双胞胎。二是到后来四处搜寻尚依水的时候才发现，他竟然是一个非常可怕的麻风病患者：“问下来才知道，尚依水完蛋了，被关进了勐龙镇的麻风寨。”患了麻风病，就等于被判了无期徒刑。同样是被强奸，刀美香的事后反映之所以与乔乔不同，一个是她当时尚且非常年幼，只有十五岁，再一个，也可能与她身为傣族前土司的女儿，贞洁观念与汉族恐怕还是多少有些差异。既然怀孕了，那就得生下来，哪怕是被迫以三姐的名义。没想到，到头来，生下来的竟然是一对双胞胎，老大叫腊沙，老二叫勐崴，也就是后来曾经在浦东地区称霸一方的黑社会老大崴崴。

后来，由于在以知青为主体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下属某连做护士的时候，结识了来自上海浦东的知青柳道海，刀美香这位傣族少女才开始了她与上海浦东长达一生之久的恩怨纠葛。与柳道海相爱后，由于不慎，刀美香曾经先后两次意外怀孕。第一次以土法堕胎成功，第二次又如法炮制，没想到却完全失效。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到正规医院去做手术，未料恰好赶上了产后大出血。经过一番紧急抢救，人命虽然保住了，但医生却判定刀美香此后不再可能生小孩了。由于自觉应该对刀美香的失去生育能力负责任，柳道海尽管面临着来自于家庭的坚决反对，但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地承诺，自己无论如何都会与刀美香结婚。但就在此后不久，柳道海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了麻风病患者尚依水的存在。虽然刀美香百般遮掩，但柳道海却本能地意识到这尚依水与刀美香关系的非同寻常：“他想知道矮男人是谁，可刀美香不愿说。不愿说，意味着有难言之隐。而难言之隐，当然难以启齿。”然而，纸里终归还是包不住火，数年之后，面对着柳道海的不依不饶，已经和他在民政局领过结婚证的刀美香，还是被迫向他坦承了自己过去的一番不堪遭遇：“于是柳道海知道了矮男人叫尚依水，这是很多年来，刀美香第一次提起这个名字。她从十五岁那年的失身，说到双胞胎出生，说到兄弟俩过继给三姐，说到把那个阴魂不散的麻风病人杀死的那个晚上。”但就是这一次底牌的彻底亮出，对他们双方的情感世界都构成了极大的伤害，以至于，到最后，刀美香这位来自于大西南边陲的傣族女性，尽管人在上海浦东立住了脚，但他们的夫妻关系实际上却已经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刀美香这次来沪，无论对她还是对柳道海而言，双方的关系已经不一样了。那次在勐海领完结婚证后的拌嘴，把两人心里的隐秘完全撕开。她虽然重返上海，和柳道海也只是搭伙过日子，两人都心灰意懒。”心灰意懒到什么程度呢？从刀美香第二次抵沪开始，柳道海和她之间竟然再也没有发生过一次夫妻关系，没有再做过一次爱。就这样，刀美香尽管千方百计地由一个外省人变成了上海浦东人，但实际上她却为此而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而所有的这一切，追根溯源恐怕都得追溯到当年尚依水对刀美香的强奸这一事件上。唯其如此，一直到很多年后面对着上海浦东地区即将大规模展开的动迁工作，回想起自己的命运，刀美香的内心世界才会生出无限感慨：“多年以后，当刀美香坐在崴崴的饭店里，让琴琴给自己端上一杯茶，用嘴吹去浮在表面的沫子，抿一口，朝窗外望去的时候，浦东的夜色就像一只安静的石狮，好像沉睡了一千年。刀美香突然觉得自己的人生是一次次虚惊，每次马失前蹄，都从悬崖处被拉了回来。如果不是李英把她带回农场补上户口，如果不是二哥阻止她辞职保留了编制。她根本没资格和祝希青调换工作，也不可能把户口迁到上海，今天更不可能和动迁分房有什么关系。她有惊无险地走过来了，成了正儿八经的浦东人，这让她常有置身梦幻的错觉。”某种意义上，借助于中年刀美香如此一种饱经沧桑的人生感叹，夏商传达出的，其实是一种生命总是难以捉摸命运感。而命运感的传达与否，正是我们衡量评价一部长篇小说思想艺术是否达到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准之一。

行将结束我们的全部论述之前，不管怎么说都不能不提及的一个细节，就是小说结尾处，崴崴为了探寻母亲刀美香的下落，不惜重金坚持要求张跷脚将一口已经被掩埋了的老井重新挖开。崴崴的本意是要探寻母亲刀美香的踪迹，没想到，到最后，从老井里打捞出来的，竟然是一只已然是锈迹斑斑的长条铁盒。任是谁也难以想到，铁盒被打开后，出现的居然是一幅刺绣地图：“这是一幅刺绣地图，和现代地图不同，上面虽署有长人、高昌等地名，却绣着河道、城镇、市集、树林和人物。整个画面的基色是秋黄，河是浅灰，镇是深靛，市集米色，树林暗蓝，人物则红男绿女，与其说是地图，不如说是标注着地名的山水画。”紧接着，大家又发现：“右上角竖着这样一行题签：川沙抚民厅舆地图”。浦东老城就是川沙，所以有人便说这是一幅老浦东的地图。一部旨在记录表现1980年代浦东地区城市化进程的长篇小说，竟然会以一幅老地图的忽然被发现作结，其中一种突出象征意味的存在，就是无法被否认的客观事实。究其根本，一部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有了若干具有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有了“人物勾连法”这样一种结构方式的创造性运用，有了对于1980年代浦东地区城市化进程的真切记录，夏商耗尽了六年心血的《东岸纪事》自然也就称得上是当下文坛一部不多见的优秀长篇小说。就此而言，断言它是一幅“浦东的清明上河图”，当然也就是一个具有相当可信度的思想艺术结论。

注释：

①王春林《民间叙事与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艺术交融》，载《当代文坛》2013年第6期。

②郑波光：《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叙事之流变》，《厦门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③王春林《小说写作中的“纪实与虚构”——从王安忆长篇小说<天香>说开去》，载《山西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④王春林《城市化进程中的精神症候》，见裴亚红主编《民治·新城市文学》理论集（8），第157页，花城出版社2017年8月版。

（本文选自《海派长篇小说十论》，王春林著，译林出版社2023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