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传统文化画进书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保持特色与个性、在全球化时代构建文化认同和民族自信的重要载体。儿童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受众，如何对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更好实现面向儿童的现代化传播，是中国本土儿童文学的重要文化使命。
中国本土图画书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注重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吸收和运用，从早期“图画故事丛书”的艺术探索，到新世纪之后图画书井喷式的出版，从蔡皋、熊亮等绘本画家创作的中国绘本，到杨志成、陈江洪、叶俊良等华裔插画师“在西方表达东方”的创作实践，基于民间故事、童谣、寓言等传统文化精华创作的图画书，不仅探索出了一条富于中国韵味和气质、彰显中华文化特质与魅力的艺术道路，而且为传统文化在电影、电视、广播、动漫、游戏等广义叙事艺术形式中的应用与创造之外，探索出另一种新的可能。
以“花木兰”这一家喻户晓的形象为例，蔡皋创作的《花木兰》从民间故事中汲取养分，基本尊重原故事蓝本，并未进行大量的文本改编，只是在绘图上追求艺术创新。秦文君创作、郁蓉绘图的《我是花木兰》则兼用传统与现代双重叙事视角，运用剪纸、拼贴等艺术手法，丰富了花木兰的故事内涵。叶露盈绘制的《木兰辞》主要侧重于讲述“少女养成”的故事。曾创作《王羲之》《孔子》《良农诗》的叶俊良，在法国做图画书，也曾和克莱曼斯·波莱合作用麻胶版画的形式演绎《花木兰》，故事并没有强化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身份，而是赋予木兰新的生命力与自由的灵魂。由此可见，同一个故事或题材在不同作家、艺术家的笔下各有千秋，这充分展现出传统文化题材图画书作品多元演绎的可能。
图画书的现代转化和当代表达要以现代童年观念来统摄，特别注重语言的转换和故事的生成。语言方面要着重增强儿童性、韵律感和节奏感，通过增补人物之间丰富生动的对话，彰显语言表达的趣味性、幽默感和游戏精神等审美效果。在故事方面，要重新进行故事场景、人物角色、情节、结尾的设置，通过“增”“删”“改”等方式完成素材的重述：如对暴力、血腥等不适合儿童的内容的删减，以及对故事内核的妥帖处理；对含有撒谎、欺诈等不良道德和价值观的重塑；对童谣和民间故事中一些粗俗或者生硬的内容进行适当的删改。在这些方面，改编自童谣、寓言和民间故事的《耗子大爷在家吗》《三个和尚》《老鼠娶新娘》等作品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文与图是图画书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除了要在语言的运用、故事内容的增删和文本的改编等方面下功夫，还特别需要图像的处理和形式的创新。这就要求图画书的作者、绘者和编辑团队在美术设计、视觉造型、色彩与构图等方面下功夫。目前，已有很多原创图画书在图文关系上进行探索，如采用双线并进的呈现方式、提升互动参与的立体书设计，同时融入剪纸、镂刻、印染、织绣、镶塑等美术精华，探求彰显东方韵味的叙事话语，赋予传统内容以多元的现代内核。
传统文化是族群性、集体性的文化记忆，用图画书的形式讲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对于增强文化自信、文化认同，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也有着特别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杨志成、陈江洪、叶俊良等华裔插画家创作了源于传统故事的《七只瞎老鼠》《狼婆婆》《毛驴客栈》，以及取材于文物卣、传统国画、武术的《虎王子》《神马》《小鹰》等佳作。这些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的图画书作品，既具有中国传统风格，又能为西方读者所接受，为更好传播中国文化和形象提供了宝贵的艺术启示。杨志成特别喜欢用“在西方表达东方”来阐述其创作初衷，力求最大限度地“寻求最适合每个故事精魂的画风与媒材”，这些创作都与中国本土图画书形成了互补的艺术风格。
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的图画书作品，应秉持儿童性和现代化眼光，充分挖掘优势资源，进行内容和形式的双重创新。这个过程是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对话和碰撞，对探索具有中国气质和中国风格的图画书美学具有积极意义。未来需要越来越多的作家、艺术家们群策群力，将传统文化画进书中，画进孩子们的心中。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研究员，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儿童图画书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2JDKTZD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