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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陕甘宁边区的民众剧团，常在舞台两旁贴一副对联：“中国气派，民族形式，工农大众，喜闻乐见”；“明白世理，尽情尽理，有说有笑，红火热闹”。这副对联生动概括了抗日根据地演剧活动的特征和功能。作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斗争和密切联系群众，陆续建立起总面积达100多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1亿人、遍布敌后的19块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支撑持久、广泛的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基地。在抗战时期的主要艺术形式中，戏剧具有强大感染力和动员力。抗日民主根据地接续苏区和左翼戏剧传统，把演剧作为文化建设重要内容，以戏剧团体的形式把戏剧人广泛组织起来。在党的文艺路线指引下，他们奔赴前线，深入民间，创作演出大批反映抗日战争和群众生产生活的剧目，揭露控诉侵略者罪行，塑造抗战英雄和群众模范形象，讴歌伟大民族精神，为全民族抗战撑起了胜利希望，抒写了中国戏剧史的光辉篇章。

组织起来：抗战戏剧力量空前凝聚

抗战演剧活动的主体是戏剧人。根据地演剧蓬勃开展，关键在于党领导下的各类戏剧组织团结凝聚了一大批戏剧家和戏剧工作者。1936年11月22日，毛泽东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提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等主张，此后，在苏区文艺体制和组织基础上，一条更加完整、全面、专业的文艺战线逐步形成，与军事战线互相配合，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文武双全”的支撑。作为这条文艺战线的重要内容，根据地演剧活动为发动民众、抵御外侮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3月，人民抗日剧社总社在延安成立。这个以江西苏区列宁剧团为前身的组织几乎集合了当时边区的主要戏剧团体，演出了一批反映抗战斗争的剧目。七七事变后，1937年8月，第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组建，以延安为起点，在丁玲、周巍峙率领下，两次前往抗战前线或敌后根据地，辗转数千公里，开展抗日文艺宣传。戏剧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在晋察冀边区的5年半时间里，“西战团”先后创作了近400部戏剧作品。仅在西安4个多月就组织演出60场。1938年4月，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开始设戏剧、音乐、美术等系。其中戏剧系力量最强，由张庚任系主任，团结培养了一大批戏剧人。8月1日，以鲁艺戏剧系第一届毕业生为主体的鲁艺实验剧团成立。剧团致力于创造“抗战戏剧”“到大众中间去发挥抗战戏剧的力量”“利用我们的铁笔、咽喉、舞台，去暴露敌人的阴谋残暴，去组织教育广大的群众，动员他们去参加抗战”，演出了《一心堂》《流寇队长》《团圆》《血宴》等作品。据张庚回忆，当时的延安，“几乎每天都演戏”。在蓬勃开展的演剧活动中，成立于1939年2月的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边区剧协）通过举办戏剧节联合公演等活动，发挥了组织协调作用。

在党领导的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演剧活动同样蓬勃开展。活跃在晋察冀边区的专业剧团共有20多个，包括战线剧社、七月剧社、冲锋剧社、火线剧社、前锋剧社、前进剧社、前哨剧社、先锋剧社以及平西的挺进剧社、冀东的尖兵剧社，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等。成立于1937年12月的抗敌剧社最为著名，他们或集中排演大型话剧、歌剧，或组成演出小队深入敌占区演出，被老百姓称作“文八路”。戏剧家胡可晚年回忆：“当年抗敌剧社支着帐篷四处演出，台下人山人海、军民鱼水情的血肉联系和战士们争先恐后承担任务的集体主义豪情使我终生怀念。”

晋冀鲁豫主要戏剧团体有一二九先锋剧团、总政鲁迅实验剧团、三八五旅战旗剧社、三八六旅野火剧社以及火星剧团、太行山剧团、铁流剧团、血花剧团等。在晋绥根据地，一二〇师的战斗剧社创作演出了大批剧目，涌现出莫耶、欧阳山尊等戏剧家，有力推动了晋西北地区的抗战演剧活动。毛泽东看了一二〇师战斗剧社的演出后，亲笔写信给时任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副社长朱丹、政治指导员成荫三位同志，鼓励说：“你们的剧我认为是好的，延安及边区正需要看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希望多演一些这类好戏。”

冀中军分区的火线剧社拥有崔嵬、傅铎等戏剧家，创作演出了《把眼光放远点》《十六条枪》等作品。在南方，新四军开辟的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组建战地服务团下设戏剧队，创演的歌剧《农村曲》等作品风靡一时。1940年至1945年的5年间，仅苏北盐阜根据地就组建了685个农村剧团，161个儿童剧团，65个妇女剧团，自己编演各类剧本950余个。山东根据地的国防剧社、一一五师战士剧社，华南根据地的东江流动剧团等也在各自地区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演剧活动。

走向民间：根据地演剧主潮的孕育形成

抗战时期，根据地演剧大体经历了从“土”到“洋”再向“土”回归的过程，孕育形成了人民性、战斗性与民族性相统一的演剧主潮。

党历来就把演剧作为重要宣传手段，正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所写，“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更巧妙的武器了”“红军占领一个地方以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民的疑惑，……争取人民的信任”。

在根据地，苏区的演剧传统和戏剧样式得到了延续。从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到1942年5月，在延安创作并首演的戏剧作品达150多部。这些作品大都具有群众性、通俗性、鼓动性的特点，其内容来源于生活，主题鲜明、通俗易懂。1938年后，在党的抗战政策鼓舞下，大批知识青年进入延安。据谢觉哉1938年9月19日的日记记载，当时延安居民有6000多人，机关人员、学生和部队就占了2000多人。在延安整风前，陕甘宁边区云集了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约4万人。1939年下半年，中央还抽调了两万多名干部到延安学习、培训。在文化生态的变化影响下，以曹禺的《日出》在延安公演为标志，各根据地掀起“演大戏”的热潮。1940年至1942年，在延安演出的中外戏剧作品有50多部，包括果戈里的《婚事》《钦差大臣》、沃尔夫的《马门教授》、契诃夫的《纪念日》以及曹禺的《雷雨》、夏衍的《法西斯细菌》、陈白尘的《太平天国》等。

1942年5月，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明确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服务的方向。1943年3月22日，中央文委专门就“戏剧运动方针问题”召开会议。根据地演剧活动进入“走向民间”的新阶段。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秧歌，受到文艺工作者的高度重视并在戏剧创作中进行了充分运用和转化。以《兄妹开荒》为开端，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随之兴起。

从1943年农历春节至1944年上半年，一年多的时间根据地至少创作并演出了300多个秧歌剧，观众达800万人次。其中，1945年4月首演的新歌剧《白毛女》是秧歌运动的集大成之作。该剧原型来源于民间流传的“白毛仙姑”的故事，创作者去粗取精，删除了其中封建迷信的成分，凸显了革命斗争的内涵。该剧的创作体现了“拿来主义”的精神，具有“集成创新”的特征，秧歌剧、戏曲、话剧等多种表现手法都被尝试使用。参与者刘炽回忆：“只要适合于表现人物性格、矛盾冲突、戏剧纠葛、烘托气氛等等感情的，不管民歌、戏曲，山西、河北、陕西，也不论是中国的、欧洲歌剧的表现手法，只要对我们有用，那就拿来改变它，使它适用于剧情的需要。”作为一部经典之作，《白毛女》不但在根据地演剧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而且延续了中国现代戏剧运动的血脉，为戏剧民族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根据地话剧创作呈现出新的面貌，对敌斗争、发展生产等军民现实生活成为最主要的题材来源，工农兵模范成为最重要的人物形象。独幕剧《粮食》描写1943年日本侵略者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犯时，北岳区康村村长康洛太领导村民假借替日寇催粮，实际上为八路军筹粮的故事，表现了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群众对八路军的热爱和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李国瑞》刻画了一个从落后变为先进的典型，观众评价这部作品既整干部风、又整战士风，教育意义“顶受半个月的训”。《同志，你走错了路》描写八路军某支队政治部主任潘辉同推行“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挫败国民党顽固派阴谋的故事，宣传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推陈出新：传统文艺在根据地演剧中的新表达

对于根据地所在的广大农村而言，演剧更是向群众宣传的最有效方式。同时，一部戏剧作品只有经由表演从“案头”立在“台上”，才能现实地发挥其氛围渲染和情绪鼓动的作用。长期以来，传统戏曲和民间歌舞塑造了国人的审美趣味。根据地演剧以农民为主要受众，更须适应其欣赏习惯。当时的戏剧工作者回忆，根据地的剧社进村时，农民十分关心“有没有唱的”，如果不唱不舞，那就不是“戏”，就无法吸引观众。为此，创造一种“内容是抗战所需的，形式是群众所了解的”戏剧成为戏剧界和根据地群众一致的呼声。

1938年4月间，毛泽东在边区工人代表大会组织的戏剧晚会上观看了秦腔《武家坡》《升官图》后表示，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该搞，但就是内容太旧了，应该有新的革命的内容。同年7月4日，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成立，把“采取旧形式新内容之手法，改进各项民众艺术，以发扬抗战力量，提倡正常娱乐”确立为宗旨。剧团相继演出了反映抗日斗争的秦腔现代戏《一条路》《回关东》等。剧团灵魂人物马健翎主动向老艺人求教，根据老艺人掌握的曲调填词，把民间传统戏曲元素运用到创作之中。他创作的秦腔《查路条》加入了眉户中欢畅活泼的抒情曲调，使剧情更加自然。1940年秋，马健翎随民众剧团下乡演出，看到白天山沟山坡白烟袅袅，夜晚一片火光闪闪，到处都有叮叮当当的铁匠炉，获得创作灵感，结合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兵团警备二团在槐树庄开荒生产的事迹，创作了眉户戏《十二把镰刀》。该剧生活气息浓郁，妙趣横生，剧中把风箱声、打铁声、锉镰刀声、起镰刀声和劳动的节奏、唱段的音乐节奏合在一起，形成写实又活泼的艺术效果。周恩来曾赞扬道：“你们演的戏很好。国统区的人民希望看到我们边区军民是怎样战斗的、生活的。边区的文艺代表着新中国的新文艺。”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戏剧工作者改造、运用传统戏剧的意识更加自觉。1942年10月，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平剧团、延安业余平剧团、八路军一二〇师战斗剧社及胶东平剧团等单位联合组建延安平剧研究院。毛泽东为其题词“推陈出新”，指明了根据地演剧对待传统戏剧的基本态度，确立了戏曲改革的指导方针。延安平剧研究院在《致全国平剧界书》中表示：“改造平剧，同时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是宣传抗战的问题，一个是承继遗产的问题。前者说明它今天的功能，后者说明它将来的转变。从而由旧时代的旧艺术，一变而为新时代的新艺术。”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之初就演出了《松花江》《松林恨》《难民曲》《边区自卫军》等多部抗日戏曲。1944年1月，中央党校编演的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亮相中央大礼堂。毛泽东观看后写信祝贺，指出这部戏将“历史的颠倒”，“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并称其为“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仅当年，这个戏就演出了50多场。不久，延安平剧研究院编演的《三打祝家庄》同样赢得毛泽东的称赞：“此剧创造成功，巩固了平剧革命的道路。”传统戏曲与现实生活的结合由此进入了新阶段。

抚今追昔，我们愈发真切地感到，正如张庚在20世纪40年代初预言的，“明天的戏剧运动乃是今天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戏剧运动的扩大”，而根据地演剧创作的经典剧目、积累的艺术经验、锻造的文化精神，与那一代戏剧人在回应现实、继承传统、深入生活中创造民族新文化的努力，对包括戏剧在内的中国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振兴亦产生了长远、深刻的影响与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系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