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小说便条》（2024）是陕西籍青年作家范墩子出版的首部长篇写作理论随笔。相较于范墩子的“抒情”五部曲，《小说便条》试图以“勘探者”的姿态，跳出“抒情”文本谱系，带领读者追踪小说的“秘密”。

很长一段时间，“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成为一种“老生常谈”。近日，随着“中文创意写作”正式入列中国语言文学二级学科，“常谈”再度引发热议。写作小说究竟是一种可以培养的能力，还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天赋？正当其时，范墩子的《小说便条》为此问贡献了一份青年作家真诚且犀利的“答卷”。

浮潜：在藏匿中勘探“自我”

范墩子是一位大胆征用“自我”的作家。于他而言，自我是作家面对空白文档时，不可逃离或是无法逃离的先验之“我”。这样的先验之于散文家或是诗人而言，显然是一种天赐的馈赠，能够更生动地激活其创作本能。于小说家而言，则应慎重对待。小说家在创造一部全新的小说时，应当谨慎思考“自我”的坐标，避免自我经验吞噬小说，抢夺读者的阅读园地；亦或是小说过分稀释自我经验，夺取作者的原乡空间。正因为此，范墩子主张小说家应当浮潜于“自我”，应当试图在藏匿“自我”的动程中隐去自我、卷入自我，从而勘探更加丰富的“自我”，拥抱更加多元的“自我”，并最终得以促成“自我”至“我们”的转向。

范墩子对“隐藏自我”的重视，从他将其放置于《小说便条》的开篇，就可见一斑。小说家究竟何以隐藏自我，克制、甚至摆脱“自我”的阴影？范墩子一言以蔽之：“职业心态就是隐藏自我的过程”。在他看来，要成为一位小说家，首先应当遵守小说家的职业道德，勤恳地“耕作”，自律地作息，甚至辛劳地“苦行”。小说的虚构权利将小说家置于盲目期盼“灵感”的创作陷阱。因此，范墩子特别敬告青年小说家，“如果想在写小说这件事上干出点名堂，就得和学唱戏的学徒一样，严于律己，戒除杂念，日日操练技艺”，就得像“农人一样在纸面上‘耕作’”。也只有这样，小说家才能真正以他者的视角观照“自我”，并日复一日地在白纸上排练、犁地、播种，摆脱对“自我”的复制，创造出小说的“灵感”。此外，范墩子认为小说家应当给予读者喘息的机会，克制作家“自我”对读者的干扰、甚至控制。读者只有拥有充分的自由，才能真正进入小说，与小说达成情感的共鸣、甚至共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家才得以有机会写作一部“充满着吸引力的文本”，甚至是“好的文本”。

范墩子面对“自我”的态度，充满张力、甚至悖论。他一面提醒小说家警惕对“自我”的过分征用，一面主张小说家主动“把自己也卷入故事里面去，哪怕明明知道有些情节是虚构出来的，也不要想，把心里真实的情绪全部都流露出来”。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范墩子认为，这是帮助小说家进入小说写作的重要步骤，或者说这是激活小说家写作活力的“灵丹妙药”。小说家如何在空白的文档中徒手建起一座华丽精巧的语言迷宫？显然，带入“自我”，与小说人物同悲同喜，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不过“卷入自我”并不应当成为小说家的写作常态，小说家最终要以更加理智的状态面对“自我”。

事实上，无论是隐去或是卷入自我，实则都是藏匿“自我”动程中的时间刻度，并非小说写作的终点。归根结底，范墩子是要通过“自我”在小说写作中的“0”与“1”的极值，无限地拓展“自我”，丰富“自我”。只有这样，小说才得以向读者呈现更开阔的世界，小说家才得以与时代呼应，发出“我们”一代的声音，而并非一味重复“自我”的呢喃。

摆渡：在梦境中逼近“真实”

范墩子崇尚清醒地做梦。他的写作一向充满梦境与现实的张力，他的小说更是如此。在范墩子看来，“好小说的状态就是梦的状态”。诚然，小说有虚构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小说应当或者可以对现实置之不理。如果说梦境是天，那么现实就是地。小说家所做的就是在广阔的天与地之间，处理、把握、追踪梦境与现实，并以“摆渡者”的姿态游走于其间，不断开拓现实的边界，不断探索梦境的尺度，不断逼近“真实”之境。

范墩子主张小说家应当大胆地信任、采用梦境所给予的模糊、含混的信息。一定程度上，梦境或者说进入梦境的时刻，能够刺激小说家以一种看似“微醺”的姿态，敏锐地发觉，甚至捕捉一种“飘渺而又不真实的感受”所带来的“新的现实经验”，乃至“别的神秘感受”。小说家正是在“神游”的状态下，激活了其虚构的潜能。也正是在梦境中，小说家得以行使虚构之权，“篡改生活”，并且以“预言姿态去写我们的过往和不可知的迷人行径”。与此同时，梦境赋予了小说家飞翔的权利。它带领小说家从现实的琐碎中脱身，并以鸟瞰的视角梳理、整理，乃至剖析现实的生活，从而使小说家得以以更加冷峻、客观的眼光，逼近现实的“真实”。换言之，所谓梦境，不过是小说家借着虚构的特权无限逼近“真实”的路径。小说的终点从不是梦，而是真实。好的小说意在“用模糊抵达逼真”。

范墩子强调小说家应当始终关切现实。在他看来，“小说绝不可以忘记现实的存在”，“小说写作无法离开现实”。之所以这样说，一来是因为小说本质上是“现实上空的太阳”。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了现实，小说也就没有了根基，沦为“虚妄之言”。与此同时，范墩子向来不主张小说完全征用现实。他认为，小说应当来源于现实，小说家应当百般珍惜“现实赋予我们新的故事、新的情感以及对生死新的体验”。但是，小说家绝不能成为现实的素描者，甚至是“屈服于生活细节”的庸俗之人。归根结底，关切现实最终指向的是关切现实中的“真实”。这一点关乎小说的道德，即小说不在于复刻现实，而在于以冷峻的目光穿透现实的芜杂面貌，尽可能地呈现其中更全面的、更多元的“真实”的诸多面相。

总的来说，无论是梦境或是现实，本质指向的都是小说家之于“真实”近乎执着的追求。说到底，小说其实是“借助幻想抵达未来的行为，更是揭示生活真相的艺术”。好的小说家，恰恰应当在虚构与现实中，以笔为箭，击穿无序、驳杂的现实，正中世界的“真实”，与读者形成共鸣，达成共谋。

啃噬：在阅读中开垦“风格”

范墩子特别重视阅读之于小说创作的重要意义，他告诫青年小说家：“设若要在小说上有所创造，就需要有非凡的见识和广阔的阅读”。作为一名出色的青年小说家，他主张小说家应当如春蚕般不断啃噬书籍的汁液，从中汲取写作的养分，不断尝试在书籍的沃土中开垦小说家独特的个人“风格”。

面对茂密的书林，小说家应当如何“啃噬”？范墩子主张小说家在阅读时“不要太贪恋一位作家”，而是“尽量读杂一点”，成为杂食者。小说家切忌“挑食”。一味地痴迷于一位或几位小说家，亦或是痴迷于一种或几种小说风格，都极易将小说家推向平庸的深渊，以致于他“始终匍匐于前人的脚下”，久久无法摆脱影响的焦虑，并最终被这种焦虑吞噬，失去写作的能力。因此，为了抵抗“失语”的危机，范墩子主张小说家应当充分开垦而非沉沦于前辈无穷无尽的精神遗产中。特别是作为新人，青年小说家更应当“在阅读世界文学经典的同时，关注当代文学和杂志”，并有意识地探索已有小说富矿外的可能变量，从而不断靠近独特的写作“风格”。

那么，作家应当如何探索小说创作的可能变量呢？范墩子给出了两种可能路径。其一是，小说家应当始终以冒险的姿态不断尝试多样的写作试验。更具体地来说，小说家应当不断追求新意，“努力让自己摆脱陈词滥调，避免过于口语……尽量让叙述陌生化”。好的小说家，亦是一位老道的向导，擅于带领读者进入此前未知的领域，“为好奇的人们提供从未体味过的或者意想不到的独特感受”。这样的独特感受，实则源于小说家为读者营造的紧张感，为读者开拓的独特的视角。这其实也是探索小说创作可能变量的另一路径。为了营造紧张感，小说家“最好在一开始，就让读者提心吊胆”，并在环环相扣的情节、设计精密的结构中，“维护紧张感”，直至“让紧张感达到顶峰”。此外，小说家更应当不断开拓小说叙述的新视角，自由地穿梭在第一视角、全知视角（上帝视角）等多视角中，呈现出生活的众多侧面。这也是为什么，范墩子的小说总是乐此不疲地在第一视角、上帝视角，甚至倒立的全新视角间切换，透视“真实”。

总而言之，小说家应当不断寻找并最终确立独特的写作“风格”。在此之前，小说家应当最大限度地保护、甚至刺激其写作的欲望与反叛的心。只有这样，小说家才能将阅读所累积的精神养分，充分转化为全新的小说创作，并不断开拓小说写作的更多边界，继而抵达生活的新的可能。

小说家究竟能否被培养？小说创作究竟有何“秘密”？作为陕西文坛炙手可热的青年小说家，范墩子在其首部长篇写作理论随笔《小说便条》中试图回应此问。在他看来，青年小说家应当以浮潜、摆渡、啃噬的姿态，不断勘探“自我”，逼近“真实”，最终开垦出自成一派的小说“风格”。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便条》与正在成长的青年作家、正在学习的高校创意写作专业学生，同频共振，一道共同勘探“好小说”的写作路径，为当代小说创作注入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