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作家年谱编撰的问题及反思
年谱编撰始于宋代，盛于清代，至民国时期仍受学者重视。其中，作家年谱虽为大宗，但少见新文学作家年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家年谱编撰一度兴盛，然仍以古代文人为主，现代作家一般只有年表。20世纪80年代，作家年谱编撰再度兴盛，现代作家年谱大量问世，有些作家甚至有多种年谱。近年来，现代作家年谱出现大规模重编迹象，以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洪治纲教授领衔编撰的“浙江现代文学名家年谱”为例，该书系共40部，目前已出版第一、二辑计23部。当代作家年谱编撰也兴盛起来。披览当代作家年谱出版现状，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年谱丛书，如“《东吴学术》年谱丛书（甲种：当代著名作家系列）”“中国当代重要作家年谱丛书”“中原作家群年谱丛书”；第二类是年谱单行本，如易彬的《穆旦年谱》（2010），王培洁的《刘绍棠年谱》（2012），徐强的《人间送小温——汪曾祺年谱》（2016），邢小利和邢之美的《柳青年谱》（2016）、《陈忠实年谱》（2017）。这些作家年谱夯实了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基础，其价值已有众多书评述及，无须赘言。但诸多现当代作家年谱书评，皆唱赞歌，少有批评，进行整体研究的更为少见。其实，现当代作家年谱编撰存在的问题不少，有的问题还很严重。武新军发现：“在近年来中国当代作家年谱编撰的热潮中，存在着随意性较大、整体学术质量不高等问题。”（1）王杰认为，当代作家年谱“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学术缺陷，影响了年谱著作的整体水平”（2）。谢尚发也注意到，有些当代作家年谱“要么简单罗列事实，要么尽数抄书以系年，有些甚至编排混乱，皇皇数万言的年谱竟不如简单年表来得清晰”（3）。鉴于此，有必要总结中国现当代作家年谱编撰的问题并进行反思，既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推进现当代作家年谱规范化建设，也为提高学术质量，推动学术健康发展。
一、年谱类型混淆不清
年谱类型繁多，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划分。按照年谱体裁，可分为文谱、表谱、图谱、诗谱等。文谱就是用文字叙述谱主一生事迹，这是绝大多数编谱者采用的体裁。至于表谱将表与谱合称，是因为二者同源。汪喜孙认为年谱“其原出于年表”（4）。方东树也曾说：“年谱者，补国史家乘所不备而益加详焉。吾以为此乃沿迁史十表年月之法而易其形者也。”（5）梁启超则明确说：“年谱由年表变来。”（6）可见，表谱是表格形式的年谱，即年表。诗谱即以诗歌形式记述谱主的生平事迹。清代诗家大多有此诗谱。图谱是以图画形式来表述谱主一生事迹。后三种常以结合方式存在，有诗文年谱、图文年谱等。按照年谱作者，可分自编年谱、亲友所编年谱、后人所编年谱。现当代作家极少自编年谱。亲友所编年谱稍多，如许寿裳的《鲁迅先生年谱》（1937）、陈从周的《徐志摩年谱》（1949）。常见的是后人所编年谱。按照年谱篇幅，可分简谱和年谱长编，如杨新敏的《徐志摩简谱》（1999）、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84）。按照谱主身份，可分为政治人物年谱、学者年谱、作家年谱、社会名流年谱等。按照年谱内容，可分为作品年谱、思想年谱、生活年谱。作品年谱又可分为创作年谱、翻译年谱、学术年谱。一般情况下，年谱编撰宜选择以上类型中的一种，同时采用多种类型，不但编者很难掌控，也容易出现类型混杂、主线不明的问题。就现当代作家年谱编撰实践来看，大多数年谱都选择了一种类型，问题主要集中在编撰过程中年谱类型混淆不清，所选年谱类型不能一以贯之。
中国现当代作家几乎都是多面手，不少人既是作家，也是政治人物、学者、社会名流，他们在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文艺评论等多个领域皆有涉足，这就为年谱编撰者选择年谱类型带来困扰。已出版的郭沫若、周扬、郭小川、王蒙等人的年谱，都属于作家年谱，但是编者显然注意到不能忽视谱主有影响的政治人物、学者、社会名流身份，于是在年谱中穿插谱主发表的政治主张、学术论著和出席社交活动的内容。如此一来，谱主的社会形象固然完整了，但其作家的面目却变得模糊起来。如王修鹏的《鲁迅著译年表》，既曰“著译年表”，自然要辑录鲁迅一生创作和翻译的作品，但是编者显然混淆了作品年谱、思想年谱和交游年谱的概念，以致几乎每个条目都交代了鲁迅参加的活动和交游（7），有些条目却并无作品著译的内容。鲁迅整理、校对、勘正的《古小说钩沉》《嵇康集》《汉画像集》《会稽郡故书杂集》等数十部古籍，应归入鲁迅学术著作，不属于著译，而《鲁迅著译年表》1915年条目，却将《会稽郡故书杂集》《嵇康集》等鲁迅整理的古籍收录其中（8），混淆了创作年谱和学术年谱。
由于作家的创作和生活密切相关，现当代作家年谱往往加入谱主的生活细节，如此固然丰富了谱主形象，增强了可读性，但作为一部作家年谱，而非政治人物年谱、学者年谱，其编撰体例及对材料的编排，本应突出文学本位的特点。有的作家年谱以较大篇幅记述与其文学创作无关的生活琐事，混淆了作品年谱和生活年谱。有的索性把作家创作和生活合编，如《路遥生活、创作年谱》（2023），这是对作家年谱类型创新的有益尝试，但遗憾的是，该年谱中生活年谱和创作年谱形同两条不相交的铁轨，效果并不理想。如何处理两种及两种以上年谱类型在叙事方面的交叉重叠，是年谱编撰有待解决的问题。
在篇幅上混淆年谱和年谱长编的现象为时已久，而且普遍存在。古人编年谱，无论长短，都以年谱名之。年谱长编在民国时期才出现，迄今为止已有各类年谱长编不下五六十部。然而，编者和出版者似乎都不知或没有注意到长编一词的本义，致使对这个词的模糊理解流传开来，成为共识。在古代，长编是一种史料整理方法。司马迁编写《资治通鉴》之前，先让人编撰了一部据说用两间房来装的长编。南宋李焘认为自己编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没资格径称《续资治通鉴》，故称作《续资治通鉴长编》，言外之意是说长编是编年史著作的初级阶段或前期准备。清代刘宝楠撰《论语注疏长编》《毛诗正义长编》《礼记注疏长编》、吴其浚撰《植物名实图考长编》，都视长编为史料性质的初稿。到民国时期，长编骤然用于年谱，如丁文江、赵丰田的《梁启超年谱长编初稿》（1936），后来还有汤志钧的《章太炎年谱长编》（1979）、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84）。
需要指出，将长编和初稿并列提及，似乎并非像陈福康说的，是因为编者“已经不懂‘长编’固有的本意”，也不存在陈福康说的“长编”与“初稿”两词重复的问题（9）。首先，此处的“初稿”仅为一种自谦的说法，相似的说法还有刍议、初编、草稿等。其次，“长编”一词仅保留史料性质的本义，相较于一般年谱，年谱长编的篇幅更长，史料更翔实，史实更全面。《梁启超年谱长编初稿》编者丁文江在1929年7月8日致函胡适，明确谈到其编书的初衷只是“供给材料”：“只可惜他家族（按：指梁启超家人）一定要做《年谱》，又一定要用文言。我想先做一个《长编》，敷衍供给材料的诸位，以后再好好的做一本白话的‘Life and Letters’（生平和书简）。”（10）在这里，年谱和长编是有区别的，二者的区别在于长编是“供给材料”。胡适后来为《梁启超年谱长编初稿》作序时，特别看重这部书“保存了许多最后没有经过删削的原料”。据此来看，已出版的现当代作家年谱多内容庞杂、征引烦琐，名为年谱，实为年谱长编。因年谱原本的篇幅较大而扩展为年谱长编的现象，近年很常见。例如，鲁迅博物馆在四卷本《鲁迅年谱》基础上编成《鲁迅年谱长编》，商金林把《叶圣陶年谱》一卷扩充为四卷《叶圣陶年谱长编》。然而，年谱与年谱长编的区别仅在于史料的繁简吗？笔者认为，史料的繁简只是二者区别的表象，深层区别在于，年谱主要是作家个体研究，而年谱长编具有更大的史料容量，其方法及立场应该从作家个体考察扩展至群体研究。《鲁迅年谱长编》《叶圣陶年谱长编》在这方面比较成功，未局限于作家个体，而是呈现了“鲁迅的朋友圈”“叶圣陶的朋友圈”，这是中国现代具有鲜明个性特色的文人群体。
二、年谱体例杂乱
（一）详略不当
年谱体例屡有变化，最是杂乱，亟待统一。其中争议最集中的是繁与简的问题。有人主张年谱取材宜简，不应“夸多斗”（11）；另有人主张应“不避繁琐，详为节录”（12），甚至有人认为“夫谱之不详与无谱等”（13）。年谱之繁与简，倘若持之无度，则繁者易失于芜杂，简者又多有疏漏。所以，必须把握繁与简的度。那么，如何把握度？梁启超提出的“列传与附见年谱须简切”“独立的年谱须宏博”（14），其实就是根据谱主个人情况和刊行形式来确定繁简。这不失为一种通达之见。
由于年谱的繁简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编谱者各执一端，导致许多年谱详略失当。已有的现当代作家年谱，普遍存在童年和少年经历粗略，成年经历细致，乃至烦琐的问题。“浙江现代文学名家年谱”已出版的23部，多数撰谱者仅以简略的几个条目交代作家的童年经历。固然存在作家童年时期史料稀缺的客观原因，但正因如此，编谱者更应该把谱主童年经历落到实处。相对而言，当代作家年谱中的童年经历记述比较合宜。“中国当代重要作家年谱丛书”“中原作家群年谱丛书”，大多述及作家童年时期的居住环境、生活状况、家庭成员、亲戚邻里、地方自然景观、方言与民间文艺、中小学教育等对作家影响较大的重要方面。当然，也有童年记述过于庞杂的，如廖述常的《韩少功文学年谱》。鉴于韩少功的“几个（家庭）成员的坎坷人生直接影响了他的精神气质与创作”，这部年谱专门叙述了父亲、姑母、母亲的人生经历和处境对韩少功的影响（15），这种处理方式有待商榷。而韩少功入读小学以前经历的阙如，给人详略不当之感。
对作家文体创作的叙述也有详略不当的问题。黄乔生自述其《鲁迅年谱》（2021）：“行文中对小说注意较多……而关于散文，就没有对散文诗、回忆记和后期的《夜记》等做前后照应的勾勒和系统的论述；尤其是杂感……没有追溯杂感、随笔、短评等的演变轨迹。”（16）其实对作家文体创作的叙述要做到平分秋色是很难的，也没有这个必要。在年谱编撰中，应该以重要文体为主，不但有该文体作品系年，还要梳理出清晰的发展脉络，尽量主次有分，详略有别。
在介绍谱主生活年代背景时，如处理不当，像时事背景介绍过多，或为了平衡各年内容比例而生硬添加内容，也会影响年谱品质。诚如论者所言：“在年谱编写的过程中各年体量应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也是值得注意的，如果当年谱主所经历参与的活动较多、发表作品较多，则容量大；如果谱主当年并无很多活动，则容量小。各年之间不必讲求平衡，其间存在的差异性反而更能体现谱主在不同阶段的不同创作状态。”（17）
（二）编制杂乱
年谱编制有通谱、专谱、合谱三种。通谱是对谱主一生进行综合性叙述的谱例，这是最常见的一种。与通谱不同，专谱只对谱主某一方面或某一时期内活动进行叙述，其他方面或其他时期活动一概不述，或简略提及，《鲁迅著译年表》《鲁迅日本留学时代年谱》《鲁迅在北京时期活动年表》等便是如此。合谱是两个及两个以上存在渊源关系的人的合并年谱。合谱不是合刊，合刊是把几种彼此独立的年谱合并刊行（如《扬州学派年谱合刊》）；合谱是把几个人的生平事迹合在一个年谱，无法单独出版。合谱的谱主之间必须存在某种特殊关系，如父子合谱（《刘向刘歆父子年谱》）、夫妻合谱（《郝兰皋夫妇年谱》）、家族合谱（《曹氏家族年谱》）、共同事业者合谱（《南宋编年史家二李年谱》）。由于合谱必须具备一定条件，在现当代作家年谱中其数量远不如通谱、专谱多，目前仅以文学社团流派合谱方式存世，如沈卫威的《学衡派年谱长编》（2024）。存在的问题是，有的现当代作家年谱杂糅通谱、专谱和合谱，甚至让人很难辨明其年谱编制属性；有的名为专谱，却花大量笔墨叙述谱主其他方面或其他时期活动；有的貌似通谱，却只叙述谱主某一方面、某一阶段的活动。
（三）语言驳杂
有学者认为，年谱的语言问题不重要，“将主要事实考订清楚，扼要传达出关键信息即把事情讲清楚就行”，甚至认为“年谱不是畅销书，其主要读者是相关研究者，语言的可信性应重于可读性”（18）。事实上，虽然年谱不是文学作品，不必崇尚文辞优美，但语言枯燥无味、表述繁琐的年谱，肯定算不上一本好年谱。所以，年谱语言既要简洁、准确，也要富有历史感和现场感。如李杭春、郁峻峰的《郁达夫年谱》（19），常以寥寥数字概述郁达夫的思想情感，让读者产生代入感，不失为优秀年谱的典范。
年谱编撰也需要注意文言文与现代汉语夹杂、语言风格不统一的问题。文言文与现代汉语夹杂使用有两种情况：一是编谱者的话用现代汉语表述，引述内容为文言文；二是编谱者的话有时为现代汉语，有时为文言文。除此之外，语言风格也要统一。年谱的语言，无论老辣、幽默，还是轻松抒怀、严肃紧张，都无可厚非，但全书的语言风格要一致，这样年谱才会具有整体感。
（四）记时不统一，计岁不规范
年谱本质上是编年纪事，记时须准确。在现当代作家年谱编撰中，有的作品以初刊时间、初版时间为准，有的作品以创作时间为准。这就造成了记叙与事实脱节，乃至出错的问题。众所周知，现当代文学期刊常见延期出版的情况。《新月》（月刊）在第1卷第10期之后经常延期出版，第4卷第1期出版竟然延期半年，但该刊版权页标注的却是规划出刊的日期。章景曙、李佳贤的《徐志摩年谱》似乎没有注意到这点，在述及徐志摩在《新月》发表的作品时，有的照录期刊标注的出版日期，有的笼统标注为“本年”，有的不提及发表时间，有的仅有创作日期。至于无法确定创作时间和发表时间的作品，其记时的统一问题更严重。存在这类问题的年谱，或者索性对这类作品避而不谈，或者采用“莫须有”的说法，或者标注为“本年”，或者不区分创作时间和发表时间。还有同一年谱记时不统一、前后矛盾的问题。在刘小中、丁言模的《瞿秋白年谱详编》中，关于瞿秋白参加国民党中央执委一届二中全会的时间，前后记述就出现了矛盾（20）。章景曙、李佳贤的《徐志摩年谱》述及1929年徐志摩在苏州女中讲演时，“既说讲演是一九二八年，又说是一九二九年，让读者莫衷一是”（21）。
谱主的计岁采用“虚岁”还是“周岁”，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年谱编撰中，农历纪年和公元纪年、“虚岁”和“周岁”之间的换算容易出错，也容易混淆。尤其是现当代作家年谱编撰大多以谱主的日记、书信为主要材料，而谱主的日记、书信，有的标注的是农历时间，有的是公元纪年时间，编谱者一旦不察，就容易出错，即使注意到两者之别，其换算也难免出错。万树玉的《茅盾年谱》和李标晶的《茅盾年谱》开卷都有1896年7月4日（农历五月二十五日）生于浙江桐乡县乌镇的表述（22），但查万年历即知，1896年7月4日对应的农历为五月二十四。此类例子还有一些，即便《鲁迅年谱》《郁达夫年谱》《孙犁年谱》等比较严谨的著作，都不同程度存在计岁有误或不规范问题。有学者提出：“在人物年岁的表述上，应采取‘生年不计人，过年增岁’的‘实龄’计算方法作为规范来计算和表述，相应地，年谱的编纂体例也应统一采取这个计算方法来安排。”（23）这是值得采纳的，将有助于现当代作家年谱计岁的规范化。
三、年谱选材失当，史实失考
（一）选材失当
年谱选材颇见编谱者水平，也是编撰年谱的难点。武新军在《中国当代作家年谱编撰的问题与对策》一文中，就当代作家年谱如何选择和处理材料，提出了三点建议，诚然是有用的经验之谈，但仍难抵现当代作家年谱选材失当的问题。笔者将这些问题归纳如下。
1.轻信自述性史料的真实性。自述性史料包括序跋、创作谈、日记、书信、回忆录、访谈等，这些属于通常说的原始材料或第一手资料，是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资料。这些资料可参考，可一旦轻信就易出错。“作家在序跋中难免会进行自我形象的建构，师友的序跋往往有溢美之词，在征引时都应有所警惕，否则会歪曲谱主形象。”（24）胡适一生留下数量惊人的日记，但是他的日记明显可见因爱惜羽毛而产生的“选择性记事”。至于回忆录出现记忆错误，访谈受限于谈话情境，也是常有之事。如老舍的《我怎样写〈骆驼祥子〉》一直被当作重要的创作史料，其实他在文中说的“我也不知道，《祥子》全部登完过没有”，《骆驼祥子》在广州和桂林出版过，以及“文化生活出版社把纸型买过来”，这几处表述都有误（25）。《老舍年谱》取信该文，直接引用，以致出现讹误。
2.材料选择片面化，要么巨细无遗，要么不及其余。年谱以材料琐碎为特征，于是很多人以为，年谱需要“偏于细碎而忽略大体”。有些现当代作家年谱巨细无遗，类似流水账，让人看不出琐事背后的史料价值。例如，曹汛的《林徽音先生年谱》（2022），在探究林徽因和徐志摩的关系上耗费很大篇幅，但此事与林氏在文学和建筑学方面的成就几乎没有关系。再如，曹洁萍、毛定海的《高晓声年谱》（2004）把大量笔墨集中于高晓声琐碎的家庭生活。还有一些现当代作家年谱只选录与题旨相关的材料。简谱、年表大可采用此种方法，但年谱是需要记录对作家创作和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社会活动等材料的，否则作家年谱与作家作品目录索引又有何区别？还有一些年谱在材料选择方面严重偏离主题。比如，曾莉雯编撰的《刘登翰学术年表》（26），开卷差不多两个版面都是叙述谱主生平事迹，之后又大量辑录谱主发表的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相比之下，本应该是主体的学术内容反而呈现较少，给人本末倒置之感。
年谱的材料选择须慎重，也要删削有度。无论年谱编撰，还是其他学术研究，掌握的材料越丰富越好。但是从长期看，全集难全，总有逸文出现，要将作品一网打尽是不可能的。如果要等到把作家史料尽收囊中才动手编年谱，那么编撰计划将无法实施。所以，要对作家史料有所删削。删削与谱主生平、思想、著述关系不大的琐屑之事，以便突出年谱主题，增强年谱价值。但删削也不可随意，建议年谱编撰者处理好删削过程中的两种关系。其一，大事和小事的关系。选大弃小固然是惯常做法，但对于“某些琐碎小事，若能以小见大，体现出谱主的思想、性情、精神状态及其变化，或能折射出时代思想、风气与文学风貌，也不妨列入年谱”（27）。其二，新材料和旧材料的关系。年谱编撰主要依据旧材料，但是历代年谱都很重视新材料。一般来说，有无新材料，特别是新发现的第一手材料，是评估年谱是否有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准。对于新材料要详细征引，甚至可以摘录或全录其中一些价值较高的部分。反之，对于文集、选集、全集中常见而易得的旧材料，以目录形式出现即可，不必详细征引。
3.选用的作品版本并非善本。目前，版本问题已经引起学界关注，但仍存在两个集中的问题：一是对现代文学版本的重视尚未落到现代文学研究实践中，有一些研究者忽视不同版本的差别，甚至把版本与版次混为一谈；二是当代文学版本问题迄今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很多当代文学研究著述存在严重的版本问题，其中包括长期作为高校中文专业教材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一些现当代作家年谱，存在版本混乱、写作与刊发时间混淆等问题。版本问题是年谱编撰的软肋，易导致对作家思想、创作历程的错误判断。
善本是作品版本性最理想的状态。朱金顺在《新文学资料引论》中提出“新善本”概念，认为其主要包括中国现代文学的手稿本、原本、初版本、孤本、精校本等。这个“新善本”，其实是古书善本概念的延伸。然而，许多现代文学作品有众多版本，往往令人难以择“善”而从。比如，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初版本因其“旧”而被视为善本，那么比初版本更旧的初刊本更应是善本。例外的情况是，有的初刊本错讹较多，后来收入文集时经过作者修改，那么初版本反而比初刊本更“善”。比如，沈从文的很多作品经过反复修改，一般有初刊本、重刊本、出版本、再订本、修订本；昌耀诗歌存在不容忽视的深度改写、重写现象。因此，要从众多版本中选出善本殊非易事。现当代作家年谱编撰选用的作品版本难免出自非善本，更有一些编谱者因畏惧困难或图省事，而选用非善本的文集或全集。章景曙、李佳贤在《徐志摩年谱》中引用的徐志摩文学作品，皆出自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商务印书馆，2019）。张颖的《昌耀年谱》“所录诗文，如未特殊说明，皆出于燎原、班果增编的《昌耀诗文总集（增编版）》”（28）。虽然全集、总集收录最全，但难说是精校本。
针对“新善本”难以确定的问题，金宏宇提出：“只有汇校本才能解决我们难以择‘善’而从的问题。”（29）将这个方法运用得较好的，有黄乔生的《鲁迅年谱》、徐强的《人间送小温——汪曾祺年谱》、易彬的《穆旦年谱》等。这些著作都对作家的日记、书信、手稿、初刊本、初版本、修订本等进行了参照、比对，择“善”而从。针对同一作品具有初刊本、初版本、修改本等多种版本，应遵循精确所指原则，即不同版本之间会有或大或小的差别，若要引录、评价哪个时期的作品，只能用当时的版本，否则就容易出现“版本互串”现象（30）。
还应注意现当代作家演讲稿、访谈稿的版本问题。演讲稿和访谈稿分为作家撰写和他人记录两种。第一种的真实性毋庸置疑，属于演讲稿、访谈稿的善本，第二种则须具体讨论。他人记录稿如经过作家审阅，可等同于作家作品，反之则仅可作为一种参考。有时他人记录稿会出现多种版本，如胡适在武汉大学的演讲《两个世界的两种文化》，就有武汉大学校报记录稿、《申报》《大刚报》记者报道、王惠超《我在武汉听胡适演讲》等多种版本。相比之下，武汉大学校报记录稿内容更翔实，表述更接近胡适演讲风格。这些情况，都应该作为汇校出现在《胡适年谱》相关条目注释中。
（二）史实失考
真实是年谱的生命，史实是年谱的基础。在选择史料时，必须辨明真伪。出于学术规范的考虑，辨别真伪的依据和推理过程，应该在年谱中简略说明。就此来看，有些现当代作家年谱的编撰，还缺乏辨别真伪的意识，主要表现为对叙述性材料不加解释，不作质疑。如曾庆瑞的《新编徐志摩年谱》，通篇没有一个注释，即使有争议的徐志摩生平史实，也以确定无疑的语气叙述。该书1916年条目记载：“春 转入上海浸信会学院（上海沪江大学前身）”“秋 又转天津北洋大学法科预科”（31）。事实上，对于徐志摩入读上海沪江大学和天津北洋大学的时间，学界一直有较大分歧（32）。对此，编者本应进行考辨，并予以说明。
章景曙、李佳贤的《徐志摩年谱》，苏华的《钟新道年谱初编》，曹洁萍、毛定海的《高晓声年谱》等，也都存在没有辨析引用资料的出处和材料真伪的问题。比如，关于新月社成立时间、新月社与新月社俱乐部的关系，至今仍有较大争议，而《徐志摩年谱》用两句话一笔带过：“（1923年3月）本月新月社在北京成立。新月社的前身是聚餐会，后来发展为有固定社址的俱乐部。”（33）此处既没有文献出处，也不做任何史实辨析。有的年谱甚至以讹传讹。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在未经考辨的情况下，引述1977年台湾出版的某书内容，即1940年9月4日胡适与赫尔会谈（34），曹伯言、季维龙的《胡适年谱》对此内容未加辨别而照录全文（35）。经考证，此次会谈“纯属子虚乌有”（36）。可见，年谱编撰不但要尽量引用原始材料，还要对材料真伪进行认真考辨。
年谱不是作家史料汇编，编撰年谱要讲究“平是非”“去抵牾”（37），即编谱者要澄清谱主生平事迹中的是非，排除各种矛盾说法，梳理出一条清晰、准确的谱主人生轨迹，还应以按语、注释等方式，保留考辨过程的证据，以供取信与参考。
四、年谱与传记、评传区分有误，彼此难以贯通
近年来的现当代作家年谱编撰还有两种须引起警惕的倾向。第一种是因年谱与传记、评传的区分有误，导致年谱传记化、年谱评传化倾向严重。武新军在《中国当代作家年谱编撰的问题与对策》一文中，依据主客观性来区别年谱与传记、评传：“年谱是史料搜集、考订类的著述，强调史料的呈现和历史事件的还原，而不注重主观的评论。而传记和评传则具有较强的主观性。”该文又指出“两种文体各有长短”：“在集中呈现谱主形象、深入剖析作品、自由表达学术见解以及可读性等方面，年谱不如传记和评传；但在钩沉、整理史料方面，传记或评传则不如年谱。年谱的纲目体例，便于汇聚和校订史实，尽量呈现有价值的史料线索。一般情况下，年谱中的资料要比传记详尽，对材料的要求也比传记严格。”（38）这些虽是中肯之论，也有需要商榷之处。虽然“好的作家年谱，应该具有目录索引的功能”，但是笔者以为，并非“索引功能也是年谱区别于传记、评传等的一个重要特点”。遑论不少传记、评传及附录的简谱、年表同样具有索引功能，就连作家年谱的功能，也不能简单确定为工具书。事实上，目前还有多少人把作家年谱仅当作工具书来编撰和使用？如果想了解一位现当代作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查找他的年谱还是传记、评传？很多人的选择是后者。既然如此，难道被当作工具书的不是作家传记、评传么？
“年谱是资料性的工具书”这个观念显然承袭自古人。前文已述，最迟从宋代开始，古人把年谱视为进一步研究的前期准备、资料积累。有清一代，年谱的资料性及作为工具书的功能被持续放大，至民国以降，年谱长编被视为史料汇编、工具书。直到2016年，《周作人年谱长编》的作者张铁荣仍然说：“（年谱）是带有研究性的、较为丰富的史料汇编，也是作家思想、行止、著述的重要参考工具书。”（39）由于年谱被看作史料汇编，被认为主要功能是检索，是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工具书，至今仍有不少高校和科研机构在认定科研成果时，把年谱成果排除在外或降级对待，甚至连年谱的著述方式也极少标注“著”（40），而标注为“编”或“编著”。然而，年谱真的是没有多少学术含量的史料汇编，是仅供检索的工具书吗？
笔者认为，年谱属于一种编年研究成果。编年研究往往被认为“缺乏研究型学术著作应有的深度和广度”，以致其学术价值颇受质疑。其实，编年研究不仅对传统编年体的局限有所突破，还“能够让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等文献研究方法和史著评价在编年之下各尽其能”（41）。相应地，“对‘编年研究’类成果的学术评价，不能简单套用评价学术研究或史料整理的标准。我们应该以史料整理成果的评价标准为主，适当参考学术研究成果的评价标准”（42）。当然，年谱编撰方式也需要做出改变，即从过去那种单纯编排谱主生平事迹，转变为以史实叙述为主、夹叙夹议必要史料为辅。编谱者不要囿于年谱的客观性，以致不敢发表个人见解，不敢引述他人观点。只要适当，年谱应该允许出现编谱者的见解，应该汲取学界此前的研究成果。可能有人觉得这样会导致年谱的主观色彩变浓，与传记、评传无异。这就有必要重新审定三者的区别。
年谱与传记、评传的区别，不单在引述史料的数量多少，不单在主观性强弱，不单在是否有可读性。年谱与传记的区别，主要在于年谱比传记要严谨、客观，传记比年谱更具文学性、可读性，传记甚至允许适当的想象和虚构。年谱与评传的区别，主要在于年谱以编年叙事为主，评传以不受时空限制的评议为主。据此来看，目前有一些现当代作家年谱与传记、评传区别不明显，出现了严重的年谱传记化、评传化倾向。例如，子仪的《陈梦家年谱》频繁引述陈梦家的逸事逸闻，类似于传记；《周立波年谱》的每一个条目之下，差不多都有说明性、考证性的按语；《徐志摩年谱》《余华文学年谱》在谱主的评论文章、研究著作上投入大量精力，读来更似评传。近年来，不少已发表的当代作家、学人年谱，形同学术论文。不论年谱传记化，还是评传化，都使年谱编撰偏离了原本的方向，要么材料的真实性打了折扣，要么陷进烦琐的细枝末节呈现和晦涩的考证过程，令人难以卒读。
年谱要改变以往被当作史料汇编的刻板印象，就必须增加学术含量。就此而言，年谱评传化似乎不可避免。其实，只要恰当处理年谱编撰过程中“叙事”与“评论”的关系，即使出现一定程度的评传化，也未尝不可。首先，要坚持叙事为主、评论为辅的原则。其次，出现在正谱中的评论应该简明概要，相关背景材料和参考信息可作为谱文的补充和印证，以注释方式附录于页脚或文后。这既给读者阅读提供了参考，又不影响正谱阅读，从而实现年谱史料性与学术性的统一。
第二种倾向是年谱与传记、评传难以贯通。有现当代作家年谱就必有相应作家的传记、评传这一现象说明，年谱与传记、评传之间存在某种共生关系。如田本相不但编著《曹禺年谱长编》，还出版了《曹禺年谱》（合作）、《曹禺传》等；商金林出版了《叶圣陶年谱》《叶圣陶年谱长编》《叶圣陶全传》；韩石山写《李健吾传》《徐志摩传》之前，先编撰了传主年谱；易彬在出版了《穆旦年谱》后，又出版了《幻想底尽头：穆旦传》。常见的问题是，同一作家的年谱和传记、评传之间出现自相矛盾的表述。比如，关于徐志摩早年求学经历有诸多疑点和分歧，新发现的沪江大学徐志摩档案、克拉克大学徐志摩档案，提供了可靠的证据，章景曙、李佳贤的《徐志摩年谱》予以采录，但新出版的徐志摩传记、评传作品仍取旧说。
还有一种情况，即不同作家的年谱、传记、评传的表述存在矛盾之处。现当代作家交游广泛，有的作家之间保持着终生友谊，如沈从文和巴金。因此，同一件事情就可能出现在不同作家的年谱、传记、评传之中。从理论上讲，不同作家年谱、传记、评传对同一事情的记叙应该是相同的，因为真相只有一个。但实际上，由于不同作家年谱、传记、评传之间难以贯通，往往各行其是，所述事情各有侧重、各持一端，以致读者无所适从。
针对以上两种倾向，笔者主张年谱与传记、评传之间要实现贯通。提倡贯通，也是出于弥补年谱先天性不足的考虑。年谱是一个人，最多是一个群体的编年研究，格局小、视野狭窄，可谓年谱的先天不足之因，但此不足仍可后天弥补。贯通是弥补年谱先天不足的方法之一。“贯”既指年谱主题思想的通篇贯穿，也指谱主思想观念、生平事迹在年谱、传记、评传中的前后连贯。“通”不但指谱主的年谱与传记（自传、他传、回忆录）之间相通、互证，还指要重视谱主各种文体的文类渗透、相互影响，并汲取传记、评传的相关评议。就此而言，张颖《昌耀年谱》（2021）的做法值得推荐。该书常以注释形式转述张光昕的《昌耀简明年谱》、燎原的《昌耀评传》和昌耀的《我是风雨雷电合乎逻辑的选择——昌耀自叙》，与正文形成互文。年谱编撰要重视年谱与传记、评传之间的共生关系，实现三者的贯通，以求互相呼应、取长补短，共同构建全面、立体的作家研究体系。
现有的现当代作家年谱编撰缺乏贯通，还体现在就事论事的多，把谱主的作品、思想、活动放置在国内国际大环境中考察的少（43）。因此，有必要提倡现当代作家年谱编撰，乃至人文科学研究，要有全球眼光、人类视野。年谱编撰者应该认识到，不“贯”则断，不“通”则堵。现当代作家年谱编撰要实现前后连贯、左右通达，就不能囿于“私人定制”的小圈子孤芳自赏。
针对中国现当代作家年谱编撰存在的上述问题，就目前情形而言，在有效汲取古代和近代年谱编撰经验的基础上，亟需以批判的眼光审查现当代作家年谱编撰，规范其类型、体例、选材，重视史实考证，提倡年谱与传记、评传之间的区别与贯通，从而实现年谱观念和编撰方法的革新，以期推进中国现当代作家年谱规范化建设，提高现当代作家年谱的整体学术质量，使年谱编撰成为现当代作家研究的重要形式，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贡献力量。
注释：
（1）（18）（24）（27）（38）武新军：《中国当代作家年谱编撰的问题与对策》，《文艺研究》2020年第3期。
（2）王杰：《当代作家年谱编撰的学术启示及编撰规范问题——基于当代作家年谱著作（二〇一六——二〇一八）的考察》，《东吴学术》2020年第3期。
（3）谢尚发：《当代作家年谱编纂刍议》，《名作欣赏》2022年第16期。
（4）汪喜孙：《容甫先生年谱序》，薛贞芳主编：《清代徽人年谱合刊》（上），第382页,合肥，黄山书社，2006。
（5）方东树：《望溪先生年谱序》，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1497·集部·别集类》，第31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6）（1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梁启超讲中国历史研究法》，第208、192页，北京，团结出版社，2019。
（7）（8）王修鹏：《鲁迅著译年表》，《鲁迅全集》（四），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
（9）陈福康：《“年谱长编”的“长编”是什么意思？》，《中华读书报》2016年3月23日。
（10）丁文江：《致胡适》（1929年7月8日），欧阳哲生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51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11）宗穆辰：《跋》，黄炳垕编：《黄黎洲先生年谱》，1873年刻本。
（12）王永祥：《凡例》，《焦里堂先生年谱》，1798年刻本。
（13）戴钧衡：《附刻望溪先生年谱序》，王云五主编：《方望溪先生全集》七，第478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15）廖述常：《韩少功文学年谱》，《东吴学术》2012年第4期。
（16）黄乔生：《向着“编年纪事的传记”：〈鲁迅年谱〉编纂小札》，《文艺争鸣》2022年第8期。
（17）李立超：《论中国当代作家年谱编写的体例问题——以余华为个案》，《东吴学术》2018年第3期。
（19）李杭春、郁峻峰：《郁达夫年谱》，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
（20）周一平：《〈瞿秋白年谱详编〉补正》，江苏省瞿秋白研究会编：《瞿秋白研究文丛》第九辑，第132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
（21）龚明德：《徐志摩在苏州女中讲演的年份》，《随笔》2023年第6期。
（22）万树玉：《茅盾年谱》,第3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李标晶：《茅盾年谱》，第1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
（23）闫宝明：《计岁的规范化与年谱编纂体例》，《西南学刊》2014年第1期。
（25）陶沆德：《〈骆驼祥子〉与人间书屋》，《陶庵回忆录》，第128-129页，北京，中华书局，2022。
（26）曾莉雯：《刘登翰学术年表》，《华文文学》2023年第1期。
（28）张颖：《缘起、材料、体例》，《昌耀年谱》，第10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21。
（29）金宏宇：《中国现代文学名著文本演变研究》，第7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30）金宏宇：《新文学的版本批评》，第56-57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31）曾庆瑞：《新编徐志摩年谱》，赵遐秋、曾庆瑞、潘百生编：《徐志摩全集》第5卷，第442页，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
（32）见付祥喜：《徐志摩早年求学行实考》，《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33）章景曙、李佳贤：《徐志摩年谱》，第125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
（34）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第5册，第1077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
（35）曹伯言、季维龙：《胡适年谱》，第575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
（36）周乾：《关于胡颂平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处史实的勘误》，《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37）章学诚：《释通》，《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上册，第23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39）张铁荣：《要注意资料和文本的细节——〈周作人年谱长编〉编纂体会》，《现代中文学刊》2016年第6期。
（40）目前仅见“浙江文学名家年谱”首辑出版的8部年谱的著述方式为“著”。
（41）（42）付祥喜：《“编年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学术评价——兼答杨洪承教授》，《文艺研究》2014年第10期。
（43）王刚在《我渴望投入沉重：路遥年谱》的“内容简介”中声称：“这部著作独具学术视野，作者在整理路遥年谱之余，又将新中国文坛、陕西文坛的关节事件与重要人物穿插其间，将路遥及其作品置于整个新中国文艺、陕西文坛发展的脉络中思考。”（王刚：《我渴望投入沉重：路遥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处社，2020。）不管该书实际上有没有做到或做到什么程度，我们都应该肯定并提倡这种贯通的学术视野。
